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运动失败的必要性

尽管维新派得到了光绪帝的赏识，可惜此时的清廷的大权实际并不在这个皇帝手里。自身力量不够，抱了个大腿还是个没有实权的皇帝，而要面对的是极其强大的封建势力，其强弱对比显而易见。由此可见，变法之时国内的经济状况、政治力量的对比也不利于此次变法的成功。此种环境之下，如果维新派能够审时度势，举措得当，变法也未必没有成功的希望，只是康梁等人在关于变法的指导思想、具体举措等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而正是这些问题的出现，使得变法失败的命运不可避免。从此次变法的指导思想来看，激进有余，沉稳不足。《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是康有为维新变法之时所写的两篇重要的著作。

康有为写此二文目的是为当时的变革制造理论上的依据。既然新学为伪经，孔子主张变革，那么表面上看变法就顺理成章师出有名了。然而，从实际效果来看，此举颇有些适得其反的效果。对于此种惊世骇俗的新说，上至官员显贵下至士绅大多反对。后来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也承认“（康有为）以好博好异之故，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曲解证据，以犯科学家之大忌”。这种激进的思想还表现在后来康有为给光绪帝呈递的奏折中。在奏折中康有为认为“能变则存，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1]他认为如果“根本未变，大制未新，少袭皮毛，未易骨髓”其结果只能是“日言自强，而弱日甚，日思防乱，而乱日深”[2]思想的激进如果只是一种思想倒无所谓，只不过用这种激进的思想指导一次政治变革运动必然会带来一系列问题。此次变法在具体举措方面存在着急于求成，树敌太多的问题。

首先是措施的问题。在这种变法思想的影响下，维新派通过光绪帝在变法期间发布了二三百条涉及选拔人才、农工商业、裁汰官员、废除科举、财政经济、法律制度、文化教育、军事国防等方面的上谕。变法内容不可谓不全面，其魄力不可谓不宏大，然而事后看来，这些仅仅是形式上的，变法上谕各地方遵令而行者寥寥，一方面可表明光绪并无实权；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变法阻力的巨大。而这些改革的措施的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使得众多在改革中受到影响的人们，直接被推向了改革的反对者一方。以科举制改革为例，这种选拔人才的机制自隋唐延续至清，早已成为普通读书人出人头地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这样涉及人数众多的改革措施，变法策划者们要求在当年就改为策论考试，考生连准备的时间也没有，这就像今天的高考一样，快考试了告诉考生考试科目变了。人们难以对这种变动有足够的心理承受力与思想上的准备“闻启超等此举，疾之如不同戴天之仇。遍播谣言，几被殴击”。

在当时的环境下这种急于求成的变革措施显然不如循序渐进的进行变革。不仅如此，对于两宫权力之争，康有为没有采纳翁同龢“调和两宫”的主张。当康有为受光绪帝召见时，他问光绪帝“何为久而不举，坐致割弱”“上以目睨帘外，既而叹曰：奈掣肘何？”[4]其时随着光绪成年，慈禧表面上已经把权力交给了光绪，然而实权仍然在握。而康有为认为如要“尊君权”“非去太后不可”[5]把慈禧太后放到了敌对的一面，这无疑是一次极大的冒险，也是其政治不成熟的表现。其实慈禧太后在变法问题上并非极端保守，她同意在有限范围内进行变革。这从戊戌变法失败后1901年清政府的“新政”和之后的“预备立宪”可以得到证明。这种政治冒险到达顶峰就是冒险的结束——当变法出现危机时，康有为等人又铤而走险，欲借袁世凯改变局面。结果在精于权力斗争的官场上面只能落得个失败的结局。这次变法发生在民族危亡之际，无奈环境的不利，自身力量的限制，阻力的强大，天时地利人和，此次变法三者均有欠缺，那么失败的结局当属不可避免。作为一次救亡图存的努力，尽管变法失败，但仍然在近代中国发展史留下了光辉的一页。维新派未必不知其险而为之，他们身上所体现的勇于变革的精神也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只是变法只有精神是远远不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