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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法学理论视域下的校园暴力现象分析

来源:UC论文网2020-10-12 09:59

摘要:

  摘要当前,我国校园暴力现象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可以说,校园暴力的有效解决已成为教育法学界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要具体讨论我国校园暴力的解决问题,就急需对校园暴力这一概念进行界定,明确教育法学对校园暴力的预防起到指导性效力、规范性效力和控制性效力。同时,就我国校园暴力面临的相关问题进行原因分析,以提出相应的预防与干预措施,进而遏制校园暴力,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关键词校园暴力教育法学...

  摘要当前,我国校园暴力现象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可以说,校园暴力的有效解决已成为教育法学界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要具体讨论我国校园暴力的解决问题,就急需对校园暴力这一概念进行界定,明确教育法学对校园暴力的预防起到指导性效力、规范性效力和控制性效力。同时,就我国校园暴力面临的相关问题进行原因分析,以提出相应的预防与干预措施,进而遏制校园暴力,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关键词校园暴力教育法学成因措施


  近些年,我国校园暴力事件频频发生,为有效开展对校园暴力的专项治理活动,2016年11月,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防治中小学欺凌和暴力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正式出台,在该《指导意见》中对实施欺凌和暴力的学生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要求,必须要依法依规采取适当矫正措施予以教育惩戒。那么,如何界定”校园暴力“这一概念?校园暴力问题的成因有哪些?应该怎样有效预防和治理校园暴力?本文拟从教育法学的角度,对校园暴力问题作一粗浅的探讨。


  一、校园暴力的内涵


  校园暴力作为一种综合性问题,它涵盖了诸如犯罪学、社会学、法学、教育学以及心理学等学科领域的内容。最早重视校园暴力问题研究的是挪威著名学者奥维斯(Olweus),他将校园暴力(SchoolBullying)定义为:“一名学生长时间并且反复地暴露于一个或多个学生主导的负面行为之下,暴力并非偶发事件,而是长期性且多发性的事件”[1]。从现有校园暴力研究史料来看,国内外在如何界定校园暴力这个问题上,虽尚未有激烈的争论,但也逐渐形成了三种界定模式。


  1.以“校园”为界定的模式


  美国预防校园暴力中心指出,校园暴力的根本定义在于以“校园”界定为出发点,具体行为表现在破坏教育使命、破坏教学氛围以及破坏学校治安秩序等[2]。我国学者王鹰在讨论该问题时谈到,校园暴力的发生范围就是学校内部(主要指未成年集中的中小学)或者相关活动区域,并以故意伤害他人为意图所实施的暴力行为[3]。学者朱作鑫也有相似的意见,他认为,校园暴力就是“学校在实施教育与教学管理期间,发生在校园内部及周边范围,所涉及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甚至是校外人员对学校师生所采取的暴力行为”[4]。可见,该模式强调校园暴力发生在学校内外部,学校周边以及上下学途中等,并对校园有关人员的身心造成严重侵害的行为。


  2.以“师生”为界定的模式


  以学者雷衡生为代表认为,校园暴力乃是“在校园范围内部或外部所发生的,由学生侵犯学生的人身与财产等权利的行为”[5]。譬如,美国Anderson(2001)、佟丽华(2007)、谭晓玉(2005)等均支持这种定义方式。可见,该模式强调校园暴力主要发生在校园内,将教师与学生作为校园暴力的主体。


  3.综合界定模式


  学者姚建龙从这种模式出发,将校园暴力定义为:“在中小学幼儿园及合理辐射地域范围内,由学生,教师或者是校外人员故意攻击师生的人身及财产等,以破坏学校教学管理秩序的行为。”[6]张旺(2002)、徐久生(2005)等均支持这种定义方式。可见,该模式在结合“校园”与“师生”的界定模式基础上,只注重了对受害者的有形伤害,却忽略了校园暴力对受害者的心理伤害。


  这些研究和探讨对于科学、全面地把握校园暴力的内涵具有重要的意义,为校园暴力概念的界定提供了有效思路。那么,怎样的校园暴力概念才比较合理、科学呢?要弄清这一问题的关键是要把握校园暴力的主体、客体、手段与结果四方面的内容。


  一是校园暴力的主体。首先要解决的是校园暴力的所属问题,即解决“谁是施暴者”这一问题。目前,我国校园暴力的主体包括三种类型:其一,学生之间的暴力。该类型主要表现为学生之间的对立、打架斗殴、群体闹事等,严重地扰乱了校园秩序的运行。其二,教师体罚学生。该类型主要表现为侮辱学生、殴打与体罚学生等,严重危害了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其三,校外人员对师生施暴。该类型主要表现为校外人员与校内师生发生冲突,破坏校内公物等,严重地破坏了社会治安。


  二是校园暴力的客体。校园暴力的客体即校园暴力的对象问题,主要回答的是对谁或对什么事物进行校园施暴。从被施暴者角度来看,它既可以是人,也可以是物。如师生的生命健康权、教职工的财产权,校园内的公共财产等;从施暴者角度来看,校园暴力中对物的攻击其实就是针对人的攻击。


  三是校园暴力的手段。校园暴力手段即采用何种行为方式达成施暴者的目标。国内外学者将暴力行为主要分为两种方式:一种是身体暴力,即施暴者通过肢体或物体去攻击被害人身体的行为,如勒索、抢劫,打架斗殴等;另一种是心理暴力,亦称为特殊暴力,它是通过非肢体性接触的方式对受害者的人格尊严、名誉等进行侵害,如恐吓、辱骂等。


  四是校园暴力的结果。校园暴力结果即被施暴者受到何种伤害。校园暴力手段越来越具有残忍性,其后果也是不堪设想。《美国精神病学杂志》(2014)研究结果表明,如果童年遭受暴力侵害,将会对不同成长阶段的体能健康、心智健康以及认知健康产生严重的影响[7]。因此,如果校园暴力行为处理不当,那么其暴力结果通常也是很严重的。


  基于上述分析,对校园暴力的概念做出如下界定:校园暴力是指发生在各级各类学校或学校周边合理区域范围内,由学生对学生,教师对学生以及校外人员对师生所进行的身体暴力和心理暴力,对受害者造成某种程度的伤害,从而阻碍了学校健康有序的发展。


  二、教育法学在校园暴力防治中的重要性


  教育法学在校园暴力问题防治中的重要性是指教育法在运行过程中为有效防治校园暴力问题所发挥的效力与所起的作用。整体上而言,教育法学在发展过程中对校园暴力的预防主要呈现出指导性、规范性以及控制性三种效力。


  1.指导性效力


  教育法学的指导性效力是指教育法学从法律层面引导学生、教职工以及校外人员的行为,并为处理校园暴力提供指导依据。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和教育部等九部门印发的《关于防治中小学欺凌和暴力的指导意见》为处理校园暴力事件提供了有力的指导。


  2.规范性效力


  教育法学的规范性效力是指各级各类学校应严格以教育法律与法规、规章制度为治校准则,并需要对每位学生、教职工以及校外人员保持一定的行为秩序。如2006年颁布的《中国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29条明确规定:“教师应当尊重学生的人格,不得歧视学生,不得对学生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不得侵犯学生合法权益。”[8]


  3.控制性效力


  教育法学的控制性效力实际上是由法律法规本身的规范性决定的,是指为了解决或预防某一教育问题而制定的、具有约束和规范学生、教职工以及校外人员行为的作用。教育法学的控制效力具有两个明显特点:一是惩罚性。当校园暴力的实施者侵犯了被施暴者的权利,并对被施暴者造成了严重的身体或心理伤害,那么就会受到法律谴责和惩罚。二是强制性。在校园暴力实施过程中,只要你触犯了相关的法律与法规,就会受到国家强制力的制裁。


  三、教育法学视域下校园暴力的成因分析


  对校园暴力现象的产生进行成因分析,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校园暴力问题。校园暴力现象产生的原因主要有如下几个层面。


  1.宏观层面


  (1)校园暴力行为的专门立法尚为空白。近些年来,尽管我国教育法律法规已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轮框,但由于起步较晚,加之教育法制之初,缺乏完整的规范性、系统性与全面性,使之在很多领域还留有空白。如当学生、教职工等遭受校园暴力时,更多的是在《民法通则》《教育法》以及《教师法》等中去寻找零星的相关条款,这些条款的规定过于笼统,同时也欠缺可操作性。因此,国家立法部门应尽快加强校园暴力的立法工作,从而使治理校园暴力形成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的局面。


  (2)教育发展非均衡化。我国教育发展不均衡主要表现在不同地区之间教育资源非均衡化和不同层次学校教育资源非均衡化两个方面,这均使得各校资源配置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因此,学生在生活习惯、学习能力等方面势必会存在较大的差异,进而容易产生校园暴力行为。


  2.中观层面


  (1)职能部门监督力度不够,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在《关于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导意见》中指出:“要切实形成防治学生欺凌和暴力的工作合力,加强部门统筹协调,成立防治学生欺凌和暴力工作领导小组,明确任务分工,强化工作职责……健全工作机制,形成政府统一领导,相关部门齐抓共管……”[9]从该文件中不难看出,对形成各部门与各主体之间的沟通协调机制,并没有做出具体而详细的规定。此外,相对于各个部门是否能够真正地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协调有效地运转,尚需要实践进一步检验。


  (2)社会网络媒体对暴力文化的不良效应。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媒体已成为校园暴力的重要诱因。其一,网络媒体对校园暴力文化是大肆渲染。影视作品的血腥、暴力与追杀、情色镜头等,不仅会增加学生对社会暴力事件的模仿,而且也会使学生对社会产生不信任感。其二,缺乏权威性、规范性的校园暴力的网站建设。当网络媒体对校园暴力事件引起社会大众的关注之后,却没有了后期的跟踪报道。同时也很难在网络媒体中找到解决校园暴力行之有效的对策与方法,进而使得校园暴力行为不断蔓延。


  3.微观层面


  (1)学校方面。学校的教育与管理不仅对学生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且也对学生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过程有着极大的影响。其一,学校对法治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当前,我国各级各类学校在实际教育教学过程中,只是片面地追求“就业率”“升学率”以及“分数”的功利化教育,却忽略了对学生的法治教育,再加上学校法治体系不完善、法治课程设置不合理等,使得学生因缺乏法治意识而无法判断问题的是非,进而引发校园暴力现象的发生。其二,学校缺乏有效的校园暴力反应机制。我国各级各类学校对校园暴力的防范和制止力度不够,甚至缺乏有效的应急机制。如事前预防不到位、安全防控体系不健全,应急机构人员混乱等,致使无法从根本上降低和减少校园暴力的出现。


  (2)家庭方面。家庭因素是导致校园暴力的重要原因。不良的家庭环境和家庭结构的缺陷助长了暴力性格的形成。所谓不良的家庭环境主要是指家庭的教养方式对孩子产生重要伤害或行为现象,具体包括溺爱、放任等教养方式。所谓家庭结构缺陷是指破碎的家庭,如父母双亡、离婚等,在这种破碎家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孩子,性格都比较孤僻、容易冲动以及人格发展不健全,进而导致校园暴力现象的产生。其二,家长的传统观念不利于学生的个性成长。家长的教育观念与校园暴力密切相关,当孩子受到伤害时,家长没有引导孩子用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而是鼓励孩子采用以暴制暴的方式应对冲突,这在潜意识里对孩子的暴力行为起了怂恿作用,导致了校园暴力行为的出现[10]。


  (3)学生方面。学生自身因素所产生的校园暴力究其因可归纳为两方面,学生法治意识淡薄和学生自我控制能力差。


  四、教育法学视域下校园暴力的防范与干预


  这显然是非常坦诚的表露。2015年之前,医院有一套与当时发展形势相适应的目标体系,其原则是医院每五年制定一次阶段性发展战略,确定5年发展总目标,明确发展方向、五年后的学科状态、人才梯队、医教研等总指标。每年年初由职能部门分别制定医院年度总目标,如医务部制定年度门急诊人次、住院人数、手术例次、平均住院日等,科技部制定中标课题数量、SCI收录文章数、科研成果数等,教学部提出学生培养数量和质量要求。随后,医院将年度工作计划发至各科室,要求大家再接再厉。考核体系是根据科室上一年度的增长量计算,增长越多考核成绩越高。


  1.宏观层面


  (1)抓紧校园暴力行为的立法。一是吸收借鉴国外先进的立法经验和成功做法,并结合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抓紧制定国家层面、统筹全局的《反校园暴力法》。与此同时,还要在国家法制统一原则的前提下,加快制定地方校园暴力的相关法规,以解决校园暴力问题,维护学校的教学秩序与社会的安定。二是增强校园暴力的立法质量,使立法具有科学性、系统性、合理性与可操作性。除了做好立法的前期调研工作外,还要做好法律法规的起草工作,并广泛听取社会、师生与家庭的意见,从而实现校园暴力立法的科学化与民主化。三是加强对校园暴力的立法解释,使之对我国校园暴力行为与其他行为进行详细的界定与区分,同时要明确家庭、社会和学校各承担的责任、惩罚的具体标准等。


  (2)推进教育均衡发展,预防校园暴力发生。一方面是在推进教育均衡发展的过程中,国家应扶持欠发达地区的经济,优化财政支出,使得教育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相辅相成。另一方面是有效调整教育资源组合。师资可以在不同地区之间进行互派学习、交流等,从而提高教育水平,最终减少或消除校园暴力行为的出现。


  2.中观层面


  (1)加强职能部门的监督力度,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解决校园暴力问题的根本之策,应秉持综合治理理念,从当下特定的社会背景出发,综合多方力量,以教育、预防为主,辅之以相应的法治措施,协调配合,共同应对。[11]一是教育部门。教育部门的主要职责不仅要对学校进行校园暴力专门的课题研究与对策制定,而且还要落实学校的安保主体责任,排除校园各类安全隐患。二是公安部门。公安部门的主要职责就要是保证校园周边的治安秩序与巡逻工作,并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禁赌、扫黄等整治行动,使校园周边地区的法治环境净化。三是文化执法部门。文化执法部门的主要责任是要通过各种形式来弘扬我国传统文化,并加大力度,严厉查收涉黄、暴力、不健康的书籍与影视作品等,从根源上切断暴力文化的传播。


  (2)优化社会网络媒体环境。如何加强网络媒体对校园暴力文化的正确引导,使之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就显得格外重要。一方面是网络媒体审核部门应及时处理和有效制约网络媒体的不良信息,与此同时也要有效地利用网络和媒体来释放正能量,传承和引领先进文化,对学生产生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引领作用。另一方面是行政机关要建立反校园暴力网络平台,该平台应支持受害者、旁观者进行网络匿名举报、为校园暴力提供有效的解决对策、对其他网络中的校园暴力视频进行信息收集并及时查处等。


  3.微观层面


  (1)学校方面。面对校园暴力问题日益严重,学校应采取科学合理的策略和方式。一是学校要加强对法治教育的重视程度。各级各类学校要构建法治教育体系、加强法治的师资力量以及法治课程的设置等。二是要建立校园暴力应急处理机制。对于未然的校园暴力,应严格把握“事先预防优先于事后补救”的理念,建立健全校园暴力应急处理机制程序、应急处理机构以及事中与事后处理机制等;对于已然的校园暴力,除了要按照固定流程,采取适当的方法处理事件外,还要进行有效的分析与总结经验,以便不断完善校园暴力的处理机制。


  (2)家庭方面。家庭教育是防治校园暴力的头道关卡。一方面要优化家庭教育环境,注重对孩子品格的培育。就家庭环境而言,应倡导民主型的家庭教育方式,这种方式的选择使得家长既可以充分理解孩子的兴趣与爱好,也可以为孩子的人格发展和心理发展提供合理空间,使之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就家庭结构而言,父母应重视与孩子的有效交流与沟通,并充分了解孩子在学校的学习与生活情况,进而保障孩子的心理健康。另一方面要改变不良的家庭教育方式,注重对孩子的认知教育。从教育法学视角来看,家庭教育在校园暴力中应充当的是学法、用法与普法的角色。因此,家长在提升自身法律素养的同时,也应让孩子充分认知到法律的重要性。一旦孩子成为了校园暴力的受害者,家长应寻求法律的援助来维护孩子的合法权益,使之从法律层面教育孩子远离校园暴力。


  (3)学生方面。想要从根本上防治校园暴力事件就必须提高自身的干预意识。一方面要增强自身的法治意识。在家庭、学校以及全社会的协调机制下,学生要积极学习法律的基本知识,并充分了解校园暴力的有关法律以及校园暴力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当学生遭受校园暴力事件时,不仅要有对校园暴力的辨识能力,向警察、家长或老师求助,更要学会运用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样才能避免校园暴力事件的发生。另一方面要提高自我的控制能力。面对情绪波动情况,学生应该通过不断的自我激励来控制不良情绪的出现,同时也要学会用合理的方式来宣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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