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认同与权力的关系：现代西方政治哲学观点述评

　　摘要：精神分析学的诞生、民主政治的推进使政治认同及其与权力的关系成为现代西方政治哲学关注的焦点。墨菲基于政治对抗本性指出权力内在于政治认同，是建构政治认同、实现社会整合的前提条件。包括罗蒂、哈贝马斯等人在内的其他政治哲学家基于政治民主特性视权力外在于政治认同，认为合法性论证、政治认同建构应诉诸情感教育、理性及程序等，权力是政治认同无法实施时的不得已选择。他们的探讨虽视角、结论不同，但都给出了比较有说服力的论证。综合各方观点，深入研究二者关系，可以认识到政治认同建构过程中，权力及与之相伴的情感教育、理性共识和道德伦理价值，都不可或缺。

　　关键词：权力；政治认同；政治本质

　　中图分类号：B1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20）05-0119-07

　　传统意义上，强有力的权力压制和自愿服从是保障社会秩序和统治合法性的两个必备要素。民主政治的到来，使国家作为教育者的角色越来越凸显，更多的理论家日益倾向于单从政治认同方面来考察社会整合，权力逐渐淡出他们的视线。特别是自精神分析学诞生以来，“认同”成为心理学主要探讨的对象，它涉及认识和实践主体对客体的一种自愿认可和承认的状态。不同领域的认同研究竞相展开，包括身份认同、民族认同和政治认同等。只要是认同，就牵扯到情感上的归属、行为上的顺从，并且主要是自愿而不是强制性的。认同能促进共识的形成和秩序的稳定，认同危机意味着社会陷入动荡和不安状态。一方面，认同及其力量十分强大，建构好政治认同意味着降低社会治理成本；另一方面，现实民主政治社会中差异性和多样性诉求日益凸显也是不争的事实，仅仅依靠把权力排除在外的政治认同是否就能凝聚共识呢？政治认同作为认同的一种形态，在具备所有认同都有的特征时，是否又有自身独特的一面，那就是以权力为基础呢？以此为导向，现代西方政治哲学家围绕政治认同如何形成及其与权力的关系进行了不同的理论追问。本文通过分析考察他们的观点，依据政治及政治认同的独特性来思考政治认同与权力之间的关系。

　　一、基于政治对抗特性诠释政治认同与权力的关系

　　置身于民主政治时代，深受精神分析学影响的后马克思主义者墨菲，深知政治实践活动中的认同对社会治理和整合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与其他西方政治哲学家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立足政治冲突和对抗本性，单单就政治认同本身是否就必然蕴含着权力维度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如何这些问题，展开自己的政治认同思想探究。

　　墨菲认为政治特性决定了政治认同有别于其他认同形式，即视权力内在于自身。权力是实现政治认同的基础和前提条件，政治认同是权力建构的结果。为了让自己的观点明确、论证有力和论据充分，她从基础精神分析层面着手，借用弗洛伊德等的思想论证了人与人之间差异、对抗的不可消除性及权力在政治认同中发挥的关键性作用。墨菲与拉克劳指出主体及其各种认同行为的界定不是行为的根源，恰恰是各种行为和权力斗争等多元决定和综合建构的结果。①就像精神分析学指出的那样，主体本身是千差万别的，在他们之间寻求同一性和一致的政治认同是行不通的。主体无法真正自制，自身内在冲突和矛盾重重，很难断定他究竟受哪个系统的控制和影响。主体无法从權力关系中超拔，它认同什么和反对什么，本身就是权力关系影响的结果。至于政治认同为什么必须与权力相伴相随，墨菲剖析道，人从本性上，一方面渴望认同和加入集体，另一方面具有对抗和抗争的内在心理逻辑构造。就比如议会制的民主制度之所以能把权力对抗转化为抗争，在于人从本性上不排斥群体，有时为了加入群体愿意放弃自我权力，这种情况不会随历史发展而消失。权力对抗、抗争作为人类心理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是自由主义者理解中的非理性表现。这一心理特质会影响政治认同的形成，不应该被忽视，它激起的种种情感能有力地推动民主政治中的集体认同。人们的政治认同和选择只有在权力对立的情况下才能激发情感，才能使主体行动起来，并通过认同和加入某个集体来影响政治霸权结果。弗洛伊德比较清晰地阐明了力比多投入在创造集体认同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及对抗出现的内在机理，即社会总是不断地面临着分崩离析的危险，其间侵略的倾向内在于人自身。为了抑制这种侵略本性，社会需要使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其中一个方法就是通过调动爱的力比多本能来培养公共纽带。爱欲能把一个个个体凝聚起来，让他们认同集体，拥有共同的身份，并与他者区分开来，甚至有时与他者成为敌我关系。社会文明与进步就得益于爱欲这一生命本能与死亡这一侵略和破坏本能之间的权力斗争。得益于弗洛伊德等人的精神分析学的启发，墨菲总结说，尽管由政治认同带来的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是我们的必需，但是也应看到冲突和对抗的不可消除性。现代民主政治中复杂的权力关系影响着政治认同的走向，它既不是雅各宾式的革命政治，也不是像诸多理论家迷信的那样：在中立领域内进行利益角逐或者进行民主共识的话语构造的自由主义政治，而是抗争性的民主政治。②其中，任何一方赢得政治认同都需正视权力关系，推进现存权力关系的深刻改变和新领导权的确立。

　　内在于政治认同形成过程的权力，如何运作才能有利于建构和保证政治认同呢？就此，墨菲除了从理论上汲取精神分析学的思想，还结合现实政治生活探讨忽视权力的政治认同理论极易造成的后果及如何在正确理解权力的基础上建构政治认同。

　　第一，要正视政治实践中左与右的对立和划界。墨菲分析指出，当今社会不应该一味地颂扬共识性政治，模糊左与右的对立。应注意到功能健全的民主社会需要各种各样民主政治立场之间的相互冲撞，没有这种冲突和对抗，能助推认同形成的政治激情就无法发挥功效。切记对抗不会危及民主，反而是实现民主政治的前提。没有互为对手的抗争模式，政治的边界将模糊不清，民众对政党的不满情绪会高涨，其他不利于民主政治社会的集体认同包括民粹主义就会形成。欧洲民粹主义运动的兴起和大小规模的暴力反抗运动恰好证明了这一点。

　　第二，要厘清政治认同是如何通过权力建构的，包括引导政治认同的霸权与反霸权斗争如何开展才能推进民主社会进步。墨菲解释说，因为每一种霸权秩序及其建构起的政治认同都会受到反霸权实践的挑战。权力基础上建构的政治认同要维护和坚守尊重差异的共识。民主社会需要对各种各样的选择方案进行争论，并且时刻做好准备，针对完全不同的政治立场选择好集体认同的政治形式，其间共识必要，但也须尊重差异。虽然在人人自由平等这一基本的政治伦理原则上民众容易达成共识，但至于如何具体达到则众说纷纭，各种争论都应有合法的场地。而那种忽视权力斗争，紧紧围绕情感教育、经济利益或对话商谈的模式，理论上尊重异己者，但实践上却容易剥夺异己者的合法权利和正当诉求。它很容易使处于冲突、分歧和不和谐状态的一方，将自身的政治实践看成是一项具有真正道德、合理及正义的事业。而那些与之对抗的存在会被以非理性、不道德、不善等借口给清除掉，以此换取政治认同和达成共识。它提前预设了善和恶、理性和非理性、正义与非正义，并以自身信奉的道德为善而把对手界定为恶。这样，政治生活中一旦被规划为恶的一方，它存在的合法性、正当性和合理性就没了，这种设想注定走向强权和极权。所谓能赢得认同的话语实践，其实质就是霸权实践，权力始终为政治认同保驾护航。在权力维护认同方面，卡尔·施密特的观点更为实际一些，他认识到只有那些真正有能力使用权力的人才能够决定何为合法、合理和正当。墨菲借用卡尔·施密特的结论，即任何把单一模式强加给全世界的企图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来阐述自己的观点。在她的理解中，美国不可挑战的霸权与恐怖主义团体的激增存在着相互关联。③缺乏表达不满的合法权利斗争途径最终会导向恐怖主义。

　　第三，应汲取极权主义、独裁主义和霸权主义教训，不应一味地围绕敌友那种你死我活的权力关系来思考政治认同。墨菲阐述道，清晰界定敌友、合法的敌人和对手等概念非常必要，它有利于政治认同的形成，并能避免极权主义的权力对抗模式。政治中虽然充满着敌意的冲突和对抗，但思考政治认同的目的最终还是在于掌控敌意，缓解存在于人际关系中的潜在对抗，不至于使社会失控、暴力蔓延。推进政治认同的目的是在冲突和差异中创建统一，并且这种统一不是牢不可破的，因为总是有外在于我们的他们影响和威胁着我们。作为他者的他们，不再不分青红皂白地被视为应该消灭的敌人。他们与我们的差异体现在观点和认知的不同，他们为自己观点和认知进行辩护的权利不能被剥夺。他者作为我们的对手，与我们之间的关系包含对抗，但可以转化为抗争，对手是合法的敌人，他们与我们一样坚守民主的伦理政治原則。我们与他们之间的真正分歧在于对基本政治原则具体内容和实施的理解不同和行动方式、方法不同，并且通过协商或理性的争论无法解决上述差异。承认对手存在的合法性是需要信仰的，其间有妥协，但只是永不停歇的对抗的暂时缓解。既然这样，就要把工作重点放在推进敌友之间的对抗转化为对手之间的抗争。而独裁主义采取的那种极权主义式的压制、霸权主义的傲慢最为不可取的地方在于，它们把对手视为必须消灭的敌人。政治认同需要一种新型的我们与他们的权力相处模式。我们与他们双方尽管都承认冲突不存在合理解决的可能性，但还认可对方是合法的，都把自身和对方看作是政治联合体的一部分，彼此分享着共同的象征空间。这样才能保证表达各种异见的声音都有自己的合法渠道，避免你死我活的对抗性冲突，防止持异见者采用暴力和恐怖的形式来争取主动权和获得政治认同。

　　墨菲依据政治及其运行特性，借鉴精神分析学，考察政治实践活动及其结果，详细说明了权力本身内在于政治认同形成过程中的缘由，可谓思虑缜密，令人信服地看到了权力斗争与政治认同如影随形，自成一体，不可分离。换言之，尽管墨菲认识到政治认同是整合社会的有效途径，但她不相信离开权力的政治认同能真正形成。

　　二、基于政治民主特性诠释政治认同与权力的关系

　　与墨菲诉诸权力不同，罗蒂、哈贝马斯和罗尔斯则基于政治民主特性着重于避开权力谈政治认同。对他们而言，权力外在于政治认同。非权力手段能引导民众正确处理个体与他人、集体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建构起能弥合差异、凝聚共识的民主政治认同。他们的政治认同观点引发墨菲的逐个评议，政治认同与权力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一一呈现。

　　1.罗蒂对政治认同与权力关系的诠释

　　罗蒂在《后哲学文化》《筑就我们的国家》等著作中力图建立一种与传统哲学截然不同的后哲学文化。它以丰富想象力畅想未来，引导民众真诚地、宽容地对话，满怀希望地共同追求社会完满和个人幸福，真诚地对待权力，较少地谈论赋予真理以权力。在阐述20世纪美国左派思想时，罗蒂反对那些一味批判美国的思想家并提出忠告：过分的民族自豪感容易引发好战和傲慢的情绪，另外，民族自豪感是自尊的一种表现，如果不足就会影响国家在政治筹划方面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因为它会阻止他们形成与国家休戚与共的情感，进而会影响到每个公民的政治认同。④罗蒂认为，燃起民众的爱国情感和对民主政治的认同，需进行深入持久的教育。要把美国历史上那些曾经激励和引领时代发展的政治家、诗人等的英勇的奋斗事迹、独特的个人魅力及其使命担当意识彰显出来，铭刻在课本教材上，植入学生的心里，让他们知道美国历史的辉煌，美国现在的步履坚定，美国的美好未来可期。罗蒂称赞林肯、惠特曼和杜威等人及其他们的思想：他们用希望取代知识，用乌托邦式的共同梦想——一个非常公平文明社会的梦想——取代关于上帝意志的知识，取代道德律令，取代历史法则，取代科学事实。⑤罗蒂质疑那些死揪住历史污点不放的知识分子，认为他们从某种程度上会误导民众，他们对美国的自嘲和自憎态度会摧毁民众的政治认同感。

　　罗蒂批判那些被“权力”这个幽灵缠绕的文化左派，认为他们围绕权力展开的理论探讨太抽象，与实践脱节，被他们丧失乐观精神的思想引导，意味着放弃社会责任，不再拥有重塑美国、献身于公共事务的浪漫情怀和高昂精神，让人看不到此生有超乎想象的意义。他还指出：“当代学院马克思主义者从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继承了一个信念——合作性的共和政体应该建立在科学的行动而不是空想的基础上，应该建立在知性而不是浪漫的基础上。我觉得这种观念完全错误。”⑥在罗蒂的视域中，人们对解放运动的自觉不是基于分析的精确性，而是取决于对绝对解放运动进行具有想象力和勇气的描述。情感，尤其是爱国主义情感，是引导民众认同民主政治的主要方式。情感说服教育和创造新词汇就能改变社会和引导政治认同。正如墨菲在《论政治的本性》中评论的那样：罗蒂认为进行正确的情感教育，就能让民众克服懒惰、贪婪和伪善，进而相互友好对待、宽容行事，一致认同民主政治，追求社会正义。

　　罗蒂政治认同思想倾向于把基于权力关系分析政治的做法看作是激进主义，认定它带有科学主义和实在论的倾向。它强调，不应引导民众怀疑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民主政治，应该通过情感教育让民众相信政治进取精神能创造美好未来。美国民众应该摒弃那些非人类权威，遵守由自由信念带来的共识，融合政治上的左派和右派。政治需要决断和权力角逐，仅仅诉诸情感教育和乌托邦感召是否能有效对付和解决政治生活中充斥的权力斗争和冲突？这在墨菲看来是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不是罗蒂想当然认为的那样。

　　2.哈贝马斯对政治认同与权力关系的诠释

　　哈贝马斯立足理性、程序考察政治认同，主张以商谈和论辩的形式规划政治认同。他汲取共和主义和自由主义中的合理思想，推进以往的意识哲学转向以语言为媒介的交往理性研究。依据主体间交往过程中经反复协商和论辩形成的能赢得认同的程序和理性来思考民主政治的合法性、合理性和正当性。哈贝马斯认为，商议性民主政治的成功并不取决于一个有集体行动能力的全体公民，而是取决于相应的交往程序和交往预设的建制化，以及建制化商议过程与非正式地形成的公共舆论之间的共同作用。⑧商议性的民主政治放弃了传统的政治社会概念，依赖于生活世界中自发形成和更新的自由的政治文化，它不容易受政治机构的直接权力干预。

　　此外，尽管民主程序面对的往往是无法调和的矛盾境地，但正因为协商是包容性、排除外在强制而又是排除任何有可能有损于参与者之平等的内在强制性的论辩，协商民主政治中的程序恰恰能保证陌生人之间的精诚合作和团结。只有当社会整合的其他机制不能很好地发挥功能时，法律才赋予权力以政治方式推进社会整合。哈贝马斯心目中商议性政治的核心部分是一个商谈和谈判的网络，它使得有可能对实用、道德和伦理问题——也就是功能的、道德的和伦理的社会整合在别处失败时积累起来的那些问题——作合理的解决。⑨尽管哈贝马斯意识到社会的复杂性，通过民主协商、基于程序来达成社会认同和政治认同的模式设定有理想化的倾向，但是他还是觉得基于理想的言语情景，融合法律、道德和伦理原则来建构政治认同是可行且合理、合法和正当的。

　　在此问题上墨菲与之分歧很大。墨菲评论说，对理性的一致理解和遵从有利于政治认同形成，但何谓“一致”，本身又牵扯到一项极为复杂的领导权斗争。理解沟通、创造共识都必须正视一个前提：一致和共識建立在生活方式和信仰一致的基础上。拥有不一样的生活方式和习惯的政治主体，他们对理性和程序的理解也不一样，正是它们决定和影响着主体的身份和个性，而个性和身份恰好决定和影响着他们信奉什么、反对什么、遵守什么，即决定和影响着他们认同什么样的政治。至于生活中那些没有能力明确陈述什么是合理、正当和正义的人，他们不可能与那些深知这些表意的人拥有同等的辩护、质疑权利。很多以恪守理性和准则名义制定的决策，很大程度上是部分拥有权力的人做出的，他们理应承担责任，与那些起先就被排除出去的个体无关。我们探究真相和本质的欲求总是被各种因素阻挡，所谓的能充分保证民主协商顺利进行的理想话语情景，也仅仅是一种不切实际的设想罢了。任何社会秩序、规则、程序及政治认同都是权力建构的结果，任何团体都依赖实施霸权来争取认同。在《政治的回归》中，墨菲承认借用程序达成一致是可能的，但是把民主贬低为只是一种程序问题是错误的。⑩如此看来，墨菲心目中的哈贝马斯夸大了理性和程序观念在引导政治认同中所发挥的作用，而他应该正视权力在规则程序制定中的地位。

　　3.罗尔斯对政治认同与权力关系的诠释

　　坚持自由主义理论立场的罗尔斯指明自由的倡导会导致价值取向、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多元化，这构成了现代民主社会的基本特征，如果一味地强调多元化和自由，必然会危及社会秩序的稳定和政治认同的形成。他在《政治自由主义》中追问：“一个由自由而平等之公民——他们因各种尽管互不相容但却合乎理性的宗教学说、哲学学说和道德学说而产生了深刻的分化——所组成的稳定而正义的社会怎样才能长治久安？”B11

　　紧扣这一核心议题，他进行了深入论证和说明。政治自由主义接受理性多元论，认为民众既认同一种完备性学说，也认同以重叠共识为核心的政治观念，它能超越各种完备性学说，或者说能凝聚那些恪守自己完备性学说的公民，让他们厘清个体与公共的差别和联系，即在何种情况下以遵守公共政治观念为先。它隐含在能为民众提供共享理念和原则根基的民主思想传统等公共政治文化之中。经它指引，公民追求自由平等，拥有正义感和对善进行正确理解和践行的能力，能做出合理的判断、推理，知晓自己的责任、义务和权利，不断强化自身的政治美德。民主政治社会不再是依靠完备性学说和权力压制，而是立足程序和理性共识实现合作的共同体。对民主政治的认同其实质就是对政治正义理念的认同。罗尔斯试图在政治观念和道德观念之间画出界限，但正如万俊人指出的那样，政治自由主义把通过重叠共识所达成的政治认同即对公平正义之政治观念的认同作为公共理性的基础。B12政治与道德的相容和互补是罗尔斯政治认同思想的一大特征。尽管罗尔斯强调在理想层面上，公共理性指导下的权力运作是排他性的，但他思考的重点还是现实中政治认同的建构，即其依赖公民对重叠共识的深刻理解和把握。至于权力在政治认同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罗尔斯像罗蒂、哈贝马斯一样没有给出详细的说明，权力仍然外在于政治认同。就此，墨菲结合一些西方个别国家极右势力迅速发展、民众对民主制度不满情绪滋长等境况，认为罗尔斯的政治认同思想存在政治道德化倾向，政治简化为具有道德性质、受理性引导的可协商的民主政治。

　　墨菲与罗蒂、哈贝马斯和罗尔斯在政治认同上的分歧，集中一点就是如何在多元化时代背景下认识政治认同与权力关系。他们都从自己的视角，探寻影响政治认同的因素及走出政治认同困境的有效路径，只是一方认为权力内在于政治认同，是通往政治认同的必经之路，是政治认同形成的保证。另一方视域中政治认同的权力维度隐去了，权力外在于政治认同，或者说权力是政治认同无法实现社会整合时的不得已选择，政治认同从某种意义上讲不再包含权力这一强制性因素。

　　三、政治认同与权力关系研究的启示

　　在现代西方政治哲学语境中，梳理政治认同与权力的关系，将深化我们对社会整合、国家治理有效方式的认知。循着他们的思路，综合他们的观点，深入考察二者之间的关系，当能拓展政治哲学研究的视域，明晰多元文化背景下心理认同对政治的重大意义。

　　政治哲学史上，权力压制和意识形态层面的说服教育是保证社会秩序的两驾马车。哲学家一致认为，政治生活中对秩序、完满和理想正义的追求总是伴随着各种各样的不适、恐惧和残缺不全。政治中的对立双方，一方渴望拥有统治权，另一方伺机反抗压制。但仅仅依靠权力进行镇压，维护和稳定社会秩序的成本就会很高，如果辅以道德情感说教，成本则会大大降低。民主政治获得主导地位之前，宗教、伦理道德观念的灌输加上武力镇压几乎是国家治理的共同方式。

　　可以说，历代思想家在谈论国家和社会治理时，都紧紧围绕政治冲突话语。只是社会更大的变动性、政治民主化及精神分析学的诞生，引导着现代政治哲学开始注目于政治主体深层的欲望结构研究。诸如阿尔都塞把国家机器划分为强制性和意识形态两种，并把主体及其反抗视为意识形态召唤的结果。随之，“政治认同”走进思想界，尽管它还保有原来意识形态说服教育论及的非强制性自愿服从和认可的特性，但是又与之有不同之处，即重点探讨政治主体内在心理认同的发生机制。换言之，如果说传统政治把权力压制看作统治和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保证，思想道德文化教育辅助权力以共同确保共识达成和行为统一，那么民主政治就是另外一番景象了。这体现在现代政治哲学谈论政治，更多地着眼于民主政治社会分化、差异和多样及其导致的冲突和分歧，传统政治渴望的统一目标在它看来难以企及。它要遵循自由和平等原则，要维护差异基础上的共识。既要面对冲突又要建构等同，此种情况下如果没有心理上的认同，怎么能凝聚共识？精神分析学的发展和壮大，恰恰为考察政治主体的行为动机提供了宽广而细微的理论视角。当下，不再满足于从历史和现实经验中考量政治冲突和对抗及其解决，而是直抵主体的深层欲望动机层面，来回溯式地挖掘政治冲突和对抗的根源，认同对民主政治顺利实施的意义。这在墨菲、罗蒂等人的政治认同思想中体现得最为明显。他们界定政治总离不开主体认同，紧紧围绕多元文化背景思考迥异的个体诉求与社会需要的稳定秩序之间的张力。

　　墨菲对政治认同与权力的论述虽基于政治冲突和对抗的本性，但她没有止步于卡尔·施密特的敌友划分理论，更是在超越葛兰西领导权理论、阿尔都塞多元决定论思想的基础上，强调政治认同表面上是情感上的自愿行为，实则是权力悄无声息地积极实施的结果，并且这种权力运作根植于政治主体心理层面的冲突和对抗，是平衡主体自身和主体间关系、引导认同的关键因素和力量源泉。墨菲对政治认同与权力的论述最为独到的地方在于：权力不是罗蒂、哈贝马斯和罗尔斯语境中特殊情况下不得已选择的结果，而是贯穿于政治认同整个过程中。政治认同既蕴含着心理上的自愿认同和情感上的归属，又内在地拥有权力维度。

　　罗蒂、哈贝马斯和罗尔斯侧重于强调政治的民主特性，撇开权力而谈论政治认同这种社会治理形式。他们洞察到民主政治社会中冲突、差异和分歧不可避免，多元化已成趋势，道德情感教育、理性共识达成及程序规则遵守等是建构起政治认同的重要路径。它们可以有效地消解和规避多元主义带来的种种弊端，包括坚守后哲学文化的罗蒂看到通过爱国主义情感教育激发民众对民主政治认同、筑就自己国家的积极效果。立足于主体交往资质培育和交往理性建构的哈贝马斯，发现商谈和论辩建构起的交往理性确实能凝聚共识，整合社会力量，推动主体形成自我认同、社会认同和政治认同。罗尔斯在自由主义语境中，从宗教宽容那里汲取经验，把不可消除的分歧、冲突，或者置入私人领域，或者以理性共识来调和那些无法清除且都具有合理性的对抗双方来融合多元的社会，总结出基于共同的道德、政治正义信念来引导认同、构建良好社会秩序的政治认同思想。政治在他们的理解中，呈现出不同程度的情感化、道德化及理性化趋向。但正是他们对影响政治认同要素各个方面的理论梳理，把政治认同发生的内在机理呈现出来，让我们直观地感受到政治认同达成的诸多方式。

　　可见，随着时代的发展，对政治理解也在发生着变化，不同思想家以自己的视角跟进。墨菲对政治认同与权力的论述综合了精神分析学、政治学等不同领域的知识，结合民主政治社会中出现的种种困局，凸显出政治认同不同于其他认同形式的特性及政治认同建构的复杂性。从理论上讲，深层的欲望激情冲动解析、抗争性双方的权力划界以及对忽视政治认同中权力维度所产生严重政治后果的阐述，都比较有力地证明了自愿认同及引导自愿认同的理性共识都离不开权力的运作。它还让我们明白政治认同涉及的方方面面都需要认真对待，包括竞争性利益的相互妥协，带有权力排斥性的理性共识和情感凝结，与多元主义相融合而来的、身处于权力关系中的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对立、抗争。从实践意义上讲，它提醒我们要正视现实政治中对抗性关系的存在，防止权力滥用、政治道德化等威胁到政治统一体、社会稳定的秩序及公民的合法合理诉求。它阐明了民主政治社会中政治认同建构要以民主价值观念为目标，既要合理划界以激发认同情感，又要规避威胁到社会秩序的你死我活、敌友对抗模式及其帶来的暴力和无序。注目于政治民主特色的罗蒂、哈贝马斯和罗尔斯，把观察政治认同的视角限定在非权力压制上，彰显了政治的民主特色及政治认同的非强制性和自愿归属，从某种意义上讲，抓住了民主政治认同的时代特征。但当他们把权力看作政治认同无法实施下的不得已选择时，说明他们的政治认同中缺少权力维度，以他们信奉的政治文化理念来指导实践，则显示出理想性的一面，忽视了程序和规则制定及语言设置上的主动权问题。

　　现代西方政治哲学针对政治认同与权力关系的论述都还是沿着传统政治哲学思路，笃信不管是传统政治还是民主政治，都面临着同一个事实，即现实和未来的不确定性。就像卢卡奇曾经指出的那样，政治实践变动不居，但还必须做出选择和决断。如何才能保证决策正确以赢得认同，这本身就是极为复杂的事情。它既离不开具有说服力的策略论证，也需要有合理的规则和程序可遵守，更需要有能制约和规范个体的伦理、道德价值目标的指引和能整合不同群体、熟练驾驭权力的行动主体等。它凸显出的分歧不是集中于是否权力在场，而是权力以内在于政治认同或外在于政治认同的方式出场。对墨菲而言，权力是实现政治认同的前提、保障和基础，对自由平等价值观念的信奉和遵守是成功实施霸权、建构带有排斥性质的政治认同的前提。看来尽管墨菲批判自由主义者忽视权力维度，把认同建构在理性共识和情感教育基础上，但权力在她的政治认同思想中还是伴以对极权的警惕、对平等自由共识原则的恪守。而驳斥极权主义存在合法性最终还是诉诸最为抽象的共享政治理念，这与自由主义诉诸的公共理性和程序在某种程度上又不谋而合。仅此一点就表明，最终墨菲还是与罗蒂、哈贝马斯和罗尔斯的政治认同思想殊途同归，自然合流，他们的政治认同思想都有内在的悖论需要辨析。

　　顯然，现代西方政治哲学在政治认同与权力上的理论探讨多角度展示了权力保驾的政治认同总是伴随着理性的形而上伦理道德说教、生动的情感教育和具体可操作的程序设置。平衡民主观念主导下的个体自由诉求与稳定社会秩序需要之间的关系，比以往更需要心理层面的认可和支持。要建构政治认同不能仅满足于宏大叙事式理论的指导，更要深入考察政治主体的心理动机和复杂的社会文化背景，分析主体认同发生的有效机制。同时，还要重视冲突、对抗中产生的政治认同对权力的吸附。接下来，我们思考解读和诠释民主政治的合法性、合理性和正当性时，不能单单诉诸已经建构起来的程序、规则和话语，更应该以审慎的态度对待社会中星丛一样的差异、分歧和多样性及为超越差异、达成共识所需要的权力保障，积极建构经得起历史尺度检验、真实反映民众心理诉求、合乎政治实践特性的政治认同思想。

　　总之，现代西方政治哲学对政治认同与权力的理论探讨为我们全面认识和建构政治认同、正确把握权力提供了开阔的视野。要深入研究政治认同与权力错综复杂关系需要汲取其合理思想，洞察其理论存在的矛盾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