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应对农产品金融化的挑战

　　摘要：金融化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新趋势，金融化的过程中，盈利越来越多地通过金融渠道而不是通过贸易和商品生产。金融化对个人、公司、国家和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结构产生巨大影响。由于农产品的自身特质、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流动性泛滥和大宗商品市场之间的联动，农产品金融化趋势愈发明显。农产品金融化威胁中国的粮食安全，损害农民收益，限制中国农业企业的发展。中国应当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农产品期货市场，进一步完善农产品信息披露机制，创新农业经营模式，构建全球大宗农产品定价中心，打造中国本土农化企业巨头，积极地应对农产品金融化趋势。

　　关键词：金融化农产品金融化粮食安全

　　中图分类号：F32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502（2018）04-0118-09

　　2008年以来，发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迅速蔓延至世界各地，给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严重灾难。对资本主义的反思和批判再度成为热门话题，资本主义金融化是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目前农产品价格的波动与货币市场、期货市场和其他大宗商品市场联动所构造的复合型金融体系息息相关，形成了农产品“金融化”趋势。农业是国之本、民之基，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至关重要。在此背景下，关注农产品的金融化问题很有必要。

　　一、金融化及其影响

　　（一）什么是金融化？

　　金融化（Financialization）被用来描述金融资本主义的发展特点，从1980至2010年，资本主义世界内的债务权益比值增加，金融服务在经济结构中的占比在越来越多的国家中不断上升。斯威齐指出，自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的一大特点便是资本积累过程的金融化现象[1]。金融化使得金融工具在经济循环中的交换过程充当中介，允许商品、服务甚至预期和风险都可以兑换为更具流动性的金融资产，从而增快了经济的循环速度。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体系下的生产过剩和平均利润率下降是无可逆转的长期趋势，导致了周而复始的经济危机。在这一基础上，约翰·贝拉米·福斯特指出，资本主义金融化与资本主义实体经济衰退密不可分，一方面资本在实业生产中的回报率不断下降，另一方面资本天生存在对于无限的利润积累的病态渴求。为了追逐最大限度的利润，资本通过对资产价格上涨的投机，不断将经济剩余注入金融领域。为服务这一过程，纷繁的金融机构和形形色色的金融创新不断涌现，衍生品、期权、证券等金融工具为躁动的货币资本提供了新的觅食方式，不断把金融化推向新的高度[2]。在金融化的过程中，盈利越来越多地通过金融渠道而不是通过贸易和商品生产。

　　金融化一个最显著的特点是过高的财务杠杆导致標的物的剧烈波动。金融衍生品最初的目的是对冲和风险管理，然而由于监管的放松，金融衍生品成为谋取暴利的一种工具。从20世纪90年代起金融衍生品的数量和种类迅速增长，衍生工具的市场交易活动量急剧增大。2008年金融危机便是由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引发的信贷泡沫所造成的。

　　（二）金融化的影响

　　金融化对全球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微观层面，从公司治理的角度看，金融因素带来的影响日益显性化，债券和股票在企业管理中占有决定性的地位，特别是维护公司股票在市场上的表现决定企业发展的方针战略。可以说原本为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的股票市场反过来控制公司，股市的波动甚至能决定产业部门和公司的商业周期。从个人的角度看，金融化日益广泛地“嵌入”到社会经济生活中，从企业的融资活动渗透到私人金融领域。通过金融产品的日益商品化、大众化、网络化和移动化，金融业务和信用的概念已经融入个体的日常生活中。

　　从宏观角度看，金融市场对于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在增加，掌舵经济运行的金融精英和管理机构在国家层面上发挥着支配性质的作用。日益庞大金融资本成为国家机器的制度化的重点并将资本的“逐利性”作为总体的社会逻辑指导国家权威和政府精英的行动。金融化趋势的加速很大程度上受益于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和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自由市场理论。这一时期诞生的思想理论和分析框架方法以促进银行业乃至整个金融系统的管制松绑为主要内容。在资本和金融主导的逻辑下，劳工阶层与食利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中产阶级的收入和工资增长出现停滞，贫富差距急剧增大。旨在消灭全球贫困的著名非政府组织乐施会（Oxfam）在2016年的报告中指出，全世界最富有的62个人所拥有的资产约等于全世界最贫困的35亿人口的财富总额[3]。金融服务业已成为发达经济体的一个重要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相当大的份额。金融危机之后，学者们意识到金融服务业的高速发展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善美国经济，也没有产生预期的社会效益。在美国，房地产升值可能比其他任何投资方式都能赚钱。如果现在绝大部分资金被用来抬高房地产和股票的资产价格而不是用来进行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那么长期的后果是什么？一些学者甚至认为金融服务部门的力量和影响力开始危及代议制民主本身。

　　金融化也影响着世界体系的构建。从资本主义世界范围看，金融力量日益渗透到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金融中心国凭借强大的经济与金融实力，建立金融霸权，形成对半边缘、边缘国进行金融剥削与掠夺的世界体系[4]。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既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主要出口国，也是原材料的贪婪的消费者，对外贸易总额占全世界的20%以上，约有60%的国际贸易以英镑结算，从而形成了以英镑和英格兰银行为核心的金本位制和世界货币体系[5]。在金本位制的帮助下，英国大规模地向海外殖民地进行资本输出，并从海外投资中获得了高额利润，有力地维护了日不落帝国的世界霸主地位。二战过后，霸权的王冠在英美两国之间交接，但是实现霸权的模式并没有大的变化。当代美国在经济金融化过程中以美元霸权为支点，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贸组织和世界银行为杠杆，建立了新的世界金融霸权。美国向其他国家积极鼓吹和兜售华盛顿模式，推崇“市场万能”的新自由主义，鼓励金融技术创新，放松金融市场管制，要求发展中国家对外开放资本市场[6]。每当危机发生之时，美联储通过降息政策刺激经济，释放资本前往新兴市场追逐利润；经济情况一旦好转便会加息，使得潜伏在外围国家的资本回流，造成其他国家的资产贬值、资本外逃，严重者则出现金融危机。以美国为首的金融中心国凭借金融霸权，不但造成资本收益从发展中国家大量流向发达国家，而且肆意转嫁金融风险与危机，从而进一步强化了“中心—外围”的不平等的世界体系，发展中国家彻底成为美国的附属[7]。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所导致的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崩溃，拉美国家跌入经济停滞的泥潭，都可以归结为这一不平等世界政治经济体系。

　　金融化是一股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之大潮，金融化的本质逻辑来源于对利润永无止境的追逐。它的触手延伸到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拥有最悠久历史的农业也不例外。

　　二、农产品金融化

　　农产品期货市场的出现就是农产品金融化的开端，随着农产品期货交易的目的从利用远期合约消弭农业生产固有的价格风险转移到以买卖期货合约套取利润，农产品期货交易已从一种辅助农业生产和贸易的手段转变为了有利可图的金融投资行为，农产品的金融属性开始凸显。在农产品金融化的趋势中，农产品的价格波动不仅仅来自于供给和需求间的相互作用，而且更多地受宏观经济因素的影响，农产品价格波动成因的复杂性、价格波动趋势的不确定性、价格波动幅度的不稳定性明显增加[8]。

　　（一）农产品金融化的发展与现状

　　农产品是最早实现金融化的大宗产品，农产品期货合约诞生于美国的芝加哥。芝加哥人口众多，交通发达，地处美国中心地带，是美国最重要的枢纽城市之一。受益于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19世纪初，芝加哥发展为美国最大的谷物集散地，大量的农产品加工和贸易在此发生。农产品具有季节性，易受自然环境影响，价格波动较大。为锁定利润，减少价格波动造成的风险，商人们创造了农产品远期合约。由于合约的买卖存在套利空间，以买卖农产品远期合约为营生手段的专职人群开始产生。随着接受远期合约交易的人群规模的扩大以及农产品交易场所的不断集中，芝加哥期货交易所于1848年应运而生。其他品种的期货交易形式和规则都是在借鉴农产品期货市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中国农产品期货的诞生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1990年10月28日郑州粮食批发市场成立，它是中国第一家引入期货交易机制的国家级农产品交易市场。经过两年“期现结合，同步发展”的试验摸索，郑州商品交易所在郑州粮食批发市场的基础上于1993年正式成立，并在5月28日正式推出期货交易。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中国建立了郑州商品交易所、大连商品交易所、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和上海期货交易所四家机构，拥有52个期货交易品种，其中商品期货46种，大宗农产品期货17种。中国农产品期货交易规模迅速扩大，2012年总成交量为7.27亿手，到2016年攀升到14.57亿手①。大商所农产品期货年成交量在2016年首次超越美国芝加哥商业交易所集团，成为全球最大的农产品期货市场②。

　　（二）农产品金融化的形成机理

　　第一，农产品的自身特质是农产品金融化的基础。首先，国际大宗农产品是人类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其年产量大，可长时间储藏、易于分级的特点使其成为资本市场设计金融工具的对象。其次，农产品的价格波动是其期货市场产生的基本原因。同工业品相比，农产品生产周期长，受制于气候、环境等外界自然条件，因而价格不确定性强，价格波动大，从而为农产品投机者提供了盈利的空间。价格波动大意味着风险大，高风险蕴含的高收益会吸引大量短线资金涌入大宗农产品，又反过来导致农产品价格大幅度变动。最后，相比于农产品现货市场，农产品期货市场交易场地集中、交易人数众多、交易价格连续，其价格具有公开性、连续性、权威性和预期性，生成了农产品期货的价格发现功能，形成了对于现货价格的指导。因此，掌握期货市场便能够实现对于农产品交易的控制。投机资金借助一些天气、自然灾害等消息来炒作农产品期货合约，利用“羊群效应”制造恐慌，偏离了实际供求变化带来的影响。

　　第二，全球化为农产品金融化扩展空间。中国自2001年11月加入世贸组织后，农业市场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农产品进出口贸易快速增长，农产品对国外市场依赖度不断加深。2002年中国的农产品进出口总额仅为304.3亿美元，2016年这一数字增长到1832.3亿美元③。随着农产品贸易的飞速发展，中国由农产品贸易顺差转为逆差，表明中国的农产品消费越来越依赖于国外生产，尤其以小麦、大豆、玉米、大米和稻谷等大宗农产品和粮食作物最为明显，均呈现出明显的净进口态势，其中大豆的净进口量更是高达8391万吨④。由于中国农业对于国际市场的依存度不断提高，国际市场便可以通过贸易、汇率、期货市场等方式影响国内农产品市场，国内外的农产品价格指数呈现出高度一致性。根据王孝松和谢申祥的测算，小麦和大豆的国际价格上涨1%，国内价格上涨幅度接近1%；玉米和大米的国际价格每上涨1%，其国内价格分别上涨1.1%和1.6%[9]。

　　第三，货币宽松政策和泛滥的流动性是农产品金融化的催化剂。经济金融化的过程伴随着货币经济对于社会生产的全面渗透。随着农产品向着金融化方向发展，农产品的金融属性逐渐增强，金融资本对农产品市场的影响程度不断加强，货币供给量是推动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关键因素。宽松的货币政策增加了货币供给，造成了流动性泛滥，大量资金涌入农产品金融衍生品市场，大宗农产品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在此背景下，农产品期货被国际资本大肆炒作，这不仅使农产品的价格严重偏离其实质价值，更加劇了农产品原本受制于气候、环境、土壤等条件的不确定性所引起的农产品价格的波动幅度。以芝加哥交易所小麦期货为例，为应对次贷危机，美国于2008年11月开启第一轮量化宽松并于2010年3月结束，为金融系统注入约1.7万亿美元流动性。由于价格传导机制的滞后效应，小麦在2010年6月份迎来大幅上涨，到12月31日其价格由425.5美分每蒲式耳涨至794美分每蒲式耳，涨幅高达86.6%。

　　第四，不同大宗商品之间的联动深化了农产品金融化的复杂性。在全球经济金融化加深的大背景下，石油、大宗农产品等商品之间的相互联动日益凸显。国内外学者研究了国际原油与农产品价格之间的关系，发现两者之间呈现出明显的正相关性[10]。石油对于农产品价格的影响模式主要有两种：石油—农资产品—农产品[11]，石油—替代能源—农产品。第一种模式下原油价格通过提高农产品的生产成本进而影响农产品价格。大规模的机械化生产是当前农产品生产的发展趋势，因而油价的变化带动了机械化生产设备、农药和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的变化，进而影响农产品价格。同时，原油价格的升高使农产品的运输成本增长从而拔高农产品价格。第二种模式下化石能源价格的居高不下和不可再生特性加速了生物能源的蓬勃发展，这直接导致了农产品需求水平的上升，并直接体现在部分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和波动变化，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就是以玉米为原料的乙醇汽油。当石油能源价格上升时生物能源的需求便会增加，进而拉升对玉米的需求量，提高了玉米价格。

　　三、农产品金融化对中国的挑战

　　第一，在中国缺乏定价权和话语权的情况下，农产品金融化的趋势会制约中国的粮食安全。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尤其是新自由主义在西方社会的兴起，金融资本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取得支配地位，愈益成为主导全球体系分工和利益分配的决定性力量，遂使货币权力成为金融资本主义时代新的霸权表征。在全球量化宽松时代，大量的金融资本涌入房地产、金融衍生品和大宗农产品市场，粮食市场与货币、期货、能源、金融衍生品市场之间的联动愈发紧密，扩大了传统金融市场的外延和内涵[12]。粮食的商品属性在消隐，金融属性表现得更加突出，资本和货币代替供需关系决定粮价。流动性泛滥背景下的粮食属性“金融化”成为推高粮价的最大推手。冷战结束，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单极霸权赋能于美元使其成为全球性的储备货币，形成了所谓的美元霸权。在这样的霸权结构下，通货膨胀由全球承担，美国便可以无约束地增发货币。美元资本流入美元霸权下的外围国家“薅羊毛”并在加息周期回归美国。因此，流动性泛滥实际上是美元的泛滥，谈论农产品金融化不如说是在谈论农产品的美元化。围绕着美元霸权，美国打造了以高盛为首的金融作战部队，以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为主体的金融基地和以形形色色对冲基金为武器的资本综合体，成为了全球粮食市场的主宰者。反观中国，可耕种土地的减少、水源的污染、人口红利的消退、工业的爆发式发展使得中国对于农产品国际市场的依赖增强。自2009年起，中国农业贸易逆差迅速扩大，在2013年突破500亿美元⑤。时至今日，中国粮食进口量超过1亿吨，中国已成为美国最大的粮食进口国之一，但是粮食的定价权却被美国牢牢把控，严重地说，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需仰人鼻息。当今世界，原有的国家安全逐渐成为一种保守的观念，而非传统安全将安全的主体从国家的角度带到了更广泛的领域[13]。粮食安全关乎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稳定，中国必须高度重视粮食安全问题。

　　第二，农产品金融化抑制农民增收，影响农民的日常生产。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中国农民所处的外部环境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农民的经济生活被日益卷入经济金融化和全球化的进程之中。产业分工的深化、国内外市场的高度融合和农产品定价的复杂性，对中国农民的经济行为和农民收入产生明显影响。国际国内农产品市场的高度融合加剧了国内市场变化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中国农业不再是桃源之地，国际市场的变动通过种种渠道渗透和影响到农民的切身利益和民生问题。面对诡谲莫测的市场，农民往往处于极度弱势的地位。由于信息的极度不对称，农民在生产和销售环节惘然无序、随波逐流，既想增产又想增收，往往后知后觉，因而只好盲目进行种植生产。随着农产品的金融化，农产品价格在金融资本助涨杀跌的作用下波动幅度更大，农民一旦决策失误，农产品滞销所造成的经济损失被大幅放大。目前，传统经济学理论中的市场供需因素无法解释农产品价格的剧烈波动[14]，农产品价格的大涨大跌很大程度上源于金融资本不断介入和退出所导致的“金融性周期”。农民看到某一农副产品价格不断上涨便投入资金“一哄而上”，但实际上价格的上涨源于资金的炒作与产量不足并无关系，投机资金一旦获利了结便剩下一地鸡毛，严重损害农民利益。价格上涨的收益被金融资本收割，形成了“价贱伤农，价高伤农”的怪圈。此外，以原油为代表的化石能源与农业种植所需的农业生产资料息息相关，原油价格的快速增长使得农民的农业生产成本大幅提高，从而抑制了农民收入的增加。面对价格快速上涨的生产资料，农民如果减少投资，正常生产便会直接受到影响；如果要保持正常生产，生产成本又会大幅上升，利润降低，甚至导致增产不增收的情况。

　　第三，农产品金融化压缩中国本土农业企业发展空间。资本主义金融化意味着垄断金融资本对于经济的支配，大型寡头公司通过金融市场收购兼并中小企业。这一现象反映到农业中则是农业寡头公司以及背后的跨国资本对于农业企业的并购活动的日益活跃和农业生产全方位的垄断。世界最大的10家涉及农业领域的公司控制着全球半数以上的农作物种子、兽药市场55%的份额以及84%的农药市场[15]72。四大粮商利用资本和技术优势，在农业产业的各个领域环节收购公司，形成对于种子、农业生产资料、种植生产、加工、销售和供应链的垄断，彻底打击他国的本土涉农企业，控制了全球80%的粮食交易量。他们凭借雄厚的粮食储备基金，同华尔街的金融大鳄联手，在农产品价格大幅上扬的情况下，通过大宗农产品市场攫取丰厚的垄断利润，成为最大赢家[15]。外资通过资本市场控制了中国97家大型油脂企业其中的64家，来自美国的ADM公司和新加坡的“丰益国际”集团共同控制了金龙鱼、福临门和鲁花这三家知名品牌，占据食用油的70%以上市场份额，中国本土食用油加工企业的发展停滞不前[16]。这场金融化过程中，中国的一些完整产业链纷纷被外资吞噬，损失可谓难以估量。目前，公司间的兼并整合浪潮已从巨头公司对于中小公司的大规模收购发展到巨头企业之间的并购。2017年8月31日陶氏化学和杜邦宣布对等合并，成立陶氏杜邦公司；2017年9月14日拜耳和孟山都签署了最终并购协议，德国拜耳集团以660亿美元并购孟山都。世界农化集团的强强联手，势必对于中国农化企业发展产生极大的威胁。

　　四、我国应对农产品金融化的对策

　　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农村、农民是实现社会稳定和国家富强的强大依靠，每年的国务院一号文件均是针对“三农”问题。妥善处理“三农”问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的关键问题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全局的根本性问题。农产品金融化是农业发展的趋势，要高效實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国政府应当积极地应对农产品金融化趋势带来的影响，为此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一）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农产品期货市场

　　第一，中国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中国农业发展现状为基础，以居民消费习惯为依据，扩展农产品合约品种。中国目前上市的农产品期货合约的种类设置不合理，与农业产业发展和农业生产不匹配。以生猪为例，猪肉是中国居民日常饮食中最重要的肉类食品，2016年中国居民人均肉类消费量为26.1千克，其中猪肉消费就高达19.6千克；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猪肉生产国和消费国，2016年中国猪肉生产量和居民猪肉消费量分别达到5299万吨和2710万吨⑥。虽然生猪产业在农业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是中国至今没有在交易所上市的生猪期货合约。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芝加哥交易所早在1966年就推出生猪期货合约，生猪规模远小于中国的韩国在2008年也推出了瘦猪肉期货合约。作为期货市场的主管单位，证监会意识到中国期货市场与农业生产存在着脱节，在2017年金融服务农业现代化高峰论坛上，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指出要深入推进农产品期货的研发工作。2017年12月22日郑商所苹果期货合约正式挂牌交易，成为全球首个鲜果期货品种。苹果是中国产量最大的水果品种，在水果产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2016年，中国苹果产量约4388万吨，出口量达到134万吨，均居世界第一位⑦。苹果期货的设立，是中国农业期货发展的革命性的一步，是“期货服务产业、金融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一次有益尝试，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中国应当继续探索期货市场服务“三农”的新渠道、新机制，开创期货市场服务“三农”工作新局面。

　　第二，改革农产品期货合约规则，完善期货交易基础制度机制，在制度供给上下功夫，激活市场活力。首先，优化农产品期货限仓制度。摒弃原有“一刀切”的指导思想，以农产品独有特点为原点，以防范风险为前提，以适应市场发展和需求为原则，对于不同农产品的限仓标准实行精细化评估，优化限仓规则，实现差异化限仓。其次，推动农产品期货套保审批制度改革，简化套保审批程序，降低企业申请成本，为实体企业套期保值提供更加便捷的服务，吸引更多农业企业采取套期保值操作。最后，优化有价证券作为期货保证金的相关制度，修订结算细则，有效提高市场资金使用效率，尊重市场客观规律以降低市场成本。据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介绍，中国农产品期货品种单边持仓规模不到美国的十分之一，期货市场发展仍然不足。只有真正做到以上三点才能推动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农产品期货市场的发展，充分发挥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平抑农产品价格大幅波动。

　　第三，强化期货市场监管力度，优化监管运行机制。一方面，期货交易所和监管单位应当对期货市场实施全方位监测，做好风险预警，及时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风险，严肃处理操纵市场价格的行为。另一方面，中国需要改革监管运行机制，由“管制”转向“监管”，削弱监管主体和市场行为主体之间的“命令式”的行政指导关系[17]。金融危机之后，英、美两国的金融监管思路均朝行为监管和综合监管转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国应改革监管机制，未来期货监管的重点更多地放在行为监管之上，打破原本监管机构各自为政的僵化状态，适应期货行业的发展态势，为中国农产品期货市场提供制度红利。

　　（二）进一步完善农产品信息披露机制

　　规范发展统一有序的农产品现货市场是建设期货市场的基础，中国需要建设现代化的农产品信息公开制度，加强农产品现货市场与期货市场的有机联系。信息不对称是现代经济运行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前提条件，农业中信息不对称的负面影响在金融化的趋势下得到了放大。市场上的投机资金利用农产品价格易受外部环境影响的特性，凭借信息优势甚至有目的发布一些似是而非的数据和新闻来进行炒作，释放错误的市场信号，扭曲了正常的价格。由于中国的农业呈现出明显的小农生产模式，农民在信息获取和处理方面处于天然的劣势，农业生产受影响的程度远大于发达国家。2003年6月农业部联合国家发改委等九个部委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农产品价格信息服务工作的意见》，要求价格主管单位联合其他相关机构部门进一步完善农产品价格信息的开发采集、加工整理、分析预测和播报发布工作，建立规范的农产品价格信息服务制度和工作体系。《意见》印发后，中国逐步建立起农业信息披露体系，发挥了稳定市场的积极作用，但仍需进一步优化和完善。首先，要确立统一的权威的信息发布渠道和平台，保证数据的一致性和准确性。目前，中国在农业信息采集和发布方面缺少多部门参与的联合工作机制和口径统一的权威数据发布平台，除了农业部信息办主办的“中国农业信息网”之外，商务部、国家发改委等部门也分别拥有独立的农业信息发布平台，信息孤岛和信息多头发布现象显著，削弱了农业数据的权威性，造成农业数据混乱，影响农业生产的预判。其次，扩大受监测的目标农产品的种类。以中国农业信息网为例，它重点监控了茶叶、花卉、水稻、玉米、大豆、马铃薯、羊、大蒜和香蕉等品种，而小麦以及鲜活农产品的信息较少。因此，需要进一步完善国内主要农产品价格监测体系。最后，丰富信息披露内容。农产品信息的公开不应当局限于价格和供求数据，造成价格和供求关系变动的因素也应当及时披露，例如种植面积的增减、气候条件的变化等信息，使得农民形成合理的生产预期，稳定农产品价格波动。除此之外，由于中国农业对于国际市場的依赖加深，监测和披露国外农业即时信息和建立国内外农产品的比较分析制度至关重要。

　　（三）创新农业经营模式

　　中国应当将农业生产经营模式与金融服务创新相结合，适应农产品金融化趋势。期货本身就是为了对冲不可控风险而创造的，而有效的期货市场能够为参与主体提供价格发现功能和避险工具。如果能遵循期货的原始本意，正确地利用期货市场，可以帮助中国农民和涉农企业预防和管制生产经营风险，发挥出农产品金融化的正面作用。美国政府将玉米生产与玉米期货期交易联系起来，积极鼓励和支持农民利用期货市场进行套期保值交易，替代政府的农业支持政策，以维持玉米的价格水平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一方面，玉米期货市场保护了玉米生产者和经销商的利益，支持了美国玉米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玉米产业的蓬勃发展又反哺了现代化的玉米期货市场的构建。凭借发达的玉米期货市场，美国已经成为全球玉米定价中心。近年来，中国一些地区将期货交易手段引入订单农业形成了“期货农业”这一新的农业经营方式，涌现出黑龙江望奎模式、湖北银丰模式、河北金粒模式等代表。“期货农业”模式中农产品经销公司与农民签订订单，约定农产品收购数量和订单最低保护价，若农民急于用钱，可以通过比较价格高低，选择以订单价格出售还是以现货价格出售；若不急于回笼资金，农民还可以在交割期后，选择一个合适的历史价格出售农产品[18]。同时为规避市场价格波动风险，公司在期货市场进行套期保值，对冲价格风险。在这一模式中交易双方尤其是农民的利益得到了保护。“期货农业”模式里涉农公司和广大农户可以利用期货市场进行套期保值，将风险转嫁给期货市场上众多投资者，从而提升了农民的抗风险能力，有效增加农民收入。“期货农业”克服了中国传统家庭经营的“小规模、分散化”的弊端，实现了“小生产”与“大市场”的对接，促进了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19]。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探索开展农产品期货和农业保险联动机制，稳步扩大“保险+期货”试点，完善农业风险分散机制，在期货农业的基础上发展“保险+期货”的新模式，积极探索“订单农业+保险+期货（权）”试点。同时进一步指出首先探索开展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收入保险试点，加快建立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农业部等相关部委和地方政府应当积极推进农业产业组织结构和生产创新，推动中国农业的产业化和组织化发展，有效促进一三产融合。

　　（四）构建全球大宗农产品定价中心

　　首先，在审慎原则下，稳步推进中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的新局面，“走出去”与“引进来”并举。中国应当继续引入境外投资者，改革完善合格机构投资者外汇管理制度，吸引国际金融资源和金融机构的广泛参与，使中国成为全球金融资源聚集和配置的中心。只有稳步扩大金融服务对外开放，以四大期货交易所为依托来建立全球大宗商品交易枢纽，构建中国主导的资产定价中心，才能形成“中国价格”强大的国际影响力。同时，要加强同国外资本市场和大宗商品市场的交流合作。我国政府和涉农企业应积极融入国际农产品期货交易市场，加快参与大宗农产品交易规则制定。鼓励我国期货公司在外国设点经营，扩大中国期货行业的国际影响力。

　　其次，制定农产品的“中国价格”离不开人民币国际化的支持。美国对于大宗农产品市场的国际影响力的一个关键原因在于大宗农产品交易以美元定价和结算。因此，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步伐，提高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国际结算中的地位和份量至关重要。中国应当牢牢把握，倡导和推进“一带一路”，深化与沿线国家的金融合作与融合，以亚投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丝路基金为平台，积极探索和推动人民币的全球清算服务体系和跨境支付系统，推动以人民币为基础的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的构建。建立国际金融中心，提高中国金融市场的国际影响力，以争取在国际大宗农产品市场交易规则制定和价格形成中有更多的话语权。

　　最后，需要注意的是，中国正处于产业资本阶段，而西方国家已经步入金融资本主导的阶段。对我国而言，金融市场的运作是我国的比较劣势，因此应对农业领域的金融化，我国的发展战略方针要立足本土优势，以构建农产品金融化防御体系为基础，维护金融安全与稳定[20]。

　　（五）打造中国的全球农化巨头公司

　　国际农业公司间的竞争愈益激烈，农业行业整合加速，拜尔收购孟山都，陶氏和杜邦合并都是这一大趋势下的产物。中国应当加快推进农业产业整合，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粮食公司和农化巨头集团，弥补传统小农模式的不足。中国应当以大型农业企业集团为基点，拓宽个体农户与市场的连接通道，推进农业现代化、促进农民增收、并助力美丽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只有拥有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农业公司，中国才能更好地参与全球竞争和粮食治理，才能在制定更加公平合理的农业国际贸易规则和秩序上提出“中国建议”。同过去相比，丰裕的资本正在变成中国在国际竞争中的比较优势，通过资本市场兼并收购是打造中国农业领军公司的一条高效之路。中国化工430亿美元收购世界级农化和种子巨头先正达的案例正是这一思路的最佳实践。通过并购整合，中国获取专利技术和完整产业链，对提高我国农业技术水平和研发能力大有裨益，也为其他农业公司日后的发展提供了可供参考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