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环境工程师的生态伦理责任研究

　　摘要：生态文明已成为中国与世界各国共同选择的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新型文明形态。进入新时代，中国将在全球担当起更大的生态治理责任。中国一项项伟大工程及“美丽中国”的建设都依赖于负责任的环境工程师发挥重要职责。环境工程师在承担生态伦理责任方面既体现了责任的主体性，又由于自身专业化程度及角色权力限制等原因，存在着能力的有限性，从德性论、契约论、义务论、功利论等不同的伦理立场对中国环境工程师提出了严格的生态伦理规范。中国环境工程师应将“公众的安全、健康、福祉置于首位”，做尽职尽责的环保人。

　　关键词：新时代；环境工程师；生态伦理；责任

　　当前，人类共同面对的生态危机依然严峻。美丽中国的实现既需要每一个中国人的努力，更需要环境工程师树立起强烈的责任意识，承担起应负的责任，协调好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矛盾，在环境保护方面发挥独特的作用。有关环境工程师的生态伦理责任问题受到不少学者的关注和研究。李正风在其主编的教材《工程伦理》中专门有一节谈到工程共同体的环境伦理责任，提出了环境工程师的社会责任及环境伦理规范。陈万求在其《论工程师的环境伦理责任》一文中认为，工程师承担环境伦理责任是现实的呼唤和理论逻辑之必然，应加强对工程师的环境责任意识的培养，注重在工程实践中科学的行为引导。肖显静在其《论工程共同体的环境伦理责任》一文中谈到，工程职业共同体应承担对工程师进行环境伦理教育及制定相应的环境伦理规范的责任，同时，他强调，环境管理者应承担起在工程实践过程中发挥环境管理的责任。

　　研究新时代环境工程师的生态伦理责任问题，有助于明确新时代环境工程师这一特殊职业群体的责任担当，弘扬环境人的职业精神，增强其道德自律。新时代中国正加快开创更多的伟大工程，环境工程师将发挥工程实践活动中主体性作用，承担全过程的职业的环境伦理责任。

　　一、“为环境当责”的工程师：新时代环境工程师的角色分析

　　随着道德与实践的发展，工程师的角色正不断转变且走向多元化，“为环境当责”的工程师即环境工程师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类别。环境工程师是懂得设计、监督与管理各种有关控制污染、改善生态环境的工程实践的专业人员，是从事环境治理与环境保护的职业人。环境工程师的职责是促成工程实践活动按照良性互动方式运行，确保人类的工程实践活动在利用自然界资源的同时，不给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形成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在新时代条件下，环境工程师的角色分析要从伦理与实践两个层面来展开探究。

　　(一)伦理角色分析

　　环境工程师往往是根据职业类别或专业岗位而从工程师角色中分离出来的一种职业群体，对环境工程师角色的伦理意蕴方面的探讨需要关注其自身的多元性、发展性的特征。麦丘恩(RichardH.Mc-Cuen)假设工程师角色呈线性变化，将工程师职业道德分成三个层次六个阶段，三个层次历经前职业人员层次、专业人员层次、有原则的专业人员层次，而六个阶段实现了从“利己者”向“当责者”的角色发展[1]28。第二次工业革命后，工程师提出了“责任”的问题，其不仅对工程负责，其活动对企业、国家和社会往往开风气之先，对人类的文明和进步负责[2]64-68。环境工程师从工程师的角色中脱颖而出，在当代工程活动中全面参与到工程活动的设计、管理、实施及监督之中，正扮演着一个关键性的社会角色。

　　新时代中国环境工程师以“当责者”身份努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为了加快“美丽中国”的建设，党中央、国务院为此制定了诸多的新举措，对工业领域的生产与工程项目的建设与管理进行了严格限定与规范，确保“美丽中国”的建设目标如期实现，这对环境工程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需要环境工程师全程参与管理。现在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确保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的举措得到有效贯彻和落实？这需要环境工程师担当起责任，充分发挥好角色的功能与专业的优势，重新审视自身的角色，确保生态环保的理念融入到生产实践活动全过程。“美丽中国”的建设并不是否定工程项目的建设，而是需要环境工程师在开展各项工程实践活动过程中能够严把生态环境关，或使用环保材料，或创新技术手段等方法，严格落实党中央和国务院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决不能以牺牲环境作为代价。

　　(二)实践角色分析

　　中国环境工程师的角色是伴随着中国实践发展而得以形成并兴起的。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政府逐渐意识到单纯追求经济增长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负面影响，中国政府愈加重视保护生态环境。为了规避工业文明发展形态给生态环境带来的负面效应，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与世界各国需要构建一种新型文明形态即生态文明，这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形态，是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方向[3]9。为了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国环境工程师这一新兴职业与角色得以发展起来。

　　新时代中国不断加快的工程实践活动推动了环境工程师的角色定位与发展。这些重要的工程包括住宅、桥梁、高速铁路、高速公路、文化体育场馆等项目，涉及老百姓的居住、出行、精神文明建设等各个领域。毋容置疑，工程是人类利用已掌握的知识和技术应用于自然资源的开发与利用，通过一系列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创造出服务于人类的技术人工物。工程活动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它需要不断与环境系统进行物质、信息与能量的交换，这个过程会出现良性的互动方式与恶性的互动方式。良性互动方式表现为工程系统在输入—输出过程中没有给环境带来破坏，良好的环境为工程系统的运行提供有利条件；恶性互动方式则表现为工程系统在输入—输出过程中给环境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被破坏的环境又会对工程系统的运行带来直接或间接的危害[4]60。工程质量的好坏关系每一个个体的切实利益，而要优化工程的质量，确保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需要环境工程师的全程参与与把控，在这一实践进程中，中国环境工程师的角色功能不断得以凸显。

　　二、中国环境工程师的生态伦理责任：主体与限度

　　进入新时代的中国正在加快建设一个又一个重大工程。作为技术人工物的工程实践活动，要厘清工程项目的责任分担与责任担当，确保工程的质量。要清楚地认识到，工程实践活动是人的活动，承载着价值，反映的是人的选择与价值偏好，实践主体必须对其进行全面的价值评估和生态伦理论证，对其可能对生态环境产生负面影响的方面进行深入分析，权衡利弊，做到负责任的研究和决策。工程师是工程实践活动的直接参与者，理应确保工程的质量、进度、社会效益等。环境工程师是协调工程实践活动与生态环境之间矛盾关系的专业工程师，他们在工程技术创新、工程项目设计及建设过程中发挥生态伦理论证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作用，在工程的生态伦理责任方面应承担重要职责。

　　对环境工程师而言，需要从内在和外在两个层面来分析其在生态伦理方面应承担的主体责任。从内在层面看，术业有专攻，作为对生态环境负责的职业工程师——环境工程师，他们应担负起保护自然生态环境和维护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伦理责任。环境工程师可以通过环保工程建设或对工程项目的严格把关来改善生态环境，也可能因为采取的技术、方法、手段或实施过程的不科学或不合理性而导致环境的破坏。环境工程师有责任也有义务准确有效地评估和预判新建工程或新技术可能带来的环境风险，从而规避对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危害[5]287。从外在层面看，环境工程师或受雇于企业，或受雇于政府，前者的工作需要接受政府的检查、监督与授权，而政府对企业环保方面的监管往往依靠专业的环境工程师来完成。事实上，无论环境工程师任职于哪个部门，他们都必须对生态环境负责，对社会负责，对人类负责。

　　工程总是蕴含风险，风险与责任保持联系，作为工程共同体核心的工程师必须关心未来人的命运、未来的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6]16-21。然而，现实的情况是，环境工程师的能力是有限的，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他们对于新建工程或新技术所涉及的所有科学知识并不能完全做到详尽的掌握，应具备的应用实践能力、理解分析能力、综合判断能力等存在欠缺，对其可能产生的环境危害不能做到准确的判断，有时也会产生误判，还未能在公众与政府面前产生足够的权威和信任；另一个方面是他们的权力或影响力是有限的。他们往往受雇于企业或政府机关，或在直接参与的第三方环保评估机构当中扮演评估师的角色，有自己的直接领导，他们对工程项目或企业生产在环境保护方面的专业判断仅供企业与政府参考，在重大决策方面往往要听从领导或上司的指令或决定。

　　三、从不同的伦理立场分析中国环境工程师走向应然的生态伦理规范

　　中国深入开展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对环境工程师在各方面提出了严格要求。对于以保护环境为职责的职业工程师，他们理应秉承职业伦理规范，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将环保的理念融入工程实践的全过程。以下将从德性论、契约论、义务论、功利论等不同的伦理立场分析中国环境工程师走向应然的生态伦理规范。

　　(一)从德性论的视角分析

　　以亚里士多德、麦金泰尔等为代表的德性论者以“行动者”为中心，看重行动者个人的品质，关注自身具有怎样的品德，应该是什么样的人[5]18。德性论的思想对环境工程师提出应然的生态伦理规范具有重要的启示。作为负责任的环境工程师，应该能够正确看待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尊重自然、敬畏自然，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念。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依赖于自然界，甚至人类的产生也是源于自然界。环境工程师对待自然界的态度应该是尊重自然、敬畏自然。“敬畏”的思想出自史怀泽，其将伦理的范畴延伸到一切生命，要求关爱和尊重所有生命[7]48-50。作为环境工程师，更应该以敬畏之心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把保护自然环境、尊重自然规律放在突出重要的位置，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念，注重个人品德的养成。

　　德性论者不仅强调要拥有德性，还要在实践中不断践行德性。从德性论的视角出发，环境工程师应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职业特性来彰显“行动者”的“品质”，用自己的“德性”来影响他人。在决策民主化不断推进的今天，不同群体具备环保意识的综合程度影响工程实践活动能否按照环保的要求向前推进。环境工程师比较其他群体而言，是专业人士，理应发挥好引领的作用，让生态文明理念深入人心，这将有效改变人们不良的生产生活方式，充分发挥公民环保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在日常生活观念上，引导人们崇尚绿色消费，遵循实用节约的原则，追求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相处的精神享受[8]36。

　　(二)从契约论的视角分析

　　以罗尔斯(JohnBordleyRawls)等为代表的契约论者以“正义”作为指导社会基本结构设计的伦理原则，通过制度性的框架体系来规约个人的行为，凸显“契约”或“原始协议”的目的及价值[5]17。从契约论的视角来看，环境工程师应对工程项目是否达到生态环保要求进行严格把关，必须对关于工程现有各方面的数据进行客观且公正的评价与分析，避免欺骗性的行为，否则就违背了“契约”或“原始协议”签订的初衷。环境工程师应提供有关工程的准确完整的信息，提供的服务必须诚实、公平和公正，在没有外部控制和影响的情况下做出负责任的决定[5]288。

　　环境工程师往往受雇于特定的企业或部门，根据“契约”，他们有自己特定的工作内容、岗位责任和要求，理应严格把好工程项目生态环保质量关，要勇于担当“有原则的专业人员”，勇于扮演“吹哨人”的角色，制止一切破坏生态环境或违法的行为[9]21。环境工程师要努力探索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实现工程项目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共存，助力生态文明建设。

　　(三)从义务论的视角分析

　　以罗斯(W.D.Ross，1877—1971)为代表的义务论者往往聚焦于行为本身，强调行为本身就具有道德意义[5]14-17。义务论的思想对中国环境工程师的生态伦理规范的制定具有重要的启示，要求环境工程师时刻注意自己的职业行为，在工程实践活动中应该始终考虑环境保护这一因素，自觉按照道德规范或生态伦理限度去从事实践活动，自觉抵制对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环境有危害的行为或活动。

　　工程项目的规划、设计与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会改变自然环境，影响生态系统，关系人与自然的和谐。从义务论的视角来看，环境工程师应从维护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角度出发，加强工程项目的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把生态环境保护要求纳入整个工程项目的建设之中。工程的设计、实施必须要通盘考量生态环境要素，决不能为了经济利益或某部门的利益，造成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任何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工程实践行为都是不足取的。

　　(四)从功利论视角分析

　　以边沁(JeremyBentham)等人为代表的功利论者，将功利论发展成为具有一定影响的系统的伦理学理论。功利论强调行为产生的后果应求“最多的善”，其借助“效益—成本”分析手段来帮助工程师在行为与结果之间进行权衡，以实现“最多人的最大效用”，其也被称为“效益论”或“后果论”[5]14-17。从功利论的视角来看，工程项目的建设需要从自然界索取大量的自然资源，同时也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还会对生态环境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如产生噪音、粉尘等。环境工程师一定要严格把握好工程项目生态环保质量关，要对工程项目进行全面的成本回报分析与生态环境风险评估，要把生态效益纳入考量的评价体系，实现“最多的善”，杜绝工程项目在建设过程中“被推倒重来的情况”出现，以免造成资源的大量浪费与生态环境的人为破坏。

　　工程实践活动内在包含了资源、人力、技术等共同作用的复杂的人为的物质运动体系，必然蕴含了一定的工程环境风险。功利论将公众的安全、健康、福祉置于首位，包括善于利用自然资源、维持生态平衡等丰富内容[10]22。这就要求环境工程师把控好工程风险，善于预见和有效规避工程环境风险，积极承担起生态伦理责任。由于工程项目存在不确定性，在工程项目实施前后，环境工程师都要对该项目未来可能产生的自然环境问题进行预判。环境工程师能够把先进的生态伦理理念和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注入到工程创新实践活动的各个环节，及时否定那些破坏生态系统的创新方案，肯定那些保护自然环境的创新元素，确保自身能够承担起保护生态环境的事前责任和事后责任，从而保障人民的安全、健康与福祉。

　　四、结语

　　进入新时代的中国即将完成全面小康社会建设，正努力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前行。作为正在迈向强国时代的中国，除了继续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取得突破以外，还必须努力建设美丽的生态环境，在全球担当起更大的生态治理责任。工程活动伴随着风险，作为工程共同体核心组成的环境工程师必须对工程安全负责，关心人类的未来，对与人类生存发展息息相关的生态环境负责。

　　虽然现实的情况是，环境工程师由于自身专业化程度及角色权力限制等原因，存在着能力的有限性，但是，中国环境工程师应有所作为，也大有可为。中国环境工程师以保护生态环境为职责，理应做尽职尽责的环保人。不同的伦理立场皆对环境工程师提出了严格的职业道德要求和生态伦理规范，“将公众的安全、健康、福祉置于首位”体现了“行动者”最大的“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