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易经》中的财务管理思想

　　一、引论

　　二战之后，东亚儒学文化圈国家相继取得了引人瞩目的经济成就。由此，以儒家经典为文化内核的东方管理思想引起了国际学界的关注，李约瑟、汤因比等人都对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作出了高度评价。汤因比甚至认为，“19世纪是英国人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而21世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纪。”汤因比所言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是指中国文化（主要是儒家思想和大乘佛教）引领人类走出纷争和对抗，走向和谐、共存、共赢。他认为，以中国文化为主，调和东西方文化，将是人类未来美好而永恒的主流文化。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更好地印证了汤因比的论断。因此，更多学者将目光聚焦在中华文明和儒家经典，试图从中寻找“中国模式”的思想源动力。2015年3月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是中华文明“和”、“恕”、“信”的极好体现，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作为儒家思想中的核心经典，《易经》中的智慧和思想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被中华民族乃至全世界各国人民视为宝贵的精神财富。近年来，随着国学热的兴起，《易经》越来越受人关注，以《易经》、《道德经》思想构建柔性管理模式也成为当前国际管理学界的新热点。然而，在“热”的同时，依然有一些不和谐的杂音，某些封建迷信包裹上《易经》的外衣。在学术界也存有两种弊病：（1）求神乞灵。将传统文化视为包治一切的万应灵药，认为现代社会的一切问题都可以从没见过现代社会的古人那里找到具体解决方案。（2）牵强附会。将传统经典中任何与现代企业管理稍微搭边的内容，都拉到中国式管理框架中去过度解读，仿佛我们的祖先在商品经济并不发达的周代，就已经具备了现代企业管理意识。上述两种思维弊病，不仅无法让人真正认识传统文化，使传统经典古为今用，反而会引起有识之士的质疑，降低传统经典的公信力。

　　毫无疑问，《易经》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其中自然包括管理思想，也有一些财务管理思想的雏形，的确能对今日的经管实践予以启示。然而，这些思想，与现代企业管理思想的关系如何、联系为何、有何不同之处，都需要厘清。本文将从《易经》中的管理思想与现代企业管理思想的区别入手，探究《易经》中的财务管理思想，并尝试提炼出《易经》财务管理思想的几个要点，以供后续研究。

　　二、《易经》中相关思想与现代管理思想的区别

　　需要指出的是，有关《易经》中的管理思想及财务管理思想与现代管理思想之间的联系，前人已有足量研究成果，此处不再赘述。显然，今日所谓“中国式管理”无一不是发轫自古代经典，并融合现代内容的产物。《易经》中的相关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有启发作用，已是不言自明的学界共识。因此，本节主要谈二者之间的区别。

　　（一）《易经》中管理思想与现代企业管理思想的区别

　　首先，所谓的中国式管理尤其是以《易经》为代表的中国古代经典中的管理思想，与以企业管理为主的西方管理思想，完全是两套逻辑、两种话语体系的东西。先要知其不同，方能求其和。

　　中国传统经典之中，有很多管理思想，尤其是领导人的行为法则。但是这种所谓“管理”，更多是对宗族、领地、邦国的管理，偏向于公共管理和行政管理，或许以“统治”或者“治理”言之，更为恰当。从原初语义而言，“管”意为管道，液体流经管道时会依管道形状流动，因此“管”意为限制、控制；“理”意为玉石的纹路，即“纹理”，只有纹理协调，才拥有观赏价值，因此，“理”意为协调（帝制时代宰相的责任就是“燮理阴阳”，燮即协和）。在此语境下的“管理”即为控制和协调，以协调保持控制。这种思维方式和周代礼乐制一脉相承，以礼分别，以乐调和，足以相互佐证。据此，当知中国话语里的“管理”和西方人所说的“manage”在内涵上本身就有很大不同，“manage”更偏重于通过调配人、财、物经营企业，而“管理”更偏重于驾驭群下，以为我用。无怪乎中国式管理能得到如此之多的国内企业家拥戴。

　　《易经》中有大量关于领导人行为规范的内容，《乾》在历史上一直被视为领导人行动宝典。《乾》之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被视为“上治”、“位乎天德”，因此，“九五之尊”在中国，一直是帝王尊位的同义词。我们要注意的是，《乾》所说的领导人并非企业管理者，而是宗族、邦国的领袖。诚然，调和宗族、治理邦国和管理企业有相通之处，以《乾》为代表的《易经》管理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有很大的启发意义和借鉴作用。但是，二者毕竟不是同类事物，不应生搬硬套，泥古不化。如过于强调、完全照搬，则很容易从所谓的柔性管理滑向凡事讲人情，导致企业制度形同虚设；也很容易从企业“大家庭”滑向家长制及一言堂，管理者随心所欲，予取予求。

　　（二）《易经》中财务管理思想与现代企业财务管理思想的区别

　　同理，《易经》中的财务管理思想也与现代企业财务管理思想有很大区别。《易经》问世的时代，中国仍处于农业社会时期，且为高度不发达的农业社会。这一时期，已经形成了社会分工，也出现了商品交易，比如《易经·系辞下传》所言：“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

　　但是这一时期，既不存在现代企业，更不可能存在现代企业管理。由于重利轻义思想的影响，士大夫耻于言利，在群星璀璨的百家争鸣时代，有农学、兵学，但没有任何一本关于商业的著作。被后世奉为“商圣”的陶朱公，也只有他三致千金三聚三散的记载，至于陶朱公是如何“三致千金”，并没有具体记录，且陶朱公的事迹，现在看来更偏重于传说。至于据传为范蠡老师的计然，更是神龙见首不见尾，所传计然七策也散见于后人言论。

　　虽然没有专门对财务管理进行论述，但是从文本中可以看出，《易经》具有一定的财务管理思想。《易经》多次出现“财”、“富”、“利”、“用”等语词，《系辞下传》更是直接点明：“何以聚人，曰财。”这些都是《易经》包含一部分财务管理思想的明证。但是，《易经》中的财务管理思想，并不涉及企业财务管理，而是家族的理财、邦国的度支。诚然，我们可以从《易经》中汲取养分，探究现代企业财务管理之道。但也应认识到，《易经》不是财富宝典，其财务管理思想，也存在时代局限性，不应对其迷信。

　　三、《易经》中的财务管理思想

　　《易经》中的财务管理思想，可以概括为四点：节用、有余、中孚、未济，本节将对以上四点及其启示分别予以阐述。

　　（一）节用

　　节卦为易经第六十卦。古人剖竹节为符，以此立信，因此，节是有公信力的事物，亦有制度之义，“节制”一词也由此而来。《节》有一段详细论述了“节用”的思想：“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

　　根据原文，不难看出，《易经》中的节用思想包括两层。第一层要求管理者“不伤财不害民”，也就是爱惜物力、爱惜民力，杜绝劳民伤财。作为宗族之长、城邦领袖，如果不加节制、好大喜功，追求浮华奢靡，营造不急之务，势必会导致财散、人乏。如果“过节”，也就是超出限度，就会“贞凶，悔亡”。第二层要求管理者“节以制度”，也就是按制度办事，才能“不伤财不害民”。孔颖达注疏《易经》，对此解释为“王者以制度为节，使用之有道，役之有时，则不伤财，不害民也”。“不伤财不害民”的前提是“以制度为节”，也就是领导人以“节”（制度）治自己的“欲”（过分的欲望），按制度办事。

　　《易经》的节用思想对现代企业财务管理的启示是：作为企业管理者，也应该“节用”，了解企业自身的资本运营能力，而不是过分冒进、大干快上，无视资金链。此外，身为企业管理者，应该带头遵守企业制度尤其是企业财务制度，而不是肆意践踏。现实中，这方面的反面教材数不胜数，企业大肆扩张，结果现金流跟不上，资金链断裂，商业帝国轰然倒塌；某些国有企业领导带头破坏企业财务制度，讲人情、钻空子之风盛行，造成了数不胜数的国有资产流失。

　　（二）有余

　　《易经》原文中的“有余”出自《坤》：“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本意虽与财务管理无关，但《易经》小畜、大畜、萃等卦，都反映了一定的通过“积蓄”达到“有余”的思想。

　　小畜、大畜分别为《易经》第九、第二十六卦，此处“畜”通“蓄”。正如《易经·序卦传》所言“物畜而后有礼”、“物畜而后有养”，多次强调积蓄的重要性，正是因为积蓄进而“有余”，才可以考虑更进一步的需求，即“有礼”、“有养”。《小畜》“密云不雨”，便是积蓄力量之意。《小畜》之九五“有孚挛如，富以其邻。象曰：‘有孚挛如’，不独富也”，通过“孚”（诚信）与“邻”（社会成员）共同积蓄财富。而《大畜》则“刚健”，通过长期积蓄财力，已经足够雄厚，因此可以“何天之衢，道大行也。”有了足够的财力，自然可以如臂使指，以财聚人，大行其道。

　　萃卦则代表聚集。《萃》：“萃，聚也。”想要执行计划，就应该聚集包括人、财、物在内的一切资源。王弼注言“聚乃通也”，有了足够的资源，才能够“通”，这与《大畜》的“何天之衢，道大行也”一脉相承。

　　《易经》的“有余”思想对现代企业财务管理的启示是：作为企业管理者，有必要务求积蓄，在经营实践中逐渐将企业做大做强，确保“有余”，不仅足够使用，更有余裕从事扩大再生产。由此可见，《易经》作为农业社会的产物，有很强的农业社会色彩，即通过积蓄增强抗风险能力。

　　（三）中孚

　　中孚是《易经》第六十一卦，本卦意为诚信。“有孚挛如，无咎。”指在从事与“财”、“用”有关的行为（“豚鱼”、“好爵”、“马匹”）时，讲求诚信，以诚待人，最终“至诚如神”，实现互利共赢，“利涉大川”。如果“音飞而实不从”，也就是大言凿凿，但却实力不济，便会“翰音登于天，贞凶。”产生不利后果。也就是说，《中孚》所指的诚信，也包括量入为出、量力而行，不过高估计自己。进行与财务有关的决策时，考虑实际情况，避免“音飞而实不从”的情况。这一点与“节用”相通。

　　《易经》的“中孚”思想对现代企业财务管理的启示是：在财务工作中，恪守诚信规则，向利益相关者负责，杜绝一切不诚信的业务操作。同时，在进行财务决策时，根据实际情况制定计划，不妄动、不冒进，不片面求“大”，更要求“好”。

　　（四）未济

　　未济卦是《易经》六十四卦中的最后一卦，以未能成功渡河为喻，说明“物不可穷”。“小狐汔济，濡其尾，无攸利”，小狐狸打算过河，可是没过去河，还弄湿了尾巴。比喻事情尚未终结，仍会向前发展。六十三卦是代表完成的既济卦，而六十四卦却是代表未完成的未济卦，充分说明了《易经》循环往复、“物不可穷”的思想。完成是新的开始，事物始终处于动态发展之中。坦率地说，未济卦所体现出来的思想并非财务管理思想，但由于其太过重要，不能不有所指明，而且之前有关《易经》的财务管理思想，也包含在未济卦的动态发展之中。未济卦下坎上离，离代表火，坎代表水。火上水下，的确过不了河。《周易》以代表天地的乾坤二卦为始，以火水未济卦为终，反映了变化发展的思想。作为兼具乾坤之德，“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领导者，在处理问题时，应该具备未济的思想，不能居功自傲，止步不前。

　　《易经》的“未济”思想对现代企业财务管理的启示是：企业财务管理也如既济、未济二卦一样，一个财年的结束恰恰是下一个财年的开始，只要企业持续经营，工作就不能懈怠，企业只有不断向前，才能通过发展保证生存。

　　（五）小结

　　上述几点，基本概括了《易经》的财务管理思想。《易经》认为，财务管理是一个不断持续的工作，希望相关人员在从事财务管理活动时，遵循制度，讲求诚信，有节制，不冒进，保持一定量的盈余。这些观点，时至今日，也依然不过时。

　　几点当中，最核心的是“节用”，也就是适度、适当。这种对节制、盈余的强调，恰恰体现了农业社会的特点。农业社会抗风险能力差，一遇天灾，老百姓必然颠沛流离，因此强调提前准备，通过“有余”来应对不测。这本质上是种低风险偏好的行为范式，也与长期重农轻商、以农为本的经济布局息息相关，更深刻烙印在了今日中国人的灵魂深处。今天的中国人，依然在个人理财时追求有存款、零负债，对敢于利用金融工具谋求更大利益的企业家评价较低，甚至视其为“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