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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奠基与变革

来源:UC论文网2019-05-08 09:36

摘要:

  【摘要】钱伯海先生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将毕生精力献给了中国经济学和统计学的教学与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原创性成就,为中国经济和统计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先生的创新性成就举其要者有:创建国民经济核算的平衡原则,创立社会劳动价值论,提出国民大核算构想,推进中国国民经济核算制度改革,优化统计学科体系,创立经济新学科,创新经济学理论,绘制经济学发展蓝图。先生献身科学,追求真理,践行了哲学...

  【摘要】钱伯海先生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将毕生精力献给了中国经济学和统计学的教学与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原创性成就,为中国经济和统计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先生的创新性成就举其要者有:创建国民经济核算的平衡原则,创立社会劳动价值论,提出国民大核算构想,推进中国国民经济核算制度改革,优化统计学科体系,创立经济新学科,创新经济学理论,绘制经济学发展蓝图。先生献身科学,追求真理,践行了哲学社会科学家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和创造财富的使命,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是我们悉心攀学的楷模。


  【关键词】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平衡原则国民大核算体系社会劳动价值论


  钱伯海


  【中图分类号】F22【文献标识码】A


  钱伯海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他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50多年,出版专著和全国统编教材30余部,发表论文百余篇,累计在1200万字以上,其中若干主要成果汇集在五卷本鸿篇钜制《钱伯海文集》①中。先生在经济学和统计学领域取得的一系列成就,不仅有助于中国经济学和统计学的理论创新发展,而且有助于中国经济统计核算制度和方法的改革与发展。


  创立国民经济核算的平衡原则,消除理论与方法上的误解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20世纪以来经济学领域乃至人类社会最伟大成就之一。迄今,全世界有6位学者因在国民经济核算研究领域的杰出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有3位学者因应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研究经济问题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②。没有它,经济学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繁荣;没有它,宏观经济管理与调控就无从谈起。历史上,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推荐两种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一是国民账户体系(TheSystemofNationalAccounts,SNA),它建立在市场经济理论基础上,为市场经济国家宏观经济调控与管理服务。二是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TheMaterialProductSystem,MPS),它为计划经济国家经济管理服务。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计划经济国家纷纷转向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尤其是前苏联解体和经互会(TheCouncilofMutualEconomicAssistance,CMEA)的解散,MPS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和发展的空间,逐步走向消亡。上世纪90年代初,全球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走向单一――国民账户体系(SNA)。当今世界,不论大国还是小国,富国还是穷国,无不重视国民经济核算理论与方法研究和制度建设。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我国开始改革和发展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既要按照MPS进行国民经济统计核算与分析,又要逐步引进SNA的理论、方法与指标。由于MPS和SNA两大体系在核算范围、核算内容、核算方法等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异,加之我国经济和统计理论与实际部门长期对SNA持批评的态度,人们对SNA了解甚少,许多人在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中常常出现差错与误解。例如,一些学者和政府部门将“积累性支出”当作“积累基金”,将“消费性支出”当作“消费基金”,将生产成本看做C+V;还有一些学者和政府部门提出了国民收入“超分配”的观点。这些差错与误解产生的原因在于学者和政府官员在研究和分析经济问题时,在“生产方”采用MPS体系的理论与方法,在“使用方”运用SNA体系的理论与方法。这些差错与误解既影响我国经济理论的研究,又影响人才培养,更是误导经济社会政策的制定,其后遗症既重大又深远。面对这种状况,钱伯海先生出于学者的责任感,系统而又严密地研究宏观经济指标核算问题,得出创新性成果,认为从社会再生产的不同环节――生产、分配和使用三个方面核算国民经济活动总量指标,口径必须一致、计算结果必须相等,并提出了著名的“国民经济核算平衡原则”――“生产范围划在哪里,产值指标就算到哪里,中间消耗与最终使用也就算到哪里,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原始收入和派生收入就在哪里分界。”③这个原则的中心思想就是,在任何经济统计与核算过程中,一定要保持口径统一、项目对等,即经济核算过程必须遵守“有收有支,收支相等;项目对等,不重不漏”的原则。


  国民经济核算的平衡原则不仅对理解和把握MPS和SNA两大核算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对在同一核算体系下科学地进行国民经济统计核算与分析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为了澄清我国经济和统计理论与实践中违反平衡原则的诸多差错和误解,先生在《经济研究》上发表了重要论文《正确认识社会产品、国民收入的生产、分配和使用》④,深入阐述国民经济核算的平衡原则的重要意义与价值,使之更好地在经济、统计的理论研究和经济管理、统计工作中发挥理论指导作用。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国民经济核算的平衡原则为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理论与方法研究和制度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指导,其作用是巨大的,影响是深远的。在1992年国务院批准的《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试行方案)》中,引入了国民经济核算的平衡原则,在“生产范围”条款中指明:“尽管新体系与原体系的生产范围不同,但二者始终严格遵循生产范围划到哪里,生产成果就算到哪里,中间投入和最终使用也就算到哪里,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原始收入与派生收入也就在哪里分界的整体原则。”⑤


  20世纪90年代后期,针对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向SNA体系转轨,过去存在的理论误解逐步得到解决,先生对国民经济核算的平衡原则作了进一步抽象化的处理,作了方法性的拓展和补充,使之适应新的形势。新国民经济核算的平衡原则表述为:“能量守恒、质量守恒、经济活动也必须守恒。但要做到守恒,在数量上保持平衡,就必须使形成经济活动的各方,包括收和支、产与销、产与分、产与用、买与卖、投入与产出等等,保持相同的口径范围和相同的计量单位。如果用价值计量,就必须采用相同的价格标准。”⑥显然,通过这样的拓展,它适用于一切经济核算,包括宏观的国民经济核算和微观的企业经济核算。而原来的国民经济核算平衡原则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它在同一核算制度内同样适用。例如,工业总产值计算采用“工厂法”,工业生产中的中间消耗,只限于从本厂外购入的工业品,自产部分不予计算;农业总产值计算采用“产品法”,农业生产的中间消耗,不论是外购农产品和自产农产品,都要作为中间消耗计算。再如家庭自我服务属于非社会劳动,自饮食品、自制衣服等不作为社会生产成果统计,因而在消费这些产品时,就不能列入使用,否则,就违背了国民经济核算的平衡原则。国民经济核算的平衡原则创立30年来的理论与实践充分证明,该原则具有理论性和科学性,在经济和统计的理论研究与实际工作中发挥重要的指导作用。因此,理论界和实际部门称之为“钱氏定理”。


  创立社会劳动价值论,支撑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改革


  价值是经济核算的基础,没有价值也就不能计算产值。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使用的MPS体系基于物质生产部门才能创造价值的理论,将服务业排斥在核算范围之外。因此,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改革的关键在于扩大生产范围,既要核算物质生产,也要核算服务生产。国务院于1984年成立专门的国民经济统一核算标准领导小组,负责和领导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改革工作。经过多年的理论研究和试点总结工作,国务院于1992年正式批准了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方案,并且确定1995年实现全面向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转轨。


  随着《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试行方案)》的出台,经济理论界出现了不和谐的声音,有人认为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以资产阶级三要素理论为基础,从理论上陷入了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泥潭,并且在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报刊上发表批评性论点。先生出于自己的工作责任,不仅当理论“卫士”,而且当理论“斗士”,主动迎战,从理论基础上证明我国国民经济核算制度重大改革的科学性和可行性,并致力于宣传我国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先生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和心血,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取得了创新性理论成果――社会劳动价值理论。该理论论证了“从宏观从全社会看的活劳动创造价值,恒等于从微观从企业看活劳动与物化劳动共同创造价值。也就是,从企业看物活劳动共同创造价值,等于从社会看的活劳动创造价值”,⑦从而严密证明了第三产业创造价值。社会劳动价值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的继承与发展,为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历史告诉我们,人们对于新生事物的理解与接受需要一个过程。我认为认识与理解社会劳动价值理论必须具备“一个出发点,两个基本素质”。“一个出发点”是指我们在认识与理解社会劳动价值理论时,必须从客观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观点。如果关起门来,脱离实际地从书本上找答案,那么可能把握不住该理论的实质,甚至误解它、排斥它。⑧“两个基本素质”是指我们在认识与理解社会劳动价值理论时必须具备宏观思维和统计核算知识。所谓宏观思维,就是不能静态地和微观地认识社会劳动价值理论,而要坚持动态的、联系的和辩证的观点,从整个国民经济生产、分配、流通、使用的运行和三次产业运行过程,全面系统地认识与理解。所谓统计核算知识,主要包括经济统计的基本理论、方法和理念,以及主要指标的计算。如果人们具备了“一个出发点,两个基本素质”,那么不仅会接受社会劳动价值理论,而且能应用这个理论分析解决经济社会的实际问题。


  社会劳动价值理论不仅为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提供理论基础,而且为创新型国家建设提供支撑。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凭借低成本的要素供给、庞大的市场需求和不断积累的技术能力,从而逐渐确立了全球制造业大国的地位。全球性金融危机、高涨的能源价格、严峻的环境问题,使第二次工业革命以来形成的生产形态面临着愈来愈多的制约,而互联网技术与可再生能源结合,使新一轮工业革命具备了现实基础。能源生产与使用、社会生产方式、生产流程、组织方式以及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变革,将重塑比较优势,改变全球产业分工与贸易格局,解构产业关系,革新经济地理,使全球利益分配重新洗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到来,将对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提出严峻挑战,中国经济不仅可能面临既有比较优势丧失之忧,而且因产业竞争力弱而难以占据产业链高附加值环节的问题会进一步恶化。中国必须增强自主技术创新能力,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突破产业核心关键技术,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主动迎接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挑战,力求在某些产业领域发挥全球引领作用,从传统发达国家和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包围中脱颖而出。中国错过了第一次工业革命,而且是在第二次工业革命达到顶峰时才加入。中国一些城市看起来很现代,但实际上仍在经历第二次工业革命,对于第三次工业革命只是略有涉及。如果我们不能认识社会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不能从理论上、政策上、实践上全面认识和把握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精髓,不能取得核心关键技术的突破,那么就难以迎接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挑战,就会失去机遇,中国经济会在新一轮的产业分工与财富版图切割中被边缘化。


  提出国民大核算构想,确立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发展战略


  纵观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发展观决定一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及其运行模式,发展观需要与之相适应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随着发展观的演进和统计核算技术的创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不断创新发展,从而形成了4个版本的SNA,即SNA―1953、SNA―1968、SNA―1993和SNA―2008。


  今天的SNA由三部分组成:第一,中心框架。它是“由一套逻辑严密协调一致而完整的宏观经济账户和资产负债表组成的”,在这一套账户和核算表的背后,是“一套完整的概念定义、分类和核算规则”,二者合起来,构成“一套按照基于经济学原理的严格核算规则进行经济活动测度的国际公认标准”。借助于该框架,“各种反映经济运行状况信息的经济数据得以按照经济分析和管理决策的要求以一定程式被编制和表述出来”。⑨SNA―2008将该中心框架的特性总结为三个方面:一是全面性,包含了一个经济体的所有活动及其运行结果;二是一致性,支持按照统一的核算规则对各项活动进行不同角度的测度;三是完整性,各项经济活动的所有结果可以通过不同账户得到全面的记录⑩。第二,卫星账户。中心框架虽然系统严谨、范围全面,但它毕竟是从国民经济总体角度出发设置的,因此,不可能解决社会实践中需要解决的所有层面的问题,在这种背景下,卫星账户应运而生。从另一个方面看,卫星账户的存在与发展也是SNA灵活性的体现。由于每个国家的发展基础与发展重点不同,统一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很难保证不同国家的特殊需要,因此,自SNA―1993起采纳了卫星账户的概念。卫星账户既保证了国民经济核算的特殊需要,体现了灵活性原则,又不影响中心框架的国际可比性。第三,扩展。联合国国民经济核算工作组(ISWGNA)在2012年的联合国统计委员会第43届会议上提交的报告指出:“有一些研究问题虽然无论从实施的角度看,还是从迫切性的角度看,都与实施国民经济核算核心框架无关,但仍应在国民经济核算工作组和国民经济核算专家组(AEG)的工作方案中占有一定的优先地位。”目前列入国民核算工作组视线的研究主要有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测度与经济和金融工作组的工作。早在上世纪80年代,先生在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时就率先提出研究国民大核算体系的设想。先生在1992年出版的《国民经济核算通论》著作中,基于国民大系统思想,从全局出发,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提出国民大核算战略思想,并且认为国民大核算是SNA发展的战略目标。他的国民大核算思想是指不仅要建立健全自然资源与环境核算、社会核算、科技核算、人口核算、经济核算,而且要以经济核算为中心,实现几种核算的协调与综合,即经济与资源环境、社会、科技、人口的一体化核算。国民大核算体系,是相对于超越国民经济核算而使用的一个通俗称谓,其所指实际上与国家统计体系整体化、一体化没有质的差别。或者说,它也就是国民统计整体核算、国家综合系统核算。


  整个经济社会宏观核算活动,千头万绪,包罗万象,有着不同目的、不同层次的需要,要在各种统计活动之间建立联系,实现社会的经济的统计资料系统化,使得各项资料都在社会宏观信息网上各得其所,工作极为浩繁。更何况范围扩大与内容丰富之后,对核算方法和技术以及处理变量联系的手段,也要提出相应的改变和更高的要求。不管怎样,把国民大核算看成宏观统计技术方法上的一次大跨越,不为过分。国民大核算体系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终极,是最高层次、最广泛的核算,它的价值与SNA相比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通过制订统一的分类标准、规范核算的基本单位,采用一致的概念和定义体系,使得从不同领域、不同方面搜集来的统计资料有了相互交换、相互补充、结合使用的可能,在此基础上就能建立统计数据库及其网络,充分施展自动化信息技术的巨大功能,促进国民统计核算的现代化进程。现实中,从各个专项统计活动中单独搜集的统计资料,由于没有形成体系和联系,造成指标的含义、口径、范围有差异,给统计资料的综合开发利用带来诸多不便,而大核算体系为实现全社会统计资料信息共享创造必要的前提条件。


  SNA之所以要不断修订,是因为作为其核算对象的现实经济社会情况在不断变化;作为其理论基础的经济学理论与方法在不断发展;作为其方法基础的数据搜集方法以及相关的统计估算技术在不断更新,如近年来大数据统计分析方法的发展。所以,国民大核算在方法上有保障,在数据上有支撑。认识活动,就是对自然与社会的真实反映,经济、社会、人口、科技、环境等日益密切的关系,表明国民大核算体系客观上存在现实的可能性。从SNA版本的升级发展轨迹来看,它在逐步迈向大核算体系。


  在随后的岁月里,先生组织科研力量研究国民大核算体系问题,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如“国民大核算体系论”、“建立适应可持续发展战略需要的国民核算新模式――关于国民大核算体系的理论思想”、《国民大核算及其功能系统的研究》。


  整合MPS与SNA,推进中国国民经济核算制度改革


  在国民经济核算发展的历史上,国际组织和一些国家也曾经试图将MPS和SNA整合在一起,但因经济、政治和技术等方面的原因,一直未能实现。例如,1989年联合国统计委员会在讨论MPS当时发展和SNA与MPS联系的工作时,匈牙利代表提出:“统计委员会既不要解释两大体系的差异,也不要构建两大体系之间的短期或长期联系,而应制定明确的方法用以综合两大体系。”这一思想得到了委员会所有参与者的一致赞同。联合国统计委员会报告指出:“SNA/MPS之间联系工作……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现在,主要目标是在SNA和MPS趋同方面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最终目标是整合两大体系。”在这次会上,委员会赞同召开SNA/MPS综合的专家组会议。该会议于1989年12月在莫斯科举行,参加会议的专家来自东西方,范围很广泛。会议认为综合两大体系是一项非常必要和重要的任务。如果经互会国家(CMEA)的政治形势保持不变,那么开展这项工作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可是,由于在1989年和1990年间,政治形势发生根本性改变和基本制度的重建,所以,原先SNA和MPS整合计划破产。


  1984年,国务院成立了专门的国家经济统一核算标准领导小组,先生接受任命,担任总体规划组组长,领导和参与我国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组织设计、试点总结和制度建立等各项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1992年8月,国务院正式批准了改革方案,并确定1995年全国国民经济核算转入新的核算体系。《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试行方案)》在世界范围内首次真正实现了MPS与SNA协调整合。它从当时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实际出发,科学认真地对待MPS和SNA两大体系。既不保守原有的MPS,也不完全照搬SNA,而是博采众长,兼容并蓄,把两者的优点结合起来设计适合中国国情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这个体系采用了SNA中的国际通用的核算原则与核算方法,同时保留了原有MPS的核算口径和内容,并且在有关核算表中采取积木式、板块式的结构,可以方便地进行不同核算体系的数据转换,既可以进行国际比较,也可以进行本国的历史比较,具有较强的适应性。


  从市场经济的视角看,《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试行方案)》有不足之处,但从辩证的观点看,它不仅有助于人们认识与熟悉SNA,而且为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后来的改革和《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02)》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如果没有当初的《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试行方案)》,就不可能有今天与SNA接轨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因此,笔者认为,《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试行方案)》是对世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一大贡献,必然要载入国民经济核算的史册。


  凝练两门统计学,优化统计学科体系


  学科是大学的最基本元素,是教学、科研、师资等方面实力的集中反映,学科水平直接影响一所大学的办学水平。所有国际一流大学都高度重视学科建设,抢占学科的制高点。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经济统计学科体系照搬前苏联的模式,分行业设立统计学,造成经济统计学科体系庞杂、逻辑性差、内容重复、方法落后。学生学到的知识基本上是国家经济统计制度,致使统计专业毕业生走向社会缺乏能力,后劲不足。早在1972年,我国正式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需要加强对国外的研究,先生带领团队接受原国家计委的委托,研究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核算问题,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圆满完成了研究任务。在此基础上,先生写成专著《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统计学》。自1974年起,《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统计学》用于厦门大学统计专业的教学。恢复高考制度以后,统计专业教育逐步走上正轨,《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统计学》课程受到全国统计和经济学界的高度关注,许多高校纷纷派出统计学专业骨干教师前往厦门大学进修这门课程,或直接引进先生撰著的教材开设相应课程。这本著作于1982年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被《世界新学科总览》等辞书作为新学科的代表作重点推介。该著作在1987年国家教委组织的全国高校优秀教材评选中荣获国家级奖励。鉴于“综合平衡”是国民经济理论与管理追求的目标,此后,这门课程逐步借鉴国际上国民经济核算的研究成果,并根据中国宏观经济管理与分析的需要进行卓有成效的开拓和创新,发展成为《国民经济统计学》或《国民经济核算原理》。1991年,经国家教委和国家统计局召集主要高校专家讨论,《国民经济统计学》被确定为统计专业的五门主干课程之一,并成为高校经济管理类专业最重要的经济统计基础课。为了加强学科建设,先生主持并邀请国内高校知名教授共同编写了该学科的多种全国统编教材和国家级规划教材,这些教材先后获得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奖励。


  自上世纪80年代起,先生倡导中国经济统计学教学体系的全面深化改革,力主将名目繁多的部门经济统计学课程凝练为《国民经济统计学》和《企业经济统计学》两门主干课程。先生的观点得到了统计学界的普遍赞同,有力推动了中国经济统计学课程体系的改革和发展,其意义重大,其成就喜人,其影响深远。


  时至今日,《国民经济统计学》和《企业经济统计学》课程在全国范围内不断发展壮大,取得了令人欣慰的成就。由于经济统计学课程凝练为《国民经济统计学》和《企业经济统计学》两门主干课程,优化了课程结构,节省了学时,从而实现了人才培养目标――基础厚、素质高、能力强、潜力大。


  创立经济新学科,发展经济学理论


  创立两门经济学,完善经济学科。经济理论是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统计的基础,经济统计学家必须具备宽厚的经济学理论,经济学家必须具备统计学理论与方法。先生是名副其实的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早在1972年,先生接受原国家计委的委托,研究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与国民收入的统计问题过程中,就萌发撰著《国民经济学》的想法,但由于主客观条件都不具备,未能如愿。改革开放为撰著这本书创造了条件,于是从1983年起,先生开始设计与撰著《国民经济学》,于1986年和1987年分别出版第一版《国民经济学》上册和下册,1992年出版第二版,2000年出版《国民经济学》(新增订版)。2002年《国民经济学》出版成为《钱伯海文集》(第四卷),以庆祝先生从教五十周年。


  先生提出:“社会主义已经经历了几十年的历史,人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丰富多样的实践经验。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原理,迫切需要建立一门以国民经济为整体,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结合起来,既研究国民经济运动质的规律性,又研究其量的规定性的综合性学科,这就是国民经济学。”先生认为,国民经济是一个有机整体,企业是这个整体的细胞,因此,需要建立相应的《企业经济学》。《企业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结合,研究企业运行规律。


  《国民经济学》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有机地结合起来,着重阐明国民经济的运行机制,以及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运用经济杠杆管理与调控国民经济经济运行的基本原理、原则和方法。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宋涛、谷书堂和李成瑞分别在《人民日报》、《经济研究》、《经济学家》和《中国经济问题》上发表书评,高度评价这部著作。


  1995年前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组织研究生专业目录修订,大力压缩原来偏多的专业设置。先生作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经济学科评议组的成员提交了一份书面材料,提出建设性建议:针对原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而管理学已经独立成为与经济学科平行的大门类学科,要把原目录中的“国民经济计划与管理”和“投资经济学”等合并为“国民经济学”。这个建议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采纳,“国民经济学”被确定为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下面的二级学科,从而实现了对经济学科的优化重组,有助于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


  先生提出的关于创立《国民经济学》和《企业经济学》的观点完全符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英明论断:“只有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结合起来观察,把社会基本矛盾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才能全面把握整个社会的基本面貌和发展方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不断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调整生产关系,不断适应经济基础发展完善上层建筑。”


  构建供需平衡经济学,丰富宏观经济调控理论。1997年,先生将其主持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八五”重点项目研究成果――《社会总供需平衡及其调控机制的系统研究》出版,成为新学科著作――《供需平衡经济学》。这部著作旨在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提供理论支撑。在这部新著中,先生确立了供需平衡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体系,论证了它与有关经济、统计诸学科的关系。先生认为,物质不灭,能源守恒,这是大自然法则,人们只能服从,按照规律办事。生产部门从事生产,制造产品,绝不是创造产品,只是组织劳动者运用劳动手段作用于劳动对象,改变物质的内在成分和外观形态,形成新的产品和使用价值,以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改变是对原物质的否定,对原物质的消耗,因而生产过程本身就是物质和能量的消耗过程。生产产生供给,消耗形成需求,要求供给与需求取得平衡。因此,从供需平衡的基本要求来看,是要人们尊重大自然法则,树立资源有限性的观点,有计划地开发和利用资源,注重资源平衡、生态平衡,源远流长,保证社会经济和自然资源诸方面的可持续发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经济迅速发展,价值和使用价值相伴随、相转化,投入产出,或买或卖,形成无以计数的供给和需求,使得供需平衡的内容极大地复杂化。因此,对供需平衡的内容进行考察,必须和社会再生产相结合,从不同再生产环节加以研究和探索。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经济总量的基本平衡,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引导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地发展,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经济总量平衡主要是总供需的平衡,经济结构优化主要是资源配置的优化。优化资源配置与供需平衡密切关联,相互制约,只有讲究供需平衡,包括总量平衡与结构平衡,才能使人力、物力、财力最有效地利用,不积压,不脱销,购销两旺,货畅其流。只有做好资源配置,优化资源配置,才能使供需平衡建立在最大效益的基础上。相反,在资源浪费、生态失衡的情况下,也可以使供需保持暂时的平衡,但不牢靠不巩固,无法持久,国民经济平衡最终将无法实现。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宏观调控一定要把供需平衡放在突出的地位。


  著名经济学家宋涛、卫兴华、蒋学模和胡代光等认为该书是一本高水平的新学科著作。著作中的许多创新性观点与建议对于当今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实现稳中求进、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建立经济学体系新论,推进政治经济学发展。为了消除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一些“历史的误会和误会的发展”,改革与完善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先生倾注多年心血,于1999年出版著作《经济学新论》。这部著作既不同于侧重于研究生产关系的传统政治经济学,又不同于侧重于研究资源配置的传统西方经济学,而是两者有机的整合与创新。其理论体系由“基础理论”、“市场经济”、“企业经济”、“国民经济”和“国际经济”等五大部分组成,从而充分体现了先生的学术思想――“经济学是研究发展生产、满足需要及其规律性的科学”。


  这部著作无论是在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体系上,还是在具体内容上,都具有系统而又重大的突破和创新。关于经济学基本理论和方法的创新,可以归纳为5个方面,共有48条,其中有的旨在创新与发展政治经济学教材体系与内容。《经济学新论》犹如春风吹拂经济学理论界和教育界,温暖了人心,鼓舞了士气,从而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经济学的创新发展。


  坚持以人为本,绘制经济学发展蓝图。2003年10月,先生在病中撰著论文《发展生产,满足需求:从人的本性本能谈起》,构建了经济学新框架。在这篇论文中,先生基于《三字经》的开篇“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认为,作为人的本能要求,应该是求生存,维持人类生命生活的延续。这种延续是通过其父母的抚养来体现的。但作为人类的这种本性和本能,则有其普遍存在的共性,它永存于人间,甚至是一切生命体的普遍规律。当然,人们不仅求生存,而且求发展,渴望生存的条件越来越好,发展的环境越来越优越,这就体现人类的欲望。这是人类存在与发展的基本动力,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永恒的动力。欲望无止境,这是人类普遍存在的本能和本性。


  欲望不是凭空满足的,物质生活的欲望和精神生活欲望,都是通过人们的生产活动来实现的。劳动是一切财富的主要源泉。只有通过分工协作,发展生产,提供各种物质文化生活成果,才能满足人的欲望。因此,“发展生产,满足需求”成为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经济学的宗旨和根本任务,就是要揭示其经济规律,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理论指导。人们不仅要利其器,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要努力创造利其器的社会经济条件,从而更好地实现“发展生产,满足需求”这个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


  先生借用《三字经》的语言形式,把人类的本性本能及其发展的实践过程凝练为:“人之初,性存己,要为己,必为人;我为人,人为我,共存荣,私与公;物要产,贵在器,勤劳动,立本义;阶段论,不可越,明道理,功可期。”这四方面构成了彼此独立的社会经济内容,确立了经济学研究的重点,绘制了经济学研究的蓝图。这完全符合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要学习和掌握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紧紧依靠人民推进改革。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要坚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推进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唯有如此改革才能大有作为。要处理好尊重客观规律和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关系。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按照客观规律办事,一张蓝图抓到底,抓好打基础利长远的工作。”


  先生的学术思想具有科学性、前瞻性、指导性和可操作性。他的许多理论预见与党和政府的最新决定、政策相吻合。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关于“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的决定,就体现了“社会劳动价值理论”;关于“完善发展成果考核评价体系,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加大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产能过剩、科技创新、安全生产、新增债务等指标的权重,更加重视劳动就业、居民收入、社会保障、人民健康状况。加快建立国家统一的经济核算制度,编制全国和地方资产负债表,建立全社会房产、信用等基础数据统一平台,推进部门信息共享”和“探索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决定,就体现了国民大核算思想。


  “勤,敬劳动,崇尚‘物化’,富民强国之本也,别无他途!清谈误国,忧患兴邦,唯物辩证之道也,永志不忘。”――先生的话语振聋发聩。先生的道德文章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建设经济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先生这样忧国忧民、脚踏实地、呕心沥血、献身科学、追求真理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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