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企业“两头蛇”

　　中国的家族企业创始人无不希望自己一手创下的基业能传之久远，我们如何能在保持企业活力常在的前提下，使企业的航船即使在恶劣的环境下也安然前行？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能指望从洋顾问那里得到什么秘诀，实际上，再高明的国外管理大师都是在中国以外的土地上提炼出他们的理论的，他们并没有在中国生活过，名牌店里买的皮鞋很眩目，但终究不如老妈亲手做的千层底的布鞋舒服耐用。

　　话说到这里，有的人嗤之以鼻，认为现在企业管理整个儿不都是从国外引进的吗，老古董里怎么能孕育出现代企业管理的幼芽？然而不要忘了，中国大地上曾风行过响当当的老字号家族企业，晋商徽商之类堪称翘楚。他们的投落更多地是由于传统社会中国家权力的过于强大。

　　要自如地管理中国家族企业，就要认清并学会驾驭家族企业的“两头蛇”特性，即内部人外部人掺合着用，儒法并重。

　　汉武帝“两手抓”

　　中国古代最具有创新精神的帝王CEO中，汉武帝要算其中独特的一位。在其54年的大汉公司经营中，他16次北进攻打匈奴，赶走了最厉害的竞争对手，东进朝鲜，灭掉当时的卫氏朝鲜，把大汉的旗帜插到朝鲜半岛，向南收复南越，向西推进到今中亚地区。

　　汉武帝明白，只有创新才能创造更大的生存空间。他在30岁的时候推出一项非常有创意的削藩政策即“推恩令”；允许同姓诸侯王把自己的封地分给子弟，让他们都能开自己的分公司闯荡江湖。这项大政方针在大汉公司的内部刊物上大肆吹嘘了一番，跟今天的一国两制相若。

　　这项政策价值何在？学过西汉历史的都知道，地痞无赖刘邦靠忽悠打下天下，他允许最初的元老开了七个分公司。可刘邦成天坐在办公室里想着这些人挖他墙角。他在心狠手辣的老婆吕后的支持下，砍瓜切�R一般把这些人逐个清理干净，刘邦还是信任自己人，让他们姓刘的子弟――有些还穿开裆裤的――都开了分公司，当起了老总，但家族企业里都是自己人，大汉有限公司的门面不是越开越多，而是闹起了内讧，到了刘彻做大汉公司一把手，其他分公司的老总投有几个人把他放在眼里，何况有些人还是他的叔叔辈。

　　知道了这些背景，就明白推恩令对刘彻来说多重要了。他的目的就是狠�N打击家族企业里不听话的坏孩子，不然大汉公司的政令出不了未央宫，太丢面子了。实际上这种坏孩子还真不少。分公司开在今天河北一带的赵王刘彭祖就是这样一个活宝。当时大汉公司宪法规定。每个分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都由大汉总公司任命，并直接向公司组织部负责。刘彭祖每次在首席执行官上任之际，都穿着单薄的粗布衣服，恭敬地亲自到机场迎接，安排在当地最豪华的五星酒店里。然后故意提出一些古怪的疑难杂症，引诱对方说出一些错话，并把对方的话偷偷录下来。如果这个首席执行官过分干涉他，他就添油加醋地向总公司售发――类似今天偷拍别人的裸照相要挟。就这样刘彭祖在他的地盘上稳坐了六十余年。

　　帮刘彻出主意的自然是个外人，他叫主父偃，这个人很不简单，他完全靠卖点子从一个破落户爬到如日中天的高位。出生在山东的主父偃年轻的时候穷困潦倒，为了寻找人生的价值，他做了个西漂，跑到大汉公司总部所在地西安。那个时候到公司应聘没有如今这么笔试面试的繁琐程序，他斗胆给刘彻写了封长信推销他的谋略。当天晚上刘彻就把他接到公司。

　　主父偃亲自执行推恩令，首先拿燕国齐国开刀。燕王刘定国不理会公司事务，成天泡妞，连他父亲的小情人也不放过，他弟弟的老婆也让他霸占了。主父偃就找上个受害者向大汉公司纪委告发，刘彻亲自批示：身为家族一员，影响极坏。刘彻让刘定国自裁，并取消了燕国这个分公司。主父偃又挑唆刘彻收拾齐国，刘彻派他到齐公司做首席执行官。一到临淄，主父偃马上逮捕齐王的亲信、让他们揭发齐王罪状。齐王听说抓住了他的把柄就服毒自杀。

　　当然主父偃做这些有泄愤的意思。他找来以前的亲戚朋友，给了他们五百斤黄金，说：“兄弟我不如意的时候，你们门都不让我进。现在我做了齐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你们就忙不迭地来巴结。从今天开始跟你们断绝一切关系。”诸侯王见主父偃几句话就灭了两个分公司，都来给他送礼，主父偃告诉手下照单全收，来者不拒。他的秘书小声提醒他：老板这么做，是否太显眼了？主父偃冷笑一声，老子结发游学四十多年，好不容易发达了。大丈夫生不能在五鼎大宴上享乐，死就在五鼎中被烹也心甘情愿。我快半截入土了，不怕被双规。

　　的确，明眼人都能看出主父偃削藩走得太远了。大老板刘彻的心思深远，连主父偃也猜不透。刘彻说到底还是信任自家人，只是在子弟兵太嚣张的时候才敲打他们一下。过了不久，刘彻果然找了格尔碴儿，把主父偃下狱。由于政敌在刘彻面前说了坏话，主父偃家族倒在了屠刀之下。

　　大汉公司前半段可以说一直摇摆在任用外姓人与家族成员之间。这种不左不右的中间路线保证了大汉的稳定。与此可为对比的是秦公司，秦始皇全部任用外聘的职业经理人，他的高管里面大部分精英都是当时的关东人。结果一旦秦始皇猝死，他辛苦打下的江山顷刻坍塌，秦公司�用的郡县制有利于科层制管理架构的形成，好比家族企业的事业部制，而汉公司采取了事业部制与母子公司并用的架构，他任用的家族成员犹如减震器，在巨震来临的时候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破坏力。

　　中国当今的家族企业还处在大汉公司的刘邦时代，这些创业者对自己过于自信，不信任职业经理人，他们只是致力于培养自己的家族成员来接班，时下的计划生育国策也难不倒他们，每个富豪都在超生，职业经理人虽有任用，但不信任的情绪终究根深蒂固。这在中国尤其是值得理解的，因为中国的民商法没有国外那么发达，股权信托没有发展起来，人们相互间的信任仅靠道德来维系毕竟有些不靠谱。可以说，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中国的家族企业都只有走刘彻的路线，一味鼓吹职业经理人或是纯家族成员化都不利于公司发展壮大，拉了客户扯大旗另立山头的情形，在中国家族企业界不是少数。

　　而我们熟知的央企就有点像秦公司。央企里面无所谓内部人、外部人，是典型的科层制管理架构。因此央企里面的代理人都是秦始皇的翻版：摊子能铺多大就铺多大，只求规模。但这些央企跟恐龙一样貌似强大，实际很脆弱。当外部环境突变时他们最先倒下。

　　儒法企业

　　水火相济，盐梅相成，治理企业也要儒法互施，刚柔并重。

　　经历过文革的人看到儒法两个字可能会引发不快的感觉。那是中国历史上黑白颠倒的一段岁月。但“儒法”又的确道出了中国大历史统治术中的精髓。不了解僻法的运用，就不能深刻领会中国国情，而家族企业毫无例外地都浸淫在这深厚的传统文化氛围中，其任何决策都在儒法精神的射程之内。

　　儒法在中国传统中是种统治术，儒捐的是以儒家表的精英阶层，他们鼓吹天命观：最高统治者的作为要受到上天的审判，如果上天降下灾祸，就表明统治者出了问题，人民有权推翻他，法指的是统治者依靠法制强权来贯彻其统治意志。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为了生存。极力抢夺地盘，这段时期中国经历了889次战争，战争成了推动历史大整合的动力，崇尚效率的工具�文化得以流行。法家推行的富国强兵的改革在秦国得到贯彻，秦始皇之所以能统一六国，法家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但秦国速亡，让人看出了单纯的法家治理社会不能持续发展。到汉朝刘彻之前的70年都处在动荡中，只有刘彻后来尊崇儒术，罢黜百家，儒法合流之后。中国社会才获得了超稳定的结构。此后，虽然有多次太的震荡，但这种皇权统治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

　　儒法国家何以能有此超稳定结构？仔细分析，儒就是当时的社会精英阶层，他们是知识的掌握者，他们是道德的裁判员，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左右皇帝的意志，减少其破坏力。他们自然也有一定的土地等物质资源。而口含天宪的法的执行者皇帝的决策贯彻时，有快速高效的特点，但儒对其出格的举动有牵制的一面。

　　家族创业者做梦都在寻找一种超稳定的模式，祈求家族基业常青，当把这种政治统治术套到经济领域时是否适用呢？其实道理是相通的。统治一个王朝与经营家族企业本质上没有两样，两者都需要寻找动荡中的平衡点。中国的家族企业长期内都会是家族成员掌握公司权力运作，他们可视为“法”的化身，公司的活力进取心都来自他们；而职业经理人可视为“儒”的化身，他们有先进的公司治理理念，熟悉市场运作，善于寻求赚取最大利润的商业模式。职业经理人市场的发达能催生出更强势的公司CEO，他们可以成为家族企业所有者的牵制力量。当这两股力量能亲密无间地合作时，中国家族企业中将会产生令人目眩的强大公司。

　　当然，儒法企业将面临强敌压境。我们虽然相信这种治理模式的稳态，但其需要外部力来刺激其保持活力。因为，另一种全新的家族企业治理模式在西方方兴未艾一盖茨不久前就很潇洒地做了甩手掌柜，还捐出了全部家当，我们还应该明白，中国人几乎不可能采取这种潇洒态度，这无关乎慈善理念。因为西方历史上是采取了另一种模式来稳定社会的：他们有宗教，有独立的自治城市孕育的自主的商业力量，而这些中国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