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流亡大后方安徽省中等教育研究

　　摘要：国立九中是战时安徽在大后方建立的中等学校之一，其前身是国立安徽第二中学。在战火硝烟中，国立九中坚持“教育救国”方针，积极探索现代教育制度，保存和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促进了当地教育办学水平的提升。战时国立九中在困境中的办学精神和教学特色仍值得当代教育借鉴和思考。

　　关键词：战时；中等教育；国立九中；教学管理；历史意义

　　作者简介：汪浩，男，安徽桐城人，中共重庆綦江区委党校党史党建教育讲师，博士，主要从事中共党史，中国近现代史，重庆城市史研究。

　　作为战时流亡千里之外的难民学校，国立八中和国立九中战时办学历史一直受到社会关注。陈贤忠《安徽教育史》认为安徽学校有组织的内迁并以安徽学生为主体组建的国立八中和国立九中，与战时设置的其他国立中学相比是有特点、有成绩的学校。[1]其中，对国立八中的史料发掘较为丰富，如汪娟在《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治领下的安徽中等教育研究》多以国立八中史料为例，详细呈现了战时八中办学历史，同时认为国立九中现存史料较少，无法对其进行系统性论述。[2]对于国立九中的学术研究并无过多著作呈现，一般以当时在校学生回忆为主。当时在学人士从不同视角回忆了国立九中办学史实，如龚维英《国立九中校史钩沉》[3]、章开沅先生《九中忆旧》[4]，这些亲历者的回忆一定程度上呈现了战时国立九中办学基本面向：“可说是我皖教育命脉之所寄，所负的时代使命至为重大。”[5]八年在渝办学生涯，国立九中为安徽中等教育作了示范，为中国文明薪火相传作出了贡献，成为战时国立中学的模范学校，其在战时办学精神以及对中等教育的探索，仍值得当今教育借鉴和思考。本文将力图克服国立九中史料不足问题，梳理国立中学办学历程，探讨皖籍师生在战争特殊境遇下的办学精神及办学特色以及，以更好的视角呈现战时大后方的安徽省中等教育。

　　一、国立中学的设置与国立九中之演变

　　（一）国立中学的设置

　　国立中学是战争时期特殊产物，其存在具有历史性和时代性。战前，国民政府中等学校建制原则上以省或省辖市自行设立为准，执行中央不直接办理中等学校政策。然而抗战全面爆发后，日军侵占了东部地区大片国土，沦陷区各省中等学校，或受军事影响，或直接遭受敌人破坏，以致师生流离失所，失业失学状况日益严重。国民政府教育部为“谋战区省市立中等学校教职员工及公私立中等学校学生继续施教与受教”，[6]维持弦歌不坠，决定择后方安全之地带分别设立国立中学，以资收容失业失学师生。

　　设置国立中学首先在北平、天津沦陷后展开。1937年，北平、天津沦陷，两地大批中学生以及中等教育教师被迫迁移到河南、甘肃等地。教育部遂派员到河南开封许昌一带调查平津冀察等地中等学校各校退出的教员和学生状况，分别登记迁出学校信息。1937年底，教育部于河南淅川成立了第一所国立中学，因其驻地河南，遂命名国立河南中学。

　　1937年12月，中东部浙、皖、绥、晋等省成为战区，国民政府决议西迁重庆，战区各省大部分中学生不得不迁离，流亡武汉、湖南、四川等地。为了救济这些战区学子，国民政府教育部分别在川、黔、陕、甘、鄂等地成立国立中学，以各省别或学生生源地籍贯命名，是为国立四川中学、国立贵州中学、国立陕西中西、国立甘肃中学、国立湖北中学、国立陕西中学等，主要收容来自战区的中等教育学校职员和学生。

　　1938年6月，武汉会战前夕，安徽境内形势日益趋紧，大批中学生迁入武汉。为救济流亡武汉之安徽籍中学生，国民政府教育部于武汉宣布成立国立安徽中学，并要求皖籍学生移驻湘西办学。但由于安徽籍流亡中学生人数众多，一部分滞留武汉的学生不得不迁往四川，1938年10月，教育部决议成立国立安徽第二中学，以收容入川避难的皖籍中学生。

　　总体上，1939年前，国立中学的命名，或以所在省之省名命名，如1937年设置国立河南中学，就因其所在位置为河南境内；或者因收容学生主体之省籍命名，如国立安徽中学、国立山东中学等。1938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国立中学暂行规程》明确了国立中学的命名规则，规定国立中学以所在省名为校名，称为国立某某省中学，一省内设立两校或两校以上时，则称国立某某省第几中学。设置两所以上的中学只有安徽、甘肃，故对于两省国立中学命名是为国立安徽第一中学、国立安徽第二中学以及国立甘肃第一中学、国立甘肃第二中学。

　　这种学校命名规制虽出于考虑省别情况，但由于战争影响，战时学校校址变化不定，以学校驻地省冠以中学校名，该学校迁移他省后，则又不得不有所变更，如收容学生主体为山东籍学生的国立湖北中学，因其驻地湖北，遂为国立湖北中学；后再次迁移四川，即按照在校生省籍改为国立山东中学；若以学校收容主体学生之省籍为命名者，但国立中学学生生源又绝非隶属某一省，故以某省相称，义有未当。

　　1939年3月27日，国民政府教育部以第5553号训令颁布《修正国立中学暂行规程》，其中第二条规定“国立中学依设立次序，冠以数字，称为国立第几中学。”如国立河南中学改为国立第一中学，国立四川中学为国立第二中学；国立安徽第一中学则改为国立第八中学，国立安徽第二中学改为国立第九中学。

　　1939年，国立中等学校数量已经达到12所，其中安徽、甘肃各有两所。其后，随着战区扩大，大量失学中学生流亡大后方，为了救济这些学生，国民政府陆续设置了多所国立中学。据统计，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最高教育当局先后在战时创办了34所国立中学。[7]

　　（二）国立安徽第二中学的组建

　　国立安徽第二中学是为流亡后方安徽籍中学生设置的两所中学之一。1938年6月，武汉会战在即，由安徽迁入武汉的一部分学生乘船入川，先期到达重庆。安徽旅渝同乡会鉴于本省中等学校员生来渝者日众，教员无从施教，学生无处求学，群议设法救济。1938年8月7日举行理监联席会议，决议筹办在川安徽中学，并由安徽旅渝同乡会出面向教育部请求拨款办理。旅渝同乡会理事长王铸人发文呈请教育部设立安徽临时中学重庆分校以救济入川员生：“据查教职员约计百余人，学生不下数百人，而陆续抵渝者尚且有所闻，以此推计当逾千。其与流亡湘西者大致相符合，若令其悉赴湘西势所难能，而转瞬即届开学，救济不容稍缓。若不及时妥為安置，其影响战时民族国家精神甚巨。钧部办理战时教育救济事业至为殷切，必不忍坐视此辈员生流离失所。拟请念实际情形，将国立安徽临时中学分设湘蜀两地，或于重庆设立分校。稗皖省流亡来渝之员生得所依归。”国民政府教育部认为系事实需要，同意安徽旅渝同乡会请求，决定设立国立安徽第二中学，收容入川皖籍失业失学师生。

　　按照国民政府《国立中学暂行规程》规定，国立安徽第二中学的校长由教育部委任。1938年9月15日，教育部任命陈访先为校长。陈聘任了皖籍原中等学校校长及科学馆长、民众教育馆长等人作为国立安徽第二中学各机构负责人，聘任邓季宣为国立第二安徽中学教导处主任，胡子穆为总务主任，程勉旌为高中部主任，吴天植为初中部主任，许凝生为师范部主任。邓季宣是安徽教育界的重要一人，曾任安庆高级工业学校校长、宣城师范校长。抗战时期，邓季宣先后任职国立安徽二中总教导主任兼高中第一分校校长，国立九中校务代理。邓季宣教学管理经验丰富，为战时国立安徽二中教育工作贡献巨大。（表1-2）此举既保护了这些流亡大后方的安徽教育界的名士，也为传承安徽教育优良传统造就了伯乐，为大后方的安徽教育储蓄了师资。

　　创设之始，国立安徽第二中学校内初设机构为教导总务二处，高中师范初中女子四部，各处及各部均设主任一人。教导处下设教务训导体育三组。总务处下设会计庶务文书卫生四组。各组设组长一人，组员若干人。处于战时需要，军事教官委员会由国民政府政治部委任。按照国民政府教育部要求，国立九中还设立了训导委员会，负责指导全校学生风纪之责。

　　国立安徽第二中学创设之初，登记皖籍学生数达1200人。1938年10月1日截止登记，1938年11月4日，国立安徽第二中学即发布入学通告：1.在四川服务团登记之皖籍失学中学生经教育部发交名册到校者，限十一月十五日起至二十日止，携带证明文件赴江津德感坝本校办理入学手续。2.在安徽旅渝同乡会及本校办事处登记而未报到之学生，限十一月二日起至六日止，到重庆成渝大饭店本校办事处补行报到，并办理入学手续，逾期即取消入学资格。3.最近来渝之皖籍失学中学生请求入校者，由学生或家长先用书面连同学籍省籍证件向江津德感坝本校申请存记，如有缺额即按申请先后经本校审查合格依次函知办理入学手续。”1939年，在校人数达到1600余人。在学生生源籍贯上，安徽籍学生分别来自四十七县，占94.4%，川籍三县占4.8%，江苏籍占0.2%，湖南、湖北江西占0.2%。皖籍学生以合肥地区生源居多，怀宁次之。因江津籍学生请求人学，国立安徽二中感于当地人之热情相护，在校舍允许情形下，适当收容了川籍高中自费生100名。

　　教职员工的选聘原则上按照教育部批准的学生数配给。教员一律为专制，初中教员规定每周授课16小时至20小时，高中及师范教员规定每周授课14小时至18小时，薪俸标准分四级，每级5元，初中月薪自四十元至五十五元，高中四十五元至六十元，按照各人教授点数并参酌其服务资历订定月薪。随着战时物价上涨，多数教员只能勉强糊口，但这些来自安徽战区的教员均饱尝艰辛，富有革命精神，待遇厚薄，非所许也。

　　因重庆城区人多地窄，加之日机轰炸严重，国立安徽第二中学首先在重庆市内设立临时办事处，校址择定在江津县德感场，以江津县至善图书馆全部馆址为校本部。（1-3）1938年12月15日，国立安徽二中正式行课，国民党《中央日报》报道了开学状况：“国立安徽第二中学现在共收公费生一千六百余名，自费生约百名，高初中师范女子各部，均已于十二月十五日开课，民族复兴节及中华民国成立纪念，均各举行盛大纪念与庆祝仪式，近又奉部令增设职业科，己经校务会议诸决，先设高级农艺、初级工艺各一班，现方革拟计划，校舍仍在陆续建造中，一侯校本部工程完竣，即补行开学典礼云。”于此，在战火硝烟中，流亡大后方的皖籍中学生有了学习之地，开始了他们人生中珍贵的中学教育时期。

　　（二）国立九中及演变

　　1939年4月，教育部按各国立中学成立的先后次序，重新给予命名，国立安徽第一中学改为国立第八中学，国立安徽第二中学改名为国立第九中学。九中校长仍是陈访先，由总教导主任兼高中第一分校校长邓季宣代理校务。

　　随着学生人数增加以及战时教育格局需要，国立九中校内机构也有所改变。为培养师范教育教学之技能，国立九中决议增设师范附属小学，由师范部负责，一方面使得国立二中师范生实习有所，一方面可救济皖籍来川小学失学生与失业教师。1939年又增設职业科，分设高级农艺，初级工艺各一个班级。1940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因各省师范已经划定区域，各地亦急需师范类人才为由，将原国立中学师范部及职业部移交所在省市教育厅局办理。国立九中之师范部移交四川省教育厅，独立成为四川省立川东师范学校。1941年8月，遵照教育部令，将江津县城第一中山中学班，并入九中，改为高中第三分校。至此，国立第九中学有高中分校三所，初中分校三所，三十八个教学班，在校学生达二千余人。

　　1945年，伟大的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流亡8年的皖籍中学生终于有了复员回乡的机会。1946年，教育部规定国立中学学生“应以各还原籍省市为原则”回原籍就读，国立九中师生遂复员回皖。累计回皖人员约为2064人，男女生分别安置，太和中学、东流中学接受了国立九中的男生，安庆省立女子中学收容安置了国立九中回皖女生。

　　二、战时国立九中教育特色

　　尽管是一所流亡他乡建制而成的中学，国立九中仍然力图改良教学，提高教学效果。国立九中师生员工体会到战时办学的艰难，积极探索战时教学管理新途径，新思想，在战时国民政府设置的国立中学具有明显的示范效应。

　　（一）教学工作

　　1938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制定《国立中学课程纲要》规定，国立中学课程分为精神训练、体格训练、学科训练、生产劳动训练、特殊教学与战时后方服务训练五个项目。针对教育部的要求，代理校长邓季宣结合学校实际，在国立九中实施三大教育原则：民族精神、科学精神、法制精神，取得较好办学成效。

　　学科训练：第一，常态教学并补充战时教材。教学上，注重培养各方面人才，不仅为战时培养了师范毕业生、职业技术员工，也为抗战胜利后准备人才。同时丰富战时教材，在恢复战前教材的同时，不断丰富和创新战时教材，使教材合于战时社会生活实际需要。如历史课注重讲授本国史，以加强学生爱民族之观念；讲授社会发展史，使学生明了社会进化之方向；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增进学生对抗战之认识；公民课注重中日社会经济状况之研究，国际现实之分析等等。

　　第二，注重教学方法之改善。实施研究型教学。各科所授科目，尽量令学生事先预习，上课时自行了解，自行批判，教师予以指导；或提出问题令学生分组研究，举行座谈会，教师为座谈会成员之一；在学生自修时间上，也不因战时而有所松散，教师均须亲自到场指导自习，以期减少学生学习之困难。

　　贯彻兴趣教学理念。兴趣是学生学习最佳动力。学生对于各科学习兴趣如何，是指导学生学习的主要依据。国立九中为找到学生的学习兴趣点，采取兴趣调查法，分析学生课程兴趣所在，对学习兴趣较高同学积极引导，对兴趣不高者则考察原因，适宜指导，努力培养其学习兴趣。

　　第三，注重课前课后之测试。成绩考查，除依照部定考查办法施行外，更注重平时成绩的考查，杜绝了“一考定终身”的知识评价弊病。一般于上课前抽出两三分钟作简单之测验，或与课后留数分钟举行考查，巩固学生记忆，提高课堂效率。对于临时测验不及格则予以警告，达到时刻警醒学生，防止偏科目的。

　　精神训导：实施导师制。各部设主任导师，各年级设年级导师，导师参与指导学生生活。高中师范部施行军事管理，初中施行童子军管理，改变学生气质。利用晨会夕会、纪念周、纪念节、月会等重要时间节点，由校长及导师轮流宣讲，加强学生思想训导以及生活行为之指导。如邀请陈访先主讲《现代妇女之责任》，邓季宣主讲《从战区流亡出来的青年应如何求学》，女子部主任周庆孚宣讲《青年对于抗战建国应有之认识及应有之努力》等主题演讲。

　　战时后方服务训练：因中学生日常行为处于养成阶段，国立九中特别成立养成教育中心。一是礼貌中心，其目的是既养成校内师生之间礼貌，又知晓社会一般礼仪。二是节约中心，分为物质节约和精神节约。三是整洁中心，分教室寝室公共场所三个部分，逐日由教师率领学生四名轮流考核，记载公布，养成爱护卫生习惯。四是国耻中心。战时爱国主义教育占据了养成教育的重要位置，有利于学生培养学生民族自豪感，坚定抗战之决心。其纲要为：一是反省自身之耻，学习训练是否达到学校的要求，生活是否合于流亡之环境，是否遵守学校规则制度等；二是唤醒国耻。国耻教育取得了较好效果，为国效力，抗战出力在九中校园内蔚然成风。1944年，重庆各地开展的募捐献金活动，国立九中累计捐款除金银财物以外达到50万元。全校师生、工友、校警无不踊跃参加献金运动，其中部分无钱之师生集体绝食一日，将该日膳食费用全部捐献。

　　（二）学生管理

　　纪律要求：国立九中特别重视学生纪律的养成。规定：1.集会、集队，动作须迅速正确，态度须严肃；2.在校任何时间，不得高声或急走；3.行路须靠左边。4.须遵照规定时间作息，如遇天气炎热，亦须在指定范围内稍作闲凉；5.在教室内，姿态须端正，专心听讲。这些纪律规定，在战时环境中，有军事训练要求，但对于学生成长以及规范校园生活起到促进作用。国立九中校长胡秉正总结了国立九中办学成功之道：“一曰切实恪守纪律，以养成严肃之校风，一曰厉行学科考绩，以提高学力之水准”。[8]

　　重视女生独立精神的培养：因长期封建余习影响，近代女子教育权利一直受限。近代女子学校教育，肇始于清光绪三十三年，民国四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對女子学校教育以成为“贤妻良母”为中心，一直到“五四”后，女子学校教育才出现转轨。国立九中在女子教育上特别重视女子独立精神的培养，努力将女子教育由“贤妻良母”为中心的教育转变为“社会人”教育。在女子教学目标上，“除养成能为家庭好主妇，国民贤母亲而外，更应养成有为国家牺牲之决心。”加强教育女学生“学以致用”，培养女生实践能力，要求女生“凡校中一切团体生活，必令学生自动参加，导师从旁指导协作。”

　　日常生活：国立九中师生生活极为艰苦。学生每日三餐，两稀一十，霉米蒸出的八宝饭，“上课，是在祠堂和破庙内进行，宿舍和食堂是师生自己动手搭建的茅草屋。”[9]尽管生活艰苦，但国立九中的学生“都是满腔的热血，个个具有救国的热忱。”[10]

　　学费是困扰战区流亡学生的经济问题。国立中学在创办初期，实行公费就读制度，凡家在沦陷区的学生，经济来源断绝者，均可给予各项公费待遇。1940年后，将零用费、膳食公费改为贷金制，对于来自战区的贫寒学生，按照国民政府国立中学学生贷金规定，可享受膳食贷金、制服贷金、零用贷金。直到1945年，国立中学又重新享受公费。国民政府的公费制、贷金制一定程度上缓解国立九中贫寒学生生活费用问题。

　　三、国立九中设置之历史意义

　　中等学校在教育系列中占据着极重要的地位。国立九中与其他三十三所国立中学，可以说是战时国民政府教育体制新探索，改写了“中央向不直接办理国立中学”的历史。[11]战时国立中学为抗战时期的中等教育事业做出了极大贡献，“八年抗战，战区各省市教育厅局本身虽颠沛流离，无法行使其职权，但退至后方之员生，赖有国立中学，得以继续求学，维持弦歌，其贡献殊不为少。”[12]国立九中高举“教育救国”的旗帜，在战时艰苦困境中培养出一批国家栋梁和中坚力量，其中“两弹元勋”邓稼先、计算机之母夏培肃、核动力专家赵仁恺等九位院士就是典型代表。[13]其一些宝贵的办学经验仍值得借鉴。

　　一、对现代教育制度的探索

　　作为一所流寓千里之外的难民学校，设立国立九中初衷是对战时失学学生课程的补救上，但其终极意义却是一定程度上“谋改造中等教育制度，以应战时需要。”[14]国立九中在邓季宣高举“教育救国”旗帜下，坚持用“民族精神”“科学精神”“法制精神”三大原则指导办学，对于创新战时中等教育起到积极促进作用。

　　重视课程的改进。在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根据战时的特殊需要，对教育政策作了一些调整，相继颁布了《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及《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等法令。为了实施这些政策法令，国立九中积极探索战时中等教育的新模式。首先，在国立中学教学中减轻了原有课程，融进了军事训练，充实政治教育，实施战时后方服务实践教育等内容，这些举措适应了战时的需要，有利于知识教学与实践生活有机结合。其次，国立九中在教材使用上，不拘泥于教育部统一编发教材，结合学生实际自行编撰教材。如英语教师邓达澄所著高中《实验英语文法》一书，成为各中学教材的范本。这种重视理论实践结合、“知行合一”教学探索，打破战前中等教育中智育偏重灌输，德育即体育等教育弊端。

　　重视学生人格精神塑造。培育学生健全人格是任何教育旨归所在。国立九中重视民族精神熏陶，突出战时流亡中“家园意识”教育。特别是加强乡贤历史教育，国民政府教育部长亲自参加国立九中的开学典礼，并在训词中突出皖籍历史名人和事迹，“安徽之乡贤先烈在过去历史上，实留有彪炳之勋名，与伟大之成就，”列举了安徽名人管仲、朱元璋以及桐城文派，鼓励“全体师生，满不可以学校为避难之所，以后方为苟安偷惰之归。”[15]通过乡贤教育激发学生抗战精神、唤起民族意识、树立国家观念，使学生认识到“民族不能生活，个人那里还能生活？”[16]

　　重视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国立九中教学将课堂知识与社会实践有效结合，磨练学生吃苦耐劳精神。如带领学生体验煤矿工人辛苦工作，使学生意识人民群众的疾苦，当时在校就读的章开沅先生在社会实践后深有感悟，“看了煤窑中的工人才知道，原来这世间，没有最苦，只有更苦。”[17]注重社会实践教育，既是促使学生认识战时社会，战时中国以及战时中国劳动人民的苦难与不幸，也从教学上探索了“知行合一”的人才培养模式，改变了战前传统教育只重应试导致的“知行”失衡、失调矛盾。

　　二、保存和培养了大批人才

　　国民政府设置国立中学目的是救济来自战区失业失学师生，以图在战时特殊境遇下保存民族血脉。国立中学的教员，都深受了时代环境的刺激，深尝了家乡沦亡的痛苦，使得他们更愿意在战争年代薪火相传，教书育人。国立九中的创办和发展，留住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教师，他们以广博的知识、丰富的教学经验、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精神，“在烽火连天颠沛流离的战争岁月，这些老师安于清贫，敬业乐教，以校为家”，[18]为避难来渝的学生健康成长付出了大量心血。

　　国立九中为流亡他乡失学的安徽籍中学生提供了战火中得以学习生活的处所。著名的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也是战时国立九中就读的学生之一。章开沅先生回顾1938年秋入学国立九中，“从此，我便在此度过了五年田园牧歌式的中学生活。”[19]在这些流亡他乡的皖籍学生心中，国立九中就是最美的校园。国立九中为战后新中国建设培养和输送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有用人才。办学8年，国立九中共计走出毕业生5600余人，其中70%升入国内各著名高校，培养了包括邓稼先、汪耕、黄熙龄、夏培肃、任继周、赵仁恺、田心源、董新葆、金问信、王火、舒芜等诸多中国各行各业优秀的建设人才。

　　三、促进了大后方教育事业发展

　　国立中学的师生员工多数来自战区，对于日军侵略的残暴行径，目睹身受，他们的到来，对于坚定抗战思想起到传播效应；同时他们都是知识阶层，对于启发大后方民智，增进文化意义重大。战时的国立九中为江津县域唯一一所公立学校，其学生数量一度达到2000余人。国立九中与战时迁入江津的私立汉口博学中学，私立汉口懿训女子中学等学校一起促进了江津区域“教育骤然发达，”[20]为战后大后方教育留下宝贵的办学经验。

　　适当招收当地及其他省别学生，提高了大后方学生入学率和文化素质。战时，国立中学原则上只招收战区流亡学生，但国立九中为感谢江津县人民给予的帮助，满足江津学生教育需求，也适当招收当地学生，如创设初期即招收当地学生100名，就当时的招生规模而言，这个数字已相当可观。后期逐步扩大了非皖籍生源的招生规模，其中招收蒙古籍生源1人，韩国学生2人，海外侨生众多，生源区域之广，为战时罕见。一些九中教师也应聘到江津本地小学兼课；许多学生毕业后留教当地中小学，他们把教育比较发达的东部各省的先进教育经验，带到了西部，在周围地区树起楷模，大大促进了西部地区教育发展。

　　结语

　　从历史视角来看，国立九中与其他国立中学是战争时代的产物。日本法西斯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它不仅严重破坏了中国国家安全、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还给中国造成巨大的物质财产损失，对中国经济、文化事业产生毁灭性影响，对中国社会发展与进步产生严重滞碍作用。据统计，“在1937年一1945年的八年中，中国有17个省区930多座城市遭到日寇铁蹄蹂嗬，被占领的城市占全国城市总数的47%。”[21]为救济战时失业失学的中等学校师生，国立中学应时而生，延续了战时中等教育事业发展，为国家保存和培养了宝贵的后备人才。日军全面侵华后，安徽境内大片土地沦陷，安徽教育事业损失严重，全省中等学校几乎全部停课，这些学校或解散，或搬迁。国立八中和国立九中的师生不愿受日军奴役，筚路蓝缕，远赴千里之外的湘西、江津重新创办学校，组织教学活动，使得安徽教育事业弦歌不辍，为抗战事业和新中国建设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其在战火中历练生存、勇于担当的精神可歌可泣。尽管国立九中的办学已然成史，但在渝8年务实的办学精神必将成为安徽教育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在办学过程中形成的团结进取、救亡爱国、奋发向上、艰苦奋斗、开拓创新、复兴民族的革命精神，也将一直发挥并将永远发挥着激励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