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与马克思社会政治哲学的论证方式

　　[摘要]马克思之所以能在《资本论》（包括《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使“政治论证的全部传统方式崩溃了”，就是因为他在实现了从“副本批判”到“原本批判”的第一次转换之后，实现了从“原本批判”到“本题批判”与“主体批判”的第二次转换，从而为无产阶级革命进行社会政治哲学论证提供了历史唯物主义根据和政治经济学理由。这种论证方式在结构上展开为以事实呈现、科学抽象与观念改造为环节的“批判的实证主义”与“资产阶级生产的现象学”相统一的唯物辩证法，在实质上体现为使生产者阶级对占有者阶级产生出能够发挥其最大社会政治效应的道德谴责、历史共识与阶级意识。

　　[关键词]《资本论》社会政治哲学；论证方式；政治经济学批判；批判的实证主义

　　如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书评中所说：“人们的意识取决于人们的存在而不是相反……这个原理的最初结论就给一切唯心主义，甚至给最隐蔽的唯心主义当头一棒。关于一切历史的东西的全部传统的和习惯的观点都被这个原理否定了。政治论证的全部传统方式崩溃了”。①如果说，政治论证就是从语言说理与逻辑论证的维度探究政治行为的现象与本质，那么从什么样的原理出发、用什么样的方法论证，就成了政治论证特别是政治哲学论证的应有之义。如果说，我们今天不仅需要“哲学地阅读”《资本论》，而且还需要“政治哲学地阅读”《资本论》，那么我们就必须回答这样几个互相联系的问题：政治论证的全部传统方式是什么？《资本论》是如何论证社会政治哲学从而使得政治论证的全部传统方式崩溃了？马克思社会政治哲学论证方式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效应是什么？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也是对《资本论》的内在品性及其理论性质的一种可能性呈现。

　　一、政治论证的全部传统方式及其哲学基础

　　探讨西方传统政治哲学的论证方式，我们必须充分注意这样一个基本事实：西方传统政治哲学发展到17世纪下半叶至18世纪的时候，从中分化出了古典经济学这门新兴的现代科学。这种新兴的古典经济学既不同于古希腊的家政学，也有别于19世纪中期以后直至现在仍然流行的西方经济学，而是一个包含了道德学、政治学、法学与经济学等多方面内容的综合性学科。这使得17—18世纪的英法政治经济学家把“经济”放置到了一个更加广阔的社会政治背景下加以分析和研究，一方面使“政治社会”成为“经济学”的出发点，另一方面又反过来使“经济学”成为“政治哲学”的论证方式。于是，古典经济学既成为现代市民社会的政治经济学，又成为现代市民社会的社会政治哲学。①

　　如果我们承认古典经济学就是从传统政治哲学中分化出来的这个基本实事，我们就可以将19世纪中期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西方传统政治哲学及其论证方式划分为两类五种论证方式。

　　第一类是没有政治经济学作支撑的纯粹政治哲学及其论证方式。这既包括古希腊的古典政治哲学与中世纪的政治哲学，也包括文艺复兴后从古希腊和中世纪政治哲学中延续出来的一些现代政治哲学。其论证方式主要包括三种。一是德性论的论证方式。即把人的德性、品格作为判断政治道德的基本标准，把政治主体的道德养成作为政治行动或最佳政制的推动力。典型的如柏拉图《理想国》中的“哲学王”与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的“最佳政体”。二是意志论的论证方式。即认为意志高于理性并且是宇宙本体的理论学说，其基本特点是把意志自由或道德意志看成不受客观规律和社会环境制约的东西，用意志自由来解释宇宙人生和社会政治的各种问题。典型的如卢梭《社会契约论》中的“公意”（“公共意志”）与康德《实践理性批判》中的“善良意志”。马克思就曾把康德的“善良意志”作为政治自由主义的代表给予了深刻批判：“康德只谈‘善良意志’，哪怕这个善良意志毫无效果他也心安理得，他把这个善良意志的实现以及它与个人的需要和欲望之间的协调都推到彼岸世界。……康德把这种理论的表达与它所表达的利益割裂开来，并把法国资产阶级意志的有物质动机的规定变为‘自由意志’、自在和自为的意志、人类意志的纯粹自我规定，从而就把这种意志变成纯粹思想上的概念规定和道德假设。”②三是权力论的论证方式。即把去自然化的、社会化了的政治权力或国家权力看成政治哲学的基础，认为国家权力是政治斗争与政治行动的核心内容，统治者的存在就是以夺取和保持国家权力为目的的。典型的如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与霍布斯的《利维坦》。从一定意义上说，这种权力政治观由于摒弃了中世纪那种把政治与宗教、政治与道德捆绑在一起的理论说辞，认为政治的本质就是人类各种活动力量的较量，政治国家的价值就在于公共事务的治理与成就，因而是对德性政治论与意志政治论的反拨与超越。马克思就曾肯定地指出：“在现实的历史中，那些认为权力是法的基础的理论家和那些认为意志是法的基础的理论家是直接对立的……如果像霍布斯等人那样，承认权力是法的基础，那末法、法律等等只不过是其他关系（它们是国家权力的基础）的一种征兆，一种表现。”③马基雅维利之后两个多世纪的历史发展表明，在政治与道德关系背后隐含着它们与经济的更为本质、更为深刻的关系，正是由经济关系决定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构成了现代市民社会的基本问题。

　　第二类是有了政治经济学作支撑的现代政治哲学及其论证方式。这主要是从第一类即纯粹政治哲学中分化出来的、包含了政治经济学于自身之内的现代政治哲学，滥觞于17世纪后半期的洛克。洛克《政府论》下篇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从其经验主义的哲学观与政治观出发，把“财产权”作为全部社会与国家治理理论规划的起点，认为私有财产是个人自由、社会契约与国家权力的理论基础。在进一步的阐述中，洛克把这一思想分解成了两个相互联系的要点：其一，劳动是个人拥有财产和财产权的合法源头与正当理据；其二，约法或同意是政府权力的自然基础与社会界限。洛克这种以官能经验为哲学基础、以私有财产为道德基础、以权力制约为政治基础的社会政治哲学信念，在18世纪与古典经济学相遇后，被发展成为现代政治哲学论证的两种经典方式：一是偏重经济学的论证方式；二是偏重法学的论证方式。这两种方式都是从商业社会的发展对于增进人类自由的重要意义出发，将商业原理纳入社会政治理论当中，进而建构起现代政治社会的基本秩序安排，它们的主要区别只在于前者更加偏重于经济学方面的效益与效用，典型的如斯密的《国富论》与边沁的《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后者则更加偏重于法学方面的法权与权利，典型的如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与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两者尽管存在着偏重经济学或偏重法学的重心的不同，但却同样达到了为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进行辩护的社会政治效果，都犯了像蒲鲁东“只听钟声响不知钟声何处来”那样的错误。正如马克思所说：“所有现代的经济学家，无论偏重经济学方面或偏重法学方面，都把个人自己的劳动说成最初的所有权依据，而把对自己劳动成果的所有权说成资产阶级社会的基本前提。……既然通过自己的劳动进行占有的规律是前提，并且这个前提是从考察流通本身中显露出来的，而不是随意的假定，那么在流通中自然就会得出一个建立在这一规律基础上的资产阶级自由和平等的王国。”①

　　在马克思看来，上述传统政治哲学的两类五种论证方式所犯的错误是相同的：纯粹政治哲学的三种论证方式是“批判的唯心主义”或“非批判的唯心主义”，而古典经济学的两种论证方式则是“批判的唯心主义”或“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在这里，“非批判的”与“批判的”这对范畴同“唯心主义”与“实证主义”这对范畴之间，不是一种简单的结合关系与对应关系，更多的是一种“相辅相成”或“相反相成”的促动关系与共生关系。这里的关键就在于，以抽象思维与理性辩证为核心的辩证批判方法究竟是以唯物主义历史观还是以唯心主义历史观为出发点？在马克思看来，这个出发点问题不仅一般地包含着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这两种“外壳”之间的简单对立，而且特别地包含着辩证法与形而上学、逻辑方法与历史方法这两种“内核”之间的高阶对立。正是在这里，体现出了马克思社会政治哲学论证方式优越于、高明于传统政治哲学论证方式的伟大突破：不仅仅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两种立场、观点和方法的统一，而且更重要的是政治经济学批判与社会政治哲学的有机结合与内在统一。

　　在经历了巴黎—布鲁塞尔时期的法哲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而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以后，马克思认为，传统政治哲学论证方式的最大问题，就是它们的前提问题：抽象的“人性”设定以及建立在其上的抽象的“自然法”或抽象的“自然秩序”。纯粹政治哲学论证的“道德人”或“政治人”假设，使人们误以为社会政治具有“不依赖市民（社会）”的那种“虚假的独立性”而产生出“关于国家的一切幻想”。②古典经济学论证的“经济人”或“权利人”假设，看似把社会政治问题奠基在了经济事实的土壤上，但由于他们无法正确把握“隐蔽在物的（关系）外壳之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因而最终陷入对“物的东西”与“社会关系”的“天真的惊异”的“错觉”中去了。③在马克思看来，这两种论证方式的本质是一样的：不是“生活决定意识”式的历史唯物主义，而是“意识决定生活”式的历史唯心主义。它们的唯一区别只在于，前者是远离了“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政治意识”，即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的政治自由主义、社会自由主义和人道自由主义；④后者是置身于“一种虚构的原始状态”的“事实假定”，⑤即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一开头就批判的以政治经济学作支撑的现代政治哲学的两种叙事结构：一种是“被斯密和李嘉图当做出发点的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的“鲁滨逊一类的故事”，马克思讥讽这是一种“缺乏想象力的虚构”；另一种是“卢梭的通过契约来建立天生独立的主体之间的关系和联系的‘社会契约’”，马克思讥讽这是一种“大大小小的鲁滨逊一类故事所造成的美学上的假象”。⑥在马克思看来，既然历史就是“自然界生成为人”的历史，因此历史的逻辑前提只能是“现实的个人”。然而，“现实的个人”在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中以“真正的实证科学”体现出来，就会融入人的真实的社会历史“活动”与“条件”（即“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①等因素，从而表现出“社会的个人”的现实品格。也许正是出于这种考虑，马克思最终才把《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针对“抽象的个人”而言的“现实的个人”提升到了《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针对“原子的个人”而言的“社会的个人”：对“社会个人”观念的强调，既是马克思从哲学世界观方面跨越黑格尔“思辨人学”与费尔巴哈“感性人学”这两道门槛的必然结果，也是马克思从经济学语境中突破“鲁滨逊”式的个人主义和“利维坦”式的集团主义的理论诉求。可以说，这正是马克思建构其社会政治哲学的必然要求与逻辑延伸。

　　二、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两度转化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论特质

　　毋庸置疑，马克思是在法哲学批判之后才开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马克思之所以能在法哲学批判时期清醒地意识到“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②是与他对黑格尔与鲍威尔的接续批判密切联系的：通过批判黑格尔，马克思分析了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通过批判鲍威尔，马克思澄清了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的关系。前一批判为后一批判奠定了社会政治哲学的理论前提，而后一批判则把前一批判推进到了社会政治哲学的内在本性的那一维度中去了。

　　在马克思看来，既然“政治解放本身并不就是人的解放”，③这就意味着政治上获得解放的个人仍然会在经济上陷入完全被奴役的社会状态，所以人的解放的最终状态不应该是政治国家对市民社会的吸纳或者市民社会对政治国家的服从这样一种政治解放的现代完成式，而应当是社会对国家的吸纳或者国家对社会的服从这样一种社会解放的未来进行式。在这一过程中，如何使社会重新成为其所创造的国家的主人的问题，亦即如何使人们“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④的问题，就成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这一问题意识的不断呈现，使得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的第二部分把“犹太人解放”的问题提升到了“人类从犹太精神中得到解放”“社会从犹太精神中获得解放”的“终极意义”⑤和原则高度，进而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提出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⑥的社会政治宣言，开启了他从“副本批判”到“原本批判”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与批判的发展道路。

　　但是这样一来，新的问题又来了。如果说马克思所说的“副本”就是“（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因而还是清楚明白的，那么，马克思所说的“原本”究竟是指什么呢？反思学术界的研究，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原本指的就是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另一种说法认为原本指的就是“（英法的）政治经济学”。笔者认为，把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说的“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与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说的“随导言之后将要作的探讨……首先不是联系原本，而是联系副本即联系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来进行的”⑦结合起来考察，前一种说法模糊而含混，后一种说法才符合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实际说法。

　　按照第一种说法，“副本”是“国家哲学和法哲学”（“理论”），“原本”是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现实”）。但问题的关键是，对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进行“理论反映”的不只是“国家哲学和法哲学”这一种理论，还有“政治经济学”这一种理论。所以，这种说法的困境是：如何定位“政治经济学”？如何看待“政治经济学”与“国家哲学和法哲学”之间的关系？如果说“原本”是“现实”，而“副本”是“理论”，由于“政治经济学”与“国家哲学和法哲学”都是“理论”，都是“副本”，所以这种说法最后必然会陷入“国家哲学和法哲学”是“第二副本”和“政治经济学”是“第一副本”的逻辑循环中。而第二种说法则非常明显地回避了这种困境：“副本”是“国家哲学和法哲学”，而“原本”是“政治经济学”。虽然经济理论比政治理论更接近于社会现实，因而“原本”比之于“副本”更接近社会现实，但无论如何，“原本”说到底仍然也是一种“本子”而不是“原型”，它和“副本”一样都只是对社会现实（即社会原型）的文本刻画与理论阐释。就此来说，对市民社会的解剖确实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但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批判毕竟无法代替对现代市民社会本身的实际把握与现实批判。所以，从“副本批判”进展到“原本批判”只是马克思自身思想发展的第一步，这是马克思在巴黎—布鲁塞尔时期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批判的主要任务。但马克思在经历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而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之后，所要做的第二步才是关键性的：从“原本批判”进展到“本题批判”与“主体批判”，从而实现从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转向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这一转向当然是马克思在伦敦时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中完成和实现的。

　　那么，马克思所要进行的“本题批判”中的“本题”与“主体批判”中的“主体”分别是什么呢？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得清楚而明白：“本题”就是“现代资产阶级生产”，“主体”就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马克思说：“现代资产阶级生产——这种生产事实上是我们研究的本题。”①“无论在现实中或在头脑中，主体——这里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都是既定的”。②在马克思看来，无论是对资本主义的“副本”（“国家哲学和法哲学”）的批判，还是对其“原本”（“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本身都无法代替对“本题”（“现代资产阶级生产”）和“主体”（“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

　　正是出于对这种“本题批判”与“主体批判”的现实考量，马克思才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明确地指出了《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和最终目的：“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③以及“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④表面上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表明马克思探讨的好像只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现象与经济规律，但由于马克思很早就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而洞悉了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真实关系，把黑格尔“国家决定市民社会”的唯心主义命题翻转成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唯物主义命题，这使得马克思能够把哲学与政治的关系这个抽象的传统政治哲学问题转化成政治与经济的关系这个具体的现代社会政治哲学问题，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和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过程中发现了社会经济结构与政治结构之间的本质关系。对于马克思来说，《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和最终目的在表面上来说固然是政治经济学的，但其深层次的最后结论无疑也是社会政治哲学的。尽管革命的结论还表现得不很明显，但是它所揭示出来的经济与政治、经济形式与政治形式之间的深层结构及其本质关系则是毋庸置疑的。正如马克思所说：“从直接生产者身上榨取无酬剩余劳动的独特经济形式，决定了统治和从属的关系，这种关系……为整个社会结构，从而也为主权关系和依附关系的政治形式，总之，为任何当时的独特的国家形式，发现最隐蔽的秘密，发现隐藏着的基础。”⑤

　　进一步说，如果我们无法否认从“副本批判”到“原本批判”的第一次转换与从“原本批判”到“主题批判”与“主体批判”的第二次转换分别发生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这样两个“导言”性质的文本中，那么我们也就无法否认这两个“导言”对于马克思在巴黎—布鲁塞尔时期和伦敦时期两次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批判所具有的“冲锋号”意义。马克思在这两个“导言”中所吹响的这两次“冲锋号”，既与他的两次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批判密切相关，也与他对社会政治哲学问题的深入探讨本质相关。在马克思看来，一般意义上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特殊意义上的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问题，以及个别意义上的现代资产阶级国家与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关系问题，它们作为环环相扣地叠加在一起的三个问题，从一方面看是个政治哲学问题，但从另一方面看则是个包容性更大的社会哲学问题。因此，如果说“副本批判”和“原本批判”更现实、更直接，那么“本题批判”和“主体批判”显然更根本、更基础：既然市民社会是政治国家的“前提”和“基础”，那么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对立就是同一共同体内部的对立；所以，为着要彻底消灭具有阶级性、虚幻性的资产阶级国家，就必须将这种国家制度连同它的世俗基础即现代市民社会一起消灭掉。就此来说，马克思对社会政治与国家问题进行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历史唯物主义考察，确实达到了“与其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的实际效果：马克思社会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是对政治国家的世俗基础之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的现代性批判。而要想探讨并揭示现代国家背后更深层次的社会政治逻辑，除了对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和“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为外部表征的“资产阶级制度的生理学”①进行“斤斤于一些琐事”式的“显微解剖学”②之外，没有别的办法。

　　对马克思来说，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是内在统一的：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是在马克思第一次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批判过程中（巴黎—布鲁塞尔时期）创立的，而且是在以其为指导的马克思第二次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批判过程中（伦敦时期）得到再创新和再创造的。而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将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两种立场、观点与方法内在地统一起来，既得益于他从社会政治哲学的整体性角度思考并把握社会与国家、社会与政治、政治与经济辩证统一的基本主张，也得益于他对贯穿了“巨大的历史感”“宏伟的历史观”的黑格尔辩证方法的批判式继承。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它揭示了《资本论》中哲学世界观与唯物辩证法之间的本质相关性以及主题性批判与方法论批判的内在统一性。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从黑格尔逻辑学中把包含着黑格尔在这方面的真正发现的内核剥出来，使辩证方法摆脱它的唯心主义的外壳并把辩证方法在使它成为唯一正确的思想发展形式的简单形态上建立起来。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是以这个方法做基础的，这个方法的制定，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③很显然，正是对“方法论”意义与“原理性”内容的同样看待与同等重视，马克思才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第三部分阐述了“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阐述了《资本论》的唯物辩证法，恩格斯也才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书评的第二部分重点阐述了马克思辩证法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性继承。

　　三、《资本论》的社会政治哲学论证方式及其社会政治效应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社会政治哲学的论证方式是由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两种内在统一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所决定的：要对“资产阶级制度的生理学”进行“显微解剖学”，就不能不对之进行一番从“研究方法”到“叙述方法”的“观念呈现”，而贯穿这一过程始终的正是马克思既唯物又历史的辩证方法。正如马克思所说：“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观念上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④

　　考虑到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就“人们对《资本论》中应用的方法理解得很差”①而做出的一种反拨，马克思在这里其实说明了《资本论》辩证方法的三个要点。

　　首先，事实呈现。任何科学论证离开了事实材料就会陷入空洞的说教。所以，充分地占有事实材料成了一切科学论证的当然前提。据不完全统计，马克思在撰写《资本论》的过程中，曾经阅读、研究和利用了2000多册经济学著作，收集了4000多种报刊，研究了大量的英国官方会议的有关文件和蓝皮书。他写的各种摘录、提纲、札记、手稿等达100多本。马克思对工作的“认真慎重”使他“所引证的任何一件事实或任何一个数字都是得到最有威信的权威人士的证实的”；同时，“参考原始资料的习惯”使马克思连一些“最不知名的作家”与很多“无名作家”的话都“读到了”或“引证了”。②正是以大量的文本事实与数据为依据，马克思才能在《资本论》中创建起一个把思想史与实在史相互打通、把社会政治哲学与历史唯物主义包含于自身之内的关于“劳动的政治经济学”这门“历史的科学”“广义的政治经济学”。③

　　其次，科学抽象。经验事实的搜集只是科学研究的第一步，如何对这些经验事实进行科学抽象从而把一门科学在其固有的内部联系中阐述出来才是关键进阶。正如马克思所说：“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④这里的关键是，马克思所具有的“不仅看到事物的表面，而且看到事物的深处，在相互作用中和相互反作用中来考察一切组成部分”的非凡、卓越而艺术的理论思维能力，使他能够在《资本论》中“巧妙地把一种事物分解为它的各个组成部分，然后再综合起来，描述它的全部细节和各种不同的发展形式，发现它的内在联系”。⑤显然，正是这种高超的抽象思维能力使马克思达到了“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⑥的思维高度，超越了对于“经济事实”和“经验事实”的“简单确认”而实现了政治经济学的革命性创造。

　　最后，观念改造。事实呈现是材料要素，科学抽象是结构分析，观念改造则是价值楔入。当马克思说“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观念上反映出来”的时候，他显然不只是对“物质决定观念”这样一个唯物主义事实的简单确认，而且包含着对这一“观念反映”究竟是“什么样的观念反映”的内在要求：既然“观念的东西”不只是“移入人的头脑”的“物质的东西”，而且是“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⑦那么，“用什么样的观念改造”以及“如何进行这样的观念改造”就成了问题最后的和重要的落脚点。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论述“生命的生产”所包含的“社会关系”就是指“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时，他所说的“至于这种合作是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方式和为了什么目的进行的”这个“无关紧要”⑧的问题，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与《资本论》中就已经根本性地转化成了“生产的一般规定在一定社会阶段上对特殊生产形式的关系”⑨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前者是对一般意识形态特别是德意志意识形态进行的一种总体性批判，因而重点在于论证物质生产的客观实在性；后者是对古典经济学特别是庸俗经济学进行的一种历史性批判，因而重点在于论证物质生产的社会形式性。显然，这种历史性批判作为意识形态批判的延伸，本身就内在地包含着、要求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究竟是“由何而来”“因何而在”“向何而去”的历史唯物主义根据和政治经济学理由。

　　如果上述三个要点的分析能够成立，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资本论》（包括之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就是马克思对社会政治哲学的一种“批判的实证分析”；这种“批判的实证分析”使《资本论》的论证方式不仅一般地与没有政治经济学做支撑的纯粹政治哲学的“批判的唯心主义”或“非批判的唯心主义”的论证方式区别开来，而且特别地与以古典经济学做支撑的现代政治哲学的“批判的唯心主义”或“非批判的实证主义”的论证方式区别开来。由于马克思在早期从法哲学批判经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而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已经对纯粹政治哲学的“批判的”或“非批判的”“唯心主义”方法论特征及其本质给予了程度不同的批判，所以他在中后期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与《资本论》的过程中，主要从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出发，重点强调了具体与抽象相统一的科学抽象法以及逻辑与历史相结合的唯物辩证法。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马克思针对“人们对《资本论》中应用的方法理解得很差”的本然实情，批判了对《资本论》方法所做的“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和“非批判的唯心主义”这两种当时极其流行的错误理解：前者主要是“孔德主义”的“实证主义”，他们责备马克思“形而上学地研究经济学”“只限于批判地分析既成的事实”，认为马克思的方法是纯粹“分析的方法”；后者主要是“德国的评论家”所谓的“黑格尔的诡辩”，他们认为马克思的“研究方法是严格的实在论的，而叙述方法不幸是德国辩证法的”。①马克思认为，前者是不值一驳的，后者倒是需要认真对待的，因为它在表面上涉及“批判的唯心主义”同“非批判的唯心主义”“非批判的实证主义”之间的根本对立，而在深层次上则涉及马克思辩证方法与黑格尔辩证方法之间的内在联系与本质区别。

　　从归根结底的意义上说，正是以对黑格尔唯心辩证法的改造与超越所形成的唯物辩证法为根本，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才以事实呈现、科学抽象与观念改造的方式，为我们建构起了一个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现象学”。无论将这种现象学称为“历史现象学”“资本现象学”“人学现象学”还是其他什么现象学，其背后彰显出来的对“事实呈现”进行“科学抽象”与“观念改造”的“批判的和革命的”辩证法本质总是蕴涵其中的。这样的辩证本质使得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现象学”既与黑格尔意义上的“精神现象学”区别开来，也与胡塞尔意义上的“意识现象学”区别开来：它既依赖于经济事实与经验事实，但又超越于经济事实与经验事实的“现象学还原”，最终使得马克思“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②在这里，科学抽象成了最本质的一步，成了从“事实呈现”出发达至“观念改造”的重要一环。而马克思对斯密和李嘉图这两个成就最高的古典经济学家的批判，恰恰在于他们一方面“缺乏抽象力”，另一方面又“过于抽象”③的理论动机与理论意图：在他们那里，一方面“抽象是极不完全的”，另一方面“抽象是形式的，本身是虚假的”，④因此他们虽然开创了古典经济学，但由于他们“天真地”把资产阶级社会中“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看做社会的自然规律”，因而他们所创立的“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只有在阶级斗争处于潜伏状态或只是在个别的现象上表现出来的时候，它还能够是科学”；一旦资产阶级“夺得了政权”，并且“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的时候，“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也就“敲响了”。⑤由此，如何从经济事实与经验事实出发，通过科学抽象与观念改造相结合的方式概括并总结出一种不同于“资本的政治经济学”的“劳动的政治经济学”，⑥就成了马克思以“批判的和革命的”辩证法本质为指导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现象学”的理论旨归与最终目的。正如恩格斯所说：“这里的问题不是在于要简单地确认一种经济事实，也不是在于这种事实与永恒公平和真正道德相冲突，而是在于这样一种事实，这种事实必定要使全部经济学发生革命，并且把理解全部资本主义生产的钥匙交给那个知道怎样使用它的人。”①依马克思的观点，一种社会科学或历史科学倘若丧失了“批判的和革命的”方法论特质，不管其在哲学世界观上是“唯心主义”的（如黑格尔哲学）还是“实证主义”的（如古典经济学），即令其开始时是“批判性”的，也可能最终走向“非批判性”的理论泥淖与历史窠臼之中，从而表现出某种“批判的唯心主义”与“非批判的唯心主义”或“非批判的实证主义”不仅安然并存，而且相互交错、自相矛盾的理论缺憾。

　　更为深入地说，对资产阶级生产的“本题批判”与对资产阶级社会的“主体批判”，使得马克思“像一个观察者站在高山之巅俯视下面的山景一样”，能够“把现代社会关系的全部领域看得明白而清楚”。②这意味着，马克思根本用不着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进行任何抽象的道德说教，他只需要借助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学说而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商品生产所有权规律转变为资本主义占有规律”③本身进行富有本质穿透性的“批判性实证”与“现象学还原”，就足以使现代无产阶级清醒地认识到“资本的积累就是无产阶级的增加”，④还有“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⑤这个造成无产阶级自身与资产阶级在物质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等各个方面的矛盾对抗性的社会本质。马克思只需要把“社会成为国家的主人”这一政治解放向人类解放的历史进程奠定在“劳动者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这一经济解放与劳动解放的地基上，就足以使生产者阶级对占有者阶级产生出能够发挥其最大社会政治效应的道德谴责、历史共识与阶级意识。

　　事实说明，马克思之所以能在《资本论》第一卷中“从分析商品开始”建构起一门“研究生产和交换这种与物质有关的事实”的新型“政治经济学”，⑥就是因为他以“劳动力”“劳动力商品”这一创造价值的属性代替了“劳动”“劳动商品”，科学地分析并还原了剩余价值是“从哪里产生的”与“怎样产生的”这样两个关键问题。这使得马克思“第一次”对“资本和劳动的关系”这个“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给予了“科学”“透彻”和“精辟”的说明，⑦并在《资本论》第三卷第七篇的五章内容中，不仅愿景性地规划了未来自由王国领域“自由”的实质要义，而且在分析与批判了“三位一体公式”“生产过程”“竞争的假象”“分配关系和生产关系”等这些总体性问题之后，将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定格在了最后一章即“阶级”上，从而实质性地回答了科西克提出的“《资本论》的开头和结尾之间、商品分析与阶级分析之间有什么联系”⑧这个意义重大的问题：“消灭劳动”“消灭分工”“消灭私有制”这些客体性革命，最终都与“消灭阶级”这个主体性革命联系在一起；而这只有待无产阶级弄明白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的异化性、剥削性与对抗性本质而具有了自觉的阶级意识以后，才有可能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来实现。就此来说，当恩格斯指出“《资本论》在大陆上常常被称为‘工人阶级的圣经’”，⑨列宁强调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工人阶级的功绩可以简单地表达为“他们教会了工人阶级自我认识和自我意识，用科学代替了幻想”⑩的时候，他们无疑是真正地理解了《资本论》的社会政治哲学的论证方式及其思想精髓。

　　作者简介：刘荣军，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现代社会与政治哲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福建厦门，361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