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论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摘要：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是“学科互涉”关系。历史上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生和发展都与西方文学理论有密切的联系，文学理论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不仅仅是一种工具，而且是一种理论基础。从学科发展来看，文学理论特别是西方文学理论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格局、视野、范式和具体研究方法均有推动作用。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包括文学批评在应用西方文学理论时的确出现了很多问题，但文学理论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价值本身不应该被否定。文学理论是理论家长期探索的结果，很多文学理论对于哲学、历史、文化、政治、心理学、社会学等问题都有着深刻的论述，吸收文学理论特别是西方文学理论的丰富资源以阐释日益复杂的文学现象已经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种内在要求，无视文学理论的现有资源而在学科内部“另起炉灶”、“闭门造车”研究理论问题是重复劳动和学术浪费，且会流于肤浅。

　　关键词：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学理论；西方文学理论；学科互涉

　　文学理论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二者关系的历史与现状如何？中国现当代文学可以脱离文学理论而独立进行吗？文学理论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究竟以什么形态存在是合适的？学术界有一些研究，比如程光炜的《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与中国现当代文学》(1)、赵毅衡的《形式论在当代中国》(2)、郜元宝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史学化”趋势》(3)等都是很重要的成果。本文将重新检讨文学理论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价值和意义问题。

　　一、文学创作实践与文学理论永恒互动关系

　　文学理论与文学创作之间究竟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不论是历史还是现实，都是不能简单下结论的问题。当人类最早讲一个故事时，这可以看作是小说的起源；有了故事，就有对故事的评价和看法，故事是好还是不好？故事有什么意义和价值？故事还可以如何讲？这就是最早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这样看来，似乎是文学创作在前，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在后。但人类最早讲一个故事一定有它的理由，在讲故事之前，他一定想过为什么讲故事，如何讲这个故事等，也就是说，文学创作是建立在文学思考的基础上，这个“文学思考”就是文学理论，这样看来则又似乎是文学理论在前，文学创作在后。纵观文学史和文学理论史，我们可以看到，文学创作实践和文学理论任何时候都是纠缠在一起的，二者互为支撑，是永恒的交互影响关系：文学创作为文学理论提供实践依据，根据实践经验总结出来的文学理论又反过来指导文学创作，给文学创作提供理论依据。同时，二者又互相推动，协同发展，新的文学创作会推动文学理论更新或者产生新的文学理论，反过来新的文学理论又会导致新的文学创作，促进文学创作发展，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而不是“鸡”与“蛋”的起源或先后问题。

　　在目前的文学教育和学科体制中，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学理论分属于“文学”。在本科专业设置中，“汉语言文学”属于“文学”“门类”下的一个“专业”，其中“文学概念”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属于“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两门“核心课程”。(4)在研究生学位教育中，“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设8个“学科方向”，其中“文艺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属于平行的两个“学科方向”。(5)在科学研究国家“学科分类”中，“文学理论”和“中国现代文学”为“文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其中，“中国现代文学”“说明”中注明“包括当代文学”。(6)“文学概论”和“文艺学”其实就是“文学理论”，由此也可见“文学理论”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相对独立性。二者的分工大致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作家作品、思潮流派社团等现象以及文学史的发展变化及其原因等；文学理论则主要是从理论上研究抽象的文学问题。表面上，两种研究由于性质、对象不同，似乎可以独立进行，但在实际的学术实践中，二者很难分开，它们实际上深深地相互交织和相互渗透，是“互证”的关系。文学理论如果没有文学实践作为支撑，如果不能与当代文学创作实践相关联也即具有实践形态，那它就是没有意义的，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它就不是真正的文学理论；同样，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来说，脱离了文学理论可以说寸步难行，差别仅在于这种理论是表面的还是深潜的，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邓晓芒说：“缺乏哲学思想的文学评论不是完全的文学评论，它要么只是文学欣赏和文学评点，要么停留于文学形式上的技术分析，而对于文学作为人性中的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一无所知。”(7)没有理论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也是很难想象的。

　　当研究者说某部作品刻画了某个典型人物形象时，评价作品真实客观地反映某种社会生活时，他实际上秉持的是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用的是“反映论”的文学标准。当研究者强调不同的读者对作品独特的感受、印象的合理性时，强调文学阅读和欣赏个体主观性时，他实际上秉承读者接受理论。当研究者撇开作者的写作意图，撇开作品的写作背景而专注于文本分析，诸如细节分析、词句分析、修辞和隐喻分析、情节结构分析等时，背后其实有英美“新批评”理论。当研究者强调文本的形式创新，挖掘文本形式意义，这其实是一种形式批评，其背后是形式主义文学理论、结构主义文学理论等。当研究者对文学作品的研究一反过去的规范，持一种无标准、无原则、无客观、无中心、无主题等，“怎么都行”的时候，其实是后现代主义文学理论在支撑。当研究者解读作家作品过程中不再把它看成是一个统一体，而是把作家看作是矛盾集合体，把作品看作是碎片化的拼贴，把作品中的矛盾合理化的时候，这背后其实是有一种解构主义文学理论在支撑。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问题，比如文学思潮流派、文学史书写、中外文学关系、纯文学与通俗文学关系等，哪一个问题不涉及文学理论呢？哪一个问题的研究又可以不需要文学理论呢？

　　中国现代文学是在外国文学影响下发生的，现代时期中国所产生的“为人生”小说、抒情小说，“乡土写实小说”、“新感觉派”小说、“小诗”、象征主义诗歌、“九叶派”诗歌、“美文”、话剧等，无不是受西方文学的影响而产生的，而每一种文学的背后都有相应的西方文学理论，诸如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象征主义、唯美主义等。如果不懂得这些理论，不应用这些理论，怎么可能把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为人生”小说、“抒情小说”这些文学现象论述清楚呢？比如李金发的诗歌，这是中国最早的现代主义诗歌，它和胡适的开创性的“尝试”新诗不一样，和郭沫若的“狂飙突进”诗不一样，和“新月派”的诗不一样，和“湖畔派”情诗不一样，和闻一多等人的“新格律诗”也不一样，它是对这些新诗的巨大叛逆，当时大家都觉得读不懂，事实上也是如此，因为它是一种新的诗歌理念，其背后是一种新的文学理论，一种不同于当时流行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文学理论，它背后是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理论，理解了象征主义，再用象征主义诗歌理论来解读李金发的诗歌，不仅能够有效地理解它，包括理解它的令人“读不懂”，还能够对它进行准确的评价和文学史定位。再比如，上世纪三十年代在上海兴起的以施蛰存、刘呐鸥、戴望舒为代表的“新感觉派”小说，它是受日本新感觉派小说的影响而产生的，精神分析文论是其重要的文学理论背景，所以，应用精神分析理论不仅能够很好地解释这种小说的写作原理以及意义生成方式，还能够帮助我们对这种小说进行深层的社会学、心理学的解读。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著名作家都不同程度地受西方各种文学理论的影响，比如鲁迅就受到各种流派、风格的作家和作品的影响，也受各种文学理论影响，特别是英国浪漫主义和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对鲁迅的影响非常大，鲁迅还曾翻译日本文学批评家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厨川白村的理论多少对鲁迅会有所影响。直观的阅读和感受显然是无法真正深刻理解鲁迅及其创作的，西方文学理论有时是解开鲁迅文学创作之谜的钥匙。其它作家也是这样，周作人的创作直接渊源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潮，郭沫若的创作有意识地吸收了表现主义的观念，具有表现主义的风格和特色，茅盾则受到了欧洲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浪漫主义”的影响，戴望舒受到象征主义的影响，闻一多、徐志摩受西方唯美主义的影响，梁实秋受英美人文主义的影响，等等。对这些作家进行研究，只有充分理解影响其创作的文学理论，才能够充分认识其文学品格与特性，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够看清楚其学习与创新，才能够更进一步展开评价与定位等。

　　中国当代文学也是如此。上世纪50-70年代，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的关联变得松散和相对疏离，但现代文学的传统决定了西方文学理论的有效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西方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包括古典主义文学理论仍然是那时中国文学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特别是上世纪60年代，中国文学相对封闭，但仍然深受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这一时期的文学虽然形式和内容都非常单一，且简单明了，但今天对它们的研究、评价和书写仍需要相应的文学理论作为参照才能准确客观地加以定位。我们可以看到，正是在社会主义现实理论和“两结合”理论指导下，那时对“样板戏”《金光大道》《牛田洋》《虹南作战史》等都有高度的评价。今天，我们对上世纪60年代的文学持否定态度，这其实与我们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革命的现实主义以及二者相结合的理论态度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其深层的原因仍然是文学理论问题。

　　上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着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等领域的全方位开放，西方各种现代主义文学作品和理论也开始被大量介绍进中国。受这股潮流的影响，再加上思想解放带来的创作自由，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在这一时期开始涌现，除了传统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学作品以外，还出现了朦胧诗、后朦胧诗、先锋小说、实验小说、新历史小说、新写实小说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或者具有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倾向的文学作品。我们可以看到，每一种文学类型和流派背后其实都有西方文学和文学理论的影子。大多数的作家都受到西方文学不同程度的影响，只不过有的非常明显，有的比较隐晦，有的比较直接，有的比较间接。例如余华深受卡夫卡、福克纳、川端康成等人的影响。莫言深受马尔克斯、福克纳、略萨等人的影响。残雪深受卡夫卡、博尔赫斯等人的影响。事实上，上世纪80年代以及稍后成名的优秀作家如贾平凹、马原、格非、刘震云、阎连科、韩少功等大多都是在外国文学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因此，不理解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则无法理解8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不理解当代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理论，就不能准确地解释、定位和评价这些具有现代主义文学理论背景的中国文学。伊格尔顿说：“文学理论就其自身而言，与其说是一种知识探索的对象，不如说是观察我们历史的一种特殊看法。”(8)卡夫卡、舒尔茨、博尔赫斯、马尔克斯、卡尔维诺等作家笔下的神奇、荒诞与魔幻，绝不是表象，其背后都有文学理论的深层道理，不理解这些理论而仅凭感觉评论这些作品本质上是肤浅的文学研究，属于文学研究的初步形态。“20世纪世界文学艺术的大趋势，是尽力寻找全新的思维方式、感觉方式和表达方式，以开掘现代人类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及其对外部世界的‘掌握’。……20世纪中国文学在这一点上与世界文学是息息相通的。”(9)因此，要理解作为现代性本体表达的中国现代主义文学，西方现代文学理论不仅仅是一种工具，更是一种重要的思维方式，也是一种必要的批评视角和批评模式。

　　不论是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还是发展来说，中国现当代文学与西方文学理论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思想的层面，中国现代文学的思潮和主张都受到西方文学理论的影响；在创作的层面，中国现代文学是在借鉴和吸收西方优秀文学作品因素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在话语上，我们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都大量使用西方话语，脱离这些话语，我们已经无法言说我们的文学，这不是态度和方法的问题，而是事实的问题。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说的“文学理论”虽然也包括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和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但主要是指西方文学理论。中国现代文学理论主要是受西方影响同时吸收中国文论等因素而建立起来的，因为学习西方以及背后深层的科学思想基础，所以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具有浓厚的西方文学理论特点。本文强调文学理论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工具性和方法论，主要是强调西方文学理论特别是西方新的文学理论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工具性和方法论意义。

　　二、新文学理论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创新

　　因为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文学思潮等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我们当然要弄清楚其背后的文学理论背景，这是事实层面的需要，也是研究“还原”的需要，即“解铃还须系铃人”，因而理论不可或缺。但更重要的是，新的文学理论就是文学研究新的工具、新的武器、新的技术手段，它可以对历史上的文学作品进行新的分析，从而获得新的发现。

　　以鲁迅为例，鲁迅还在世时就被广泛研究，鲁迅逝世之后鲁迅研究则成为一门学问，早期的鲁迅研究偏向于从新民主主义政治革命的角度来解读鲁迅作品，采用的是政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模式。50-70年代之鲁迅研究更多地是对鲁迅的人格、政治倾向、艺术成就、对新文学的贡献等进行研究和定位，在文学理论上可以概括为“泛文学政治学”和“泛文学社会学”。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整个中国文学的研究格局发生了改变，思想解放运动给新时期的鲁迅研究带来了新的气象。1984年，王富仁发表博士论文《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他在文中对政治革命和思想革命做出了明确区分，将鲁迅放在新民主主义思想革命的历史进程中进行评价。王富仁充分运用了列宁在《论托尔斯泰》和《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等文章中所提出的“镜子说”，并对它进行了创新性阐释。列宁主要是站在政治革命的角度论述托尔斯泰对俄国革命的意义，而王富仁则从思想革命的角度阐释鲁迅的意义，在“引论”中他写道：“从五十年代开始，在我国逐渐形成了一个以毛泽东同志对中国社会各阶级政治态度的分析为纲、以对《呐喊》《彷徨》客观政治意义的阐释为主体的粗具脉络的研究系统”(10)，“由于这个研究系统所描摹出来的《呐喊》和《彷徨》的思想内容的图式是一个变了形的思想图式，所以势必与鲁迅前期的实际思想产生不协和性的状况，有些地方甚而至于彼此抵牾。”(11)他在文中明确指出早先从政治革命角度解读文学作品的这一研究系统的缺陷，认为过度地强调政治意义会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作品思想上独立的价值：“这个研究系统的方法论上，它主要不是从《呐喊》和《彷徨》的独特个性出发，不是从研究这个个性与其它事物的多方面的本质联系中探讨它的思想意义，而是以另外一个具有普遍性也具有特殊性的独立思想体系去规范和评定这个独立的个性。”(12)进而提出：“以一个较为完备的系统来代替我们现有的研究系统。……应当首先以鲁迅当时的实际思想追求和艺术追求为纲。”(13)王富仁的见解在当时具有开创性，而他的文章所采用的可以说是“思想史”和“美学”的理论，在今天看来这很普通，但在当时这却是一种巨大的突破，它恢复了鲁迅作为文学家和思想家的本位。

　　在鲁迅研究史上，汪晖的研究也有巨大的突破，现在看来，这种突破本质上是理论的突破，也可以说是研究模式和方法论上的创新。汪晖说：“《呐喊》和《傍徨》的研究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一种以‘镜子’理论为基础的研究模式。”“‘镜子’模式难以从内部提供《呐喊》《傍徨》作为同一创作主体的创造物所必须具备的统一基调和由此产生的语气氛围，也没有追寻到任何一部艺术史诗固有的内在精神线索及其对作品的基本感情背景和美学风格的制约作用。”(14)他进而提出应注重“鲁迅小说作为作家心理史的自然展现”(15)。汪晖将鲁迅放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评价，把鲁迅小说“看作是一座建筑在‘中间物’意识基础上的完整的放射性体系”(16)，其背后事实上暗含着一种现代性的研究视角，这里，“现代性”实际上是一种新的理论，可以说是广义的文学理论。

　　在鲁迅具体作品的研究上也是这样。自《阿Q正传》诞生之后，产生了无数的研究这部小说的论文。具体于阿Q这个形象，也是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和观念，比如有“贫雇农”说，“精神胜利法”说，“革命不彻底”说，“落后农民”说，“民族劣根性”说等，林兴宅把上世纪80年代在中国兴起的“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的方法运用于《阿Q正传》研究，提出了“阿Q性格系统”的观点，“用有机整体观念代替机械整体观念；用多向的、多维联系的思维代替单向的线性因果联系的思维；用动态的原则代替静态的原则；用普遍联系的复杂综合的方法代替互不关联的逐项分析的方法。”(17)从而导致鲁迅研究在方法论上的突破，也对整个文学研究中的人物形象分析有很大的推进。《论阿Q性格系统》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此前关于鲁迅小说中阿Q这个形象的片面和机械的看法，成功地解决了阿Q性格“超阶级、超时代、超民族”的普遍性问题。

　　再比如《故事新编》研究。在传统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包括现代主义的观照之下，《故事新编》是“历史小说”，是鲁迅所有文学创作中最失败的作品(18)。夏志清甚至说：“《故事新编》的浅薄与零乱，显示出一个杰出的(虽然路子狭小的)小说家可悲的没落。”(19)比如《理水》，被看作是对潘光旦、顾颉刚等人的“影射”。小说写舜、禹、鲧、皋陶等传说中的中国远古祖先治水的故事，但小说却有这样的叙述：“灾荒得久了，大学早已解散，连幼稚园也没有地方开，所以百姓们都有些混混沌沌。只在文化山上，还聚集着许多学者，他们的食粮，是都从奇肱国用飞车运来的，因此不怕缺乏，因此也能够研究学问。然而他们里面，大抵是反对禹的，或者简直不相信世界上真有这个禹。”(20)这里出现了“大学”“幼稚园”“文化山”“飞车”“研究学问”等，人物对话说的是“古貌林”“好杜有图”“古鲁几哩”“O.K”等，这按照传统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甚至现代主义文学理论是根本不能理解的，是胡乱编造。但后现代主义文学理论引入之后，这些现象全部都从哲学和文学的角度得到了有效的解释，它们其实是戏谑、消解、游戏、“去中心”“反主题”的表现方式，因而《故事新编》是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小说写作方式的小说，这时我们才发现鲁迅的超前，才发现其在艺术形式上的先锋性以及所达到的艺术高度。《铸剑》也是这样，小说写黑衣人唱歌，其歌词有“哈哈爱兮爱乎爱乎”“爱乎呜呼兮呜呼阿呼”“阿呼呜呼兮呜呼呜呼”等(21)，完全不可解。“不可解”在传统的文学理论中是不被允许的，但在后现代主义文学理论中，它变成了“常规”。当然，这不是说鲁迅早在上世纪20年代就开始使用后现代主义的创作方法，而是说鲁迅的小说《故事新编》和传统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小说迥异，运用了很多后来称为后现代主义的方法和技巧，后现代主义文学理论能够更准确、更合理地解释它，从而更能够让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它的艺术价值和文学成就。事实上也是这样，一般读者包括学者都能够感觉到《呐喊》《彷徨》与《故事新编》的差异，凭直觉也能够感觉《故事新编》很好，艺术上很有创新性，但好在什么地方？创新的理论根据是什么？却说不出来，后现代主义文学理论可以说很好地解决了这些问题。在这一意义上，后现代主义文学理论解决了鲁迅研究中的很多问题，加深了我们对鲁迅的理解，从而推进了鲁迅研究的发展。在后现代主义文学理论视域中，《故事新编》不再是“失败之作”，而是一部超越时代的杰作。《故事新编》的价值在今天已经被学界广泛接受了，但是如果没有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的介入，这一现状或局面是难以想象的。

　　纵观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史，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每一次突破都与文学理论的突破或西方文学理论引入有关。王瑶所编写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奠基之作，它从理论、方法、边界和框架上奠定中国现代文学这一学科和研究体系，其意义非凡，但以今天的学术眼光来看，这本书仍有许多不足和缺憾，譬如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等人都不在其介绍范围之内，这一现象在今天看来似乎难以理解，但这其实反映了不同时代文学观念及文学理论背景的差异。王瑶说：“中国新文学史既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一部分，新文学的基本性质就不能不由它所担负的社会任务来规定。”(22)“从理论上讲，新文学既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它的领导思想当然是无产阶级的马列主义思想。”(23)这实际上是文学政治学或文学社会学的理论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文学史更看重文学在社会进程中的社会作用和政治作用，所以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赵树理以及蒋光慈、阿英、左联五烈士等必然有很高的地位，而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这些在政治上“革命”色彩不强的作家自然就没有位置。

　　文学史从根本上说是历史，而每一种历史叙述的背后都暗含着一种史学思想或者说史学理论。早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是现代文学内容上的革命史，它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来界定新文学，将新文学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所依据的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理论。今天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当然已是另一种面貌，这其实根源于其背后文学理论和史学理论的差异。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史上，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也是一部具有巨大突破且对后来的文学史研究有很大影响的著作。《中国现代小说史》对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师陀等人特开专章篇幅，承认他们的文学史地位，这和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有很大的不同，这种不同其实根源于历史观、文学观的不同，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的结论部分说：“我所用的批评标准，全以作品的文学价值为原则。”(24)又说：“一部文学史，如果要写得有价值，得有其独到之处，不能因政治或宗教的立场而有任何偏差。”(25)这种观点和理论在当时的美国非常普遍，也即“新批评”和“比较文学”理论，但对80年代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却具有颠覆性，从而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上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人文精神”大讨论、“重写文学史”运动、“女性主义”热，提出了“新文学整体观”“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等观念，晚近则出现“语言论转向”“重返80年代”“经典重读”等热点问题。我们可以看到，每一种研究的背后其实都有新的文学理论特别是西方文学理论的支撑，且不只一种文学理论，多数是以一种文学理论为主以多种文学理论为辅的方式。换一种角度我们也可以说，80年代之后，西方各种文学理论特别是现代主义文学理论输入中国，它们从哲学基础、历史学基础、理论范式、文学观念、研究方法、研究技术等方面全方位地影响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以及中国文学批评，也推动中国文学创作实践向前发展，因而才有今天中国文学、中国文学研究与批评的繁荣局面。比如女性文学，它一直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传统，五四时期周作人就提倡“人的文学”，提倡“妇女解放”，中国现代女权运动特别是男女平等观念与社会实践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这种观念和社会现实也深刻地影响中国现当代文学，所以，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女性文学”特别发达，产生了一大批著名女性作家，比如冰心、丁玲、萧红、张爱玲、草明、茹志鹃、张洁、宗璞、王安忆、舒婷、霍达、残雪、铁凝、迟子建、方方、池莉等，她们书写自己的经验，反映对社会的观察和认识，表达她们自身的女性权力追求和维护，具有浓厚的性别意识。同时，不仅女性作家写女性文学，男作家也书写女性及其问题，也写“女性文学”。但是，在女性主义文学理论输入中国之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对女性作家、女性文学的研究更多地停留在直观的层面上，停留在社会学的层面上，结论多是表面和普通的，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对性别、权力、女性意识、女性经验等都有深入的研究，它有自己的话语体系和话语方式，它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方法，从而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女性文学的研究，至今，女性文学仍然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一门“显学”。从学科史角度来看，文学理论特别是西方文学理论不论是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一学科的格局，还是对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视野、范式和具体的研究方法均有推动作用。

　　历史充分证明，文学理论特别是西方文学理论的引入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突破，反之，文学理论的局限或者西方新文学理论输入被阻隔则会造成学科视野的局限从而导致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相对落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过去繁荣与当前困境均与文学理论的突破和引入有密切的关系。

　　三、文学理论缺失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疲乏现状

　　新世纪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文学理论越来越弱化，西方新的文学理论很多被排斥，现当代文学研究在创新上出现了长时间的疲软状态。必须承认，90年代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在现象范围、边界等方面都有很大的突破，在某些领域具有很大的开拓，比如史料的发掘与整理，作家作品的编辑与出版，包括对手稿的重视与研究，对文学广告、文学书话等文学“附文本”的重视与研究，这与现代技术条件特别是电脑制作技术的发达有很大的关系，这些研究成绩显著，除了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提供更为坚实的基础以外，也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及其周边，但这不是否定借用文学理论新成果来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理由，也不能替代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进行理论上的深度阐释。重视史料发掘和甄别这是绝对正确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应该从材料出发，如果能够从原始材料出发，在对原始材料的阅读和理解中得出结论那就更好。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也不能从理论出发，理论先行，不能把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沦为”西方新的文学理论的材料和佐证，不能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来证明西方某种文学理论的正确性。但这同样不是否定和排斥运用新的文学理论来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理由，充分运用新的文学理论包括其它诸如哲学、心理学、伦理学理论对文学作品进行艺术和思想上新的阐释仍然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主流和核心内容，厘清历史事实只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前提而不是研究本身。

　　也必须承认，90年代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包括文学批评在应用西方文学理论时出现了一些问题，出现了偏差，比如生硬地使用西方某种文学理论和批评理论，和中国文学的事实不适宜、不相容。但更普遍的现象则是西方文学理论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流于表面，流于词句，而不是精神实质的无痕使用。理论先行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实际上是将文学理论而不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现象放在了研究的中心位置，从而丢失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作为“文学研究”的“文学”本位，最后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消融在新的文学理论研究和论证之中。我们承认这一类研究在方法和模式上有其不足之处。所以新世纪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反对使用文学理论特别是很反感大量使用西方文学理论的新名词和表述把简单问题复杂化，这是对80、90年代“理论热”和理论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粗暴干涉”的一种纠偏，有它的合理性。

　　但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因为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由于文学理论使用不当或者出现问题而把文学理论之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之价值本身也予以否定，这又有矫枉过正之嫌疑。任何研究中都有不成熟，都有平庸和误解，我们应该宽容地对待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理论运用的各种不成熟、平庸和误解。不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历史经验来看，没有文学理论和其它理论基础和深度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是素朴的，是不可能深刻的，事实上，中国现当代文学不重视理论，其弊端已经显示出来了，越来越多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没有哲学、史学、文化学、社会学等理论基础，没有文学理论支撑，没有深度。西方新的文学理论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中缺乏应用，中国现当代文学多年来没有大的理论和方法论上的突破，没有突破性的研究成果，都是一些老话题，理论是陈旧的，方法是陈旧的，观念是陈旧的，根本就不能和80-90年代的活跃相比。重视材料包括原始材料当然没有错，任何结论都要有充分的材料根据，但如果没有理论的预设，材料只能是一堆材料，看到新的材料也不能发现其价值。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越来越平面化，越来越讲“堆头”，有各种“集成”成果，印刷装帧都很漂亮，但却大量只是现象描述、材料汇集和资料汇编，没有“研究”内涵，观点上老调重弹。

　　如何提升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我认为一个很重要的措施就是借助和应用新的文学理论特别是西方新的文学理论，开拓视野和思路，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发展已经充分说明，文学理论不仅能够准确地解释具有文学理论背景的文学现象特别是作家作品，而且能够从新的角度以新的方式对过去的文学现象进行新的解读，从而推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向前发展。关键还在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需要文学理论，这本身是有理论根据的。美国学者汤普森·克莱恩曾提出“学科互涉”的问题，他主要是从“知识”的角度讨论文学、历史、哲学、社会学、政治学、语言学、伦理学等学科之间的关联、交叉、互相印证、互为基础的问题，他还专列一章“文学研究中的学科互涉谱系”讨论文学与历史学、语言学等之间的互涉问题(26)。冯黎明以文学研究为本位，研究文学研究的“学科互涉”问题，也即文学理论如何借用其它学科知识来进行学科建设的问题。“一种理论活动要形成整一性的学科，必须建立具有方法论意义的知识依据，这一依据的获得大概有三种方式：一是内在地形成……；二是向外学科借取……；三是在学科互涉中产生。”(27)他认为，“文学研究不必依赖任何单一的、固定的知识学依据，我们可以将全部现代学科知识产品当做学理基础，由这众多的学科‘互涉’形成属于文学研究自身的知识依据。”(28)也就是说，“学科互涉”是学术分工、学科独立之后的知识基本形态。

　　从大的一级学科之“间性”来说，文学借助其它学科的理论来研究从而取得突破性的例子很多。比如王国维把康德、叔本华、席勒、斯宾塞等人的哲学思想、美学思想引入《红楼梦》研究，用西方的“美学”“悲剧”“审美”等概念来言说《红楼梦》，将《红楼梦》视为文学作品而非政治教科书，称其为“悲剧中的悲剧”，不仅纠正了此前各家的“《易》”“淫”“缠绵”“排满”“宫闱秘史”(29)等庸俗看法，并且发掘了《红楼梦》在哲学、美学和伦理学上的价值，这不论在《红楼梦》研究史上，还是在中国文学研究史上均有开创意义，因此王国维也被认为是现代“红学”奠基人。再比如，闻一多在接受了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后，用社会学的理论解释《诗经》，认为《关睢》是“爱情”主题，颠覆了自《毛诗序》以来两千多年对《关睢》所谓“后妃之德”的政治学解读的主调。

　　“学科互涉”不仅限于一级学科之间，比如文学与哲学之间，同时在二级学科之间也有“互涉”，并且关系更为紧密，中国现当代文学与外国文学，中国古代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学批评与文学史等都有“互涉”的问题，而文学理论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其“互涉”关系尤其紧密。关键在于持何种本位观，当我们以中国现当代文学为立场和出发点时，文学理论、外国文学、中国古代文学都是资源和工具，都是借用，都具有方法论意义。学术分工有合理性，但学术分工的合理性建立在协作的基础上，也即一方面“学有专攻”，学科具有自主性，另一方面学科又要充分吸纳其它学科知识，“为我所有”，否则就是学科分隔，画地为牢。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成果也应该作为知识为其它学科所用，这并不能构成对其它学科的伤害和否定，同样，其它学科的研究成果作为知识和资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所用，也构不成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主体性伤害。现当代文学研究中要涉及到一些文学理论问题，如果现当代文学对这些理论都进行“自主研究”而排斥文学理论界已有的成果，这实际上是否定学科分工，实际上是一种巨大的学术倒退，对文学理论也是不尊重，最终伤害的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一切研究都从头开始，回到学术的原初状态，且不说这是否合理和可能，是否符合学术规范，即使合理和可行，符合学术规范，也是巨大的学术浪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遇到的很多理论问题，在文学理论中有的已经解决，有的则正在解决，充分借鉴文学理论领域的最新成果，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可以减少很多无用的思考和无谓的劳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很多苦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其实在其它学科中早已解决了，甚至是常识问题，比如文学史的“真实”“客观”问题，历史学从传统史学到现代史学，都有充分的研究。文学作品中的“真实”问题，哲学中有更系统的讨论。文学作品的“阐释”问题，哲学中的现象学、解释学等有非常深入的研究。文学中所写的“梦”“无意识”“本能”等其深层的原由及意义，心理学早有揭示。中国现当代文学为什么不去借鉴这些研究成果而从头思考呢？

　　新的文学理论也有不成熟的地方，也有一些文学理论缺乏创作实践和批评实践的检验，甚至有一些哗众取宠的文学理论，但绝大多数文学理论都不是赶时髦的产物，特别是那些有影响的文学理论，都经过无数理论家进行了充分论证，都经过了漫长的探索过程，都有它自己的哲学、史学、心理学等理论基础，都有充分的文学创作实践依据包括历史根据与现实根据，都经过实践检验和正在接受实践检验。真正新的文学理论其产生非常艰难，被文学理论界和其它学术领域所接受并发生辐射产生持久的影响更不容易。正是因为如此，中国当下文学理论真正具有创新的并不多，这不是文学理论界的同仁们不努力，而是创新太难。也正是如此，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不仅要重视本土文学理论新成果，更要重视国外文学理论新成果。新的文学理论并不完全否定和颠覆旧的文学理论，它是在克服旧的文学理论缺陷基础上产生的，所以它不仅在产生新的文学理论，也是在完善旧的文学理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即使使用旧的文学理论(很多学者对文学理论的使用都缺乏“自意识”，即沿袭性地使用了某种文学理论而不自知)，也需要随着文学理论的发展而对自己所使用的文学理论更新升级。

　　新的文学理论是各种各样的，绝大多数都是在克服旧的文学理论缺陷的基础上诞生的，也有的是对新的文学创作实践的总结，还有的是哲学等其它社会科学的演绎或延伸，或者综合这些因素而成。比如读者接受理论(今天已经不是很“新”了)，就是对传统文学理论只重视作家与作品而不重视读者接受偏颇的一种克服或发展，文学接受理论并不否认作家、作品的地位，并不否定文学“生产”的决定性，但它认为文学理论也应该把“消费”及其对“生产”的影响纳入研究范围，把读者的接受纳入文学的“环节”，即把读者及其接受确定为文学理论重要的“维度”。引入读者之“维”，不仅是维护了文学问题的完整性，有为文学理论“完形”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引入“读者”维度之后，传统文学理论的“作家”“作品”“意义”“价值”等观念都将发生很大的变化。这并不是说传统的文学活动和文学批评中没有“读者”，事实上，文学正是为读者而产生，文学自产生时起就离不开读者，没有读者阅读，文学就无法存在也没有存在的必要，文献中也大量记录了读者对作品的不同感受，理论家和批评家也提到了读者，也有关于“读者”的观念，但非常素朴，属于印象和感受，只有接受美学、读者-反应批评以及英美“新批评”才把读者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从而把它建构成一种文学理论。读者接受理论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是非常有应用价值的，它为我们对经典文本的不同阐释及其合理性提供了理论根据，打开了从读者接受的角度来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新思路。

　　再比如后现代主义文学理论，其理论来源与现代社会的新困境以及现代人的焦虑有关，与后现代主义哲学、历史学、女性学等对人的反思有关，也与新兴的反传统的颠覆性的各种后现代主义文学创作实验有关，还与文学理论对传统中不被重视的“另类”文本和文本中的“另类”因素的新研究、新解读有关。后现代主义文学理论其实有很多争议，但必须承认，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学理论对当今中国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文学研究以及文学理论都带来了深刻的改变，它大大拓展了文学研究的领域，突破了传统文学研究的边界，深入到文学作品中那些非理性、不确定性、内在性、悖谬、荒诞的事物中去，对传统的宏大叙事、中心论、整体性、同一性、等级、秩序、和谐等都进行了“解构”，提出了“游戏”“反讽”“即兴表演”“含混”等概念，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作为一种文学理论，它既可以有效地解释后现代主义文学现象，同时也可以对传统的文学进行后现代主义的解读，或者发现传统文学中的后现代主义因素，从而丰富传统文学的内涵，使传统文学显得更加立体和复杂，显示出张力。

　　其它如“文学伦理学批评”也是这样。“伦理”是世界文学的一个古老主题，绵延不断，文学理论与批评中也有很多谈论伦理道德的问题，但主要是从文学内容上来讨论的，直到近年来，聂珍钊为代表的学者通过对历史经验的总结，理论建构、话语建构以及文学批评实践从而把它发挥成一种系统的文学理论(30)。这种理论一旦建立起来，反过来又可以解决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很多问题，特别是伦理叙事、道德叙事以及批评的问题(31)。每一种文学理论都有它特殊的功能，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具有特殊的作用和意义，比如结构主义视文本为自足的有机体，运用它，不仅使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更趋科学化，而且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增添了宏观的视野。精神分析文论则打开了文学潜意识的大门，可以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在发掘人物内心和作者潜意识方面开辟新的视野。叙事学的引入则为我们分析作品结构和解读作品意义增添了有力的理论依据，且具有技术性。

　　结语

　　总之，在当今文学思潮、流派和现象日新月异的背景下，没有新的文学理论特别是西方新的文学理论的帮助，已经无法应对文学中所出现的新问题和新思想，已经无法解释各种纷繁的文学现象。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需要对新的文学理论特别是西方新的文学理论有充分的理解和认识以及适当的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