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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哲学与科学哲学

来源:UC论文网2019-05-18 09:43

摘要:

  摘要: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主要探讨所谓分析的历史哲学。分析的历史哲学重点涵盖四组基本问题,即历史学中的“史实”真理性问题、解释问题、预言问题和客观性问题,质言之,历史学是不是科学的问题。本文将这四组问题与科学哲学中的同类问题进行了比较研究,并进一步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剖析了现代西方历史哲学和科学哲学中共同的基础性问题。由此得到的结论是:历史学不仅是一门科学,而且就是一门自然科学意...

  摘要: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主要探讨所谓分析的历史哲学。分析的历史哲学重点涵盖四组基本问题,即历史学中的“史实”真理性问题、解释问题、预言问题和客观性问题,质言之,历史学是不是科学的问题。本文将这四组问题与科学哲学中的同类问题进行了比较研究,并进一步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剖析了现代西方历史哲学和科学哲学中共同的基础性问题。由此得到的结论是:历史学不仅是一门科学,而且就是一门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


  关键词:历史哲学;科学哲学;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


  中图分类号:B08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07)06-0020-05


  一、从沃尔什的《历史哲学导论》谈起


  英国历史哲学家沃尔什(W.H.Walsh)的名著《历史哲学导论》,主要探讨所谓分析的历史哲学。沃尔什首先考察了历史学与科学的关系问题。科学知识,按照他的概括,具有以下主要特征:(1)它是有方法地获得的,并且是系统地加以叙述的;(2)它是由一套普遍的真理所构成的;(3)它能使我们做出成功的预言;(4)它是客观的。


  关于历史的解释,沃尔什是从唯心主义者的历史哲学着手探讨的。他重点分析了柯林武德和狄尔泰的表现理论。沃尔什借鉴柯林武德的观点――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提出了历史解释的“综合”理论。综合理论“通过追踪一个事件与其它事件的内在关系并给它在历史的脉络中定位的办法来解释那个事件”(第54页)。沃氏进一步论证道,“除了综合之外,历史学家们还要诉之于什么其他的解释过程呢?看来很清楚的是,它必须是一种半科学类型的解释,包括着把普遍原则应用于特殊的情况”。普遍原则“关系着人性”,“人性的科学因此对历史学的每个分支来说,都是基本的学科”(第59~61页)。


  “综合”是对“史实”的综合,但“史实”的真实性如何?这是沃著所探讨的第三组问题。大体说来,探究历史的真实性,首先是要在真理的符合论与融贯论之间做出抉择。符合论意味着陈述与事实相符合,融贯论只要求陈述与某些前提假设或条件相融贯。就历史学而论,符合论似乎无法证明“史实”是否的确是过去的事实这个难题;融贯论的缺陷在于“架空了整个的结构”,毕竟,“一切知识都必须从一个被人认为是没有问题的基础开始”(第84页)。沃尔什“综合”了这两种观点,确信历史学以某种“过硬”的史实为基础而重建历史,而“我们能够利用的唯一检验真理的标准……就是我们在那个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各种信念之间的内部融贯性”(第88~92页)。


  最后是历史的客观性问题。在这里,把一组命题称为“客观的”,“我们的意思是指,它们会保证所有认真调查研究它们的人都能接受”(第95页)。但是历史思维中“选择”因素的存在,似乎表明“历史学是出奇彻底地主观的”(第98页)。有关历史客观性的问题,有三种主要的史学理论:客观主义、怀疑主义和配景主义。客观主义强调强烈意义上的客观性;怀疑主义以历史学主观因素的存在为理由,怀疑获得历史真知识的可能性;配景主义是沃尔什所提倡的,它认可各种不同观点的存在,要求历史客观性在一种弱化了的意义上加以使用。配景理论承认历史学家“以他自己的前提假设去观看过去”,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各自提供“某种洞见”。


  根据以上对四组问题的阐述,笔者以为,沃尔什所研究的问题,可以归结为一组问题。我们说,历史解释中的“综合”问题、历史事实中的真理问题、历史叙述中的客观性问题,都可以归结为历史学与其它学科(尤其自然科学)的关系问题――质言之,历史学是自律的还是同化的问题。探讨这个问题,最令人信服的方法,就是比较历史哲学和科学哲学,考察历史学和自然科学是否具有共同的本质特征。沃尔什所研讨的四组问题,为我们进行此种比较提供了基本思路。


  二、历史哲学与科学哲学本质比照


  综合前文沃尔什对历史哲学四组问题的探讨,以及他对历史学是否具备科学的四个主要特征的分析,我们认为,历史哲学与科学哲学的比较,重点涵盖四组问题:(1)“事实”的真实性问题;(2)解释问题;(3)预言问题;(4)客观性问题。


  首先,“事实”的真实性问题。历史学的真理符合论者认为,历史学中我们所涉及的都是事实,这些事实恰恰因为它们是过去的,所以就是固定的和确定的;而科学的真理,由于科学思维无疑地包含有约定的成分,或许就不那么确定了。融贯论者则针锋相对地指出,我们所认识到的各种事实,都是以融贯论所说的那种方式而被确定的,改变一个可能影响其余。诚然,历史学奠基于文献、钱币、建筑遗迹、考古数据等证据,但证据不是自明的,历史的基本命题,都体现着解说的成分和某种给定的东西。


  符合论对于史实的坚定信念是可取的,但融贯论似乎反驳得更具说服力。然而融贯论并不能以此否定历史学的科学性,因为在自然科学中,也存在着类似情况。科学哲学历史主义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美国科学哲学家汉森(N.R.Hanson)明确表示:观察负载理论(或“理论充满于观察中”)。这个思想早在19世纪末已为惠威尔提出,并为波普接受,汉森则以现代格式塔心理学的成就对此作充分论证。逻辑实证主义认为理论是可错的,观察(经验)是不可错的,理论受经验检验。但汉森指出,经验(观察)不是中性的,它是受理论指导的,是充满着理论的。两个人在显微镜下观察同一个细胞切片,生物学家看到了“高尔基体”,而另一位门外汉却看不到。以格式塔心理实验经常使用的鸭――兔图为例,同一张由各种线条构成的鸭――兔图,有人看它是鸭,有人看它是兔。一个从来没有见过鸭子的人,他决不可能从这些零乱的线条中看出鸭子来。这是因为,经验是受观察者的心理因素特别是理论指导的制约的N.R.Hanson,PatternsofDiscovery:AnInquiryintotheConceptualFoundationsofScienc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58,p85.。


  可见,在历史学和自然科学中,都存在着否认“事实”的真理性的情况。如果说“事实”的真实性在两门科学(学科)中有差别,那也仅仅是量(可靠度)的差别。何况历史学中也存在可信度极高(沃尔什之谓“过硬”)的“事实”。就此而论,我们说,历史学就从一个方面被证明是与自然科学无实质区别的。


  其次,解释问题。假定历史“事实”是可靠的,如何解释这些“事实”,使之成为“有意义的”呢?沃尔什借用“惠威尔的术语”,倡导“综合”理论。19世纪英国假设主义者惠威尔(W.Whewell)认为,科学的发现是通过事实(经验)和观念(理论)的综合而实现的。


  沃尔什的历史学“综合”,其“特殊性”在于“常常是以目的论的术语来进行的”。若问术语(观念)的来源,沃尔什答:“关于历史学家所掌握的那些观念的起源,我什么也没有谈;那此观念在他写作的当时是有影响的,这对我来说就够了”(第58页)。但是沃尔什承认“综合”理论“虽说有着巨大的重要性,却并不能构成历史解释的全部性质。象科学类型的解释那样来参照普遍的真理,也还是需要的”;“我们主张,有一套属于人性科学的基本概括是一切历史著作中所假设的前提”。至此我们发现,沃尔什“综合”理论中所需要的“合适的观念”,应该来自各种科学――尽管主要地来自“人性科学”。这与自然科学有多大差别呢?无怪沃氏定位历史学既“具有它本身的特点”,又“和自然科学或者甚至常识,并不象有时候被人想像的那么不同”。


  第三,预言问题。根据沃尔什的见解,“科学知识乃是某种程度上总会有用的知识,其有用就在于它能使我们掌握现在或预言未来”。何以科学知识能够预言未来?沃尔什解释道:“科学真理的特征,则恰恰是它们的普遍性质;它能使得它们为了预言的目的而被加以使用。”(第28~29页)历史学中不存在普遍真理,充其量是一种“高度压缩了的提要”,前者是一个“开放类”,后者则是个“封闭类”(第33页),因而历史学不具有预言的功能。


  然而“历史学家……却常常处于一种要做出预言的地位”(第34页)。历史学的“预言”与科学的预言果真有天渊之别吗?批判理性主义者波普(K.R.Popper)也否认预言历史事件的可能性。他认为,预言必须依据规律,但社会历史的变化没有规律,因为人们可以根据各自的自由意志任意创造历史,因而也就不可能预言社会历史的未来。K.R.Popper,ThePovertyofHistoricism,London,1984,pp.8~12.规律是如何获知的?经验主义者一般认为利用归纳法,即人们对经验材料进行归纳而获知规律。但是由归纳法获知的普遍命题就是真理吗?早在18世纪,英国哲学家休谟就对此表示怀疑,理由是从特称命题无法推出全称命题;过去的重复不能保证今后必然重复,等等。现代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家赖欣巴哈(H.Reichenbach)对休谟进行了反驳。他认为,休谟的错误是寻求知识确定性的错误;其实,归纳知识并非必然性知识,而只是或然的概率知识,且概率度愈高,命题成真的可能性就愈大。H.Reichenbach,TheRiseofScientificPhilosoph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61,P241.可见在自然科学中,预言并非确定无误的。反之,在历史学中,预言也并非无中生有的。沃尔什至少承认历史学家作预言“优越于那些没有历史知识的人”(第35页)。可见,历史学与科学,在预言问题上,至多存在量(概率)的差异,没有质的区别。


  最后,客观性问题。沃尔什对“客观性”有一种独特的理解。他说:“自然科学中的标准思维方式,在任何特定的时期都是为人公认的,其结果便是这些科学中的论证和结论就可以要求科学界的普遍接受。在这种重要的意义上,自然科学就提供了客观的知识。”(第96页)而历史学则是“出奇彻底地主观的”。但我们仍然可以“在一种弱化了的或者次要的意义上”保持历史学中的客观性,据此沃尔什提出了前述的配景理论。


  按照沃尔什的看法,“科学思维的基本原则对所有的观察者都是一样的,至少是在科学发展的任何给定的阶段上。但是历史学的结果,却不能说是具有同样的有效性”。显然,沃尔什对客观性是作共时考量的。但是我们为什么不能作历时考量呢?假设将不同时期的科学理论放在同一个时期考量,在客观性问题上,科学的情形不就如同历史学的情形了吗?以下科学哲学的历史主义和新历史主义流派的观点为我们的这种看法提供了依据。


  沃尔什的配景理论,我们可以在科学哲学的历史主义和新历史主义流派中找到类似的理论,如图尔敏的自然秩序理想论、库恩(T.Kuhn)的范式理论、拉卡托斯(I.Lakatos)的科学研究纲领理论、夏佩尔(D.Shapere)的信息域理论、达尔顿(L.Darden)的科学域理论、麦克斯威(N.Maxwell)的蓝图论等。我们以库恩著名的范式理论为例,比照沃尔什的配景理论。范式,概言之即是某一科学家集团在某一专业或学科中所具有的共同信念。库恩认为,这种信念使科学家们的研究产生一种“虔诚的狂热”,想把自然界“强迫纳入范式所规定的思想框框里去。”。T.S.Kuhn,TheStructureofScientificRevolutions,Chicago,1962,pp151~152.既然“范式”只是一种“信念”,只是一套可信度较高的基本观念、理论和方法,那我们不妨把配景理论中的“立足点”或“前提假设”看作一套可信度较低的基本观念、理论和方法。“可信度”决定“客观性”。历史学和自然科学中客观性的差异,仅仅是量(可信度)的差异,并非质的分别。


  综合以上论述,我们断定,就真实性问题、解释问题、预言问题、客观性问题四个基本方面而论,历史学与自然科学并无实质性的差别;如果有差别,也仅仅是量的差别,而并非质的区别。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学完全有资格成为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马克•布洛赫说得好:“我们似乎更有理由认为,即使一门学问不具备欧几里德式的论证或亘古不易的定律,仍无损于科学的尊严。我们发现,还是将确定性和普遍性视为‘度’的问题更为妥当。我们感到没有必要再把自然科学那里引进的一成不变的思维模式强加给每一门知识,因为即使在自然科学界,这种模式也不再通行无阻了。”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中文版,张和声、程郁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17页。


  三、马克思主义观照下的历史哲学与科学哲学


  沃尔什分析的历史哲学所研究的历史学认识论的基础性问题,我们都能在科学哲学中发现类似的问题与之比较,结果是历史学与自然科学并无实质性的区别,历史学完全称得上是一门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但是这只是论证的一个方面。


  第一,关于“事实”的真实性。“事实”,按通常的理解,是指独立于研究者自身之外的东西,它与“理论”相对。理论采取的形式是判断、命题或陈述,而事实则是据以作出陈述或判断的材料。任何研究工作,都采取理论的形式,而其内容一般都关涉事实。于是就出现了理论与事实是否相符这个基本哲学问题。符合论与融贯论各执一词,并且各具一定的合理性。沃尔什对两种观点各打五十大板,得出的“答案”是:“我们是要否认历史学家对于过去能知道任何绝对确定的事实这一命题的,并且是站在融贯论的一边在论证着,一切历史论述都是相对的;然而同时我们却又在同意符合论观点的拥护者们,肯定在历史学中,正如在知觉中一样,有着一种要勾划出来独立的现实的企图。”(第89页)汉森则以“观察负载理论”为由,强调观察结果的相对性。他们的共同观点是,“事实”都是相对的,确定的“事实”(实为“理论”)是不存在的。这是一种相对主义和唯心主义的观点。


  其实,“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机械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页。马克思的这一论断,唯物而辩证地解决了西方学者在“事实”真理性问题上的难题。


  第二,关于解释。沃尔什的“综合”、惠威尔的“归纳”、以及图尔敏的“建构”的一个共同点就是认为“合适的概念”(科学理论)不是来自对事物的抽象,而是来自研究者的想象;哪一种想象“合适”,哪一种就被认为是“正确”的。惠威尔断言:“科学的发现似乎在于形成若干试探性的假说,以便从中选择正确的一种。但是合适的假说既不能通过规则来形成,更不能没有创造的才能。”惠威尔:《新工具的更新》。转引自夏基松著:《现代西方哲学教程新编》(上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7页。图尔敏则将其“建构”理论具体化为“图象――推理法”,即由模型和数学技巧的结合而建立理论。“图象一推理法”奠基于“大量经验材料”,但由此得到的科学理论却无真假可言,只有适用不适用的问题。S.E.Toulmin,ThePhilosophyofScience:AnIntroduction,HutchinsonInc.,1953,p32.那么,理论是否就是一种碰巧“合适”的概念呢?我们认为,正确的理论是对现实材料的抽象,是对事物之间内在联系的一种系统概括。事物之间的“内部关系是如此疏远或者如此难以确定,以致我们可以忘掉这种联系,认为这种关系并不存在”。恩格斯:《致约•布洛赫(1890年9月21―22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7页。而且,“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象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7页。历史学的解释,是利用从事物或事件中抽象出来的正确理论去解释历史事件,而不是用“合适的概念”去“综合”历史事件。前者揭示历史事件的本质,后者只是一种表象。


  沃尔什的“综合”理论,还需要“人性科学”之类的科学提供“普遍真理”。但是人性的概念,“却是以最显著的方式在随着每个时代而变化的”。如何把握?沃尔什的答案是:这一事实并没有否证,“人性中有着某种守恒的东西,而且因此有关人性的科学就是可能的”(第63~64页)。可见沃尔什所需要的,乃是一种抽象的、永恒的人性。沃氏不知,“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页。其中,经济关系对人性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我们认为,对人性应作历史的、具体的分析,而不是仅仅寻求“某种守恒的东西”。沃尔什的“人性论”只能提供唯心的历史解释;唯物史观提供的是科学的历史解释。


  第三,关于预言。沃尔什确信历史学不能象科学那样进行预言,因为科学真理是普遍真理,是一个“开放类”,而历史学不存在这样的普遍真理。科学真理果真是因为它的“开放”性才具有预言的功能吗?我们来考察科学哲学中的“归纳之谜”。美国科学哲学家古德曼(N.Goodman)针对上述赖欣巴哈概率的归纳理论提出过一个“新归纳之谜”(“蓝绿悖论”)。这个悖论实际是一个世纪前英国哲学家穆勒(J.S.Mill.)“归纳之迷”的翻版。穆勒在研究归纳法时举了一个例子:一个化学家可以仅据一个事例就得出存在一种新物质的普遍结论;而有史以来的大量观察却没有证明“一切乌鸦都是黑的”这个命题。J.S.Mill,ASystemofLogic,London,1911,Vol.1,p508.这就是说,有时一个例子足以支持一个归纳;有时千百个例子也无法证明一个普遍命题。“一切乌鸦都是黑的”是个普遍命题,属于“开放类”,但我们却不敢据此武断地预言不会发现白乌鸦或红乌鸦。可见普遍命题的预言功能不在于其属于“开放类”还是“封闭类”。按照我们的看法,普遍命题如果反映了事物的本质联系,就具有预言功能,反之则否。如果找到了乌鸦的细胞内存在着它必然为黑的遗传基因,那么我们就证明了“一切乌鸦都是黑的”这个普遍命题,也就可以据此预言了。历史学的普遍命题(沃氏所谓“压缩了的提要”),如果反映事物的本质联系,那就与科学命题一样,具有预言功能。


  波普尔从另一个方面否认历史学具有预言功能:人有自由意志。的确,“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3页。这样,“似乎人们的观念和看法创造他们的生活条件,而不是相反”,但是,“这种看法正被以往的全部历史所推翻,在历史上,结果总是与愿望不同的,而在进一步的发展进程中,甚至大多数是相反的”。恩格斯:《〈反杜林论〉的准备材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671页。自由意志之无法如愿,显示了社会历史的复杂性,但并没有证明社会历史的无规律性。事实是,我们不仅发现了某些历史规律(如历史唯物主义),而且正在自觉地将它们应用于我们的社会历史实践。这是历史学预言功能的明证。


  第四,关于客观性。沃尔什将“客观性”定义为“为人公认”、“普遍接受”,这与通常意义上的“客观性”是迥然不同的。按照一般的理解,“客观”或指人的意识以外的物质世界;或指不带个人偏见,按物质的本来面目去说明或认识。质言之,“客观”总是与外界事物相联系的。但是沃尔什的“客观”,似乎可以理解为一种态度,即“公正无私”。沃尔什意识到这种区别,但他坚持认为自然科学的客观性与其说“所关切的乃是独立的客体(物理世界)”,不如说是“发展出了一套标准的思维方式”(第95页)。沃尔什没有意识到,当他这样评价自然科学的客观性的时候,他实际上已然将客观性与外界事物联系起来了:自然科学家服从“标准的思维方式”,基础是“独立的客体”。


  否定了沃尔什意义的“客观性”,恢复了“客观性”的本义,在历史学和自然科学中是否就不存在客观性了呢?沃尔什的配景理论和库恩的范式理论等所提供的回答是肯定的。就历史学而论,客观性“要以诉之于独立的事实来超越前面的配景理论的说法而前进,就是不可能的事”(第117)。就自然科学而论,范式并不是科学家们共同认识客观世界的结果,即它并不是认识论意义上的知识体系,而仅是科学家集团的共同信念。18T.S.Kuhn,TheStructureofScientificRevolutions,Chicago,1962,p175.波普尔则一面确信“虽然我们不知道距离真理有多远,但是我们能愈来愈逼近真理”;一面表示“我们的理智不是从自然界引出规律,而是试探着――以不同程度的成功――把理智所自由发明的规律强加于自然界”。K.R.Popper,ConjecturesandRefutations:TheGrowthofScientificKnowledge,NewYork,1963,pp191,231.我们认为,这样的看法是不符合实际的。世界是普遍联系、相互制约的统一整体,由此构成了事物在某些方面、某些领域的内部结构。这种客观的结构反映在人的认识中,在方法上,就形成知识的或理论的框架。科学的范式是客观实在的普遍联系的反映。当然它也含有一定的想象的成份,这是人的认识的能动性的表现。我们研究历史和自然,应该坚持逻辑方式与历史方式的统一。“我们的主观的思维和客观的世界服从于同样的规律,因而两者在自己的结果中不能互相矛盾,而必须彼此一致,这个事实绝对地统治着我们的整个理论思维。它是我们的理论思维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64页。


  通过对沃尔什分析的历史哲学和现代科学哲学的比较,通过对这两门科学(学科)共同关注的基础性问题的探讨,我们的结论是:历史学不仅是一门科学,而且就是一门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历史学可以盲目照搬自然科学理论。历史学的“事实”,是对人类历史事实的能动认识;历史学的解释,是对历史事件内在联系的局部概括;历史学的预言,基于对历史事件本质联系的把握;历史学的客观性,基于对社会历史及其规律的能动反映。历史学的这四大基础性问题,归根结底是历史学与客观历史的关系问题。它们从不同侧面证实:历史学是客观历史的反映,是对客观历史的科学研究,从而历史学就是一门科学。


  历史学是科学,并不意味着迄今为止我们的历史学实践都是科学研究。要使历史学达到自然科学那样的“精确性”,我们尚需付出巨大努力。但是我们坚信:“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人的科学,正象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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