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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对我国生态治理的启示

来源:UC论文网2020-12-08 10:30

摘要:

  摘要:深入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能够为我国的生态治理提供思路和启示,有助于我国生态治理原则和方法的形成和发展。该文通过对深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努力发掘其中深刻的本质特征和内涵,结合科尔沁沙地生态问题和治理情况,讨论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对我国生态治理的价值。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生态治理;生态文明建设  作者简介:蒋心博,1994年1月,男,蒙古族,内蒙古呼伦贝...

  摘要:深入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能够为我国的生态治理提供思路和启示,有助于我国生态治理原则和方法的形成和发展。该文通过对深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努力发掘其中深刻的本质特征和内涵,结合科尔沁沙地生态问题和治理情况,讨论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对我国生态治理的价值。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生态治理;生态文明建设


  作者简介:蒋心博,1994年1月,男,蒙古族,内蒙古呼伦贝尔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研究方向: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


  1中国生态治理面临的问题——以科尔沁沙地为例


  生态系统功能退化。科尔沁沙地位于内蒙古省通辽市附近,其面积达到约五万平方公里,是我国面积最大的沙地。该地区四季特点突出,春季风多,气温波动大;夏季短促而炎热,降水较多且集中;秋季降温迅速,霜冻现象频发;冬季漫长而寒冷,经常出现寒潮现象。同时,当地地下水资源匮乏,降水量少且时空分布严重不均。这些因素共同造成了科尔沁沙地极为敏感和脆弱的生态环境,使得生态系统退化严重,自我修复能力较差,生态环境极易受到破坏。


  环境法律体系不完善。从立法层面来看,我国缺乏环境生态保护和治理方面的综合性法律,尤其是在科尔沁这类偏远且生态环境脆弱的地区,这与生态文明建设在我国的重要地位无法匹配,亟需得到补全和改善。


  从执法层面来看,我国生态保护的执法力量羸弱、效率低下,尤其是在科尔沁等边疆地区。在执法过程中往往会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根深蒂固的关系网和利益关系使得执法工作难以顺利进行,进而严重限制了执法的效率和效果。


  经济中心主义观念严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长期遵循“以GDP增长为目标”“先污染、后治理”等错误的理念,片面地注重经济利益最大化,而轻忽了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的重要发展理念。以科尔沁地区为例,该地区在招商引资过程中引进了不少污染严重的企业,然而地方政府监管不力,对企业的污染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导致当地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为了GDP增长,当地政府竟然成为了污染者的保护伞,与违法企业串通一气,所造成的环境和生态问题在短期内难以补救。


  2基于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视野的生态治理思考


  人与自然的关系应和谐统一。首先,应努力减少社会形态对人与生态关系的制约。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对于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中的人与自然关系进行了重新调节和定位,来解决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生产方式下出现的生态危机。这启发我们应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充分地利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共同创建以绿色经济为发展动力,人与自然和谐共存为基本目标的和谐社会。


  其次,经济建设和发展中应注重人和自然关系的和谐统一。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有着深刻而具体的论述,强调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和谐社会的重要性。这启发我们应在经济建设过程中保持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平衡,并在和谐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不断思考和发展人与自然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对生产实践的指导。首先,应在经济快速发展中重视绿色经济。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存在不计代价和后果地掠夺资源、榨取工人劳动成果的弊病,导致环境生态的恶化,反过来制约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因此,我国在新时代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应遵循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带来的启示,贯彻习近平主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先进理念,大力发展绿色经济,使其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


  其次,应明确科技发展和创新的方向。马克思认为人类是无法离开劳动的,劳动在一定层面上“创造了人”,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提出了科学技术创新是人类变革世界的重要突击兵,但其不应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因此,我国在发展科技的过程中,必须要保持好科技理性。社会主义应具有其独特的科技发展原则与方法,用来明确科技发展的正确导向,推动可持续的生产技术创新。


  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具有很强先进性和启示性,是我国在生态治理过程中重要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本文从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视域探讨了政治、经济、自然生态以及社会之间的共存方式,挖掘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对我国生态治理理念有重要启示,望对我国生态治理理念的发展和深化有所启发。  随着全球网络科技的快速发展,新技术手段颠覆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方式,互联网空间成为意识形态、社会思潮传播的一个重要手段和平台。有现实批判性的网络民粹主义遇上被现实社会积压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在网络世界突破地域空间的限制,一拍即合,迅速壮大,成为一股影响力巨大的网络社会思潮。因为匿名性的虚拟身份,每个人都能自由地在网络上发表各种言论,有关民粹、民族的各种极端言论、煽动性口号甚至谣言肆意在网络中传播,所引发舆情的蔓延和扩散对我国网络空间安全、经济社会发展以及社会整体的和谐稳定等方面都造成了重要影响。


  一、网络空间民粹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基本内涵


  网络民粹主义。民粹主义是一种具有历史复发性的社会政治现象,是现代化的产物,这个社会思潮最开始兴起于19世纪的沙皇俄国,原本意图解决俄国前资本主义社会所面临的难题,以非理性的方式表达社会下层平民的利益与愿望。民粹主义从平民的角度出发,极端强调平民的价值和理想,把平民化和大众化作为所有政治运动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终来源;主张依靠平民大众对社会进行激进改革,并把普通群众当作政治改革的唯一决定性力量;以民粹主义价值决定国家重大事务[1]。经过百余年的发展,在信息化时代,借助网络科技日新月异的进步,网络空间交流的“去中心化”等特性和民粹主义的平民理念充分融合,现实社会中的民粹主义思潮借助网络空间而逐渐成型,天然地结合在一起而生成了网络民粹主义。


  网络极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国家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对本民族历史和文化的自然认同。当今世界,民族国家仍然是普遍的国家实体构成形式,只要是国家就必然存在民族主义,只有温和和激进之分。尤其在我国,在数千年的历史和近代追求中华民族独立自主的进程中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对于国家统一起到旗帜性的重要作用。但是在网络空间中的民众从自身利益和情感出发,因为对现实世界的不满,在社会危机中以“爱国主义”旗号的加持,将维护本民族利益却异化成为排斥憎恨其他民族,认定“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盲目的排外、仇外,以一种"义和团情结"[2]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在网络空间迅速抬头,严重影响着我国的民族团结和现代化建设进程。


  二、网络民粹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合流


  合流产生的土壤。网络民粹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本质上属于社会发展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社会思潮,由于民族国家追求现代化,谋求民族独立复兴而引发的民族主义,和因为现代社会轉型中产生非理性维护平民利益的民粹主义,二者有相同的社会发展根源,有可以滋生的共同土壤。在国家社会还存在诸多问题挑战的转型期内,中国民众政治参与的准备和训练不足,在教育程度不够、信息获取辨别能力欠缺的情况下已经活跃在网络空间中,强化网络民粹民族主义的负面影响。


  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在实践群体构成上来说,都是一种平民大众式的社会运动,主体参与者是本国民众。对于民族主义而言,实现对民族利益的声张和维护必然需要对民族中的大多数群体进行动员。而对民粹主义来说,本来就是为最广大平民发声的政治理念,数量庞大的民众就是民粹主义思潮的来源以及合法性的基石,普通民众就成为两者共同的政治实践群体。延伸到网络空间,民粹民族主义的主要受众就是广大的网民,两者所依据的群体基石是相同的,这样一种群体动员的基石让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天生就能走到一起。在网络空间,一些极端民族主义者经常利用民粹来动员网民以煽动对立情绪,占领道德高地,赢得更多网络舆论支持[3]。


  产生合流的过程。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产生合流有一个长期的过程。十九世纪中叶到十九世纪末期,中国社会被西方列强撬开国门,民众受到前所未有的外族欺压,长期自喻天朝上国的国内民族主义对西方列强压迫产生报复性反弹,在没有掣肘的情况下变成一种极端的排外主义和种族主义。这个中国社会发生剧烈动荡的时代,当权统治阶级对外软弱无力,对内变本加厉欺压让普通中国民众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被压迫和被剥削,对于统治精英的极度失望加倍放大了民众社会资源的政治诉求。底层民众对外仇视侵略的外敌,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对内反抗统治阶级的压榨,民粹主义大行其道,民粹主义以民族主义为代表和领导,民族主义以民粹主义为手段和开路先锋,两者相互影响,相互融合,成为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中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


  到了互联网时代,人数众多的网民以网络空间作为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平台,国外压力和社会矛盾出现时民族主义情绪抬头,在一些涉及民族、国家等热点事件中在不分青红皂白对热点对象,尤其是现实生活精英进行各式扣帽子、编段子、打板子甚至人肉搜索等带有浓烈情绪化、偏激化的非理性网络话语表达[4],凭借网络集体行为汇集民意以审判精英,发泄心中不满,开展虚拟空间里的话语斗争。网络空间中牵涉“外敌”、批判社会问题的网络话语先是被部分网民、意见领袖发掘,在初步传播后引发很多网民关注、围观,最后以“爱国主义”的言论包装从而挑起网络“公开声讨”,掀起舆论批判的高潮。在这一过程中,广大网民被裹带参与,“民众的敌人”被丑化,被贴上网络舆论审判的标签,最终民众意愿与国家意志达成一致,“民粹”和“族粹”统一,网络民粹主义与极端民族主义最终走向合流。


  合流产生的巨大破坏力。网络空间中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合流在互联网虚拟世界中也越发凸显出它巨大的影响力。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可以看到,高度强调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个最核心的认同,在饱受外族的入侵时,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迅速统一升华至强调民族统一、一致对外的国家共识。而对于中国在和平崛起中所遇到的外部压力以及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矛盾,民族主义主要针对外部压力反映,民粹主义主要是对内的矛盾表现,外部压力和内部矛盾交汇中迫使极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经由网络传媒整合形成网络民粹民族主义,进一步激化民众对内的民粹倾向,鼓动对外仇恨情绪的蔓延。


  现阶段网络空间的民粹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合流,已经跳出线上虚拟空间的笔杆子战斗阶段,向现实社会中延伸,网上先进行舆论造势,煽风点火,民众在附和网络舆论抵制的时候,却难以理智思考有关信息属实与否、方式合理与否。相当部分网民在国家涉外行动时坚决支持强硬立场,在不懂政治规则、不清楚实情的时候要求对于中国主权利益没有丝毫的退让妥协,甚至给中国外交部寄钙片,暗示外交部工作太“软”[5]。網络民粹民族主义者所引发的舆情和群体性事件实质上只是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号、用民粹方式行事的破坏国家社会安全稳定的负面行为。


  三、网络民粹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思潮的应对治理


  首先我们需要正视网络民粹主义与极端民族主义思潮的合流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是客观存在的。思潮核心反映的是民众对现阶段社会发展公平正义的追求。在网络空间治理过程中要积极教育和培养理性公民,扩大民众对政治经济发展的参与,做好网络舆论的正向引导,塑造“新型的理性民族主义精神”[6]。真正做到内政发展为民,大国外交为民,让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进程中享有切实的获得感和成就感。


  其次我们要重视对新科技、新思维的应用。在治理过程中我们要及时关注网络空间的思潮舆情发展,为防范极端情绪所带来的对社会的撕裂、对公共秩序的破坏、对民族团结的负面影响,防治因网络导致现实社会中极端倾向和极端行为的发生,从技术、法规等多方式入手,净化网络环境,依托网络主动积极打好舆论宣传战,在维护网络安全健康的前提下,优先支持正确理性的声音在网络上发声,培育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网络环境。


  最后我们必须铲除网络民粹民族主义思潮的滋生的土壤。我国现阶段已基本建成小康社会,“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7]成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民众对社会物质财富分配的不满是一个直接的利益诉求,也是民粹和极端情绪诞生的根源。要解决这一矛盾,既要做大蛋糕,只有发展才是硬道理,取得社会经济的进步和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又要分好蛋糕,以人民为施政中心,加快社会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打破既得利益分配的不平衡现状,通过改革的获得感得到满足,化解民众的民粹情绪,彻底铲除民粹主义、极端民族情绪滋长的社会土壤,让民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警惕网络民粹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合流,要防范于未然,我们需要直面民粹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思潮带来的挑战,结合现有国情和舆情发展情况制定应对和监管机制,确保从网络空间到现实社会,对民粹和极端情绪进行及时疏导和纠正。这不仅关乎我国进入新时代建设发展和国内各民族的团结共荣,而且也是我国在意识形态领域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营造公平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的重要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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