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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雅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致思理路

来源:UC论文网2020-09-29 09:51

摘要:

  摘要:面对20世纪初期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带给人类社会的“堕落时代”和“紧急状态”,本雅明通过承袭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和犹太教弥赛亚主义思想传统,以“现代性的批判与救赎”为理论主题,以“恢复人类世界完整统一的本原状态”为思想主线,经过1916—1933年的“形上思辨”和1934—1940年的“直面现实”两个阶段,利用犹太神学的话语和思维模式重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创建了独具犹太神学特色...

  摘要:面对20世纪初期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带给人类社会的“堕落时代”和“紧急状态”,本雅明通过承袭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和犹太教弥赛亚主义思想传统,以“现代性的批判与救赎”为理论主题,以“恢复人类世界完整统一的本原状态”为思想主线,经过1916—1933年的“形上思辨”和1934—1940年的“直面现实”两个阶段,利用犹太神学的话语和思维模式重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创建了独具犹太神学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作为一种直面现代人的现实生存境遇的文化批判理论,本雅明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化进程中产生的一种独特的、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


  瓦尔特·本雅明(WalterBenjamin,1892—1940),犹太裔德国人,德国著名的哲学家、文艺理论家和文学批评家,法兰克福学派早期重要成员之一,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最渊博的文学批评家之一”[1]。自1955年阿多諾夫妇整理出版德文两卷本《本雅明文集》以来,在国外学界,本雅明是否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他是犹太神秘主义者还是马克思主义者,一直是国外学者热议的一个首要问题。事实上,本雅明是一位特立独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虽然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洗礼,但犹太教弥赛亚主义似一条暗流一直贯穿于他整个学术批判与实践生涯,“以一种堪可称奇,也许是绝无仅有的方式多年并行两条路线”[2]52,终其一生都在致力于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与人类救赎事业。作为两次世界大战和法西斯主义恐怖统治的亲历者,本雅明面对20世纪初期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带给人类社会的“堕落时代”和“紧急状态”,为全面展开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文化批判和实现人类彻底救赎的事业,通过承袭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和犹太教弥赛亚主义思想传统,利用犹太神学的话语和思维模式重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创建了他独具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开创出一条与卢卡奇、葛兰西、科尔施、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等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不同的现代性批判道路。正如马丁·杰伊所指出的,“犹太教中流行的弥赛亚思想,被马克思主义赋予了一种世俗形式,这一点贯穿本雅明全部写作生涯”[3]。


  令人遗憾的是,在国内外学界,关于本雅明独具犹太神学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整体探讨却被一直搁置,“好像语言与唯物主义、文学与政治学、神学与马克思主义再次陷入了不可调和的对立境地”[4]。厘清本雅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致思理路,不仅有助于我们澄明本雅明思想的本来面貌,深刻理解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生发历程,明确他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和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史中的理论地位和理论贡献,而且对我们反思和把握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统流变及其当代发展走向,开拓马克思哲学思想新的阐释空间和可能性路径,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理论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一、理论主题:现代性的批判与救赎


  本雅明出生在德国柏林西区的一个被基督教同化的犹太商人家庭,其父亲埃米尔·本雅明和母亲保莉妮·舍恩弗利斯·本雅明都是被同化的犹太人。对于那些被同化的德国犹太人来说,在现代欧洲理性文明的社会处境下,他们不得不放弃犹太教的思想传统和宗教信仰,皈依基督教,自觉接受德国传统文化的教育,用德语思考和写作,在内心深处把自己定位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德国公民,因为“他们把改变宗教信仰当成是进入欧洲文明和欧洲社会的一张入场券”[5]1。可以说,“本雅明的少年时代是德国历史上不必把‘自己是犹太人’的这种意识放在第一位的时代”[6]。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的社会动荡时期,德国社会暗涌的反犹情绪不认同甚至排斥德国犹太人的德国公民身份,整个德国犹太人心头笼罩着一种不安和恐惧的阴霾。这唤醒了本雅明血液中流淌的犹太意识,促使他关注自己犹太人的民族文化身份。尤其是在1915年与犹太复国主义者G.肖勒姆亲密接触后,他开始研究犹太教神秘主义,反对父辈们同化于基督教,强调犹太教的思想传统,从而促使犹太教文化越来越广地渗入他的精神世界。肖勒姆在日记里回忆道:“本雅明的精神绕着圈子,还将围绕他从各个方面接近的神话现象转很久……如果我有一天会有我的哲学——他对我说道——某种程度上那将是一种犹太教哲学。”[7]虽然本雅明热衷于犹太教文化,但是他却不赞同犹太复国主义,也不接受犹太教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教义,只是钟情于犹太教弥赛亚主义思想传统中所包含的“启示”“弥赛亚”和“救赎”思想观念。正如肖勒姆曾明确指出的,在本雅明的著述中“有两个范畴——特别是它的希伯来语形式——占据了中心位置:一个是启示,《妥拉》和一般意义上的圣书的理念;另一个是弥赛亚观念和救赎。作为统辖其思想的规范性观念,它们的重要性怎么估价都不过分”[8]48。事实上,本雅明与犹太教文化始终保持着无法割断的血脉联系,“那种神学的、弥赛亚的因素暗地里一直保存到他的晚期著作中,从而同唯物主义因素保持着一种富有创造性的张力”[9]28。


  本雅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产生,并非纯粹的理论情趣催生的结果,而是他直面现代人的生存境遇和应答时代问题的产物。本雅明的全部著作都是在非常确定的历史境况——两次灾难性的世界大战爆发之间那段兵荒马乱的岁月——中构思出来的[8]修订版导言2。面对人类历史遭遇的重大灾难和人类生存的文化困境,作为一个有着犹太教思想传统的知识分子,在“祛魅”的理性之光笼罩的现代文明社会,如何把被当作神话迷信而抛弃的绝对性和超越性精神力量重新注入现代文化精神深处,对资本主义现代性展开全方位的批判,实现人类的彻底救赎,是本雅明竭力思考和解决的时代问题。


  当现代人面对现代社会的精神危机和生存困境时,对于本雅明那一代的德国犹太教知识分子来说,只有犹太复国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种对峙如仇敌的意识形态是他们反叛社会现实的主要可行方式。本雅明对这两种意识形态中的“正面”东西毫无兴趣,而对它们批判现存社会状态的“反面”因素尤为重视[2]53,将其作为现代社会中对抗和批判资本主义异化现实的重要力量,并在共产主义政治实践中找到了犹太教弥赛亚主义的世俗化实践形式。他认同犹太教弥赛亚主义思想传统的绝对性精神追求、弥赛亚救赎理念、现实观照和终极关怀的价值向度,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共产主义革命实践和人类最终解放承诺,力图用犹太神学的积极性思想重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全面展开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文化批判,开启内在于人类现实存在和世俗历史中的作为绝对性和超越性存在的弥赛亚力量,实现人类自身的最终解放与彻底救赎。正如理查德·卡尼所说:“本雅明对现代主义文化的分析表明了他的信念:若要克服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非人化的物质状况,只有把弥赛亚主义的拯救神学(其神秘的当下Jetztzeit)概念——无时间的时刻——把资产阶级的直线连续进步的时间概念颠倒过来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念(其革命模式也包含着一种自然‘空洞’的时间的颠倒)结合起来。”


  可见,现代性的批判与救赎是一直交织地贯穿于本雅明马克思主义思想形成和发展历程中的核心主题,他一生都在力图通过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来找寻一条通往人类彻底救赎的革命之道。


  二、思想主线:恢复人类世界完整统一的本原状态


  在本雅明马克思主义思想建构过程中,恢复人类世界完整统一的本原状态是一条贯穿于其马克思主义思想生发历程始末的鲜明主线,本雅明援引卡尔·克劳斯的名言将其概括为“起源即目标”[2]273。本雅明血液中流淌的犹太文化,尤其是犹太教神秘主义喀巴拉阐释学,在他思想中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在犹太教神秘主义喀巴拉阐释学中,最高最深刻真理的神秘主义形式就是“回归”观念,即复归至原初世界伊甸园般完整统一的本原状态[10]23。根据犹太教神秘主义喀巴拉阐释学“回归”观念,犹太人会经历神话时代、历史时代和弥赛亚時代三个阶段的历史存在状态。在神话时代,原初世界是一个和谐同在、完整统一的伊甸园世界,人与上帝、人与真理、人与自然处于内在同一、直接沟通的起源状态;在历史时代,随着人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作为有限性存在的人类与作为无限的超越性和永恒性存在的上帝之间丧失了内在同一、直接沟通的起源状态,划出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处于一种二元分裂的堕落状态;在弥赛亚时代,历史上出现了一种神秘主义的现象,它旨在探求缩短和跨越有限性存在的人类与无限的超越性和永恒性存在的上帝之间鸿沟的隐秘通道,努力拼接破裂的真理碎片,在新的层面上恢复原初世界完整统一的起源状态[10]7-8。通过扬弃犹太教弥赛亚主义思想传统关于人类生存状态的宗教化描述,本雅明把“起源”概念从自然领域转换到历史领域,用它表征一种人类世界伊甸园般和谐美好、完整统一的本原状态,作为一种凌驾于现实经验世界之上的整体性存在的“元现象”,以反观和衬托人类世俗历史和现实经验世界的不完整和未完成的存在状态,昭示和指明人类世俗历史和现实经验世界的回归方向和救赎目标。“本雅明的‘起源’概念是两重性的。它首先源自喀巴拉教派的学说,根据这种学说,它内在地具有目的论特征。它代表了一种和谐完美(天堂)的原初状态,随后这种状态就被挥霍一空(堕落),但最后还是(随着弥赛亚时代的降临)失而复得了,虽然不是静态意义的简单的还原,而是一种激活并释放了隐藏在其所发端的起源中的潜能的还原。在这个意义上,起源等同于还原,这个还原既是超越于原初完美状态的质的飞跃,同时又是在更高层面上的实现。……其次,它来自于歌德在《色彩学》中对‘元现象’的讨论,本雅明声称这是一个从自然的非宗教领域移置到了历史的犹太神学领域中的概念。”[8]98随着人类理性的觉醒和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人类世界完整统一的本原状态被彻底打破和遮蔽了。人类世俗历史是一部逐渐远离起源、充斥灾难、物化统治的历史,现代科技的发展和历史的持续进步不可能把人类带入幸福美满的未来理想社会,只会把人类引向支离破碎、灾难重重的历史深渊。


  本雅明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与犹太神学紧密结合起来,对资本主义现代性展开全面批判,旨在恢复世俗与神圣、有限性存在与绝对性存在的本质关联,从过去的历史碎片化意象中昭示出失落的原初整体性,唤醒人们的批判精神和革命热情,孕育出当下的无产阶级革命契机,以打破资本主义社会虚假的整体性幻象和历史进步神话,在人类世俗历史中重建人类世界完整统一的本原状态,实现人类社会和历史的彻底救赎。在此意义上,“救赎实际上只是意味着原先整体,用希伯来术语就是Tikkun(对缺陷的修补或补偿——引者注)的恢复和重新结合”[10]262。


  事实上,纵观本雅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生发历程,从早年撰写的《论语言本身和人的语言》到晚年遗作《历史哲学论纲》,他在语言哲学、文学批评、传统文艺理论、经验理论、现代艺术实践、社会历史生活、现代社会历史观念等各个领域,始终在用自己充满激情的思想和实践,找寻散落于现代性瓦砾中的表征原初世界整体性之真理珍珠,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状态,恢复人类世界完整统一的本原状态。所以说,恢复人类世界完整统一的本原状态,是本雅明整个学术批评生涯的内在动力和执着追求。当然,这种回归并非一种静态意义的还原人类原初的“伊甸园”世界,而是在一个更高层次上感悟和实现人与上帝、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平等交流、完整统一的本原状态,进而唤醒人们对马克思共产主义意义上的人的自由解放,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和谐共处的热情向往[11]。正因如此,贝恩德·维特指出,本雅明思想具有的内在一致性,让他“与其他那些渐渐找到自我的文人不同,本雅明在他的著述中是一步到位的”[12]。


  三、逻辑进程:从形上思辨到直面现实


  本雅明一生的学术研究渊博宽广,涉及哲学、神学、美学、文学、历史学和语言学等多种相互冲突的领域,如同迷宫一般让人难以捉摸。即便如此,西方学者依然将本雅明一生的学术思想历程划分为不同的发展阶段,具有代表性的是“两阶段说”和“三阶段说”。就“两阶段说”而言,斯文·克拉默以1924年本雅明与阿西娅·拉西斯相识为界线,把本雅明一生的全部著述划分为前期的形而上学著述与后期的唯物主义著述两个截然分离的阶段[9]99;理查德·沃林为探寻贯穿本雅明一生非连续性著述中的连续性主题,则把本雅明的思想发展轨迹分为1916—1925年的形而上学阶段或神学阶段和1926—1940年的马克思主义与形而上学两种基准框架之间的摇摆阶段[8]序言4-6。就“三阶段说”而言,雷内·罗赫里兹认为本雅明的思想包括三个时期:第一阶段是以神学的语言哲学为主导试图更正审美传统的时期,第二阶段是献身政治与发现欧洲先锋派艺术的时期,第三阶段是从《讲故事的人》到《历史哲学论纲》重新确立审美的自主性和神学的基础地位时期[13]。苏珊·巴克-莫斯则将本雅明的思想划分为三个发展的、准辩证的阶段:第一阶段是1924年前与犹太教神学家肖勒姆保持最亲密友谊关系的形而上学和神学时期,第二阶段是魏玛共和国后期受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影响的历史唯物主义时期,第三阶段是流亡巴黎加入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与阿多诺保持密切学术联系的意图把神学与历史唯物主义对立两极合二为一时期[14]。无论是“两阶段说”还是“三阶段说”,虽然一定程度上注意到本雅明思想的内在连续性,但忽视了本雅明早期语言哲学中蕴含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萌芽,从而割裂了本雅明前后期思想的整体联系,导致本雅明的思想支离破碎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事实上,语言哲学是本雅明马克思主义思想生发的逻辑起点。在语言哲学中,本雅明依据犹太教神秘主义喀巴拉阐释学传统,通过对《圣经·创世记》的独特阐释,不仅绘制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创世记’”[15]版本,而且提出了一个内在于人类生活世界中的最高意义上的“神性真理”概念[16],即上帝用以创造世界的“道”,表征着人与上帝、人与自然、人与人平等交流、完整统一的本原状态。可以说,在1916年完成的《论语言本身和人的语言》一文中,本雅明通过对资产阶级工具主义语言观的批判,为他从事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与人类救赎事业确定了出发点和最终归宿——恢复人类原初世界完整统一的本原状态,更为他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建构奠定了“先验的神性真理”之本体论基础。然而,本雅明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既不是系统地集中于某一本论著,也不是现成的,而是散见于他从早年到晚年的重要著述中,是在语言哲学、文学批评、传统文艺理论、经验理论、现代艺术实践、社会历史生活、现代社会历史观念等不断变换的理论领域中逐渐生成的,具有自身的逻辑一贯性。故此,我们既不能把本雅明从早年到晚年的著述截然割裂开来进行碎片化研究,更不能把本雅明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整体分割成早期“神学阶段”和后期“唯物主义阶段”两个截然断裂的“片断”,抑或是分割成语言哲学、犹太神学、寓言理论、艺术生产理论、机械复制文化批判理论、历史哲学等诸多支离破碎的“板块”,而是应该把本雅明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看作一个理论整体,在他一生不断转换的语言哲学、文学批评、传统文艺理论、经验理论、现代艺术实践、社会历史生活、现代社会历史观念等领域中,把握本雅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创造节奏和逻辑进程。


  通过追寻本雅明一生学术批判生涯的历史足迹,我们结合本雅明为获取美国护照于1939年末至1940年初而写的个人履历[17],以1933年为界,将本雅明从1916—1940年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生发历程,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前期是从1916年撰写《论语言本身和人的语言》至1933年发表《经验与贫乏》的“形上思辨”阶段。首先,在语言哲学领域,通过阐释语言的神圣起源,本雅明对资产阶级工具主义语言观展开批判,创造性地提出了神学的“总体语言”观,绘制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创世记’”版本,提出了一个内在于人类生活世界中的最高意义上的“神性真理”概念,从而为他一生的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与人类救赎事业确定了出发点和最终归宿——恢复人类原初世界完整统一的本原状态,更为他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建构奠定了“神性真理”之本体论基础。其次,在文学批评领域,通过接触和学习马克思的思想,本雅明在其神学的“总体语言”哲学观视野下,对理性主义知识观和传统的象征文体形式展开深刻批判,以人类依靠思辨理性建构的知识体系为对立范畴,以理念星座为表征方法,以寓言为显现方式,逐步阐明了“神性真理”的内在意蕴,深刻揭示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历史繁荣表象下丧失原初总体性的破碎衰败之真实境况和人类背离上帝真理之道的异化生存状态。再次,在传统文艺理论和经验理论领域,本雅明面对经验破碎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从区分“经验”和“体验”两个概念入手,通过全面考察传统的讲故事艺术形式,在哲学认识论层面上不仅把经验上升为传统社会人类认识外部世界和体悟“神性真理”的一种交往方式,维系着人類有限性的时间性存在和无限的永恒性存在、世俗化的经验世界与总体性的原初世界之间辩证统一的血脉关联,而且深刻揭示出传统经验消逝的真正主谋乃资本主义现代性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下人类经验贫乏的诸种症候,进而力图建构一个涵摄科学、文学、宗教、历史、艺术和政治的“具体的经验总体”,重建人与上帝、人类经验与神性真理、世俗世界与神圣世界之间完整统一的天然联系,从而深刻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康德和新康德主义的经验论,为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建构奠定了“总体性经验”的认识论基础。由此,本雅明以“先验的神性真理”和“具体的经验总体”为核心范畴初步建构了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雏形,希冀为现代人寻找到一条在全面异化的资本主义现实社会中昭示“神性真理”和恢复“总体性经验”的救赎之路。本雅明初步建构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虽然为他一生的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与人类救赎事业确定了“起源”和“目标”,也为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种子的生长奠定了本体论和认识论基础,但浸染着浓厚的犹太教神秘主义色彩,缺乏现实的社会实践维度,仍停留在形而上学的思辨哲学王国。


  后期是从1934年发表《作为生产者的作家》至1940年撰写《历史哲学论纲》的直面现实阶段。在这一阶段本雅明开始从形上思辨的哲学王国走向现实的社会历史实践,自觉运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先是在现代艺术实践领域,以辩证的历史方法考察传统“灵韵”艺术的没落,从技术之维来思索和诊断现代艺术的嬗变,将艺术与政治结合起来开显“震惊”的政治潜能,用艺术的政治化革命之路突破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重围,力图探寻一条变革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现实的审美救赎之途。在考察艺术从传统到现代变革的同时,本雅明开始思考艺术嬗变背后的社会之变,从20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经济萧条的“末世”状态潜入19世纪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经济繁荣的“盛世”状况,选取19世纪最具现代性特质的发达资本主义都城巴黎为阵地,在社会历史生活领域,通过承袭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对巴黎拱廊街、人群、游荡者等历史辩证意象进行考古式研究,从现代性的源头上批判资本主义商品拜物教和资产阶级虚假进步意识形态,揭开资本主义社会商品梦幻世界和历史进步神话表象下的“废墟”真相,开显出历史辩证意象中潜藏的对抗现代性的乌托邦潜能,旨在从现代都市生活的“废墟”中找寻一条通往人类救赎的革命之路。最后,本雅明敏锐地洞悉到要想从资本主义商品梦幻世界和历史进步神话禁锢统治中彻底唤醒无产阶级大众,只有在现代社会历史观念领域,对作为现代性灾难的思想根源之德国实证的历史主义思想传统,以及作为“历史主义”变种的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和苏联的庸俗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最彻底的清算,利用犹太神学的话语和思维模式重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开启内在于人类现实生活和世俗历史中的作为超越性和绝对性存在的弥赛亚力量,将其现实化为当下指向解放的共产主义革命实践,才能捍卫和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性和实践性精神,打断资产阶级利用商品幻象和工具理性编织的资本主义社会无限进步的虚假历史连续统一体,重建人类世界完整统一的本原状态,实现人类的最终解放与彻底救赎。可见,从现代艺术实践领域到社会历史生活领域再到现代社会历史观念领域,不仅体现本雅明逐步潜入现实的社会历史实践深处,而且标志着本雅明的马克思主义思想逐步走向深化和成熟。


  四、结语


  总之,在20世纪初期人类社会的“堕落时代”和人类历史的“紧急状态”背景下,为全面展开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文化批判和完成人类彻底救赎的事业,本雅明通过汲取犹太教弥赛亚主义思想传统蕴含的积极性思想观念,重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所创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是一种独特的、“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正如彼得·奥斯本所指出的,“本雅明利用了救世主传统的解释学的和学理的资源并且依照他那具有政治功能的概念从哲学上阐释历史唯物主义。就这一点而论,他开始提供了一种立场,并从这种立场出发,把破坏神学当作传统,并由此反思这种经验,以一种新的、辩证的和‘革命’的形式重新构造历史经验的整体……就这样,本雅明扩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语言,这与从理论上把‘马克思主义’阐释为信条这种盛极一时的正统做法(基本上是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截然相反”[18]。作为一种独特的、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本雅明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不拘泥于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致思路径,这不仅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内涵,再次向人们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发展着的活的理论,而且补充了法兰克福学派意识形态批判忽视的深层精神价值和终极关怀的理论向度,开启了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神学批判视野,“以最根本的方式推进了法兰克福学派的跨学科方法的发展”[19],更是为促进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后现代转向、推动拉丁美洲解放神学的马克思主义的生发、当代西方左翼思想家反思和找寻宗教与马克思主义的结盟路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理论体系的建构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虽然本雅明创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带有浓重的神学气息和乌托邦色彩,但也无法掩盖它对人类生存的现实观照与终极关怀的精神价值,更不能否认它作为一种直面现代人的现实生存境遇的文化批判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和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史上闪烁着独特的真理光辉,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宝库中不容忽视的一笔颇具独创性和影响力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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