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哲学与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与文献考察

　　哲学就是哲学史，同理哲学史也就是哲学。2010年笔者受中国留学基金委的资助赴澳洲等地从事合作研究，2015年、2016年又分别在美国的圣奥拉夫大学和法国巴黎的“柯雷尔研究中心”等地从事西方科技（哲学）思想及其在中国的传播的相关研究，在此期间收集了大量的相关文献。如范岱年和罗伯特·科恩编辑的《中国对科学技术的哲学及其历史的研究》、郭颖颐所著《1900—1950年中国思潮中的科学主义》、C.福特的《丁文江的科学观与中国的新文化运动》、N.卡特·怀特等人的《基于哲学、科学和政治之间的纽拉特》。按照这些文献及其索引，我们还查到了马克思的名字，而且与罗素、维特根斯坦等齐名列入维也纳学派的“先哲”之位。那么，马克思（主义）与逻辑经验主义（科学哲学）究竟是怎样一种关联？

　　撰史并非怀旧，而是（可能的）一种新思，每当思者治史时，大致有两种情况：一是“我注六经”即黑格尔用自家体系重述西方哲学史；二是“六经注我”即像马克思那样在思想史的逻辑中寻找自成体系的缘由。其实，我倾向于马克思的编史纲领。在“客观描述”西方科技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存续与演化的“谱系”中“接着说”思想的故事。

　　依惯例，我们将科技哲学在中国的百年发展区分为如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世纪初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西方科技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同盟时期；第二阶段从1949年到20世纪70年代末，是马克思主义对西方科技哲学的批判时期；第三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是马克思主义对西方科技哲学的包容时期；第四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西方科技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相伴而行。简言之，类比库恩的“结构”，中国科技哲学经历了与马克思主义的同盟-批判-融合-并行的四重奏。

　　第一阶段：西方科技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同盟

　　20世纪初，中国处于类似文艺复兴和法国大革命期间的欧洲社会，传统与现代、激进与温和、启蒙与救亡等各种观念处于激烈的角逐之中。当时的中国迫切需要新的思想理念来指导中国即将到来的社会革命，尤其欢迎来自欧美的救世之道，如马克思主义或布尔什维克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等等。

　　从1920年10月12日到1921年7月11日，罗素应中国学术界的邀请到中国讲学，在10个月的时间里，据不完全统计，做了大小18次讲演，其中最著名的五大演讲为：《哲学问题》《心之分析》《物的分析》《数学逻辑》和《社会结构学》。在这些讲演中，罗素主要阐述了用数学或分析方法解决哲学和社会问题的基本观念。

　　传统观点往往对中国人是否理解罗素的科学哲学思想表示质疑。其实，当时有一批中国精英学者，如丁文江、赵元任、张申府等人已经洞悉了罗素科学哲学的精妙之处。张申府指出，“罗素是现代世界至极伟大的数理哲学家，是于近世科学思想的发展上开一新时期的一种最高妙的新学（即数理逻辑或名学），也叫记号逻辑或逻辑斯谛科（Logistics）很有创发而且集大成的。本着数学之批评的研究，他在哲学里也成立了一种新方法（言精神是哲学里的科学法，言方式就是‘逻辑和解析的方法’或翻‘名理·解析法’）。”应该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够这样理解罗素及其分析哲学，实属不易。

　　在中国学界接受西方科技哲学的思想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也在同期传入中国。学界一般以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罗素思想是抵触的，至少也是有疑虑的，陈独秀曾致信罗素查证：“近来中国有些资本家的政党的机关报屡次称赞你主张中国第一宜讲教育，第二宜讲开发实业，不必提倡‘社会主义’，我们不知道这话真是你讲的，还是别人弄错了呢？”其实罗素曾有言：“故现在若欲我答如何能免资本主义而发展实业，我必说第一部惟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固然有许多的黑影，但是最容易促成实业的和教育的进步。”这说明，罗素所倡导的科学哲学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在思想上是相通的。

　　行文至此，感发有三：其一，罗素及其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关联，值得深入研究，因为这关系到科学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近现代思想中的渊源问题；其二，有必要重温罗素在“中国问题”等著述或言论中对中国发展的判断和当今现实的异同，检测科学哲学思想在中国发展问题的研判是否有积极意义；其三，深入探讨罗素及其科学哲学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是否存在某种积极因素。

　　以笔者揣之，科技哲学主张严谨的逻辑分析和客观规律的知性态度，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有相通之处，与中国共产党创立早期的思想诉求如实事求是地探求解放之路（社会规律）等亦有相印之处，更与延安整风运动中“改造我们的学习”等提法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些考证都是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科学哲学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史籍，也是我们与世界范围内科学哲学同行对话的学术资格。

　　第二阶段：马克思主义对西方科学哲学的批判

　　1956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从党中央提出“双百方针”到于光远等编制自然辩证法12年远景规划，都是不可遗忘的学术事件。但是，正如有专家言，自然辩证法12年远景规划遗漏了对逻辑经验主义及科学哲学的研究，对中国科学哲学事业的影响极其深远。

　　由于历史原因，苏联版本的哲学教科书成为我们的学术依据，学术思想被分为唯物主义-唯心主义、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的。逻辑经验主义因其唯心论而受到批判，这主要源自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主义》。对列宁的“唯批”，我们需要放在逻辑经验主义思想史中加以学术考量：列宁批驳的仅仅是马赫主义中的感觉论充分，并没有质疑其中的哲学分析方法，如果将“唯批”简单地等同于物质第一性，可能低估了列宁的哲学能力。

　　正如范岱年和罗伯特·科恩在《科学技术的历史与哲学在中国的研究》一书中指出的：“新中国建立的30多年以来，中国政府对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哲学和科学社会等持否定态度，这些学科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这种批判态势一直持续到1979年。”

　　在这种背景下，西方科技哲学在中国的地位可想而知。对此，我们不得不提及一位将西方正统科学哲学或逻辑经验主义传入中国的思想大师洪谦先生。洪谦先生1934年在维也纳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师从石里克教授，是中国唯一的维也纳学派成员。1948年后，洪谦先生先后任职于武汉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等重要学术机构。但是，在50年代到70年代，洪谦先生几乎没有发表自己的学术观点，只是编译了几部文献资料。其一，洪谦先生于1955年翻译费尔巴哈《未来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费尔巴哈哲学与科学哲学毫不搭界，因此洪谦先生翻译该书令人费解；更令人费解的是，洪谦先生在译文中不置一词。最大的可能是，费尔巴哈是马克思本人及其官方都认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来源之一，研究或译介费尔巴哈及其著述具有政治上的合法性。其二，1975年出版了马赫《感觉分析》的节译本，只是译出了“与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有关的部分，作为学习参考之用”。其三，为批判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提供原典文献。例如，洪谦先生主编了《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在极其困难的境况下，像洪谦先生那样的逻辑经验主义者依然坚持科学哲学的基础性工作，保存科技哲学在中国传播的火种，实在难能可贵。

　　第三阶段：马克思主义对西方科学哲学的包容

　　在人类的思想长河中，像意大利文艺复兴和中国新文化运动这样的思想拐点可遇不可求。我们这代学者见证并亲历了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整整10年的思想燃烧的岁月。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场大讨论当然引发了对马克思主义真理观的重新审视，但同时也触发了逻辑经验主义以及科学哲学各派观点的思想共鸣。这可能是逻辑经验主义及其科学哲学重新得到尊重的深层机缘。

　　洪谦先生经过近20年的沉寂后，终于在80年代推出了一批系统介绍科学哲学特别是维也纳学派及其逻辑经验主义的著译，如《逻辑经验主义》（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舒炜光先生则撰写了《维特根斯坦哲学述评》（三联书店1982年版）。除了维也纳学派或逻辑经验主义的著述外，得到译介的还有波普尔、库恩、费耶阿本德、拉卡托斯、普特南等人的著述。粗略地讲，西方科技哲学重要人物的重要著述，大都有了中译本，有人称之为科技哲学在中国传播的“翻译运动”。

　　不过，这场“翻译运动”是打引号的。在学术史上，真正的翻译运动是在文本翻译的基础上重建一种新的学术体系，波修斯对亚里士多德著述的翻译导致了中世纪神学体系的建立，文艺复兴对阿拉伯著述的翻译实现了一场革命性的“学术进展”，甚至晚清的迻译西学也伴随或导致了洋务运动以及后来的新文化运动。因而80年代的那场“翻译运动”是有翻译，但并无思想运动。但这场浩大的“翻译运动”确实打开了我们的眼界，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自然辩证法的研究有所触动，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有些学者开始将科技哲学的某些内容融入自然辩证法的理论体系之中。舒炜光先生编著的《自然辩证法原理》一书就包括“科学方法”（第四章）、“科学对象”（第五章）、“科学实践”（第六章）、“科学理论”（第七章）、“科学结构”（第八章）、“科学发展模式”（第九章）等当代科学哲学的主要内容。

　　第二，有的学者把科学技术哲学等同于自然辩证法。例如黄顺基、黄天授和刘大椿先生主编的《科学技术哲学引论》一书的副标题就是“科技革命时代的自然辩证法”。该书认为，“有必要把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与社会科学作为一个有机的系统的整体，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与方法作出新的概括与总结。就是说，把自然辩证法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把它发展成为科学技术哲学，使它同当今时代的科学技术水平相适应。”

　　总体而论，整个20世纪80年代（前后），西方科技哲学是在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自然辩证法的框架下获得了快速传播，其理论形态表现为科技哲学

　　第四阶段：马克思主义与科技哲学并行

　　中国学术的最高境界在于通百家说成一家言，西方科技哲学在学理上可能是它的数理传统与经验主义的一次最为成功的和合，马克思主义在哲学上成于黑格尔辩证法和科学唯物论的综合。

　　1990年，国务院学位办和国家教委正式将自然辩证法更名为科学技术哲学，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诞生，科技哲学有了自己的合法地位，从此开始科技哲学相对独立的发展道路。但也提出了一个更为深层的问题：我们的科学技术哲学是否就是照搬西方科技哲学？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辩证法是否有资格成为我们的科学技术哲学？

　　从学术活动看，追踪最新流派成为中国科技哲学研究在90年代以来的主调。1993年以来，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中的科学哲学专委会共召开了十多次全国性科学哲学研讨会，平均参会人数在百人以上，会议的主题基本上是跟随国际流行话题。如，学实在论问题（1993），反对伪科学与社会科学哲学问题（1995），科学划界问题（1997），对中国科学哲学的回顾与展望（1999），科学哲学的后现代转向（2001），科学技术中的哲学以及SSK（2003），科学革命与科学哲学中的认识论、伦理学问题等（2005），科学认识论与认知科学（2007），科学哲学中的自然主义与规范主义（2009），自然科学中的哲学、伦理和文化诸问题（2011），认知科学哲学及行动哲学问题（2013），认知科学哲学和西方科学哲学史（2015），科学实践哲学和现象学科学哲学及科技伦理问题（2017），等等。

　　这些议题大体有两种情况：第一，绝大多数议题都是西方科学哲学领域正在或近期讨论的问题，如科学哲学的“后现代转向”问题；第二，有些问题是中国所遇到的特有问题，如1995年的“反对伪科学”。但是，第二种情况所占的比重极低，这说明中国科学哲学的主要活动是追踪西方科学哲学的发展动态。刘大椿先生认为，“改革开放后，总的特点是追踪西方科学哲学研究，翻译和介绍大量西方科学哲学研究成果。”郭贵春先生认为，“科学哲学在近三十年的发展中，失去了能够影响自己同时也能够影响相关研究的发展范式。”

　　近年来，笔者更为关心西方科技哲学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思想关联，如拙文《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哲学》（2012）以及《机会与挑战：马克思主义科学哲学的历史与现状分析》（2013），等等。客观而论，传统观念认为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科技哲学是对立的，其中包括马克思对孔德实证论的批判、列宁对经验批判主义的批判以及波普尔对历史决定论的批判，等等。如何破除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科技哲学特别是分析运动之间的隔阂，事关重大。很幸运，笔者在维也纳学派的档案以及科学哲学史研究中有些发现，有证据表明，马克思曾被维也纳学派官方宣言称之为“先哲”。马克思（主义）中的科学思想文献，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与当代分析的科学哲学之间的各种关联，卷帙浩繁。如，维也纳学派成员在美国自1936年创刊至今依然刊行的《科学与社会》季刊，是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最早且持续最长的学术刊物，课题组在国家哲社重大项目“西方科学思想多语种经典文献编目与研究”中单列成册，整理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哲学的文献汇集，近百册（套），千万字之多。

　　基于这些文献及思考，我们初步结论：马克思（主义）因其“用科学方式研究社会-历史”而被维也纳学派列为“先哲”，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特别是资本论等著述是分析的科学哲学认可的科学哲学典籍，马克思主义科学哲学是可能的，而且马克思主义科学哲学不是非分析的“另类科学哲学”，而是地道的分析传统的科学哲学。当然，这需要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经典著作进行重新考证和“合理重建”。

　　没有结论，只有期许

　　历史不仅仅是编年记事。我们出生于五六十年代的自然辩证法/科技哲学的从业者见证并亲历了几代学人的彷徨与执着：固守自然辩证法还是投身西方科技哲学？“愿漂泊的孩子找到回家的路”！如果能够证成国际学界认可马克思主义科技哲学，无疑是我们值得追求的学术目标，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科学性命题需要重新论证；建构马克思主义科学哲学是可能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也许是21世纪开发马克主义改造世界功能的可能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