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于家教止于家教

　　壹在中国历史名人中，一家(父子或父子孙)能有两人或三人同时入选《辞海》(皇族不计)的，大约一百余家。而东汉的班彪三代五人、近现代的陈宝箴三代四人，均同时被选进《辞海》，当是我国的最高记录了。

　　班彪生于西汉末，先后追随乱世英雄隗嚣、窦融，后归东汉光武帝刘秀，卒于望都令任所。他几次“跳槽”官位都不高，名气却不小，原因之一是班彪做了几十篇人物传记以补《史记》之缺；之二是其子班固著成了《汉书》，班彪作为《汉书》的发轫者和第一个撰稿人，自然又借了不少光。可以看出，班彪不管是在乱世流离之中，还是在任下级官吏时，都没有中断他的历史研究和著述。他的长子班固和女儿班昭合力著成了《汉书》，成为当时最著名的学者和史学家，得与史圣司马迁并列；他的次子班超及其子班勇，成了西汉博望侯张骞之后相继平定西域、打通“丝绸之路”的名将，班超得封定远侯。东汉人物在中国历史名人中所占比例相对较小，班家既非皇族又非贵戚高官却占了五位，非常惹人注目。

　　“父彪卒，归乡里。固以彪所续前史未详，乃潜精研思，欲就其业。”(《后汉书・班彪传》)班固回家奔丧，看到亡父的遗稿，就想继承父亲的事业，完成父亲的未竟之志。班固有孝心，也有能力，成就了《汉书》功业。他把父亲的事业继承下来推向高峰，这是班固的成名之路，也是许多人的自然选择。班超之子班勇，“少有父风”，建功于西域。这是班家能出三代名人的一条主要通道。

　　第二条道路是班超开辟的。汉明帝永平五年，班超的哥哥班固被召到朝廷当了校书郎，班超和母亲也就随着哥哥到了洛阳。因为家贫，班超就常常为官府抄书，赚点钱供养母亲。抄写久了自然很辛苦，有一次他停下抄写，把毛笔一扔，长长地叹了口气说：“男子汉大丈夫没有别的，志气才略，还是应当学学傅介子、张骞，到异国他乡去建功立业，哪能长久地在笔墨纸砚之间辛苦呢？”这就是著名的“投笔从戎”的故事。后来班超经营西域31年，有史以来第一次结束了西域的纷争，使之得以有效治理。

　　假若班超没有“投笔从戎”，也像他哥哥、妹妹一样去纰承父亲的衣钵，还能成功吗？大概很难了，即使他能成功，其子班勇也不可能再在这棵树上摘到果子吃了。一则《汉书》大概用不着第三代人再为之奋斗，二则班固的儿子们已成为浮浪子弟，为班家敲响了警钟。班固不注意管教他的儿子们，儿子们大都不遵守法度，家奴们也跟着为非作歹。洛阳令借着窦宪倒台，班固失势之机将班固牵连下狱。可怜一代良才，竟瘐死狱中。班超主动地改弦更张，成功之路就得以延长了一代。班固之子多行不法，班超之子却“少有父风”，他们同是班彪的孙子，已经相去甚远。

　　以上是班家的得失，下面再看陈家。

　　贰

　　江西省西北部幕阜山下有个修水县，陈宝箴的故乡就在这个县的一个山村竹�F里。陈家本是外来户，是祖上逃荒来到这里的，当年这里人烟稀少，不少山坡地尚待开垦，于是陈家就落地生根了。不知经过了几代人的辛勤劳作，到陈宝箴的祖父时才开始有了些余钱剩粮。这位老祖父不是个仅仅知道种田吃饭的普通庄稼人，而是颇有些深谋远虑。他没有把这些攒下来的余钱去提高消费水平和进行生产投资，而是突然想到了办家学。当然这也是投资，是对儿孙的智力投资，也是为改变家族命运而下的赌注。

　　这位老祖父在山坡下盖了几间草房，请了一位当地的读书人当先生，就把陈氏家学办起来了。草房很简陋，但比陈家的住房好得多；先生没进过学，但比陈家的人识字多。就这样，老祖父的儿子、陈宝箴的父亲陈伟琳成了陈氏家族第一代读书人。但陈伟琳不知是科举门路没找对还是运气不好，考了大半辈子也没能中举，最后还是靠朝廷的恩典得了个监生的头衔。但陈家办家学的劲头非但没减小，反而加大了投资力度。改建青砖碧瓦学堂，花重金请来名师，对科举之门展开了第二轮冲击。于是陈宝箴中了举人，其子陈三立又中了进士，陈氏家学终于结出了硕果。很明显，这时的陈氏家学是以科举做官为基本目标的。陈宝箴凭着举人的资格，也凭着精明强干和卓异的事功做到湖南巡抚的高官，算是实现了这个目标。

　　作为一个大省，湖南的开发是相对较晚的。湖南的历史名人还不算太少，如东汉蔡伦，三国黄盖、蒋琬等，可之后仅有唐欧阳询、宋周敦颐等人，显得越来越少。但辛亥革命人物，湖南就仅次于广东了，到新民主主义时期革命人物、著名共产党人，湖南就占了举国之半壁，真的是“唯楚有材”了。湖南近代涌现的这些“材”是怎么造就出来的？若说岳麓书院之类的教育机构及其大师鸿儒，大约有点远了。两个近代人物的作用似乎更直接，一个是曾国藩，且不管此人功过是非，确是他第一个把三湘四水子弟带到全国各地，使那些过去一辈子都难得去一回县城的几万、十几万山民村夫，作为湘兵开到了江南北国、海岛西疆，使他们见了世面、开了眼界，这对湖南人才开发的功绩说多大就有多大。第二个人物就是陈宝箴，是陈宝箴最早为湖南人打开了一扇西风窗。陈宝箴做湖南巡抚的时间不算长，仅三年多。他是在目睹了甲午惨败，割台湾、赔巨款的《马关条约》签订之后到湖南上任的，是抱着建设强国基地，一展雄图的大愿来到湖南的。他一上任就着手“辟利源，变士习，开民智”，设矿务局、保卫局、工商局、蚕桑局、官钱局、铸钱局等，并很快筹办了铁路、电信、矿产、铸铁等一批新的企业。他又与谭嗣同、熊希龄等具有维新思想的先进分子一起，创办了时务学堂、算学堂、湘报馆、南学会、武备学堂，还请来梁启超为时务学堂总教习，黄遵宪主课吏馆。一批革新和才智之士很快涌现出来，湖南士风民风为之大变。

　　开化湖南是陈宝箴宦游的顶点，也是终点。戊戌变法失败后，陈宝箴因举荐杨锐、刘光第(“戊戌六君子”之二)“不当”被革职，且“永不叙用”。他回到南昌，在西山建了几间房子，名“��庐”，两年后去世，寿69岁。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陈宝箴没有回到幕阜山卜的修水县竹毒案里祖屋，而是留在了南昌西山；二是他去世前给儿孙留下遗嘱，“不治产，不问政”。他忠心耿耿地、辛辛苦苦地、卓有成效地干了一辈子，竟落了个贬家为民的下场。看来他是伤心了，不让子孙再走读书做官之路，从而修改了陈氏家学的办学方针，成了陈氏家教的转折点。

　　不知陈三立是完全遵照父亲的遗嘱，还是他自己也真的厌弃了官场，他后来一拒清廷诏复原官，二拒袁世凯的参政院议员，以诗人终了。他的五个儿子，都出国留过学，均以专家身份服务社会，最出名者是其长子国画家陈衡恪和三子史学家陈寅恪。儿子们的成功，应该看成是陈三立自办家庭学堂的成功。这时的陈氏家学已不是办在故乡农村，而是办在南昌、上海、杭州等先进的大城市，陈三立的羁旅处。在他办的家学里，除了他亲自教儿子们国学之外，还聘请外人教给儿子们他自己不懂的数学、英文、绘画和音乐等西式课程，这点特别可贵。就是说，陈三立不仅遵照父亲遗愿改变了家教方针，使儿子们读书不再为做官，还适时地改变了教学内容和教学环境，为儿子们开拓了更广阔的天地。这些改变都很重要，很有远见，因为它不仅使陈家没有被历史的变革所淘汰，还为陈家三代四人入选《辞海》奠定了基础。

　　陈宝箴去世时是1900年，当年发生了义和团运动，还有孙中山组织的惠州起义。陈三立在辛亥革命后一直以满清遗老自居，终生不与革命党为伍，他这是否继承了父亲的政治观点？陈三立去世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已经走在了万里长征路上。陈寅恪对国民党不满，对共产党也是格格不入，他这是不是也在继承父祖的政治观点？陈三立、陈寅恪父子秉承陈宝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在诗文领域保持所谓“同光(同治、光绪)体”的风格，存雅避俗去粗取精，是他们成名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不仅无可厚非，还给人们留下寻觅最佳表达方式的启示。陈宝箴对清廷、对“老佛爷”慈禧太后忠诚不二是很正常的，食君之禄忠君之事嘛，应该。可要陈三立，特别是陈寅恪也保持这种忠诚，认为孙中山不该推翻满清王朝，觉得孙中山、共产党都不如“老佛爷”可爱，岂不荒谬？

　　陈三立在家教中因时而化与时俱进，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可他却一生甘愿做满清遗老，甚至直接参与溥仪复辟，还影响着儿子的精神也留在同光时代，这就不仅是执行父教“不问政”了，而是变成保皇党了。莫说中国近现代社会政治变动频繁，一个人很难一辈子保持政治观点不变，就是在同一个朝代也常常是“一朝天子一朝臣”，要求儿孙必须同自己一个政治观点，岂不等于断绝了儿孙的生路？作为学者或艺术家对政治不必事事关心，但与时代同步却是必要的。

　　叁

　　东汉的班彪一家和近现代的陈宝箴一家，是我国历代的家庭教育中最典型的例子。这两个家庭成功的经验，第一是子承父业，把父辈的事业发扬光大，如班固、班昭，继承父亲的遗业著成了《汉书》，陈三立、陈寅恪等继承父祖“中体西用”的主张，发扬同光时代的文风，在诗坛和历史学领域结出硕果。第二，敢于走与父祖完全不同的路，改变父祖的家教传统，如班超投笔从戎建功西域，陈三立及时改变了祖上传下来的读书为做官的家教传统，并改变教学环境革新教学内容，使父祖的荣光得以传到下一代。以上两条，特别是第二条，是我国一代又一代志士英杰创造历史、再铸辉煌的必由之路。汉武帝刘彻大胆改变父祖对匈奴的和亲政策，主动反击匈奴的侵略，开创了我国历史上第―个伟大时代――汉武盛世；明成祖朱棣抛弃了其父朱元璋的闭关禁海政策，创造了郑和七下西洋的辉煌历史；郑成功坚决与投降满清王朝的父亲郑芝龙决裂，成为击败荷兰侵略军、收复宝岛台湾的民族英雄；曾纪泽一改其父曾国藩唯洋人之命是从的奴才相，以百折不回之力收回了被崇厚出卖给俄国的新疆伊犁和特可斯河地区，还在驻法公使的任上，不怕被李鸿章解职，坚决主张反击法国强盗对我国的侵略等等，都是最好的证明。

　　从历史事实来看，班、陈俩家的家教也存在着误区。在我国古代，成功就意味着名誉、金钱、地位、权威等“身外之物”的获得，这也是绝大多数人追求成功的原动力和成功的标志。《后汉书・班固传》中记载，班固成名后，其诸子和奴仆“不遵法度”，甚至敢阻挡地方官的车骑，就是一个突出表现，其原因就是班固“不教学诸子”。班固不教儿子，是否也是从其父亲那儿学来的？班固的父亲班彪奔走于乱世，终于下级官吏，地位不高，收入也不会高，他自己又常常潜心于历史研究，大约没时间没精力管教儿女。俗话说“家贫出孝子”、“身教胜于言教”，班彪的辛苦奔波和钻研学问的执著，肯定给了班固、班超和班昭兄妹极大影响，使他们都成了大学者或名将。班固若是也学着父亲，不管教儿子，大约就错了。因为班固的儿子们不再是生活在县城或农村，而是在当时的首都洛阳，全国最繁华之地。《汉书》著成后，班固名声日高，还得到了外戚、权臣、大将军窦宪的青睐，就是说这时的班固已成了权势阶层的一份子。儿子们和仆人们就难免水涨船高，与人比高低，招摇过市，仗势欺人。不严加管教，不采取断然措施，家教就走向了反面，成功就变成了失败。“养不教，父之过”，班固不能辞其咎。这是一种倾向，因成功而富贵之后，下一代常常滑向骄淫。另一种倾向是因成功而被人尊为大师，成为一言九鼎的权威，使子女、学生等人在各方面，包括非其所长方面唯命是从。陈三立、陈寅恪父子坚持“中体西用”的观点，是否因为其父祖陈宝箴、陈三立由此成功成名而形成的权威所至？此举虽给他们的事业成功以助力，却限制了他们的政治视野，可以说有得有失。下一代又当如何？还能继续躲进同光时代吗？

　　以上为班陈两家的家教中成功和失利的因素。其实每个家庭对子女的教育都会有自己的成功经验，也会有各自的误区和盲点。湖南的例子和陈三立的例子又说明了环境的重要，家教所营造的是小环境，要和大环境结合起来，趋利避害、因势利导、争取先机。若能常常站到第三者的立场上反观自我，发现到自己的误区，观察到自己的盲点，就有可能为下一代的成功助一臂之力，收到点石成金之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