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法文化旅游认识的演进

本文通过ICOMOS、UNESCO等官方网站及国内相关的法规选编书籍，搜集了近百年来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文献，在对法规原文及国内相关译文加以比较与理解的基础上，将其中涉及的旅游开发活动、游客活动、社区等相关内容加以整理，用中、英文关键词“旅游”(tourism)、“游客/参观者”(tourist/visitor)、“社区/当地”(community/local)、“设施”(infrastructure)、“环境”(environment)、“教育”(education)、“利用”(use)、“展示”(presentation)、“阐释”(interpretation)等加以搜索与筛选，然后对选中本文所直接参考引用的文献内容进行概述。《关于历史性纪念物修复的雅典宪章》①是第一部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法规，它规定了古代建筑保护与修复的基本原则，并成为后来被ICOMOS大会所采纳的《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宪章(威尼斯宪章)》(下简称《威尼斯宪章》)②的基础。该宪章重点阐述了如何通过行政和立法措施、现代材料与技术资源以及国际协作来实现历史纪念物的保护。《关于保护景观和遗址的风貌与特性的建议》③、《关于在国家一级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建议》④、《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⑤及《关于历史地区的保护及其当代作用的建议(内罗毕建议)》(以下简称《内罗毕建议》)①等文献主要为本文提供了关于设施建设与环境影响方面的内容。《关于保护景观和遗址的风貌与特性的建议》最早注意到工业化、城市化以及旧城更新等给文化遗产带来的“建设性破坏”，并就此提出积极保护景观与特征、保护历史地区等相关措施建议。其后的几个文件也是在世界各地重要文化遗产正遭受由迅猛的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巨大压力与破坏威胁的背景下形成的，其中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最具有深远意义。《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旨在“建立一个依据现代科学方法制定的永久有效的制度，共同保护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文化和自然遗产”，自其1975年12月17日生效②以来，保护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这一问题才受到各国政府和公众的普遍关注和逐步重视。《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③为各遗产公约国提供了具体操作规范的文件，该操作指南据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的发展而做不定期的修改(张松，2006)，至今最新的版本是2013年版④。《历史园林(佛罗伦萨宪章)》(下简称《佛罗伦萨宪章》)⑤、《保护历史城镇与城区宪章(华盛顿宪章)》(下简称《华盛顿宪章》)⑥《考古遗址的保护与管理宪章》⑦和《保护和管理历史城市与城镇地区的瓦莱塔准则》⑧等文件是对具有国际古迹保护权威性文件《威尼斯宪章》的重要补充。《佛罗伦萨宪章》是关于历史园林与景观保护的宪章，它对历史园林的定义与目标、维护与保护、修复与重建、利用、法律和行政保护等进行了具体的规定。《华盛顿宪章》针对历史城镇与街区的保护详细规定了保护历史城镇和城区的原则、目标和方法，该宪章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重视社区的参与和发展，影响着以后的国际法文献对遗产地社区的关注，如《考古遗址的保护与管理宪章》就把当地人民的遗产保护参与以及他们的生活习惯纳入到整体性保护的政策中，进一步扩展了文化遗产完整性保护的概念;《保护和管理历史城市与城镇地区的瓦莱塔准则》，根据时代发展变化的要求对关于历史城镇的保护与管理的定义与方法做了新的诠释，它进一步要求遗产的保护与发展必须以提高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与环境质量作为目标，并阐述了旅游发展在其中充当的角色与作用。《文化旅游宪章》①与《国际文化旅游宪章》②是ICOMOS颁布的关于文化旅游的两个重要文件。《文化旅游宪章》是在文化遗产地日益遭受旅游利用的破坏威胁同时旅游利用又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的背景下产生的，它初步表达了早期国际法对旅游利用的态度。1999年的《国际文化旅游宪章》取代了1976年版的《文化旅游宪章》，重新阐述了旅游和文化遗产之间的作用与关系，并强调东道主社区的文化个性和文化遗迹与国内外游客的兴趣、期望和行为之间的关系。与1976年版的《文化旅游宪章》相比，《国际文化旅游宪章》鼓励保护组织与旅游业的积极对话，不再将旅游简单地视为“被迫容忍的业务”，对推进国际法的旅游利用认识发展进程具有重大的转折意义。《文化遗产地的阐释和展示宪章》③是ICOMOS2008年颁布的宪章，它进一步阐述了文化遗产的“阐释”(interpretation)④与“展示”(presentation)定义与目标。《国际文化旅游宪章》其中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重视文化遗产地的“阐释”活动，认为遗产阐释是同时满足游客体验与提高公众意识的根本途径。《文化遗产地的阐释和展示宪章》则进一步丰富了阐释活动的内涵，对文化遗产地的旅游阐释和展示活动起着积极的指导作用。

2国际法对文化遗产旅游利用认识过程

2．1从关注环境影响到关注经济社会文化影响国际法对旅游利用认识的发展演变，首先表现在从主要关注旅游环境影响到对经济、社会文化以及环境影响共同关注的过程。旅游开发作为文化遗产地的主要利用与发展方式，对遗产地所产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大体可以分为经济影响、社会文化影响以及环境影响⑤。其中，旅游环境影响是国际法关注较多的一个方面，而旅游对遗产地东道主社区带来的社会文化影响与经济影响是国际法较晚与较少关注的内容，但是随着人们逐渐认识到东道主社区在遗产保护中的地位作用，国际法也越来越多地关注各种保护措施与旅游利用对社区带来的经济与社会文化影响。(1)对旅游环境影响的关注关注旅游开发建设活动带来的环境影响。早期的国际法，如《关于保护景观和遗址的风貌与特性的建议》和《关于在国家一级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建议》，强调各类工程与修建活动对遗产地景观及其环境的影响。《内罗毕建议》则直接指出，“要防止因旅游业的过分开发而造成的危害”(第31条)等。其后的《佛罗伦萨宪章》与《华盛顿宪章》同样强调，对基础设施的建设，如交通设施、停车场等要加以控制。《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1997起还要求申报遗产的提名报告要提供遗产地的环境压力如污染等方面的信息(第64条)①。关注游客压力及不恰当行为造成的环境影响。早在1931年的《关于历史性纪念物修复的雅典宪章》就开始意识到游客行为对文物古迹的影响，建议“教育工作者应劝阻孩子和年轻人做出污损各类纪念物外观的行为”(第7条)，而其后的多数国际法均强调通过恰当的教育手段提高公众的遗产保护意识以及引导恰当的保护的行为，如《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建议“缔约国应使公众广泛了解对这类遗产造成威胁的危险和根据本公约进行的活动”(第27条)。《佛罗伦萨宪章》、《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②和《文化遗产地的阐释与展示宪章》还考虑到了游客的数量及其分布的不平衡对古迹环境承载力的影响。可见，从早期到近期的国际法，在文化遗产地所进行的包括旅游在内的各种开发利用活动所造成的环境影响，始终是国际法关注的重点内容。(2)对旅游经济社会文化影响的关注《内罗毕建议》是相对较早关注社区的社会文化与经济变化的文献之一，它认为，“保护措施不应导致社会结构的崩溃”(第46条)。其后，《华盛顿宪章》提出，“为了保护这一遗产并为了居民的安全与安居乐业，应保护历史城镇免受自然灾害、污染和噪音的危害”(第14条);《国际文化旅游宪章》序言③指出，“过度的或没有妥善管理的旅游也可能使东道主社区的生态、文化和生活方式降格”;《保护和管理历史城市与城镇地区的瓦莱塔准则》提到，“为了遗产和当地居民的利益，保护与管理计划应该要考虑到旅游所带来的预期影响”(第4条g)。这些都表明了国际法越来越认识到各种保护措施及旅游开发利用所导致的负面社会文化与经济影响。同时，国际法还认识到旅游利用可以带来的正面影响。如《国际文化旅游宪章》序言指出，“旅游可以为文化遗产创造经济利益，并通过创造资金、教育社区和影响政策来实现以保护为目的的管理”等;《保护和管理历史城市与城镇地区的瓦莱塔准则》指出，“旅游业可以在历史城镇地区的发展振兴中发挥积极的角色”(第4条g)。由此可见，国际法在对待文化遗产的旅游利用影响问题上，已经从主要关注旅游环境影响过渡到对环境、社会文化与经济影响的共同关注了。2．2从关注遗产保护需要到关注社区发展与游客体验需要国际法对旅游利用认识的发展演进还表现在从对遗产本体的原真性与完整性保护需要的认识到对社区发展与游客精神体验需要的认识过程。对遗产本体的原真性与完整性保护一直是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法的主旨与核心内容，其近百年的发展历程是对文化遗产的原真性与完整性保护的认识逐渐完善的过程(刘爱河，2009;张朝枝，2008;张成渝，2010;张松，镇雪峰，2007)，也表明了国际法对文化遗产本体的保护需要认识越来越深刻与完善。而国际法对东道主社区发展需要的关注以及对游客精神体验需要的关注在近几十年的国际法文献中也得到越来越多的体现。(1)对东道主社区发展需要的关注随着国际法越来越认识到东道主社区是文化遗产保护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因此也越来越关注东道主社区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地位与作用，并强调实现东道主社区的经济与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如《华盛顿宪章》在其原则与目标中指出，“历史城镇和城区的保护首先关系到他们周边的居民”，“居民的参与对保护计划的成功起着重大作用，应加以鼓励”(第3条);《考古遗址的保护与管理宪章》序言表明，考古遗产的其他构成部分是当地人民生活习惯的组成部分，对于这类遗址和古迹，当地文化团体参与其保护和保存具有重要意义。尽管继《华盛顿宪章》后的许多国际法也开始认识到东道主社区的保护参与需要，但对于社区具体如何参与遗产保护与发展计划则缺乏明确的引导;直至1999年《国际文化旅游宪章》，才将如何满足东道主社区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以及政治参与需要的内容具体化。《国际文化旅游宪章》将东道主社区的需求作为整篇宪章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六大旅游发展原则中，有两大原则强调东道主社区和原住民的参与需要(原则四)和发展需要(原则五)。《保护和管理历史城市与城镇地区的瓦莱塔准则》序言则明确要求，“对历史城镇地区的任何干预都必须以提高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与环境质量为目标”;“可以通过发布信息、增强意识和培训等方式来帮助居民参与”(第3条h);“历史城镇的旅游发展应该基于对当地社区身份及其文化和传统活动的尊重与支持”(第4条g);“旅游活动必须尊重并不妨碍居民的日常生活”(第4条g)。可见，东道主社区的保护参与和发展需要已经成为国际法中关于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重要内容。(2)对游客体验需要的关注游客体验的需求是多方面的(Quan，Wang，2004)，而国际法最关注的常常是对游客的遗产教育。从最早的《关于历史性纪念物修复的雅典宪章》起，遗产教育计划就被写进各种国际法文件中，而“旅游”一词较早就是以承担公共教育任务的功能出现在国际法文件中的。然而，这些教育计划并不是以满足游客体验需要为主要目的，而是强调这种公众教育在遗产保护中的必要性，实际上也是从遗产本体保护的需要为出发点的。真正对游客体验需要给予较多关注的宪章是《国际文化旅游宪章》。宪章的一大原则就是，要“确保带给游客一段有价值的经历”，提出，“古迹保护和旅游的计划应该提供游客高质量的信息，以确保游客最清楚地了解遗产的重要特征和保护其需要”，“旅游者应该能够以他们自己希望的速度和方式游览古迹遗址”，“提供恰当的设施，可以保障游客的舒适和安全，并提高旅游的享受程度”(见《宪章》原则三)等，强调从信息、教育、精神提升、安全与舒适、娱乐等多方面满足游客文化遗产旅游体验的需求。从对文化遗产本体的保护需要认识到对社区发展与游客体验的需要认识过程，体现了国际法对旅游利用认识逐步深化的过程。2．3从被动、消极到主动、积极的旅游利用态度国际法在对待旅游利用问题的态度上，是一个从被动、消极地限制旅游开发利用活动，到主动、积极地鼓励制定合理的旅游发展目标与管理规划的过程。早期的国际法文献大多只是为了尽可能地确保遗产本体的安全而对各种开发建设活动有所限制，如旅游利用对环境的影响，相关的国际法文献对设施建设问题的处理，大多表现为通过“禁止”、“限制”、“监督”的手段来“控制”和“预防”可能威胁遗产本体原真性与完整性保护的影响;在对待游客的态度上，则希望通过“劝阻”“教育”等手段来减少游客的不恰当行为对遗产物的污损;在对待东道主居民方面，早期的国际法文件也只是在意识到社区居民的正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的情况下提出相关的建议，较少考虑到社区居民的参与保护和发展需要等。早期关于文化旅游的宪章《文化旅游宪章》把旅游业看作是“一个不可逆转的社会、人文、经济和文化的事实”(基本立场第1条)，认为“旅游将对人类的一般环境特别是文化遗址产生重要的影响”(基本立场第2条)，因此，“必须认真研究这种影响，使这些影响保持在可以忍受的范围内”(基本立场第2条)等。由此可见，早期的国际法在对待旅游利用问题上处于被动与消极的态度。《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从1997年就提出了关于旅游发展规划与旅游管理的要求①，但最能体现国际法对旅游利用态度的积极转变的是《国际文化旅游宪章》。该宪章序言将旅游看作是“文化交流最重要的工具之一”和“自然和文化保护的积极力量”。与《文化旅游宪章》相比，《国际文化旅游宪章》不再将旅游看作是被迫容忍的业务，转而更关注旅游发展的正面影响，并以“促进和鼓励旅游业”、“促进和鼓励保护文物各方和旅游业之间的对话”等作为宪章的目标，体现了国际法在对待旅游利用态度上的一个巨大转变。在处理旅游利用与遗产保护的矛盾问题上，与过去的“禁止”、“限制”、“监督”、“预防”等手段相比，《国际文化旅游宪章》更注重可持续的“计划”、“管理”和负责任的“推广”。在对待游客方面，与单纯的“劝阻”和“教育”相比，《国际文化旅游宪章》提出通过“阐释”与“演示”等适当的、启发性的计划促进和鼓励高度的公众意识。在处理遗产保护与社区发展的矛盾问题上，《国际文化旅游宪章》不仅提出要让东道主社区和原住民共同参与保护古迹和旅游的规划中来，还关注东道主社区在旅游和保护活动中的利益等。在此基础上，《文化遗产地的阐释与展示宪章》又进一步为具体的阐释与展示活动提出具体的指导原则，使旅游利用活动更切合文化遗产地的保护。最近的《保护和管理历史城市与城镇地区的瓦莱塔准则》是关于历史城镇保护与管理的宪章，它也将“旅游”作为独立的条目进行了相关的阐述，认同“旅游业可以在历史城镇地区的发展振兴中发挥积极的角色”(第4条g)，警惕大量游客给历史城镇地区带来的危险，要求“保护与管理规划必须考虑到旅游所带来的预期影响并控制这个过程”(第4条g)。可见，与过去被动、消极的“应对式”态度相比，国际法如今采取了更为主动、积极的态度来充分“利用”和“发挥”旅游业在遗产保护与社区发展中的正面力量，并要求主动“控制”负面的影响，这显示了国际法在认识旅游利用的进程中态度的积极转变。

3国际法对文化遗产旅游利用的认识发展对我国相关立法的启示

国际法对文化遗产旅游利用认识的发展演进过程，实际上反映了国际法对文化遗产保护的认识日益全面与完善。国际法对文化遗产旅游利用态度的积极变化显示，国际法支持并鼓励制定合理的旅游发展目标与管理规划来尽可能地降低旅游的负面影响，更重要的是鼓励发挥其对于遗产保护和社区发展的积极力量。这一积极变化，对我国协调文化遗产保护和旅游利用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首先，应充分认识与理解文化遗产旅游利用的影响及其现实意义，既要以主动、积极的态度充分利用和发挥旅游业在遗产保护和社区发展中的正面作用，又要努力控制旅游业所可能带来的种种负面影响。其次，文化遗产的旅游利用应该重视社区旅游参与和发展，既要尊重当地社区及其居民原有的生活方式与文化传统，又要将社区的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需要放在至关重要的位置，并充分利用和发挥社区及其居民在遗产保护和旅游利用中的积极力量。最后，文化遗产的旅游利用应该重视游客的精神体验，从游客体验需求的角度制定相应的“阐释”计划，通过满足游客的体验需要来实现文化遗产的教育目的。然而，在我国文化遗产旅游利用的实践中，相关的立法引导与规范仍然处于缺位的状态。虽然目前我国已形成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简称《文物保护法》)为核心，以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地方法规为骨干的文物保护法规体系(叶秋华，孔德超，2008)，但现行的《文物保护法》(2007修正)及其它文物保护法规体系，多侧重于明确保护对象、保护内容和保护方法(叶秋华，孔德超，2011)，却忽视了针对文化遗产的旅游利用实践的引导与规范;对于社区与游客利益的法律保障、传统文化价值的认识与尊重理解(叶秋华，孔德超，2011)更是严重缺失。与社区及其居民利益最为密切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国务院令第524号2008．04．22)，同样也只侧重于遗产本体的保护内容，旅游利用方面的内容则完全缺失，社区及其居民作为历史文化城镇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甚至被完全忽视。纵使是由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中国国家委员会制定的《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2004第二版，以下简称《准则》)①也侧重于遗产本体的保护原则、程序与工程。虽然《准则》支持“文物古迹应当得到合理的利用”(见第4条)，但对于保护与利用所产生的社会与文化影响以及如何发挥和保障社区及其居民在保护和利用过程的作用与发展需要等方面也缺乏应有的关注。此外，尽管《文物保护法》与《准则》均提及文物古迹的展示，并以其作为公众教育的宣传手段，但只是强调遗产价值展示与再现(张朝枝，2010)，却忽视了游客实际的遗产体验需要。由此可见，我国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立法和实践尚未体现出对文化遗产旅游利用应有的认识和重视，也没有体现出其对当地社区及其传统文化价值应有的认识和尊重理解(叶秋华，孔德超，2011)，这与我国当前文化遗产旅游利用的实践完全脱节。缺乏相应的法律引导与规范，这就使得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往往变成了纯粹的商业化运作，文化遗产面临过度开发的危险(胡红梅，2010;叶秋华，孔德超，2011)，并且频频出现游客与遗产地景区、游客与居民、居民与政府、居民与开发商等之间的利益矛盾与冲突(卢松，等，2010)。文化遗产本体非但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文化遗产地内还出现了各种负面的社会与文化影响问题(胡红梅，2010)，这不仅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法的规定不相符合，也违背了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初衷，不利于文化遗产保护和旅游利用的可持续发展。

4结语

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法对文化遗产旅游利用的认识与态度，已经历了从对环境影响的关注到对经济社会文化影响的关注、从对遗产的原真性与完整性保护需要的认识到对社区发展与游客精神体验需要的认识、从被动消极地限制旅游开发利用活动到主动积极地鼓励制定合理的旅游发展目标与管理规划等三方面的发展变化。我国文化遗产旅游利用的实践仍缺乏法律方面的引导与规范，文化遗产旅游利用也未对社区的利益和发展需要以及游客的体验需要给予充分的重视。所以本文建议，应完善和出台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相关立法，以引导和规范当前与未来的文化遗产旅游利用;保障遗产地社区以及游客的相关利益和发展需要，以利于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利用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