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法公约之国际法论文

１９８２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通过，是国际法在海洋权利与义务方面的一次重要突破。该条约首次在诸多国家间达成一致，明确了各国在不同海域如领海、专属经济区、海床及底土等方面的权利和义务，从而建立起现代国际海洋法的框架。同时，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推进各国之间海洋权利争议的解决，设计了不同以往的争端解决模式［４］，即在某些情况下争端的强制仲裁程序（ｃｏｍｐｕｌｓｏｒｙ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根据公约附件七第１条的规定，提起强制仲裁程序的要件并不复杂，争端的一方当事国应当向另一方发出书面的通知，在通知中应详尽说明其权利主张及主要依据。但是，公约同时也对豁免管辖的情形进行规定，即在两种情况下，上述强制仲裁程序并不适用。其一是争端双方关于争端解决已有在先协议，这种在先协议自然排除了海洋法法庭仲裁程序的启动②；其二是根据公约第２８６条的规定，缔约国有权发表单方面声明，就某些领域的争端问题排除强制仲裁程序的适用③。因此，根据公约的规定，中国与菲律宾此次在南海的争端问题无法在公约框架内启动强制仲裁程序。也就是说，海洋法法庭贸然启动强制仲裁程序并不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一方面，由于中国与菲律宾事实上存在在先协议，已经在法律上排除了海洋法公约强制仲裁程序的适用。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４日，中国与东盟各国在柬埔寨签署了举世瞩目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ｄｕｃｔ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ｉｎ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其中第四条明确规定，“有关各方承诺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包括１９８２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由直接有关的主权国家通过友好磋商和谈判，以和平方式解决它们的领土和管辖权争议”（ｒｅｓｏｌｖｅ　ｔｈｅｉｒ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ｓｐｕｔｅｓ　ｂｙ　ｐｅａｃｅｆｕｌ　ｍｅａｎｓ）④。尽管上述《宣言》的国际法律地位略低于条约，但该宣言所规定的争端解决方式无疑旨在为东盟及中国间处理海洋及领土争端提供原则指引，在中国和菲律宾之间同样具有拘束力。因此，该宣言的规定已经在法律上排除了海洋法公约强制仲裁程序的启动和适用。另一方面，也是最为重要的一方面，根据海洋法公约强制仲裁程序的排除规则，缔约国有权对“海洋划界和历史性所有权争端、军事活动和执法活动争端、正由安理会执行其职务的争端”以单方面声明的方式提出保留，即排除公约强制仲裁程序的适用。２００６年８月２５日，中国据此向联合国秘书长提出保留声明，明确宣示联合国海洋法第２９８条第１款（ａ）、（ｂ）和（ｃ）项所述的任何争端①，“中国不接受《公约》第１５部分第２节规定的任何国际司法或仲裁管辖”。因此，根据国际法“条约必须遵守”的条件，在条约缔约国提出保留的情况下，条约不应对该缔约国生效，该强制仲裁程序并不能适用于中国。

二、海洋法法庭的管辖权存在争议

如前所述，《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建立了以海洋法法庭、仲裁法庭为基础的国际海洋争端解决机制，但与所有的仲裁机制一样，在进行实质审理之前，法庭必须进行管辖权的查明，如果法庭认为其并不拥有管辖权，则案件亦无法进行审理。因此，联合国海洋法法庭已经指派仲裁员并不意味着案件实质仲裁的开始，也不等于确认法庭的管辖权，仲裁庭组成之后必须首先就管辖权问题进行初步裁决（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ｄｅｃｉｓｉｏｎ）。因此，当前的主要问题就是仲裁庭对于本案是否具有管辖权。从理论上来看，目前国际法尚未承认真正意义上的实施机制，多数国际法规则的实施，依靠的是国家对条约和国际法的自觉遵守。因此，所谓“强制”（ｃｏｍｐｕｌｓｏｒｙ）管辖，往往并不同于国内法上的“强制”（ｍａｎｄａｔｏｒｙ），而更多强调管辖的承认性。无论是联合国国际法院的强制管辖条款，还是海洋法法庭的强制仲裁程序，均极大依赖于成员国或缔约国的同意，也就是说，国际争端解决机构的管辖权来自于国家的事先接受。当事方的合意是被认为具有决定意义的。如前所述，中国早在２００６年即提出领土争端的强制仲裁保留，可以推知中菲双方并未也无法就南海争端问题的解决形成仲裁合意。因此，仲裁程序的启动事实上是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因为仲裁法庭的权力来源于当事双方的合意，如果当事双方并无仲裁合意，则仲裁法庭就无法做出有拘束力的裁决，这也是现代国际仲裁必须强调当事双方确定的仲裁协议的原因所在。菲律宾显然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但是却对此进行了回避，反而指出，中国的声明并不适用于本案，菲律宾提出仲裁的本意并不是进行领土划界，而是要求裁决南海“九段线”，因此并不在中国所做保留声明的范畴之内。菲律宾故意回避了领土主权归属、专属经济区或大陆架划界等问题，以期启动强制仲裁程序并通过仲裁“曲线”完成划界裁判的目的。但在事实上，菲律宾的诉求却是完全站不住脚的。首先，领土归属问题是中菲南海争端的核心问题，也是所有问题的起始，是南海争端的本源。仲裁法庭不可能绕开这一划界问题而单纯讨论双方争议岛屿的“法律地位”问题②。其次，根据海洋法的原则，一座岛屿的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区间的法律地位，是和岛屿是否在一国领土之内紧密相关的。也就是说，判定岛屿的法律地位，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岛屿划界的法律效力。而一旦仲裁庭需要就岛屿的划界效力问题进行判断，就必然要就岛屿的归属进行判断，这无疑属于我国保留性声明的范畴。

三、中国对本案的积极策略建议

综上所述，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菲律宾向联合国海洋法法庭提出强制仲裁既无合法性基础，而仲裁庭亦不拥有管辖权，则该仲裁程序的启动并不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但在事实上，该强制仲裁程序却已经于２０１３年开始，这就需要我国作出积极应对。

（一）积极发声争取国际社会支持

显而易见，菲律宾停止在南沙海域的所有施工活动，是希望以此显示在与中国的南海争端问题上，菲律宾站在道德制高点的姿态，以博得国际社会舆论的倾斜。与此相对，长远来看我国继续保持沉默将在国际舆论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因此，从维护我国领土完整和主权权利的积极角度出发，在南海争端问题上，我国应通过多种渠道声明和表明立场，不仅应在国内媒体发表言论，更应当积极通过国际交流、学术论文等形式，让国际社会更充分了解我国的主权权利的正当性以及菲律宾侵占我国主权的非法性，以获得国际社会的普遍支持。

（二）积极拓展国际司法机构外解决途径

我国与菲律宾的南海争端与国家主权密切相关，关系到我国的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尽管在这一方面国际司法途径能够发挥作用（且事实上也有相当多的国际法案例），但从我国的实践现实出发，国际司法机构并不一定是最佳的解决方案。从历史上来看，我国对国际司法机构的争端解决向来持保留态度，而坚持秉承和平谈判与政治磋商的争端解决方式，这一方式也得到了许多国家的认同和肯定，因此，我国的立场和态度完全符合联合国宪章中“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基本原则，理应得到国际社会的理解和尊重。国际实践中，依靠司法机构也并不是唯一的解决途径，特别是在涉及到领土争端、海洋划界等重大领域，司法途径并不一定是我国解决与菲律宾南海争端的最佳选择①。事实上，多数领土争端案件也并不是通过国际司法机构解决的②。在领土争端的解决方面，国际仲裁只起了促进和补充的作用③。即使领土争端在国际司法机构能够得到解决，但最后法院判决的执行情况也并不乐观。因此，从我国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继续通过法律外途径解决中菲南海争端是最佳的选择。一方面，如前所述，我国选择和平谈判与外交磋商本身就是一种理性的选择；另一方面，选择不进行仲裁也并不意味着对国际法规则的破坏。在这一过程中，并不应当放弃与菲律宾进行沟通、磋商的努力，反而应当更加注重平等协商与外交谈判，以期达成最终的政治安排，和平妥善解决双方争端。此外，我国还应利用双边和多边外交平台，加强与南海周边国家的谈判与协商，应当明确我国和平谈判和平等磋商的立场，以减少周边国家对中国的不必要的担忧，不仅有利于分化反对中国的合力，同时也有利于减少我国同周边国家的领土摩擦，从长远上更好地维护我国的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并推动地区和周边的和平与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