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河日记》中的京畿运河文化研究

　　[摘要]“京畿”，即我们现在所说的“首都圈”。古代的北京之所以能够发展成为一个最华丽、最繁荣的世界大都市，与贯穿南北的京杭大运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大运河贯穿中国南北，曾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大动脉，运河的繁荣促进了南北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交流与融合。大运河文化也是京畿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朝鲜朝文人朴趾源在《热河日记》中记载了18世纪清代繁盛的运河文化，在运河漕运、运河城建、运河生态艺术等方面都有体现。

　　[关键词]朴趾源；《热河日记》；京畿文化；大运河文化

　　所谓“京畿”，指的是京都及其附近的地区，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首都圈”，由于它的特殊位置，一方面要担负着拱卫京都的重要使命，另一方面又与京都的经济发展有着密切的关联。“京畿者，天下之根本”，京都与京畿承载着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发展的命脉，二者的协调发展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繁荣与安定。尤其是在当今社会，京津冀已确立了在合作与交流等方面的良好格局，资源共享、互惠互利，是今后京津冀协调发展的一个总体方向。

　　三千年的悠久历史孕育了北京独特的京城文化，古代的北京，之所以在当时能够成为一个最华丽、最繁荣的世界大都市，与贯穿南北的京杭大运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京杭大运河始建于春秋时期，形成于隋朝，后经元、明、清各朝不断的修复和扩建得以最终形成，是世界上最长、最古老、最著名的运河。运河文化是京畿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北京、天津、河北是运河北段的主要地段，运河的复建与发展，有利于促进京津冀一体化更好的协调发展。清代的大运河，南起杭州，北到通州，贯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全长约1794公里。大运河共分为七段，分别是通惠河、北运河（白河）、南运河、鲁运河（会通河）、中运河、里运河和江南运河。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京杭运河通州段治理工程时指出，“要古为今用，深入挖掘大运河的历史文化资源。”[1]大运河是活态的运河，只有古为今用，继承发展，运河文化才能生生不息、源远流长。本文所要探讨的就是贯穿于京津冀地区的运河文化，从18世纪繁荣兴盛的漕运商贾、先进科学的造船技术、热闹繁华的城市建设以及生态风雅的运河艺术等几个方面具体阐述朝鲜朝学者朴趾源眼中的京畿运河文化。

　　一、繁荣兴盛的漕运商贾

　　运河开凿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漕运，漕运是大运河的一个重要功能，也是运河文化中的重要内涵。漕运是我国历史上一项重要的经济制度。在我国历代的王朝历史上，尤其是明清两代，忙碌于大运河之上的漕运，可以说是维持京都北京乃至整个国家正常运转的一条重要的生命线。明清两朝，大运河得以较好的疏浚和治理，成为运输漕粮的主要渠道，此时的漕运商贾盛极一时。

　　大运河对于北京而言尤为重要，供养京城人口的食粮和日用品，都是依靠大运河从中国各地运送而来。清代前期运河畅通之时，每年都有六七千艘重运漕船沿运河北上，把数百万石漕粮运往北京，以保证京师的粮食供应。[2]据《清史稿》记载，每年运往京师的漕粮定额为四百万石，而清道光以前，运河漕运兴达四百十二万石左右。[3]除此以外，北京皇家建筑所需要的木材、砖瓦、石料，以及每年通过漕船附带的南北货物丝绸、瓷器等手工业产品等也都经由运河运往北京。位于京杭大运河北端的通州，紧靠全国的政治中心北京，是一座典型的运河与漕运城市，其境内水利资源极其丰富，有白河、浑河、榆河、通惠河等多条河流，而且该地区地势较为平坦、土壤肥沃、经济发达，是保卫京畿的重要商贸与军事基地。此时的运河漕运已经成为联系南北经济的重要纽带，是沟通南北物资流通的大动脉，对清代经济的繁荣发展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潞河是大运河之首，是京都的生命之河，京都所需南方物资，无论海运、河运，都从直沽（天津）中转到通州潞河。（1780年）八月初一丁未，朴趾源一行刚刚抵达潞河，就被潞河之上的漕运盛况所震撼，“忽闻震雷轰天，潞河舟中万砲声云，朝露澹荡，遥看樯头簇立如荼。……船旗大书浙江山东等号，沿河百里之间，密若竹林。”[4]（104）潞河之上万船齐聚、轰鸣震天、帆樯如林，汇集了全国各地的商船。朴趾源看到当时运河的繁荣景象，不禁心生感慨，“舟楫之盛，可敌长城之雄。……不见潞河之舟楫，则不识帝都之壮也。”[4]（104）朴趾源所记载的这段运河正是自通州至天津段的北运河。

　　朴趾源在《热河日记》还记载了白河津渡的漕运景象，“至白河津渡，喧争莫可即涉，方造浮桥，船皆运石，只有一艇济人。”[4]（156）由此可见，当时的漕船主要用于运输粮食、建筑材料和货物，而为了方便人们渡河则专门建造了浮桥。历史上通州城周边曾设有三座浮桥，分别是州城东白河上的东浮桥，州城西北温榆河上的西浮桥，州城东北的北浮桥，而民国初年，这些浮桥均被拆除。朴趾源在这里所记载的浮桥，应该就是白河上的东浮桥。白河也称为潞河，但清代所说白河应该属于潞河的上游。白河发源于河北省沽源县，经延庆、怀柔，流至密云县与潮河汇流，称潮白河。潞河在今天的通州区，位于大运河中的北运河段，明清又称潮白河，由潮、白河合流而成。有关这部分内容，在《热河日记》的“漠北行程录”和“一夜九渡河”中也有大致的记载。

　　另外，朴趾源还详细记载了北京至通州的通惠河上千帆竞渡的漕运景象。通州是京杭大运河北的起点，通州之名本身就与漕运有关，取运河漕运通畅周济之意。800多年来，通州地区一直是漕运及仓储重地。通惠河是元代挖建的漕河，元世祖以前，南方的粮食运送到通州之后，要再经过陆路运送到京城，粮多路远，运粮兵民苦不堪言。元三十年(1293)，通惠河工竣，元世祖赐名“通惠”二字。通惠河开通以后，漕船可以到达积水潭，因此积水潭，包括今天的什刹海、后海一带，便成为了大运河的终点。但是，明中期以前，由于通惠河治理不彻底，河道淤浅，致使南来的漕粮都要在张家湾卸载，然后再经车运转至通州或北京。明朝统治者曾多次下令整治通惠河，但始终效果不佳，这主要是由于明代通惠河水道的水量较少。自明初永乐以后，中国进入至今500多年的寒冷期，气候总体趋势逐年偏旱，明代中期以后旱情更为严重，由此导致运河水量偏少。[5]（489-490）至明嘉庆七年（1528），通惠河才得以重新开通，自北京东便门外的大通桥，至今朝阳区杨闸附近，打通了元代淤塞的通州城北闸河旧道，使通惠河自通州城北汇入白河，通惠河口移至通州城北关附近。[4]（111）此后，在明清两朝的精心治理下，通惠河一直畅通无阻，南来的漕船无需经张家湾中转，而是一路畅通直达通州和北京城。清朝时，每年要有几百万石漕粮汇集于通州，经护城河，转运到京城仓库。

　　18世纪的中国漕运发展迅速，大运河成为南北物资流通和商品贸易的重要渠道，每日都会有无数的商船穿梭往来，北学派文人洪大容就曾经感慨道：“运输之利，人不如马，马不如车，车不如船。”[4]（289）而朴趾源出使中国的时间是乾隆四十五年（1780），此时中国正处于康乾盛世的繁荣兴盛期，运河文化亦是达到了顶峰。因此，朴趾源所看到的通州运河景象自然是一片繁荣。据朴趾源记载，“天下船运之物，皆凑集于通州”，而且“（永通桥）桥下舟楫直达朝阳门外”。[4]（105）朴趾源所记载的这些内容与中国史书上的记载是一致的。

　　朴趾源作为实学思想家，与其他文人相比更擅长于观察与思考，他在描绘运河盛况的同时，也指出了当时运河所存在的一些问题。前面已提到，通惠河于明嘉庆七年才得以重新开通，但由于此段运河河身较窄，水量较小，水浅易淤，所以需要经常疏浚，才能保持一定的航运能力。而由于一般的漕船体积都较大，除了个别涨水时节，一般不能直接到达通州城下，此时会将漕船上的粮食和货物分装在平底的小驳船上。驳船与一般的漕船相比，吃水浅，载货量大，适合于水位较浅的河段。因此，在通惠河段，经常能够看到撑篙无篷的小船，也就是驳船。朴趾源在这里所提到的“以小船开闸运漕”，描述的就是这种现象。

　　此外，历史上，白河、潞河水势湍急，雨天经常会泛滥成灾，明、清两代为防御洪水曾多次修筑堤坝。朴趾源在有感于运河的壮观漕运之时，也意识到了运河水势之凶猛。“转眄之顷，时移事冷，无所凭倚。汨然如泥牛之入海，涣然若冰山之遇日。千古滔滔，岂不哀哉！忽有愁云四压，风雷大作，犹不若去时之怖懔。来往之际皆如此，甚可异也。皇明天顺七年，密云怀柔大雨，白河溢数丈，漂密云军机库及文书房。意者此古战场，风盲雨怪，发作无时电怒雷愤，烦冤尚结耶？”[4]（157）同时，他还进一步分析了运河水灾给百姓带来的危害。“一旬前京师大雨，潞河涨溢，壤民庐舍数万户，人畜漂溺不计其数。今於马上，以烟竹，伸臂仰揣柳上水痕，距平地可为数丈。”[4]（104）根据此段内容记载，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当时运河水灾给沿岸的百姓所带来的灾害。历史上，北京城经常会发生水灾，主要是夏秋之际多暴雨，再加上河流决堤，怀柔、密云和顺义等地区是北京地区经常洪水泛滥的地方。通州地处北京的东南面，与其他各州县相比，地势最为低洼，为京郊汇水之处。潮白河、温榆河、坝河、通惠河、凉水河等，于境内先后相汇，合为北运河。每年夏秋之际，北运河的雨量较为集中，因此这里经常会发洪水，冲决堤岸，致使两岸田庄淹涝。

　　朴趾源作为一位实学思想家，始终以“利用厚生”为思想指导，关注国泰民生。“利用厚生”是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中国早在《尚书·大禹谟》中就写道：“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6]《尚书·孔传》中对三者进行了具体的解释：“正德以率下，利用以阜财，厚生以养民，三者和，所谓善政。”[6]正德是根本，而利用厚生则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物有所用，民有所养。正是出于对社会和民众的责任，朴趾源才会细致地发现盛世繁荣的运河文化中所潜藏的危机，这也是中国历代统治者在运河的治理过程中所要面临的最艰巨、最棘手的任务。直至今日，通州水系的治理工程仍是通州，乃至京畿文化圈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

　　二、先进、科学的造船技术

　　运河漕运的繁荣发展自然离不开先进发达的造船技术，为了满足人们不同的生活需求，船的种类和造型一直都在不断地更新、发展。进入清代社会，漕运已经成为维系清朝统治的一个重要经济命脉，漕船的正常运行关系到整个国家物资的顺畅流通，对南北物资的流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漕运地位的不断提升，对漕船的设计和种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清代漕船的种类形式繁多，有腰船、头船、行运船、兑粮船、百宝船、红船、快船、风林船、金刚船、白粮船、细米船、尖头船、彩凤船等。

　　与此相反，18世纪的朝鲜社会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经济发展滞后，交通运输业不发达。以朴趾源为代表的北学者们来到中国，亲眼看到了中国的繁盛景象，除了心生感慨，更多的是去分析和探究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朝鲜朝经济之所以停滞不前，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交通运输业发展滞后。[4]（210）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对国家经济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它可以促进商品和物资的流通，推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相反，交通运输发展滞后则会给国家经济的发展带来阻碍。

　　朴趾源作为实学派学者，一直奉行“经世致用”“利用厚生”等重要实学思想。他指出：“夫读书者，将以何为也。将以富文术乎，将以博文誉乎。讲学论道，读书之事也。孝悌忠信，讲学之实。礼乐刑政，讲学之用也。读书而不知实用者，非讲学也。所贵乎讲学者，为其实用也。”[5]（131）同时，朴趾源在实学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提出了北学的主张，主张学习中国清代先进的文物制度，他指出，“为天下者，苟利于民而厚于过，虽其法之或处于夷狄，固将取而则之。”[7]（61）朴趾源对中国的交通运输尤为关注，中国的车制、漕船对朴趾源来说都极具吸引力。朴趾源在《热河日记》中详细介绍了当时中国船舶有趣的名称，并与朝鲜朝船舶的名称及各自的功能进行了比较。“沿路河津，船制不一，此河船制，有如我国津船。而或有锯截船腰，乃还绳缚为一船者，一犹恠矣乃有三焉。造字者多象形，如舟傍曰舠曰艓曰舴曰航曰艋曰艇曰舰曰艨，随形锡名，物物皆然。我国小船曰杰傲，津船曰捏傲，大船曰漫藏伊，漕船曰松风排，出海曰唐突伊，上流曰物遇排，关西称船曰马上伊。制虽各异，只一字曰船而已矣。虽借用舠艓舴艋等字，而名实无当耳。”[4]（157）

　　根据朴趾源的记载，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到当时朝鲜朝船舶的种类及用途，但是相比较于18世纪的中国，朝鲜朝社会发展缓慢，朝鲜朝的船制也相对落后。北学者朴齐家曾经在《北学议》的“船”篇中就中朝之间的船舶进行了详细的比较，“我国既失全车之利，又不尽舟船之用。无论运船津船，隙水常满。舟中之胫，如涉川然，舀而弃之，日费一人之力。”[8]（464）由此可见，朝鲜朝当时船舶的质量相当粗糙，既不能御水，又无法挡雨，水路运输可以说是劳民伤财的一种选择。

　　在中国，船舶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重要的交通工具。据《天工开物·舟车》中记载，中国古代的船舶种类繁多，名称可达百千种。“凡舟古名百千，今名亦百千，或以形名（如海鳅、江鳊、山梭之类），或以量名（载物之数），或以质名（各色木料），不可殚述。游海滨者得见洋船，居江湄者得见漕舫。若局趣山国之中，老死平原之地，所见者一叶扁舟、截流乱筏而已。粗载数舟制度，其余可例推云……其舟行人贵贱来往以代马车、扉履。舟即小者必造窗牖堂房，质料多用杉木。”[9]中国的舟船不仅种类繁多，制作精良，船上都建有房间、船户、小帆等，而且可以来往七百里，可直达天津和通州。

　　朴趾源一行刚抵达白河渡口，就领略到了运河之上热闹非凡的景象。“至白河津渡，喧争莫可即涉，方造浮桥。船皆运石，只有一艇济人。”[3]（156）在当时的码头，大部分船舶都是用于漕运载货，而不再只是一个简单的代步工具。后来把运粮的船都统称为漕船，成为水运粮食的专用船舶。但是到了宋代以后，内河的漕运非常繁荣，漕船的功能已经不仅仅只是运输粮食，还包括茶叶、盐、香料、资瓷、木材等多种物资。因此，漕船的设计和规格也随着其运输功能的变化而不断改进。

　　朴趾源在《热河日记》的“船制”一篇中，详细介绍了当时大运河之上华丽的商船。“试登一船，略玩其制度。船皆长十余丈，以铁钉装造。船上铺板，建层屋，谷物皆直写于舱艎中。屋皆饰以雕栏画栋、文窗绣户，制如陆宅。下库上楼，牌额柱联，帷帟书画，渺若仙居。屋上建双樯，帆则以细藤联幅。浑船以铅粉和油厚涂，上加黄漆，所以点水不渗，上雨亦无所忧也。船旗大书‘浙江’‘山东’等号。”[4]（104）中国古代的船舶，非常注重审美艺术，将形式美、装饰美、技术美集于一身。“雕栏画栋，文窗绣户”，微风吹拂，帷幔飘荡，若隐若现，渺若仙居。通过朴趾源这段内容的描写，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清代的漕船不仅形式多样，气势雄伟，而且雕琢精美、造型华丽，即使是运载货物的商船也同样注重船体的装饰与艺术。

　　作为实学思想家，朴趾源对中国船舶的认识，并非只是停留在对这种独具匠心的造船艺术的赞叹和欣赏，他更多的是关注这些船舶的功能和实用性。正如前面他所提到的，每一艘漕船上都建有装载粮食的仓库，而且船舶的木板经过铅粉、油漆等特殊处理，有防水防潮的效果，粮食可以直接倒入其中。关于这一点，朴趾源在其晚年创作的《课农小抄》中也进行了具体说明：“臣尝见中国漕河及陆地运谷者，其船板库箱皆直受粒谷，不用驴负骄载者乃用布囊，而其在仓宇则又以栋宇为器，直湾其中，故一仓所积可以从外推测，而不差斗斛。”[7]（186）由此可见，朴趾源对中国漕船的装船之法印象深刻，漕船上的粮仓不仅密不透水，而且设计科学合理，装载量大。

　　朴趾源之所以如此细致地观察中国的船舶，主要原因就在于他认识到了船作为交通运输工具的重要性，它已不仅仅只是运货载人的工具，更是保证物资流通顺畅的重要手段，对发展国家经济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朝鲜半岛三面环海，其本身的地理条件也决定了发展本国水路交通的必要性。同时朝鲜半岛距离中国的港口城市较近，与其他国家相比，这一优势让朝鲜更便于学习中国的船制进行海上贸易。而只有这样，朝鲜朝才能够扬长避短，发挥地理优势，克服其国内自身物资贫乏、市场狭小的弱点，从而达到繁荣经济、富国裕民的最终目的，这也是朴趾源等北学者们北学中国的最终目的。

　　三、热闹繁华的运河城市

　　运河漕运不仅带动了南北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刺激了运河沿岸城市的繁荣发展。漕船南来北往，都要在天津、通州、临清、苏州、扬州等运河沿线的港口城市停泊，商贾客旅们便可上岸，出售随船携带的货物，同时也购买当地的土产品。此时，运河沿岸的城市便成了一个小型的南北商货贸易市场，呈现出一片车水马龙、熙熙攘攘的繁忙景象。前面所提到的通州，就是因“漕运通济”而得名。通州作为漕运枢纽和北京的门户，曾经盛极一时，是大运河北端一颗璀璨的明珠。源源不断的粮食和货物从南方漕运到通州，再由此运送到京师北京，濒江临海、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给通州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同时，大运河将全国各地的文化元素融入至此，通州经过多年运河文化的洗礼和沉淀，已经形成了兼容并蓄、独具特色的文化底蕴以及自信、包容的城市精神。自古至今，文人墨客留下了诸多描写通州的诗篇，他们不惜笔墨，大肆赞美通州的美景。元代诗人贡奎在《二月二达通州》中写道：“河冰初解水如天，万里南来第一船。彻夜好风吹晓霁，举头红日五云边。”[10]清代诗人王维珍在《古塔凌云》中也盛赞通州的美景，“云光水色潞河秋，满径槐花感旧游。无恙蒲帆新雨后，一枝塔影认通州。”[11]这些诗句给通州这座运河古城增添了几分诗情画意。朝鲜朝学者对这座古老的运河城市亦极为关注，他们不仅沉醉于通州的美景，更感慨于通州的繁荣。在他们看来，大运河的漕运不仅是维持首都北京正常运转与发展的生命线，同时也带来了运河沿岸城市的繁荣与发展。

　　朴趾源随使行团初至通州潞河，看到宽广而又清澈的河水以及河面上樯帆如林的景象，不禁心生感慨。“舟楫之盛，可敌长城之雄。”[4]（104）朴趾源用简单的几笔就勾勒出通州运河的壮观与繁盛景象。漕运促进了运河沿线城镇的崛起与发展，它们承载着货物的集散与流通，成为大江南北商品流通的重要枢纽。北京通州便是在这种背景下孕育而生的，并一直以漕运码头的城市形象闻名于世。朴趾源在《热河日记》中记载了通州街市的热闹与繁华。“下船登岸，车马塞路不可行。既入东门，至西门五里之间，独轮车数万，填塞无回旋处。遂下马，入一铺中，其瑰丽繁富，已非盛京、山海关之比矣。艰穿条路，寸寸前进。市门匾曰‘万艘云集’，大街上建二檐高楼，题曰“声闻九天”。”[4]（105）通州城门紧邻运河，东门外的东关大街沿运河东南延伸，俗称大河沿，为民用码头群集之处，来自国内以及海外各类物资均经东门入城，因此东大街成为通州城内最繁华的商业街，大街两侧店铺林立，市场多分布于东大街附近。通州旧城分为北大街、南大街、东大街、西大街，其中东大街是当时有名的商业区；而新城以新城大街为主，主要是仓储区。[12]（42）“既入东门，至西门五里之间，独轮车数万，填塞无回旋处”，[4]（105）根据朴趾源这里的记载，我们可以推断出朴趾源这段内容所描述的正是自东门至西门的通州旧城东大街、西大街和通州西城的新城大街这一段街景。

　　商铺林立，车水马龙，客旅如织，18世纪的通州已发展成为一个繁华热闹的商业城市。通州得益于水运及陆路交通之便，交通发达，商业繁荣。而明清时期，通州作为漕运重镇，商业愈加繁荣。关于通州繁华的商业景象，很多燕行学者们在燕行录作品中都留有记录。朝鲜朝学者李德懋曾写道：“通州路虽狭，市肆逶迤十里，江南杂货委积于此，四方商贾繦至而辐辏。”[13]（93）漕运的兴盛，使通州呈现车船如织、商铺林立、百货山积的繁荣景象。

　　朴趾源在作品中还介绍了通州的仓廒和漕运的重要路线，“城外有三所仓廒，制如城郭，上覆瓦屋。屋上建疎牕小阁，以泄积气；墙壁间垂穿傍穴，以疎湿气。引河环仓为壕。……桥下舟楫直达朝阳门外，复以小船开闸运漕，以入太仓云。”[7]（105-106）顺治初年定，京城八仓，通州三仓。而清乾隆十八年（1753年）南仓被裁撤，并入中仓和西仓，因此清代自乾隆以后通州只有大运西仓和大运中仓两座粮仓。[14]（1）而朴趾源在这里的记载却是“城外有三所仓廒”，这一内容还有待于进一步斟酌。另外，“开闸运漕，以入太仓”，这部分内容也存在一些问题。“太仓”，曾是运河沿岸的一个重要粮仓，位于今江苏淮安西北运河东岸。据《通州志》记载：“通之水利，漕河为大，东南粟米，舳舻转输几百万石，运京仓者由石坝，留通仓者由土坝，故通于漕运非他邑比。”[14]（1）当时运河漕粮入通州之后便由土坝上岸，然后自土坝起车或由小船载入通州仓和京仓。因此，朴趾源在这里所记载的“太仓”实际上应该就是“京仓”。朝鲜朝学者的史料记载，在很多地方丰富了中国文献中的不足，但是有些内容还需要仔细推敲，尤其是异域文化所带来的一些误读现象。因此，对待丰富的域外汉籍资料，我们要用辩证的眼光去认识和接受。

　　此外，运河的桥梁建筑也是运河城建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朴趾源在《热河日记》中就重点介绍了通惠河上的永通桥。“行至永通桥——一名八里桥也，长数百丈，广十余丈，虹空高十余丈。左右设栏，栏头坐数百狻猊，雕刻之工，类图章细钮。”[7]（104）永通桥是通惠河上的一座大型石拱桥，史称“陆运京储之通道”，也是北京四大名桥之一。永通桥距通州城西八里，故又俗称“八里桥”或“八里庄桥”。八里桥建于明正统十一年（1446），并由正统皇帝亲自赐名“永通”，南北走向，横跨通惠河，为石砌三券拱桥。桥用花岗岩石砌造，中间有一个大跨度的桥拱，可通舟楫，两边各有一个小型的对称桥拱，呈错落之势。李时勉在《永通桥记》中写道：“通州城西八里河，京都诸水汇流而东。河虽不广，每夏秋之交雨水泛滥，常架木为桥，比舟为梁，数易辄坏。内官监太监李德以闻于上，欲与其地建石桥，乃命司礼监太监王振往经度之。总督漕运都督武兴发漕卒……桥东西五十丈，为水道三券……题曰永通桥，盖上所赐名也。”[15](420)

　　在中国，桥梁的发展有着久远的历史，它不仅方便于人们日常的交通，对古代运河漕运及陆路运输都带来了较大的便利，同时对地区经济的发展也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石拱桥与其他桥型相比，扩大了桥洞的空间，既可以保证桥上的交通顺畅，又不会妨碍桥下的运输，更有利于水上航运。正如朴趾源所说，“（永通）桥下舟楫直达朝阳门外”，[7]（106）这样既缩短了货物运输的时间，又减去了诸多不必要的周转环节。另外，在运河沿岸修建桥梁，也可以免去商旅上下渡船的麻烦。与此相比，朝鲜朝不仅船舶设计较为简陋，沿岸的桥梁修建也不完善。朴齐家在《北学议》中写道：“泊岸不桥，负人以过，躍马令入。以可桥之高，躍不横板之深，几何而马不折脚也？故马有善舟、不善舟之称，无桥之故也。”[8]（385）河岸没有桥梁，不仅不便于商旅通行，运送货物也会带来诸多不利。交通问题与经济发展紧密相关，改善交通现状，充分发挥水、陆等交通的作用，可以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朴趾源等北学者经过自己在中国的实地考察，认识到交通是商品流通的重要保证，同时也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朝鲜朝社会要改变落后的现状，实现富国强民，必须要完善国家的交通现状。

　　古老的运河带动了通州这样运河城市的发展，同时为它们积淀了宝贵的文化遗产，造就了运河城市独具特色的文化和历史。如今，作为“京畿门户”的通州，在新的时代又被赋予了新的使命。作为京津冀“一核两翼”中的一翼，北京城市的副中心，通州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关系到首都的建设、繁荣与稳定。

　　四、生态风雅的运河艺术

　　大运河承载着千年的运河文化，是中国古代南北交通的大动脉，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大动脉。同时，大运河犹如一幅瑰丽壮阔的历史画卷，蕴含着中国千年来厚重的文化和艺术。运河沿岸，热闹繁华的城市景观，宁静恬淡的自然景观，古朴自然的人文景观和谐共生、相辅相成，构成运河绿色生态文化的重要特征，而同时，运河文化又是“活态”的，它源远流长，生生不息。

　　朴趾源在《热河日记》中除了详细介绍了运河的漕运和运河城市的繁荣，还特意描绘了史书上看不到的运河景观。“窗外斑竹栏干，映纱玲珑。邻船鼓乐喧咽，鸥鸟烟云。楼台之胜，透窗映带，沙堤浩渺，风帆出没。悠然忘其为浮家泛宅，若寓身闤闠华堂之间，而兼有江湖景物之乐。”[4]（104）朴趾源运用抑扬顿挫的词句，将运河之上的美景描绘得栩栩如生。在这里，“鼓乐喧咽，鸥鸟烟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犹如小桥流水人家般的诗情画意；而华丽的亭台楼阁，烟波浩渺的河面，风帆林立的商船，则将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完美结合，构成了运河特有的生态美景。正如中国画一般，运河的美在于将“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巧妙地融汇在一起，寓动与静，相得益彰。

　　朴趾源之所以特意强调运河的生态美景，与其一贯主张的“五行相生”“人物性同”的思想是一致的。“五行相生，六气相宣”，“自天地生物之仁而论之，则虎与蝗虫、蜂蚁与人，并畜而不可相悖也。”[4]（100）朴趾源认为，五行之间，人与物之间，在本质上是和谐统一、相资而长的，“故相生者，非相子母也，相资焉以生也。”[14]（7）只有万物和谐统一，也就是儒家思想中的“天人合一”，才能够实现生命的生生不息和文化的活态传承。

　　另外，运河之上闲适风雅、诗情画意般的文化生活也构成了18世纪清代运河人文艺术的一大亮点。运河之上帆樯林立的漕船不仅可以用来运载货物，还具有一定的休闲娱乐功能。漕船建筑优美，设计华丽，船上房屋较多，有的甚至建有两三层的阁楼。朴趾源对运河漕船的设计和装饰进行了细致的描绘，如前面所提到的，“屋皆饰以雕栏画栋，文窗绣户，制如陆宅。下库上楼，牌额柱联，帷帟书画，渺若仙居。”[4]（105）清代运河之上的漕船不仅仅只局限于运输粮食和货物，还兼具着艺术审美与文化娱乐的多重功效。来往的商旅在闲暇之余，会尽情享受运河之上的美景，人们在船上抚琴唱曲，吟诗赋对，品茗赏月，感受别样的运河情趣。“江中处处，船游小艇，或张红繖，或设青幔，三三五五，各踞短脚椅，或坐凳子。牀上摆列书卷画轴香鼎茶鎗，或吹凤笙龙管，或据牀作书画，或饮酒赋诗。未必尽高人韵士，而闲雅有趣矣。”[4]（105）康乾盛世，带来了18世纪清代社会的繁荣与稳定，同时也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而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物质生活的富足已经不能满足人们日常的生活需求，精神方面的消闲与享乐成为当时人们更高的生活追求。

　　风雅闲适的慢生活，一直是古代文人墨客心之所向，素履所往，他们或游山玩水，或吟诗作画，或吹箫抚琴，在优雅闲适的生活中修身养性，陶冶身心。风雅一词渗透在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之中，成为人们内心深处最向往的生活。同样，这也是运河文化最吸引朝鲜朝文人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们与清朝的官员们在运河的漕船之上谈笑风生，举杯畅饮，感受中国传统文化与艺术的魅力，体验风雅闲适的运河生活。也正是这种悠然闲适、心旷神怡的感觉，才会让他们产生“若寓身闤闠华堂之间，而兼有江湖景物之乐”[4]（105）的美妙感觉。当今社会，随着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生活压力的不断加大，这种风雅闲适的生活更具有魅力和吸引力，人们缺乏这种恬淡自然的心境，需要这种“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的闲适与惬意。

　　朴趾源用骈文的形式，将运河之上诗情画意般的人文景象娓娓道来。而音韵和谐、简洁凝练、朗朗上口的语言，更是为运河艺术增添了几分美感。骈文，起源于汉末，形成并盛行于南北朝。骈文是极具有美学特点的一种文体，全文以四六句为主，讲究句式的对仗，体现出整齐的建筑美；同时，骈文的辞藻华丽、音韵和谐，将色彩美与音乐美融为一体。虽然唐代的古文运动让骈文一度衰退，但是骈文并没有从此消亡，直至清末，骈文创作依然十分流行。韩国的古典散文兴起于三国时期（公元前57-公元668年），统一新罗时期（公元668-公元901年），文坛深受唐代文学的影响，为文崇尚骈文。骈文本身所具有的独特魅力，吸引着众多的朝鲜古代文人，在朝鲜半岛文坛始终占有一席之地。朴趾源善用骈文，偏爱其简洁凝练的语言、和谐对仗的音律以及华丽典雅的辞藻，即骈文所具有的形式美、音乐美、和谐美、典雅美等美学特征。

　　运河文化以水为魂，喧闹与宁静、自然与人文、恬淡与风雅在这里和谐共存，相得益彰，这也构成了运河两岸独具特色的生态文化。水、岸、城，是运河文化的重要组成，三者之间的和谐共生是运河城市发展与文化传承的重要保证，打造运河绿色生态文化，才能再现水清河畅、景美文兴的繁荣运河景象。

　　五、结语

　　大运河是中国古代人民的伟大创造，它承载着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运河文化成为北京及京畿历史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兼容并蓄、开放包容，而这里的文化又通过运河向全国辐射，成为引领全国文化潮流的中心。如今，运河之上已经不再有繁忙的漕运景象，但是漕运所带来的运河文化已成为运河沿岸城市文化中一个重要篇章。宽阔的运河之上，游艇小船行驶其间，两岸的楼阁亭台、商贾店铺，以及弹曲说唱的艺人，仿佛依然可见当年运河的风景。古老的运河积淀了千年的文化和历史，而这也必将成为新时代城市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部分，是运河城市文化的一个重要象征。

　　2014年，大运河申遗成功，成为北京第七处世界文化遗产。围绕大运河展开一系列的工程和建设，是今后首都北京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也是京津冀一体化协调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用“流动的文化”来形容大运河，强调了运河文化的生态与传承。运河水运，运河生态，运河城建，运河旅游等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大运河发展的必然方向，而只有将大运河打造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文化长廊，才能彰显中国古运河的独特魅力，传承并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