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质量管理的层次与品质

　　论及教育品质，我这里先从管理的逻辑讲起。“管理”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管”，效果指向于管住；第二个层次是“理”，效果指向于理活；第三个层次是“安”，效果指向于安定。我们的高等教育疏离了第三个层次，懈怠于第二个层次，过分着力于第一个层次，关心的重点往往是“进一步加强管理”，大家时刻都在操心怎样把大学里的学生、老师管住和管好。时下，人人热衷于一流、大家都要高大上、处处呼唤卓越、随时随地创新。本人愚钝但认知笃定，对这些流行辞藻既无兴趣，更无瓜葛。我觉得中国高等教育到了当下这个时代的节点上，最需要回答的问题还在于“什么才是对的教育”。因此，我特别赞赏陈宝生部长关于高等教育“回归常识”的论断，同时对于时下高等教育的所作所为是否符合常识抱有怀疑。对于整体的教育体系而言，无论是发展促进机制、教育评价机制、约束与监控机制和综合管理系统，都无法回避这个根本问题——什么才是真正的高等教育的常识？无论我们的教育体系及其管理制度多么强大，如若不能导向、企及直至达成教育管理的第三层理想境界，亦即“安”之境地，使得老师安安心心地做学问、学生安安心心地读书、学校安安心心地办学，那么我们的高等教育就是有重大缺陷的。换言之，如果只是注重如何管住高等学校并试图从外向内去“引导”教师的学术研究以及教育教学行为的话，那么高等教育的品质将难以实现真正的一流，无缘卓越。这正是我在此要表达的一个基本观点。在这样的整体逻辑框架之下，我始终认为：大学是一个活的生命体，教育运行的质量和效益由大量有形或无形的要素所构筑而成，绝不是几个或者几十个简单的、有限的评价指标可以甄别出来的。指标是有限的，而品质是无形的，由此带来了制度设计上的两难问题，即如何在这两端之间找到一个适切的接口。从高等教育的现实作为来看，我们不难发现、也不得不承认，当下喧嚣无比且不断被外在指标策动的教育行动虽“名色”光鲜，但恰恰属于“无明”之举。概言之，中国高等教育体征庞大，但品质建设任重道远。

　　作为一名高等教育工作者，如果要不忘初心的话，首先必须检讨的是自己的愿景与动机。大学能走多远，教育能有多强，品质能达多高，无不与整体的动力机制和个体的动机密切相关，这才是首当其冲的常识问题。那么，什么才是从事高等教育的动机？什么才是我们发展大学的动机？为什么要探究学术？为什么要培养人才？我根据自己的追问思考如下：第一，信仰无疑是促使我们走得最远的动机。然而，在现有教育制度体系中的人们（校长、院长、老师、学生），如果静下心来反思一下自己的行为动机，有多少人能够自信地回应并知晓自己的言行与信仰的关联度——我相信我的学科、我相信我的学术、我相信我的教育生命，这样的行为动机还有多少？如果不能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在教育理想的道路上又能走多远呢？第二，如果不谈信仰，那就退而求其次，我们需要反思的问题在于：我们对教育是否有情怀？当我们提及古今中外教育史上无数感人的温馨故事，我们能感知到故事本身以及主人翁无不充盈着对教育的深情，能够体悟到唯有对事业的真情实感才会给一代又一代的学子带来学业的希望和成长的启迪。然而，如今的大学还有温度吗？教育还有情怀吗？我们不得不承认，其实我们在这方面还是有所欠缺的。如若高等教育缺少了温情，教育品质又将皈依何处呢？第三，动机继续下行，就谈到了兴趣。众所周知，兴趣是最好的老师。那么，现如今，老师们对于所钻研的学科、所探讨的学问、所讲授的课程、所执业的专业还有兴趣吗？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们对所接受的教育还有兴趣吗？抑或仅仅为了文凭而读书？如果师生对于高深学术的探究本身失去了兴趣，大学又怎么会有品质呢？第四，再往下，对动机源的检讨就滑到了需要层面。显然，人类的初始行为往往都是需要推动的，因为需要，所以屈从，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如果在一个庞大无比且看似繁荣的生存系统之中，有许多人仅仅是因为需要所以工作，那就只能离质量品质渐行渐远了。跌落到最后一层，动机只得以“不得不”的形态存续。这一点正是庄子指点的命脉。庄子认为人生太多“不得不”，而要活出精彩、活出品质，首先必须摆脱“不得不”的陷阱。由此反思，现在高等教育系统中似乎有太多的人都在做“不得不”做的事情。如此，我们怎么可能走得远，高等教育又怎么会获得真正的品质呢？所以说，教育要不忘初心，就必须回归信仰、守住情怀、保持兴趣、超越需要、跳出“不得不”的陷阱。

　　基于以上逻辑辨析，我们还必须回答一个常识性的问题：什么才是对的教育？在国难当头、兵荒马乱的时代，人们谈及教育，眼里总是闪耀希望的光芒；而今，国力强盛，大学富足，学者衣食无忧，但眼中神情似乎缺少了笃定。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现在有必要重新面对教育以及高等教育的本源问题，只有先明确了“什么才是对的”教育，才可以进一步探讨“什么才是好的”教育。从这里往后，也才谈得上应该怎样去评估以及谁有资格去评估等一系列技术性的问题。而无论何时、何地、何种方式，外部力量过多地介入大学事务，都难免对大学的学术品质和教育质量产生负面效应。

　　愚以为，我们要时刻警醒、始终坚持“对”的教育，首先在政策上就要实行“三安”：保持环境安静，这是制度设计要考虑的；内部管理上要维护个体安心；然后才是整体的安定。学科生长有着内在逻辑，和行政逻辑完全是两码事。学科学术的演进发展需要安定的体系保障，它有自组织机制，会自主地生长，自然地流变，并非开几个会就可以掌控。

　　其次，学校作为文化组织必须修炼“三品”：人人都在口头上谈品质，但从更深的层次上反思，现在的大学缺少品味，更谈不上品格。中国大学从校长“偶然”错用的别字，到“偶然”给权贵授予荣誉学位证书，再到知名大学“偶然”错发的毕业证，俗不可耐的乌龙事件频出，使得大学不断遭人诟病。如果没有品格，大学的品质安在？

　　接下来，一个好的教育工作者务必修炼“三心”：对学生有爱心（这是最基本的），对岗位有责任心，对学科有敬畏心。如果我们和一个大学老师讨论问题，无法感知到他对自己的学术、学科的敬畏心，那么，他注定不可能成为大学者，顶多就只是一个教书匠而已。

　　我最欣赏的一句话，是化学家徐光宪先生所说的“上课比天大”。的确，请别再吹牛了，好好上课才是正理。我认为好的教学应该走三步三境：首先是认真规范；其次是热情洋溢；再次是饱含敬畏之心。时下教育规模扩张太猛，发展速度太快，所以有些院校其实连最基本的教育规范都未必做得到位。理性的评估只能评底线，不宜评上限。老子曰：“智慧出，有大伪”。设定各种上限标准并辅之以威胁利诱，十分容易诱发作弊作假行为。何为教育规范？何为大学逻辑？何为学科规律？这些问题只有学术共同体有权参与甄别。外部人士在并未深入院校教育与学术实践的情况下，仅凭借有限的材料以及肤浅的观察就对某一学校的发展指手画脚，而且还要教别人如何创新，指导他们建设“双一流”，其合理性值得高度怀疑。真正的一流学术表现无不依托于长期不懈的学术坚守，并不能简单分解为工作目标甚至是年度绩效指标。回归学术本源和教育初心，潜心钻研，假以时日，创新自然涌现。所有的创新都不是主观可以设定的，无法预料并规定它会在哪所大学出现、在哪个学段出现、在哪类人群当中出现。我们所能够做到的，就是保证上限是开放自由的，而底线是不能触动逾越的。惟其如此，大学才能够在润物无声之际开出绚丽的教育之花。

　　作者简介：董云川（1963-），男，云南云龙人，教育学博士，云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名誉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理论、大学精神与文化研究；昆明，65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