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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民族主义因素对苏南冲突的影响

来源:UC论文网2020-12-01 09:59

摘要:

  摘要:1948年发生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苏南冲突引起了巨大轰动,其原因一直众说纷纭,一些人认为苏南冲突的本质是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之争。原因是否真的如此?民族主义因素究竟起了什么样的作用?苏东剧变后很多苏东国家的档案馆开放了,一些历史学家根据档案文献解开了苏南冲突原因的神秘面纱。历史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基础,基于档案的解密和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民族主义并不是这场国际冲突的根源,而只是起到了催化作用...

  摘要:1948年发生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苏南冲突引起了巨大轰动,其原因一直众说纷纭,一些人认为苏南冲突的本质是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之争。原因是否真的如此?民族主义因素究竟起了什么样的作用?苏东剧变后很多苏东国家的档案馆开放了,一些历史学家根据档案文献解开了苏南冲突原因的神秘面纱。历史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基础,基于档案的解密和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民族主义并不是这场国际冲突的根源,而只是起到了催化作用。


  关键词:苏南冲突;国际主义;民族主义


  苏南冲突的来龙去脉及主要原因


  在二战时期和战后的一段时间,苏联和南斯拉夫这两个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重要国家虽然对彼此的一些行为有一些不满,例如:1.苏联由于战时的美苏同盟关系支持的是南斯拉夫的流亡政府而非南斯拉夫的共产党政权;2.战时苏联对南共政权武装反法西斯斗争的援助也是迫于上述压力而姗姗来迟;但绝对不可以否认的是,这两个国家的关系从总体上来说是比较好的,在战时和战后一段时间的配合是比较默契的,也可以说是如同“同志加兄弟”一般。当然,这里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南共政权是一个新生政权而不得不需要苏联“老大哥”这个相对成熟和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对其今后的安全稳定和国家发展上的帮助。


  虽然在战时苏联由于种种原因没有给南共政权所希望的那样支持,苏联也一直对南斯拉夫共产党进行指导和帮助,为南斯拉夫的民族解放运动给予了很大的帮助。与对苏联的不满程度相比,南共政权对苏联的满意程度还是比较高的。在此期间,南斯拉夫共产党人“把对苏联领导的忠诚看成是它的建设和发展的因素”,在他们看来,“斯大林是新社会的理想和希望的化身”[[1]]。在战争结束后,苏南双方的领导人的接触十分频繁,共同探讨战后的政治、经济和国家关系等问题。1945年4月,南斯拉夫副总理舒巴希奇赴苏联与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就政治、经济和国家关系问题交换了意见。双方签署了“苏南友好、互助和战后合作条约”。这是当时苏联与东欧国家签订的第一个友好条约。


  在战后初期,斯大林因不想引起西方的猜疑而所以在对东欧的政策上并没有那么激进,即没有在东欧强力推行社会主义制度并要求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加入各个国家的议会而成立联合政府。与东欧其他各共产党不同,苏联虽然也曾表示反对在南斯拉夫实现苏维埃化,即很快的建立由共产党执政的一党专政政府。但实际上,对于南共领导人在国内政策方面逐步实施的比较激进的措施,莫斯科很快就采取了默许,甚至持赞赏的态度。南斯拉夫参照苏维埃模式所实施的政策主要有通过土地改革法、合作社基本法和全面国有化法令等,以此取消了农民债务并开始向集体经济过渡。不容置疑,这些措施很“苏维埃”。对此,苏共中央赞扬其政权形式“在很大的程度上对其他国家具有榜样作用。”除此之外,苏联在军事上打算为其培训和装备军队,在经济上苏联打算在南斯拉夫建立一些合营股份公司以此支持南斯拉夫的经济和农业发展[[2]]。


  战后,美国在欧洲(包括东欧)推行马歇尔计划,该计划也是冷战开始的标志。当时,许多东欧国家都想通过马歇尔计划而受到美国的援助,但苏联方面却由于害怕东欧国家倒向西方而极力阻挠。最终,一些国家在苏联的压力下屈服了,他们拒绝了马歇尔计划。但是,南斯拉夫是主动而非在苏联的压力下拒绝了马歇尔计划,早在1947年南共领导人就与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达成协议即共同抵制美国的马歇尔计划。在这方面南斯拉夫与苏联一拍即合,较之于其他东欧国家相比,苏联当局觉得南斯拉夫在政治上更加可靠。为此,苏联在会议上决定将共产党情报局总部设在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并在贝尔格莱德建立一个无线电中心。由此可见,斯大林对铁托的欣赏与铁托对斯大林的支持是非同一般的。


  由以上可见,苏联和南斯拉夫的关系真的是非同一般,似乎是无愧于“同志加兄弟”,但是在这背后却是暗流涌动,隐藏着随时都可能爆发的危机。斯大林在冷战初期的想法并不是很激进,并没有高举共产主义运动中“世界革命”的大旗。相反,斯大林只是想维持在雅尔塔体系划分的势力范围内的利益,至于在这之外的范围斯大林在当时其实并无野心。而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铁托对此进行了误判,铁托高估了斯大林的“革命性”,而斯大林也低估了铁托的“桀骜不驯”。


  1948年1月,斯大林对一些消息大为震怒。一是南共中央铁托派军队进入阿尔巴尼亚南部,理由是为了防止希腊反动派的入侵。二是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宣称在条件成熟时将在多瑙河和巴尔干一些国家之间建立联邦或关税同盟,其中包括希腊。这些事情的宣布之前都没有通知斯大林,而且希腊并不在雅尔塔体系规定的苏联的势力范围内,斯大林特别害怕这些言行会导致西方对斯大林的误会以至于导致美苏对抗而打乱斯大林在冷战初期无“革命”想法的打算。


  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与恢复,南斯拉夫的实力有所上升,无论是在政治还是经济上的实力都使铁托加强了在巴尔干地区主宰的欲望和信心。在二战时,铁托就曾向保加利亚领导人提出要在战后建立联邦。在磋商之后,两国的领导人很是自信,甚至宣称一个统一的斯拉夫国家将出现在巴尔干半岛上,只不过他们对组成方式没有谈拢,铁托在之后还曾邀请阿尔巴尼亚也加入这个联邦[[3]]。


  苏联一开始并为他对此有什么异议,相反还主张应该迅速的联合在一起。但是在这之后,斯大林便反悔了。不久,苏联的《真理报》对此猛烈抨击。斯大林紧急召集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的领导人来莫斯科举行会谈,斯大林对两国领导人大发雷霆,要求他们在对外政策方面必须与苏联保持一致,还签署了一个文件。由于苏联的强势高压,再加上历史上的一些恩恩怨怨,南斯拉夫的叛逆心理越來越重。


  在阿尔巴尼亚问题上,铁托和斯大林又出现了强烈的分歧。铁托准备派一些部队进驻阿尔巴尼亚南部,理由是为防止希腊的“反动派”入侵,但是苏联方面对此十分反对。在此之前的苏联和英国的谈判中,为了达成妥协,希腊成了英国的势力范围,斯大林特别害怕这一举动引起西方的误会,所以铁托迫于压力又放弃了这一计划。


  通过这些事实,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斯大林特别害怕因为一些做法引起西方的误会和不满,因为他在那时的设想是坚决不要引发和西方的冲突,所以他对东欧国家左翼政治力量的事务干涉很深,生怕东欧“惹怒”了西方。在这之中,南斯拉夫总是受到“委屈”,斯大林的霸道和铁托的桀骜不驯在此发生了强烈的碰撞,碰撞的结果就是导致了苏南冲突。试想,一个人或者一个国家总是受到外界霸道的干扰,不能独立自主的处理自己的事务,那必然是很痛苦的,而忍耐是有限度的。铁托在此等淫威之下最终没有选择屈服,走上了与苏联对抗的道路。后来,莫斯科方面公然说铁托反马克思主义,是个民族主义者。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国际主义和世界革命一直是个高举的大旗。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是势不两立的,因为国际主义特别强调不能以一个国家或民族为中心,要有大的格局,最終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在此等理念下,南斯拉夫想根据民族和文化的一致性和其他原因想在巴尔干建立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是没有合法性的。但是,也不能因此说苏联完全是因为理念的问题而反对,苏联对此反对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他害怕失去对东欧的控制以及这种联邦会引起西方的误会,批判铁托是反马克思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只是当时苏联为实现现实需要而使用的符合“政治正确”的借口而已。


  其实斯大林和铁托并不想搞成这种局面。综上所述,苏南冲突的原因主要有两个:1.铁托未能理解斯大林不想和西方发生冲突或引起西方误会的内在想法;2.铁托想通过自己的实力控制巴尔干地区,而斯大林坚决不想放弃对东欧的控制。


  关于此的民族主义因素探析


  很多人认为苏南冲突的实质是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之争,他们的论据主要来源于苏联对南斯拉夫的指责,苏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指责铁托是民族主义分子、反马克思主义者。除此之外,苏联还在党内肃反所谓的有民族主义倾向的“铁托分子”,甚至要求其他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也一起肃反党内的“铁托分子,这其中也包括中国。做为抵制,铁托也在党内大力肃清亲苏的“情报局分子”。这样,许多人由于史实不清楚便被表面的口号和事后的做法蒙蔽了,认为是民族主义因素导致了苏南冲突,并认为是其根本原因。根据上述史实的陈述和结论,这种看法现在是站不住脚的。民族主义乎?国际主义乎?似乎都谈不上,政治是最现实不过的,还是那句话:一切从需要出发[[4]]。


  但是,在苏南冲突中就真的没有民族主义因素在作祟吗?肯定也不是这样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这么一个口号:工人阶级是没有祖国的!这明显是一种宣扬国际主义的口号。但是,只要我们人一出生那就必定决定了你是哪国人,你是哪个民族的人,并且在从小到大的生活和学习中民族感和国家感已经深深烙在了自己的心中,要想完全摆脱这种文化情感因素是不可能的,甚至这种情感在一些时候会来的很猛烈。在前文中也提到过,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权力比较集中,许多决策是由领袖个人做出的。试想,一个国家的领袖在受到他国领袖一直以来的干涉而导致自己的决策和行为处处受限,不能独立自主的处理本国事务,在“忍无可忍”时难免受到民族主义的影响。但是,这种民族主义绝对不是根本因素,而是使国家的领袖做出与他国对抗决策的一个催化剂,或者说这种民族主义使国家的领导人更加坚定的做出面对他国干涉而做出反抗的决策,民族主义在这个时候会挑动决策者的神经。也就是说,决策者的决策动机极有可能存在出于民族主义的情感。


  其实,民族主义因素的影响更加体现在冲突开始之后,尤其体现在南斯拉夫今后的发展道路上。由于苏联和南斯拉夫已经正式撕破脸皮,对苏联的反感已经达到了极致,这种民族主义情感大大的推动了南斯拉夫走向独立自主发展的道路,促进了南斯拉夫脱离莫斯科路线的改革。在这之后,南斯拉夫致力于体制改革,所走的路线较之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相比更加“开明”。例如,在文化发展方面,南斯拉夫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实行那么严格的文化管控,南斯拉夫的电影在国际上享有盛名,南斯拉夫拍出了不少经典影片。如果南斯拉夫没有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是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的。


  除此之外,南斯拉夫的改革是沿着经济分权化的方向发展的,所谓经济分权化,实质就是对所有制进行改造,其表现形式则是工人参加管理和工人自治。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此改革是从处于政权领导地位南共身上开刀的。南共中央号召取消南共党员的特权,宣布党员和非党员的法律地位是一致的,具体有取消发放给党员的特别配给品和住房特权。1953年,国民议会通过宪法改革法,肯定了1950年以来各项改革的原则,包括直接民主的原则,把经济工作摆在政治工作之前等[[5]]。如此大尺度的改革能够推行下去,一是由于与苏联分庭抗礼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二是出于民族主义情感和国家至上的精神并以此为动力推动改革。


  总之,南斯拉夫的领导人意识到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才是根本,不愿做大国的工具和筹码,民族主义情感在此的确起到了催化作用。


  结论


  由上述可知,苏南冲突的原因不在于单纯的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之争,深层次的原因在于结构失衡。结构失衡体现于党际关系掩盖甚至替代了国家关系,在国际主义挥舞的大棒下,过分的强调理念上的同一性、统一性和唯一性。由于每个国家的情况不同,在这种“绝对真理”的威慑下,小国经常吃亏,不能照顾到自己的利益而只能迁就“老大哥”的战略目标,由此导致结构失衡的反抗。在这种结构中,本质上没有平等观念,无视并抹杀了不同发展状况和利益诉求。[[6]]忍耐是有限度的,也可以这么说:南斯拉夫是被“逼上梁山”。不断的受压迫,不断地被干涉最终导致民族主义情感来的猛烈,毅然决然的走上了独立发展道路,并且这种情感坚定了改革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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