社会现象及它的根子

　　我们读过许多有关“中国问题”研究的文章，深深地感到了这样的一种状态存在：即研究者们提问题的极多、解决问题的极少；从现象上看的极多、从本质上看的极少；人云亦云的极多、有独立见解的极少。例如，署名王晓华、近期发表在《社会科学报》（2010年12月2日）上的文章，应该说该文写得确实很好、既有深度又有力度。如该文指出：“自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学术界逐渐进入失魂状态。在对此进行反思之后，不少学者意欲凭借精神力量重振学界。然而，身为学界中人，我在目睹了大多的喜剧和悲剧之后不再相信精神的神话一一当代中国学术界虽然业已失魂已久，但中国学者患上的却不是纯然的精神病，而是体制综合症。”

　　“说到当代中国学术的病症，大多数未丧失反省精神的知识分子都心知肚明。体制内学者是当代中国学术生产的主要承担者，但他们恰恰在当下体制的约束下丧失了原创性和求真意志。可以用两个词组形容中国学术界的现状：其一，中心化；其二，媚权。所谓中心化，乃是指：中国学术形成了一种以行政枢纽（北京）为绝对中心和最高点的体系，学者必须通过进入中心（如在北京的一级期利发表文章）来完成其成名仪式。这种对中心的崇拜实际上是对权力体系的祟拜，是对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的屈从。在世界范围的学者忙于去中心和解构权力的时候，中国学者正竭力与权力结缘，攀登权力的金字塔，享受权力的福祉。事实上，精于此道的学者确实获得了物质和精神上的利益。譬如，2009年12月初，中国科学院新增的35名院士中，8成是高校或科研机构的现任官员；中国工程院新增的48名院士中，超过85%是现任官员。”

　　“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的学术版图正在消失，剩下的是以学术名义出现的权力版图一一学术界早巳蜕变为行政界，异化为官员共同体。显然，中国当代学术界的问题己经不仅仅是失魂，而是无法守住自己的本体。”

　　但是，这篇文章仍旧只是提了很多问题，甚至是学术的根本问题。但怎样去化解这些问题呢？没有提到方法，读了之后仍旧使人木然；从《权力结构论》看来，文章的所有研究，仍然只是社会现象的研究――是权力结构为树结构（即文章中所说的金字塔结构）的国家中，学术界的必然产生的现象。如文中所讲时“中心化”、“媚权”等。这是树结构高度集权的本质要求所致，也是学者在社会运行与控制中所“显示”出来的“社会现象”。在树结构两千多年统治之下的中国，又能找得到多少不崇拜“权力体系”的“学阀”或“大家”？文中所提“精于此道的学者获得了物质和精神上的利益”，这其实是无可厚非的。应该说，这些人确是“聪明”。他们的做法，正是他们发现了这些“必然现象”（有的甚至找到了“必然现象”的根子）后，从而“顺势而为”的结果。这有什么可以厚非的呢？他们自语：社会既然都已经构建成这个样子了，摆在我们面前的唯一出路也只有“顺势而为”了。为了成功，难道还有别的路可以选择吗？然而，他们从来也没有去考虑过这个“势”的公平与公正，这个“势”的合情与合理？其实，这个“势”是由树结构中有权力关系两点之间的“势位差”决定的。这个势位差本身就决定了他们之间的不公平不平等，不合情也不合理。把树结构与社会主义的属性内容相结合，就是我们现实社会的“病灶”，进行结构的类型转换，如最后把树结构改成果结构。这就是走向公平公正、合情合理之路。特别是我们正处于“改革”的伟大时代，改革一切不合理的体制问题正是我们之矢。想到这里，难道不使这些“聪明人”羞辱吗？他们只顾自己躺在旧结构上捞遍好处而不思改革，睡在旧秩序上顺势而为却倍感荣光。王晓华的这篇文章从哀叹的调子来看，此文人云亦云的多，独到的见解少。只不过，此文与别文相比：哀得更深、叹得更贴切罢了。如此文作者不再相信有精神的力量能够“重振学界”。应该说，在树结构不变型的情况下是对的（作者目睹的“剧”，都是发生在树结构统治之下的“剧”――喜剧也好、悲剧也罢，都是根子――树结构决定的某些社会现象，只有根子变型了、现象才会改变）；如在果结构或稍差一些的树―果结构之下，人们是能够靠精神的力量“重振学界”的。

　　又如，中国目前的“官商”问题，都认为不合理，是不健康的因素。可是，大家所研究和讨论的都是一些比较肤浅的症状或千篇一律的案例与结论，大多数学者也不过是人云亦云，谁也不能提出能解决这种问题本质方法！如吴敬琏先生这位“中国改革的排头兵”所能提出的“改革思路”也不过如此，没有见到他有什么高明之处。他在刚刚发表的文章：《要让老百姓富起来》（见《同舟共进》，2011年第2期头篇）中指出：“是什么导致了贫富差距呢？我认为有两个：第一，腐败；第二，垄断。这两项事实上都和政府权力有关。我们这里的垄断，不是经济自由竞争的结果，而是行政权力造成的。”当然，能够提出问题来、甚至表示一下“公愤”也是好的。但是，问题总是要解决才行呀！其实，敬琏他老人家“要让老百姓富起来”的想法是很好的，但他一句轻描淡写的“和政府权力有关”能解决我们的问题吗？问题是跟“政府权力”究竟有什么关联？是正相关、还是副相关？这个问题又该怎样解决？看不看吴老先生的文章，其实结果都“依然如旧”，没有办法解决。当然，能够提出两极分化的根子在于“腐败”与“垄断”也不错。但这己是人云亦云了（问一问老百姓，有谁不知道呢？）若要问：“腐败”与“垄断”的根子又在哪里呢？吴老先生只能回答“和政府权力有关”了。但这种回答仍然是人人都知道的事。作为最拔尖的学者，看问题却如同百姓一般，这样的“学者”也未免太好当了吧？吴老先生的回答，也可以说：什么也没回答。至于怎样去解决这些问题呢？就更没有办法了（因找不到问题的根子，就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尽管镶嵌在文章旁边的吴老先生的照片，显示出他“声嘶力竭”的样子，但也只能表明他对此问题的解决已经“无能为力”了。这位被《华尔街日报》评论说：“如果说中国有一位经济学家的意见永远值得听取的话，那就是吴敬琏。”现在看来，对中国现实问题的解决来说，他老人家巳“无话可说”或已经“筋疲力尽”了。

　　令人可喜的是：《权力结构论》已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我国“腐败”与“垄断”根子在于我国现实社会的权力结构为沿袭了两千多的传统的树结构。在这种结构之下，市场经济必然沦落为“权力市场经济”（见杨继绳：《三十年河东――权力市场经济的困境》，武汉出版社，2010年3月版）或“权贵资本主义”（吴敬琏：《改革：必须遏制权贵资本主义》，《北京日报》，2009年5月4日）。或者说：在这类权力结构之下，“我们很可能已经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一条官僚体制主导的歧路”，而更加可怕的却是：“任何改变既定资源配置格局和分配模式的企图都将在它面前碰壁，铩羽而归”（见李炜光：《李炜光说财税》，河北大学出版社，2010年6月版。）从而，产生出必然的“腐败”与“垄断”现象。而要从根本上（即大面积地）解决“腐败”与“垄断”问题，只有进行权力结构的类型转换（即结构改革）了。如从树结构转换成树―果结构、最终转换成果结构，等等。顺便说一句：要想使市场经济良好运行，也必须进行结构改革。我国体制中树结构的存在，是我国政府中权力结构的根本问题，而不是吴老先生轻描淡写地讲讲：仅仅“和政府权力有关”的问题（很显然，吴老先生头脑中没有“权力结构及其分类等概念”的认识高度）。

　　我们喜读潘德冰、颜鹏飞教授的等人的《权力结构论》（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2010年4月版），可以说，顿时茅塞顿开。原来，任何国家系统（或称社会系统）都是建立在某类权力结构之上。人类社会系统的权力结构，尽管有无穷多种，但可以科学地分成四大类型：即有树结构、果结构、树―果结构、果―树结构四大类。所谓树结构：就是指其中任何（有权力关系的）两点（即两个构成元素）之间的联结方式是从上至下的权力“单向运行”（即系统论中的开口型联结方式），所谓果结构，就是指其中任何（有权力关系的）两点（即两个构成元素）之间的联结方式是从上至下与从下至上相结合的权力“双向运行”（即系统论中的闭合型联结方式）；所谓树―果结构（指它的上层是树结构，下层是果结构）及果―树结构（指它的上层是果结构，而下层是树结构）。权力结构的类型存在，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社会存在，决定着人们最基本的社会意识，如树结构的存在，就决定了人们“官本位”意识、“唯上意识”、“巴结领导”意识等等存在。果结构的确立，就是这些意识最根本（或绝大多数）地消除，而“求实”、“求真”等意识的发扬。如《从官本位到求真求实》（尹光志、熊传东：《科学时报》2010年10月21日）。

　　从《权力结构论》还知道：中国的症结究竟何在？在于它的权力结构的类型仍旧采用传统的树结构。“文革”产生的根源，乃我国社会的树结构体制（即以树结构为权力结构的体制）；只要树结构存在，就有引发类似“文革”的危险存在；现实社会中的腐败，两极分化，市场经济的不能良好运行，法治社会（含公民社会）的未能很好地确定等等，都源自于树结构体制。中国“民族性”的“坏根性”（鲁迅语）也是在树结构两千多年统治下形成的。要改变这种“坏根性”，唯有进行权力结构的类型转换（如从树结构类变成果结构类），才能从根本上（即大多数状态下）改变过来。

　　例如，上述“必然现象”（包括吴老先生讲的“腐败”现象与“垄断”现象）的本质是树结构。只有经过结构的类型转换，这些现象才会消失，等等，等等。结构改革！何等漂亮，何等干净、利索地解决了我们的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