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高质量人力资源发展现状与趋势展望

　　摘要：伴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传统的数量型人口红利效应式微，提高劳动者素质、建设高质量的人力资源和人才体系成为支撑高质量经济发展的关键。从高等教育规模、留学归国人数和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目标的实现情况看，我国初步建成了一支素质过硬的人才队伍，人力资源就业结构也根据产业结构的变迁特点进行了适当的调整。但从国际比较的视角来看，我国劳动者整体受教育程度偏低，拥有高等教育学历的就业人员比重也偏低，同时存在着劳动者教育与工作不匹配、高等教育中的学科专业结构与社会经济结构不相适应的问题。对此，我国应着力提高全民受教育程度，根据社会人才需求结构动态调整高等教育的学科专业结构，提高教师素质，并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拓宽知识获取的渠道和平台。

　　关键词：高等教育；劳动力；高质量；结构

　　作者：岳昌君，邱文琪，朱亚洲(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经济研究所，北京100871)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被誉为“中国奇迹”。1978年至2018年，我国的人均GDP从世界第139名跃升到第67名(1)，GDP总量从第11名跃升到第2名(2)，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从1978年的2.99%提高到2018年的27.45%(3)。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优化，经济增长方式由投资、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这在为我国带来良好的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对人力资本建设提出了新的挑战。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坚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战略”，“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高水

　　平创新团队”(4)。

　　人口众多、劳动力资源丰富是我国的基本国情。许多研究表明，数量型人口红利效应曾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5)(6)(7)(8)然而近年来，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出现了八连降，就业人员数量也在绝对数值和相对占比上出现“双降”现象(9)，暗示着数量型人口红利效应正逐渐消失。

　　为此，学者们纷纷尝试寻找新的突破口，新型人口红利的概念顺势而来。(10)蔡昉认为“第一次人口红利”式微乃至消失，仍然可以产生“第二次人口红利”，即通过教育深化提高劳动生产率，保持和延伸中国产业的竞争优势。(11)胡鞍钢等提出包含人力资本红利、就业总量红利和就业结构红利在内的“人力资源红利”理论，强调人力资源红利实质上是高质量的人口红利，其边际效率显著高于传统的人口红利。(12)钟水映等将人口年龄结构和受教育程度一并纳入经济增长模型进行分析发现，在一定条件下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能够减轻甚至抵消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13)晏月平等指出我国以人口结构调整、人口素质提高和人口城镇化水平提高为主导的“新型人口红利”正在产生，新型人口红利的开发与利用可成为支撑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来源和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动力机制。(14)可以发现，“人力资源”“人力资本”“高质量”“劳动力素质”“受教育程度”等成为了新型人口红利的关键因素，也是我国在经济新常态时期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因素。由此可见，在劳动力数量难以带来红利的情况下，如何提升劳动力的质量则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在提高劳动者素质、建设高质量人力资源和人才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5)UNESCO的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0.6%(16)，高等教育发展进入普及化阶段。结合高等教育在不同发展阶段对社会的不同作用，进入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由培养精英化的栋梁人才转向培养专门技术人才。(17)因此，如何通过高等教育提升劳动者质量、提高高层次人才的资源配置效率，成为未来“十四五”期间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中国人力资源和人才体系发展现状

　　(一)人力资源整体发展现状

　　近年来，中国在人力资源开发与人才体系完善方面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全球化智库(CCG)与中国教育学会联合发布的《2018人力资源强国报告——人力资源竞争力指数》指出，中国人力资源开发规模世界第一，开发能力持续提升，开发质量不断提高，开发贡献举世瞩目，更加接近人力资源强国门槛。(18)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19年全球创新指数》显示，中国排名从2018年的第17位继续提升至第14位，在中等收入经济体中连续第7年在创新质量上居首位。(19)总体而言，中国已成为所有国家中人力资源竞争力上升最快的国家，预计到2020年，将有可能成为进入人力资源强国的唯一的发展中大国。(20)我国在人力资源开发上取得如此成就，离不开近年来在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推进国际人才交流等高质量人才培养的各方面做出的诸多努力。

　　1.高等教育规模持续扩大，人均受教育年限提升

　　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事业保持快速发展势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不断提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数据显示，1978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仅为0.7%，1988年、1998年、2008年分别为3.1%、6.0%、20.9%，2014年首次超过世界平均水平，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超越点”(21)，2018年我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超过50%，标志着我国正式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

　　我国研究生、普通本专科教育规模呈持续扩大趋势。2018年，我国研究生招生85.8万人，比2010年增加32万人，年均增速约6%；研究生毕业60.4万人，相比2010年增加22万人，年均增速约5.8%。普通本专科招生人数为791万，比2010年增加129.2万人，年均增速约2.2%；普通本专科毕业753.3万人，相比2010年增加177.9万人，年均增速约3.4%。(22)可见我国拥有高等教育学历的人才队伍进一步扩大，人力资源平均受教育程度有所提升。2017年我国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超过13.3年，相当于大学一年级水平。(23)

　　2.各类人才队伍不断扩大，人才发展规划目标大部分提前实现

　　作为人力资源中能力和素质较高的劳动者，人才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近年来，我国不断创新人才发展体制机制，人才制度不断完善。截至目前，《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以下简称《纲要》)确立的人才发展规划目标大部分提前实现，人才队伍建设稳步推进。在人才发展核心指标中，2015年人力资本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15.8%，提前实现了15%的目标值；每万名劳动力中研发人员全时当量达48.5人年，提前实现了43人年的目标值。(24)

　　具体而言，在专业技术人才建设方面，至2015年底，我国专业技术人才总量为7328.11万人，完成2020年目标值的97.71%；(25)至2018年末，我国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有18.2万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入选者5700多人。(26)在企业经营管理人才方面，至2015年底，我国企业经营管理人才达4334万，超出《纲要》目标值3.2%。(27)在高技能人才方面，至2015年底，我国高技能人才总量超过5000万人，超出目标值22%。(28)2018年，国家层面建设107个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119个技能大师工作室，实施技师培训项目，带动地方同步推进省市级项目建设，高技能人才培养能力得到较大提升。(29)至2018年底，我国共有技工院校2379所，在校学生341.6万人，就业训练中心2298所，民办培训机构21565所，职业技能鉴定机构8912个，全国累计共有2913万人取得各类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证书。(30)在党政人才方面，至2015年底，我国党政人才总量约728万人。其中，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占比为67.9%，学历结构不断优化。在社会工作人才方面，至2015年底，我国社会工作人才总量75.92万，达到《纲要》目标值的25%。(31)至2018年底，全国持证社会工作者共计43.9万人，比2017年增加11.2万人，增速明显加快。其中，社会工作师10.7万人，较2017年增加2.4万人，助理社会工作师33.2万人，较2017年增加8.9万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在注重数量增长的同时，更加注重专业化程度提升。(32)

　　3.人才政策助力，留学归国人数持续上升

　　近年来，我国出国留学和留学归国人员总数不断上升。图1显示，2018年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66.21万人，留学回国人员总数为51.94万人，年度出国/回国人数比例为1.27∶1，相比2009年的2.12∶1明显下降(33)。

　　越来越多具有国际视野的留学人才选择归国，是我国长期坚持推行人才引进政策的结果。如1994年开始推行的“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2008年开始推行的“海外高层次留学人才回国工作绿色通道”，2011年开始推行的“长江学者奖励计划”与“青年拔尖人才支持计划”，2015年开始推行的“中科院百人计划”等。(34)此外，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赤子计划”发展至今，已经形成一定规模，在海外人才回国创新创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35)以2018年为例，“赤子计划”全年共吸引各类留学人才为国服务1万多人次，1.8万余个人才技术合作项目参与对接，签订合作协议或达成合作意向7000余个(36)，“赤子计划”已成为人才工作的一张亮丽“名片”。

　　总体而言，在各项政策的支持下，我国高质量人力资源和人才队伍逐渐扩大，劳动者素质与能力不断提高，初步建成了一支素质过硬的人才队伍，并在经济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37)然而，仅提高高质量人力资源的质量并不足以支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另一个重要因素在于就业结构。换言之，人力资源是否投身于有需求的行业和岗位，也是当前人力资源和人才体系现状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人力资源结构配置现状

　　随着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步伐大大加快，在城乡就业结构改善的同时，三次产业的就业人员结构也持续优化。

　　从三次产业就业分布来看，我国三次产业的就业结构不断优化。2018年我国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总数约为2.03亿人，比十年前减少0.86亿，年均减幅为3.49%；第二产业就业人员总数约为2.14亿人，比十年前增加0.02亿，基本维持稳定；第三产业就业人员总数约为3.59亿人，比十年前增加1.01亿，年均增幅为3.35%。截至2018年末，三大产业就业人员占比分别为26.1%、27.6%、46.3%，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比相比十年前减少12.0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占比相比十年前增加12.2个百分点。(39)

　　经济转型背景下，各行业内的学历比例情况与各学历的职业分布情况亦发生了一些变化。

　　1.三次产业就业人员的受教育程度构成

　　对比2007与2017年我国按行业分的就业人员受教育程度构成情况发现，三次产业就业人员的受教育水平普遍有所提高。(40)

　　在第一产业中，占比较高的学历层次依次为初中、小学、未上过学。2007年至2017年三者的顺序不变，但排第一位的初中学历占比有所扩大，排第二、三位的占比有所减小，表明我国第一产业就业人员的学历有所提升。

　　在第二产业中，采矿业就业人员的学历构成中大学专科占比上升较快，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就业人员的学历层次逐渐由高中、初中趋向大学专科，总体学历层次有所升高；制造业、建筑业就业人员的学历层次结构变化不大。总体而言，第二产业就业人员的学历层级仍集中在初中水平，但内部就业结构有所优化，尤其是在采矿业和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在第三产业中，批发和零售业与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就业人员的学历构成中大学专科上升较快；住宿和餐饮业变化不大；大学本科已经取代大学专科成为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与金融业就业人员的学历层次主流；房地产业的学历层次分布趋于分散；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就业人员的学历层次本就以大学本科居多，随着时间变迁大学本科学历的占比进一步上升。在2007年，高中学历占比仍在第三产业的部分行业中排第一位，但至2017年，各行业的学历构成出现分化趋势。在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拥有高等教育学历的就业人员比例大幅增加，人力资源结构得到明显优化；其他行业的学历结构优化趋势较缓。

　　2.各类受教育程度就业人员的职业构成

　　2007和2017年全国不同受教育程度就业人员的职业构成如表2所示(41)。将职业与所属行业对应起来，大致可以认为，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对应第一产业，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对应第二产业，商业、服务业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对应第三产业，专业技术人员介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之间。可以发现，学历层次越高的人群就业越集中于第三产业。

　　对比2007年和2017年的数据可以发现，随着就业结构的变迁，商业、服务业人员在任意学历水平都占据前三名的位置之一，符合我国第三产业就业比例总体扩大的国情。具体而言，小学学历及以下的就业人员仍然主要在第一产业就业，从事农林牧渔水利业；初中学历的就业人员从第一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高中学历的就业人员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大学专科、大学本科和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就业人员近年来始终集中在第三产业就业，但大学专科就业人员越来越多地担任商业、服务业人员，而大学本科、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就业人员逐渐从专业技术人员转移至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42)

　　总体而言，无论是从各行业学历比例变化情况还是从各学历的职业分布变化情况而言，我国人力资源的就业结构均依据产业结构的变迁特点而发生改变，表现为第三产业内部拥有高等教育学历的就业人员比例大幅增加，学历层次较高人群就业更加集中于第三产业。在第三产业内部，尤为需要创新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对高水平人才表现出了较为明显的吸引力。

　　三、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国际比较

　　高等教育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途径之一，承担着培养和输送高质量人力资源的重要任务。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高等教育结构要为产业结构服务，而就业结构则是二者进行匹配的过程和结果，三者的协调程度越高，越有利于经济增长。(43)

　　(一)高等教育与就业结构

　　图3描述了2017年美英德法中五国15-64岁就业人员的受教育程度构成(44)。从各国就业人员的主要受教育程度来看，美英德法四国就业人员的学历以高中或中职为主，四国初中及初中以下就业人员的比例分别为3.8%、16.5%、13.5%和17.3%，而中国劳动力市场中则仍以初中学历的就业人员为主，占比达到43.4%，初中以下的就业人员比例为19.2%，中国初中及以下就业人员所占比例是法国同学历就业人员的3.6倍，是美国的16.5倍。由此可见，我国就业人员的受教育程度整体偏低。

　　从拥有高等教育学历的就业人员情况来看，我国劳动力市场中拥有高等教育学历的就业人员比重偏低。我国具备高等教育学历的就业人员比例为19.4%，其中研究生学历就业人员仅为0.8%；美国高等教育从业人员所占最高，为46.5%，本科和研究生学历就业人员占比也最高；英国高等教育从业人员占比为42.9%，德国为28.3%，法国为38.2%。

　　根据表3和表4，进一步对比中美两国不同职业就业人员的学历结构可以发现，我国劳动者在不同职业类型中的学历分布有所不同，从事管理技术类工作的就业人员的学历亟待提高(45)(46)。

　　在美国从事管理、专业技术及相关工作的劳动者中，仅11.4%的就业人员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在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就业人员中，具有本科学历的劳动者占37.4%、研究生学历占30.7%；而在中国的单位负责人中，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就业人员占56.1%，接受高等教育的劳动者中则以高职或专科学历为主，占比为22.4%，具备本科或研究生学历的就业人员比例分别为19.3%和2.1%；专业技术人员则以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就业人员为主，但这一比例的具体数值仍然不高，为64.8%，其中研究生学历的就业人员所占比例仅为5%。由此可见，我国从事管理技术工作的就业人员的学历水平亟待提高。

　　美国的服务业从业人员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为48.6%，中国商业、服务业人员的学历以初中为主，占比为45.4%，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员比例为18.9%；美国的销售和办公室职员学历以高中为主，但其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为66.1%，中国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已经达到了53.5%；在生产运输和物流职业就业人员中，美国也有60.4%的就业人员接受过高等教育，而中国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中初中及以下学历比例达到93.3%。

　　(二)教育与职业匹配度

　　在经济增长方式向技术与创新驱动转变的背景下，各国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促进了国民平均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和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增长，但这同时也导致了劳动力市场上的教育错配问题。(47)(48)表5呈现了2016年OECD国家平均和美英德法四国15-64岁劳动力教育与职业错配的情况。(49)

　　首先，从学历错配的角度看，OECD国家15-64岁劳动者中个体受教育水平与工作所需要的受教育水平不匹配的比例平均达到35.7%，教育不足者即个体受教育水平低于工作所需的受教育水平的比例平均为18.9%，过度教育者的比例为16.8%。在美英德法四国中，英国劳动者学历错配的比例最高，达到41.0%，德国第二，为37.2%，法国34.2%，美国的这一比例为33.5%。进一步对学历错配的具体形式进行分析发现，除美国外，英法德三国教育不足的比例均高于OECD国家平均水平，英国教育不足的比例最高，为27.7%；除德国外，美英法三国过度教育的比例均高于OECD国家平均水平，法国过度教育的比例最低，为10.6%。四国教育不足的劳动者比例均高于过度教育的比例，美国与德国这两种错配形式的劳动者比例差距相对较小，为2.1%。

　　在针对我国学历错配的研究中，武向荣等运用自我评估法对北京市党政机关及企事业单位人员进行分析发现过度教育发生率为52.21%，教育不足发生率为6.04%；(50)缪宇环基于CGSS2008的数据，运用职业分类法测度的我国过度教育的发生率为41.03%，教育不足率为2.27%；(51)方斌等基于CHIP数据运用众数法进行分析发现1999年我国过度教育的发生率为28.10%，2007年过度教育率为34.46%，2013年则达到36.12%；而教育不足的发生率在上述三个年份分别为39.95%、38.94%和36.88%；利用标准差法计算得到过度教育的发生率在上述三个年份分别为16%、13.81%和27.75%，教育不足的发生率分别为10.55%、10.58%和16.98%。(52)尽管使用不同的调查数据和过度教育的测量方法，得到的我国过度教育的发生率数据不一致，但大部分学者均指出我国已经存在过度教育的现象。

　　然后，从学科错配的角度看，OECD国家中个体所学专业与工作所需专业之间不匹配的比例平均为32.2%。德国学科错配的比例最低，为20.1%，英国与法国学科错配的比例分别为38.0%和33.4%。郭睿等基于2012年中国雇主——雇员匹配调查数据计算发现认为自己专业与工作不匹配的比例为21%。(53)

　　进一步从不同学历程度劳动者的学历与工作匹配情况来看，在高中及以下受教育水平的劳动者中，适度教育的劳动者占比为82.54%，教育不足的比例为17.46%，在教育不足的劳动者中，从事工作需要高等教育学历的劳动者比例为11.26%。在具备高职或专科学历的劳动者中，教育不足的比例为19.21%，过度教育的比例为39.44%，适度教育的比例为41.34%。在具备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劳动者中，过度教育的比例为27.08%，在这些过度教育的劳动者中，所从事工作仅需要高中及以下学历的比例为14.18%。(54)

　　作为劳动力资源分配不均的一种表现形式，教育错配对个人、企业和社会均可能产生一定的影响，其中，较多的研究探讨了教育错配对个体收入效应的影响，无论运用OLS还是工具变量等因果推断方法，研究均发现尽管过度教育的个人收益率为正，但其具有惩罚效应，过度教育的收益率低于适度教育的收益率。(55)(56)(57)(58)(59)

　　进一步分析发现，高等教育中的学科专业结构与社会经济结构不相适应、高等教育人才供给结构与社会需求失衡等是造成我国教育错配的重要原因。(60)(61)(62)

　　(三)高等教育学科结构

　　图4呈现了2000-2016年美英德法四国高等教育中STEM专业的学生比例。(63)尽管德国2006和2012年的数据缺失，但可以看到总体而言，德国STEM专业的学生比例呈上升趋势，由2000年的26.9%增至2016年的36.0%；英国STEM专业的学生比例由2000年的24.9%增至2002年的27.0%，2006年下降至21.8%，此后缓慢上升至2016年的26.3%；美国STEM专业的学生比例在2006年左右的时间段内有所下降，但2012-2016年间的占比有所回升，2016年占比为17.9%。由此可见，除法国外，美德英三国近年来培养STEM专业学生的比例有所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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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2000-2016年美英德法四国高等教育中STEM专业学生比例

　　2017年美英德法日五国高等教育毕业生的学科结构显示，五国培养的商业、行政与法律学科的毕业生占比均最高，美国商业、行政与法律学科毕业生和人文与艺术学科毕业生占比均达到19%，其次是卫生与福利专业毕业生，为17%；英国毕业生在各学科之间的分布则相对较为均匀，人文与艺术毕业生比例为15%，自然科学、数学与统计14%，卫生与福利14%，社会科学、新闻学与信息12%；德国工程、制造与建筑的毕业生比例达到22%，法国工程、制造与建筑的比例为15%，卫生与福利14%；日本工程、制造与建筑的比例为18%，卫生与福利16%，人文与艺术15%。(64)

　　进一步对比分析中美两国本科、硕士和博士在学科专业培养中的差异(65)，可以发现，在专业设置方面，美国一直以来注重跨学科人才的培养，在专业设置中设置了专门的跨学科类专业，而我国在跨学科人才的培养方面则有所欠缺。

　　在学科结构方面，1970-2017年间，美国本科所授学位的学科发展逐渐形成了以经济学、医学、工学、教育学和文学为主，学科专业有所侧重但又相对均衡的结构。具体到各学科的发展来看，哲学所占比例较低且呈不断下降趋势；1970-1971学年，教育学的比例最高，为25.5%，此后逐渐下降至10.3%；文学和历史学所占比例呈波动下降趋势；理学和农学所占比例基本不变；法学比例呈逐渐上升趋势，由1970-1971学年的0.6%增至2016-2017学年的3.7%；经济学所占比例呈先升后降的发展趋势，在1985-1986学年达到最高值24.0%，2016-2017学年下降至19.5%；工学所占比例呈先增后降再增的发展趋势，在1985-1986年达到最高15.2%，2010-2011年降至8.8%，2016-2017年反增至11.2%；医学、管理学和跨学科学生的比例也呈逐年递增趋势，医学由3%增至12.2%，管理学由2.3%增至5.8%，跨学科则由0.8%增至2.5%。

　　在硕士学科分布中，从1970-2017年，美国经历了以教育学为主到以经济学、教育学、工学、医学等多学科为主，学科占比相对均衡的结构。总体而言，美国硕士所授学位中哲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占比有所下降，经济学、法学、工学、医学、跨学科占比不断上升，而农学、管理学、艺术学等学科占比的变动幅度较小或基本保持不变。

　　美国的博士生结构则出现了明显的以医学和法学为主的特征，不同学科占比的差异较大。2016-2017学年所授医学学位的博士生占42.8%，法学博士生占19.7%，其次是教育学，占10.7%；此外，占比较高的学科还包括理学和工学，占比分别为8.8%和7.1%。

　　对比中国各学历层次的学科构成，首先，在普通本科毕业生的学科构成方面，2017年，我国本科毕业生的学科构成以工学(32.5%)和管理学(19.3%)为主，其他学科所占比例均在10%以下，其中超过5%的学科包括艺术学、文学、医学、理学和经济学。从不同学科的发展来看，2013-2017年，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的比例保持不变，法学、文学、理学、工学、农学所占比例有所下降，教育学、医学、管理学、艺术学的比例不断上升。由此可见，尽管我国普通本科的学科专业设置在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而有所调整，服务于第三产业的学科比例上升，服务于第一和第二产业的学科比例有所下降，但目前的学科培养仍较为集中，工学和管理学比重较大，而其他学科的所占比例较小。

　　分析2013-2017年中国硕士毕业生的学科构成可以发现，近五年我国硕士毕业生的学科结构仍以工学为主，占比达到34.2%；排在第二位的管理学占比也仅为14.0%，其次是医学11.0%。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理学类毕业生的比例则相对较为接近，在5%上下。

　　从2013-2017年中国博士毕业生的学科构成来看，2017年占比最高的三类学科为工学、理学和医学，比例分别为35.3%、21.0%和16.5%，可见中国的博士培养以自然科学学科为主，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类博士的占比则相对较少。

　　总体而言，对比中美两国不同学历层次的学科分布可以发现，美国高等教育所培养的学生，在不同的学历层次有其不同的学科侧重，如学士学位中的学科构成相对较为多样且均衡，不同学科之间的占比差距相对较小，硕士生的培养尤以经济学、教育学、工学和医学占比较高，而博士生结构则以医学和法学为主。视角转移到中国，可以发现，无论本科、硕士还是博士，工学学士的占比均最高，不同学历层次所应承担的学科培养侧重难以体现。

　　四、“十四五”期间高等教育关注重点

　　在数量型人口红利效应式微的经济新常态下，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目标需要以高质量的人力资源和人才体系作为支撑。“十三五”期间，我国已初步建成了一支素质过硬的人才队伍，人力资源就业结构也根据产业结构的变迁特点进行了适当的调整。但从国际比较的视角来看，我国劳动者整体受教育程度仍然偏低，拥有高等教育学历的就业人员比重也偏低，同时存在着劳动者教育与工作不匹配、高等教育中的学科专业结构与社会经济结构不相适应的问题。高等教育在输送高质量人力资源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应重视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对人力资源培养的关键作用。“十三五”期间，我国经济发展和高等教育发展双双迈上新台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万美元，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50%进入普及化阶段。在“十四五”到来之际，我们应考虑如何进一步发展高等教育、促进经济增长，在现状分析和国际比较的基础上，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规划。基于本文的实证分析，笔者认为我国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在未来的若干年里着重关注以下几方面的发展：

　　首先，提高全民受教育水平，促进教育公平。具体来说，需要保证义务教育的巩固率；推动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加快城乡义务教育公办学校标准化建设。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推进中等职业教育和普通高中教育协调发展。加强继续教育和终身学习，让学习成为每个人的一种生活常态。

　　其次，在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方面，动态调整高等教育学科专业结构，提高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和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培养比例。在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兴起的时代背景下，根据社会人才需求结构动态调整高等教育的学科专业结构，尤其注重理工科内部专业结构的布局调整，鼓励学生掌握多学科知识，提高学生综合素质，解决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错配的结构性问题，增强人才软实力。同时，也要在高等教育的地区结构、城市结构、层次结构方面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结构协调发展。

　　第三，从提高教师素质入手，着力提升教育质量。高校教师应正确认识高校教育与科研的关系，以人才培养为核心，将教育与科研相融合，将科学研究的成果应用到实际教学之中，避免“重科研轻教学”现象的发生。同时，鼓励教师真正走到学生中去，发现学生的优势和特长，通过差异化教学因材施教，最大限度的发挥每个学生的潜力，使得人尽其才。

　　第四，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鼓励学生多渠道获取知识与信息。当前，教育信息化飞速发展，学生获取知识和信息的渠道日益多元，足不出户便可以聆听各大高校名师的讲座课程。因此，要积极推动教育信息化技术的普及并实现新的突破，形成信息技术与教育融合创新发展的新局面，为学生多方面涉猎知识提供便捷的通道和平台，增强学生学习的便捷性和灵活性。

　　第五，高等教育供给要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相协调。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1万美元的新高度，产业结构将进一步调整，知识积累速度越来越快，未来的劳动力市场充满了不确定性。因此，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要为未来做准备，培养的人才应具有更强的学习力、综合力、创新力、适应力和迁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