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想史的对象、理念及方法

　　提要：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想史是文学史研究的深化，是思想史的重要内容，也是古代文学思想史的接续和创新。它以社会思想、作家创作、文学作品和理论批评为对象，关注作家与作品、理论与批评、内容与形式的思想内涵和历史演进，体现思想史与文学史互动共生的述史理念。在方法论上，它将文学体制、观念认知、生命体验和文本形式结合起来，并加以立体化和复杂化阐释，特别将文学体制、文学观念和语言形式纳入研究视野，力求还原历史，呈现复杂的思想场域，建构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想史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关键词：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学思想史；互动共生；综合方法；学术体系

　　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但主要集中在中国古代文学领域，它以求真求实的历史还原为目的，将理论批评与创作实践结合起来，注重历史环境和文人心态的中介要素，重视主体感悟和文学本体的交叉与融合，形成了独特的学科特点。“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想史”则是一个有待开拓和深化的重大课题。尽管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早已进入历史化和学科化阶段，各种类型的文学史亦有上千种，如“文学史”“思潮史”“文体史”“流派史”和“社团史”等等，不一而足，但迄今却没有出现全面完整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想史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文学思想史的背景及资源

　　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想史命题的提出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拥有厚实的学术基础和学科背景。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和思想史是其基础和背景，只是相对于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想史研究却具有相当难度。中国现当代社会及思想本身非常复杂，自不待言，就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想及表现方式也多种多样，驳杂而零散。目前，学术界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想史进行整体性、系统性的研究成果还比较少见，直接标名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想史的著述仅有杨春时的《百年文心——20世纪中国文学思想史》、刘忠的《思想史视野中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和胡传吉的《未完成的现代性：20世纪中国文学思想史论》等三种。杨春时“以现代性为经，以文学思潮为纬”[1]，将百年文学思想分为“五四文学”“革命文学”“左翼文学”“战争文学”“社会主义文学”“文革文学”“新时期文学”以及“后新时期文学”等几个时段，分别从它们与传统文学思想、西方文学思想、苏联文学思想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传承关系描述其思想特点。虽名为文学思想史，实为文学思潮史，侧重的还是20世纪文学批评理论的描述，虽“力图突出文学思想自身的历史”，对作家作品的思想分析却非常薄弱，无法展现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想的复杂性及其历史进程。刘忠认为：“作为思想的承载物，文学既感应、宣传着思想，又生成、建构着思想，从而为‘新民’、‘启蒙’、‘革命’等社会使命提供可能”[2]，于是，他采取审美与思想互渗互融的视角，关注社会思想和思潮的文学表达，以及文学文本对社会整体思想状况的建构和参与，并以同情、理解的眼光审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非文学性，呈现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与社会思想的互动关系，凸显文学审美与社会思想的共振性，对作家生命体验和观念认知却没有深入细致地讨论，忽视了文本审美化、形式化的思想构成。胡传吉主要将文学作为思想媒介方式，分析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想中“牺牲”“群治”“人的发现”“新道德”和“理想主义”等观念[3]，采用了近似文学观念或文学关键词的描述方式。这样的思维路径，在李怡主编的《词语的历史与思想的嬗变——追问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概念》也有着扎实而丰富的展现，只是它更偏重于对文学批评和理论概念的清理和阐释[4]。

　　事实上，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已涉及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想史问题，只是文学思想常常被文学思潮、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等观念所笼罩或遮蔽，被掩藏于与之相关的各种观念和概念之中，而没有获得应有的独立性，没有确立自己的阐释理论和方法论，这也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想史研究留下了充足的阐释空间。如孔范今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下)(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注重20世纪中国文学思想、文学范式生成的相关因素，在描述文学思潮的同时也关注文学思想的生成与发展轨迹。丁帆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史》(上下)(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以历史、人性和审美的价值立场架构起“人的文学”的历史描述，对文学的经典化品质进行了全面梳理，对百年中国文学的思想变迁也有勾勒和呈现。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通过对中国当代文学史料的深入分析，描述文学历史背后的意识形态张力及其绵延和断裂，特别关注左翼文学传统与当代社会政治文化的转型与重组，丰富地呈现了当代文学发展之历史缝隙和思想细节。顾彬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借文学这个模型去写一部20世纪思想史”[5]，以文学思潮、作家和文体为中心，从思想史角度勾勒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演变历史，当然也涉及到中国现代性发生的许多重要问题，尤其是揭示出中国现代文学文化中文学形象和社会现实的紧张关系。应该说，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批评史、文体史与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想史都存在一定的亲缘关系，文学思潮、文学批评、文学概念的历史叙述也或多或少包含着社会思潮、作家观念和文本思想的诸多内容，对文学思想史的书写显然会有镜鉴意义。

　　与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想史密切相关的则是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研究的成熟。1936年，日本汉学家青木正儿的《中国文学思想史》以文学内部和外部双重视角展开考察，从文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出发，描述中国文学思想的历史演变和总体规律，将中国文学思想总结为“达意主义”“气格主义”和“修辞主义”，将中国文学思想演进规律归纳为“仿古主义”的“创造主义”，认为中国文学思想经历了“实用娱乐”“文艺至上”和“仿古低徊”三个发展阶段。他还关注了中国文学发展的外部环境，特别是儒家、道家和玄学等哲学思潮对文学思想观念的影响，留意到传统美术、绘画、音乐、书法等艺术形式与文学观念的渗透与互动关系。青木正儿继承了日本中国学京都学派的学术理念，坚持“杂文学”概念，采取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相结合，既注重文学思想和时代精神的外部关系，又注重文本文学思想的独特性，开创了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方法论。真正将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研究推向学科化和体系化的，应是南开大学罗宗强先生的倡导和实践。罗宗强较早地将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研究作为一个学科化论题加以讨论，撰写了《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和《明代文学思想史》等论著，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建立了系统的学术思想和研究范式。他将文学批评、文学理论、文学创作以及历史环境和士人心态都纳入中国古代文学思想考察体系，重视文学思想发展的具体过程和演变原因考察[6]。他所建立的研究范式影响了一大批中青年学者，贡献了系列学术成果，如张毅的《宋代文学思想史》、左东岭的《明代文学思想研究》、吴崇明的《班固文学思想研究》、赵建章的《桐城派文学思想研究》等等，他们都基本上沿用了罗宗强的研究范式和阐释逻辑，也更为具体而丰富地呈现了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内容。

　　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想史不同于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它拥有中国现当代思想史与文学思想史相融共生的研究思路和资源。文学史和思想史本来就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惆怅和暧昧，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思想文化的联系紧密而复杂，“五四”新文学的发生，就脱胎于新文化运动。从此，新文学就与现代社会和思想文化如影随形，互相缠绕，相伴而生。中国现当代文学既受现当代社会思潮的影响，又以独特的文学形式参与现当代思想文化的建构。这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包括文学思想史的宿命。这样，中国现当代思想史研究也极大地拓展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视野，为理解现代作家创作所面临的社会现实，把握作者的观念认知和生命体验提供了思想依据。同时，思想史研究也不断为现当代文学研究注入活力，特别是对审美体验和现实观照相对突出的思想研究，更会为文学思想史提供思维空间和知识背景。事实上，中国现当代思想史研究也曾为文学史研究开启了新视角，提供了新论题。如李泽厚就曾提出“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救亡压倒启蒙”等命题[7]，就开创了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中“启蒙”与“救亡”关系话题的先河，也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之思想启蒙和民族国家话语产生了重要影响。许纪霖、罗志田、启良和张宝明等学者也接续了李泽厚的思想命题[8]，并对中国思想启蒙的意义和困境进行了深入讨论，有助于人们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思想与审美难题，包括文学的现代性和社会性等价值。金观涛和刘青峰的现代中国思想研究[9]，特别是对中国社会结构的梳理和思想核心概念的辨析，都给学术界带来了不少启示。汪晖在从事鲁迅研究的同时一直关注现代中国思想悖论性问题的考辨[10]，在反思“现代化”叙事基础上提出了新的思想范畴和研究范式，如“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等概念，也影响到人们对激进主义思潮的反思，并为左翼文学、延安文艺以及“十七年文学”研究打开了新视角。因其学科背景和学术理路主要还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其转向思想史研究，虽曾引发不少讨论，也有助于人们深入思考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想研究的边界、本体和方法论问题。

　　伴随中国思想史研究的科学化诉求，它也不断征用现当代作家作品作为分析案例，特别是海外汉学家对中国思想史、文学史和历史学的穿越与打通，鲁迅小说和杂文、周作人散文、胡适日记和茅盾小说等也常成为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文献材料，中国现当代文学被作为中国现当代思想的表征及内容。当然，文学思想决不仅仅是社会思想的单纯载体，它有自己的思维方式、想象逻辑与情感特质，虽与社会思想有着不少重合之处，也有思想史不能替代的地方。因此，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想史研究，不能简单地将文学作为思想史研究的材料和工具，而以概念化和逻辑化的思想观念代替文学思想史，而应将其看作审美化的思想，具有鲜明的主体性和独立性，只有这样，才能抓住文学与思想、文学史与思想史的历史关系，呈现文学思想史的内在逻辑。总之，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以及中国现当代思想史等都可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想史不可或缺的学术资源和背景，具有某种启示性和方法论意义。

　　二、研究对象：文学思想史的内部与外部

　　顾名思义，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想史，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想事实的历史，它不仅是中国现当代文学观念史，文学创作主题史，不纯粹是文学思潮史，而是社会思想、作家观念、创作心态、文本内容、语言形式、文学理论批评的融合及演进的历史。它不是古代文学思想的简单延续，也不等同于西方文学思想，但同时又转换了古代文学思想，移植了西方文学思想，内化了现代社会思想，更为重要的是，它创造了现代中国的文学思想。所以，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想史，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想的历史，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作家作品和文学理论批评所蕴含的文学思想历史，包括文学制度、观念认知、生命体验、语言文本和理论批评等多重内涵。如果做一个区分的话，社会思想和文学理论批评属于文学思想史的外部结构，作家观念、创作心态、文本内容和语言形式属于文学思想史的内部问题。

　　文学制度是文学思想生产的平台与河床，包括文学与社会政治和人生的联系。中国现当代思想不同于古代和西方文学思想的地方，正是在于它拥有自己独特的文学思想生成机制，或者说文学思想生长的社会土壤，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这样的生产机制，没有这样的思想土壤，也就没有这样的文学思想产生。就中国文学史而言，没有那个时期，像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么密切地参与现当代社会生活，被充分融入现代个人、阶级、民族和国家的思想诉求。至于作为文学语境的社会思想如何生成文学思想还需要有深入分析和精准拿捏。思想史与文学史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二者从来就是密不可分的统一体。研究文学史不可能剥离其思想内涵，研究思想史也不能离开文学这一重要的表现形式，这是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不同于西方文学和西方思想的地方。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想史研究，如果隔绝了与现代中国思想文化的整体联系，也就难有抽丝剥茧般的深度分析，也就无法描述文学思想史的真实形态。现代中国之所以不同于古代社会，就是因为它具有不同于古代社会的一套思想预设。作为现代观念，它们固然与古代思想观念有着某种历史联系，但从根本上说，它并不能借助古代思想观念和逻辑来证明和解释自己，只有在现代思想世界中才能建构自己。在某种程度上，中国现当代文学也是现代社会思想的代言方式，当然，文学思想本身有其独特性与独立性，它与思想史既有渗透和融合，也有错位和分裂，还有“观念化”和“艺术化”的冲突和矛盾。现代中国除现代思想对文学产生影响以外，现代文学对现代社会和思想也产生着重要影响，乃至成为社会思想的重要载体。如左翼文学不仅是文学史问题，还是一个现代思想史问题，鲁迅、茅盾、瞿秋白和胡风等既是左翼作家，也是左翼思想者。中国现当代文学之所以有别于古代文学，也与现代思想文化的成分和构成有关，与现代思想文化的深度和广度有关。尽管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文史哲不分家，但却有着板结化的特点，从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到宋明理学和清代朴学，不断推演思想的年轮，但都逃不出儒释道的规范，它们对各个时代、各种体式的文学思想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但总体上确是十分清晰而明朗的，有着不出儒释道之外的沟渠化现象。中国现代社会思想有如大江大河中的洄水沱，先锋与常态、主流与暗道、共名与专名呈现流转奔突而又错综复杂的状态。

　　就文学思想而言，现当代文学有其独特性。柄谷行人认为：“现代之前的文学缺乏深度，不是以前的人不知道深度，而仅仅是因为他们没有使自己感到‘深度’的装置而已。”[11]文学思想的深度成为现代文学的标准和尺度，这关涉到文学的思想问题和领域。朱光潜也说过类似的话：“在现代中国，我们一提到文艺，就要追问到思想，这是不可避免的。在任何时代，文艺多少都要反映作者对于人生的态度和他的特殊时代的影响。各时代的文艺成就大小，也往往以它从文化思想背景所吸收的滋养料的多寡深浅为准。整部的文学史，无论是东方的或西方的，都是这条原则的例证。”[12]102文学史就是别样的思想史。周作人“五四”时期主张“人的文学”，同时也对文学思想的观念性保持高度警觉，担心失去文学的地方性和个人性，认为：“我们常说好的文学应是普遍的，但这普遍的只是一个最大的范围，正如算学上的最大公倍数，在这范围之内，尽能容极多的变化，决不是像那不可分的单独数似的不能通融的。这几年来中国新兴文艺渐见发达，各种创作也都有相当的成绩，但我们觉得还有一点不足。为什么呢？这便因为太抽象化了，执着普遍的一个要求，努力去写出预定的概念，却没有真实地强烈地表现出自己的个性，其结果当然是一个单调。”[13]101-102他感觉到五四新文学“太喜欢凌空的生活，生活在美丽而空虚的理论里”[13]103。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不接地气。自五四新文学开始，中国现当代文学就热衷于表达的思想性和哲理性，喜欢追问和反思社会人生中的普遍性问题，这既是现代文学的特点，也许还是其审美缺憾。

　　相对于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缺少一些文人文章趣味，却不断追求现代思想者的身份。观念认知是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对文学、思想与社会的认识和看法，包括自我身份的认同及其历史文化和文学素养。文人士大夫在中国古代社会占据重要地位，担负着传承主流文化观念的重要使命，维护着中国道统和文统的中心地位，创造了中国古代文学思想。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创作主体作家，其身份角色却发生了巨大变化，拥有思想者、革命者、谋生者等多重身份，担负着新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茅盾认为新文学的责任就是“要把文学与人的关系认得清楚，自己努力去创造”，应“校正一般社会对于文学者身份的误认。‘装饰品’的时代已经过去，文学者现在是站在文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分子；文学作品不是消遣品了，是沟通人类感情代全人类呼吁的唯一工具，从此，世界上不同色的人种可以消融可以调和”[14]62。文学的任务是“改造人们使他们像个人。社会里充满了不像人样的人，醒着而住在里面的作家却宁愿装作不见，梦想他理想中的幻美”[14]250。沈从文也认为新文学作家不应是都市里的新文人，他首先“得承认现代文学不能同现代社会分离，文学家也是个‘人’，文学决不能抛开人的问题而来谈天说鬼”；其次对社会不合理处应“毫不含糊”地表达自己的“爱憎”；再次还要“觉得文学作家也不过是一个人。就并无什么比别人了不起的地方，凡作人消极和积极的两种责任皆不逃避。他们从事文学，也与从事其他职业的人一样，贡献于社会的应当是一些作品，一点成绩，不能用其他东西代替”[15]。他们都强调了文学与社会的紧密联系，包括由此而建构的作家身份，拥有现代人的思想感情，并担负的社会责任，参与推动现代社会和人的改造。生命体验是作为思想者的作家感受与人生经验，是作家的精神和心理存在方式，也是社会思想进入文学思想的前提条件，只有经由作家感受和心理体验的思想观念才会成为文学思想。语言文本是思想的形式化和审美化，是文学形式所创造和表达的思想，如白话文学的兴起就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有着密切关系，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先锋文学也与新思潮有联系。文学理论批评也是创造文学思想的重要力量，如朱光潜所说：“要想伟大的创作出现，题材与时会必须互相凑合。所谓时会，便是当时思想潮流。”那么，“时会”来自何处呢？主要是文学批评和理论，“创作家只能利用时会，处被动地位，受当时思想潮流之激荡，而后把他所受的时代影响反射到作品上去。假如没有批评家努力传播思想，思想便不能成为潮流，世间纵有天才，也必定因为缺乏营养，缺乏刺激，以至于干枯无成就”[12]139。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形成文学的观念场域，确立作家作品的历史定位，引导文学思想的价值取向。

　　三、学术理念：文学史与思想史的互动共生

　　众所周知，中国现当代文学与现代思想文化有着深度融合，出现了思想优胜，文学思潮主导文学创作的倾向。实际上，如果失去现代思想文化的滋养，中国现当代文学就走不出传统文学的老路，也无法回应和满足现代社会思想的诉求。现代社会思想影响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方式和途径多种多样，它不仅渗透在文学之中，成为文学的筋骨和脊梁，而且社会思想变革也推动文学变革，并成为其主要力量。如果没有社会思想变革的支撑，文学变革也只能停留在形式层面，其格局和力度都会受到影响。反过来，中国现当代文学所表达的思想也是丰富多样，可以说，丰富的思想生成了丰富的文学，文学史和思想史构成互动共生关系。一方面，中国现当代思想史进入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诸如启蒙主义、激进主义、自由主义思想，既是现代社会思想，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想；另一方面，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想史理所当然属于中国现当代思想史的构成内容，如为人生文学思想，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文学观念也是现当代思想史的文学方式。文学与思想以及文学思想史和社会思想史应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互融共生。五四时期的新文学和新文化都有“思想启蒙”的共同主题，无论是倡导自由、平等、民主和科学观念，还是主张白话文和人的文学，在其背后都有启蒙主义和个性解放的现代性诉求。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阶级革命、民族救亡、自由主义和爱国主义等思想观念是社会时代主潮，也是现代文学表达的主要内容。到了共和国时期，社会主义文化和文学更是趋于一体化和同质性。20世纪80年代，人道主义思想成为新时期社会思想和文学的共同主题。由此可见，文学史与思想史是相互依存而融合的，文学史是思想史的审美形式，思想史是文学史的资源背景。与此同时，文学思想史也有不可混淆和无法替代的品格。某些思想范畴和观念形态是文学自身发展的结果，而非思想史的简单移植，并且，愈是深入到文学思想史内部，愈能显示文学思想史的独特性和个人化，所以，如果社会思想和范畴要成为文学思想内容，则需要进行思想整合和形式转化。“思想整合”即在社会势力、文学价值和作家身份等方面建立联系，“形式转化”涉及思想如何进入文学。文学思想不是一堆观念材料，不是思想与文学的势均力敌，观念与形式的旗鼓相当，不是作家创作的概念演绎，而是作家认识世界的范围和深度拓展，成为文学中的人物、故事、对话、意象和结构元素，实现文学的语言形式和审美创造。所以，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想史应融合主题学、思潮史和批评史，打通思想史和文学史的学科障碍，建立互通、互补和立体化的述史策略。

　　文学思想史应是“诗、思、史”的融合与统一，应将思想的审美化和审美化的思想结合起来，呈现文学与思想，文学史与思想史的互动共融，由此彰显社会思想的光芒，揭示文学的文化内涵和人性意蕴，展现文学的历史品格和诗性内涵。“思”是文学之思想，“史”是文学之历史，“诗”则是文学之艺术。韦勒克曾说：“写一部文学史，即写一部既是文学又是历史的书，是可能的吗？应当承认，大多数的文学史著作，要么是社会史，要么是文学作品中所阐述的思想史，要么只是写下对那些多少按编年顺序加以排列的具体文学作品的印象和评价。”[16]文学史有社会史、思想史和审美史的不同取向，在我看来，文学思想史则应走社会史、思想史和审美史相融合的路子。“纯审美”文学史以审美标准评价作家作品，有“思想”的文学史，则偏重受思想影响的文学因素。如果只关注文学的审美性，一些作家作品就难以进入文学思想史视野，特别是一些文学现象并非文学史叙述中心，但却可能成为文学思想史的焦点，如“左翼文学”和“文革文学”，在审美化的文学史中可能会被忽略或被遮蔽，但在文学思想史中却是不可或缺的研究对象。文学思想史是文学思想的存在方式，着重考察文学思想的历史状态和文学形态，无论是关涉文学思想的文学思潮、文学运动、文学创作、理论及批评，还是构成文学思想中的主体、作品、形式和效果，只有它们形成共时性或历时性的合力时，文学思想史才得以被丰富而自由地展开。文学思想史勾连社会史，穿越思想史，而成为文学的思想、文体、形式和审美的历史。

　　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想史具有整体性、丰富性与动态性特征。它将文学思潮、文学批评、文学制度等内容纳入研究视野，既明晰文学思想史的内涵与边界，也体现文学思想史的整体性。在结构上，将文学思潮与文学运动，文学思想和人生体验，艺术思潮与审美风尚，文学创作与理论批评结合起来，切近文学历史的真实面貌，呈现文学思想的丰富性。在时空性上，应涵盖自清末以降的近百年文学思想之变迁，以大陆文学为主体，同时包括港澳台地区的文学思想。建立以文学制度、观念认知、生命体验以及语言文本等要素组成的阐释体系，呈现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想史的独特性和复杂性。就历史阶段而言，它有短时段、长时段和超长时段，每一时段既有新旧杂陈和新陈代谢，也有时代选择和中西汇通。每一个文学思想都处在不断变化之中，不同文学思想此起彼伏、交错更替。有时某一思想成为主流，独领风骚，有时又是多元思想并存。有的思想只是短暂停留，有的则绵延悠长。各种思想之间互相促进、流传和发展，或者互相对立、矛盾和斗争，构成文学思想不断演进的历史进程。文学思想史有思想的发生和转变、集聚与整合、变化和更改，拥有历史的具体化、动态性和变异性。中国现当代文学之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想，自由主义和革命主义思想，科学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审美主义和功利主义思想，既有各自独立发展的思想空间，也有相互冲突、并行或融合的历史节点。五四新文学以思想启蒙和白话文体开创了中国文学的新纪元，白话文、个性解放、科学精神和人道主义成为五四新文学思想的追求，到了20世纪30年代，阶级意识、民族观念和自由主义、审美主义并驾齐驱，革命文学、左翼文学、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文学群峰并峙，延续并拓展了新文学发展空间，也同时因政党政治、民族战争和审美价值的不同选择而使文学出现了区域化和板块化，不同区域有不同创作的思想趋向。中国文化和文学受到民族战争的影响，但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并没有中断，而是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如各种抗日文艺社团的涌现，文艺救亡时代性的凸显，强调文艺的战斗性和民族性，文艺的大众化和传统文艺转化。五四新文学的个人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发生了转向，民族国家认同成为抗战文学思想生产和再生产的主要动力，民族国家与个人生活实现新的对话与融合，现代个人的生命意识和国家意识，时间体验和空间观念发生了重叠和交织，形成了抗战时期文学思想的混合性和过渡性特征。

　　文学思想史是文学的思想和思想的文学的统一，体现了文学思想史的历史化和理念性特征。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想史虽有社会现实的复杂，作家体验的深切以及思想文化的丰富，由此创造了文学思想史的变异和驳杂，也同时存在概念化、空洞化和浅表化等特点。文学思想史研究，不仅需要设身处地地思考作家所处的历史场景，感受他们是如何思想及其如何表达思想，而且也意味着一切历史需要联系社会现实才有可能被充分地阐释和真实地理解。我们正处于一个社会转型期，现代思想文化的积累并不充分，文学及其所面对的社会环境和接受方式也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想史研究，既需要面对当前的社会现实环境，又需考虑学科发展前景；既与现代思想及其困境相连，又要注意文学史与思想史的不可分割；既要面对全球化和区域化的文学现实，又要关注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想与古代文学思想的关系。中国文学思想拥有绵延不断的连续性，它在主动变化或被动改变中而不断生长。现代中国的生活、制度、思想和艺术都或多或少受到了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但它们都常常消融于中国文学的历史传统，成为拥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现实。我们虽不能说文学思想史就是思想的战场，但至少应坚持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想史既是中国文学思想史的延续和丰富，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的挑战和超越。

　　四、方法与意义：文学思想史的综合路径

　　作为“方法”的“文学思想史”研究，主要是指它观察问题的独特视角和作为一种学科知识的基本原则及其策略选择。它关注文学思想的历史语境，文学思想的内涵及其思想修辞，作家思想的独创性及思想风格的变迁。原来林林总总似乎没有头绪、彼此夹缠的现象，在文学思想史这里，都将由某种具有结构性的“思想框架”和反思性的“思想逻辑”所整合，成为“历史性”和“有机性”的知识体系。讨论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想史，可按照历史与影响、结构和机制的综合思路进行。一是探究不同历史阶段文学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不同历史阶段所呈现出芜杂纷呈的文学思想面貌，以及复杂多元的思想特质。二是描述不同阶段文学思想的历史轨迹。伴随现代政治和社会变革的介入，作家的美学追求和理论批评的选择，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思想有着不同的存在状态和走向。三是考察不同历史阶段文学思想的生成机制。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想的生成机制和生产主体有别于古代文学和西方文学，它是文学思想与社会思想，作家与社会实现互动的中介性力量，是社会对文学思想发生作用的平台和路径，是创造和生成文学思想的主体性结构。四是阐释不同历史阶段文学思想的历史意义。不同历史阶段的文学思想既有连贯性，也有相对的独立性，它如同大树之根，吸取思想养分，扎入社会土壤，但又盘根错节。它不是空穴来风，同时又承续过往，如同竹之节，变化与承续都同时存在。最终主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想的总体和个性特征。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想的总体走向是在实现文学与现代社会和民族国家的互动融合的同时又不失去文学的独立身份，它有思想和文学的共名，也有审美性和个人性的专名。这些都需要加以仔细辨析和考察。二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想的历史生成及演进。文学思想的生成有制度性、社会性因素，有作家的观念认知和思维方式，还有作家个人的人生经历、生命体验、精神特质以及心理状态，它们都或多或少影响文学思想的形成，直至借助文学创作来建构文学思想。文学思想是审美化的思想，是语言化的思想，也是社会组织、社会思潮、理论话语等共同建构的思想。三是中国现当代思想的独特性与复杂性。不同历史阶段的文学思想都存在不断吸收、借鉴、创化的过程，它是文学与社会互通的桥梁，也是文学思想和社会文化的分水岭。

　　在方法论上，坚持史料中心、思想穿透和文本细读相统一，注重文学体制、观念认知、生命体验、语言文本的生成结构及其历史推进，注重文学的“思想—观念—思潮—语言”的整合和消融。以“文学体制—观念认知—生命体验—文本形式”作为文学思想的阐释框架。首先，从文学体制分析文学思想生成发展的制度性语境，包括时代背景、文学机构、思想渊源、理论前提等，呈现不同时代文学思想与其社会思潮、政治思想和文化思潮之间的关系。其次，从文学思想内在结构讨论其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精神底色等。再次，将作家批评家的生命认知、生存体验、生活情致、文化心态和精神追求等纳入文学思想考察视野。最后，阐释代表性作家及作品思想，呈现其如何与文学批评和文学观念发生共振、感应和冲突，乃至分裂和异变。由此区别于以往的文学思想史研究，成为纵横交错的文学思想史。

　　文学史的叙述方式多种多样，有以文学思潮和文学运动为中心，有作家作品为中心，也有以文学文体为中心，还有历史编年体等等。文学思想史也是文学史叙述之一种，它不仅关注文学思潮，也关注文学思想，尤其关注作家作品和批评理论；它不仅需要清晰而完整地描述文学思想的历史及其价值，也要考察作家作品和理论批评与外部社会各方面因素的互动关系；既对作家作品加以细密感受和解读，又对文学现象进行社会历史的批评和阐释。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想史与古代文学思想史有相通之处，在研究方法上可以相互借鉴，如求真求实与历史还原，理论批评与创作实践的结合，文学体悟与回归本位等方法，具有某种普遍的有效性。但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想史也有它特殊的地方，如文学思潮、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的关系特别紧密，文学思潮不断引领文学创作，文学批评也参与指导作家实践，时常出现先有理论主张后有创作实践的情形，文学思潮的作用尤为突出和鲜明。文学思潮本身也属于文学史考察内容，如唐宋古文运动、明代复古运动，近代的改良主义，但现当代文学思潮如五四新文学运动、左翼文艺运动和文艺大众化运动等，却与文学思想直接发生重叠，可作为一个时期文学思想的代表，只是文学思潮更偏重文学整体性，而文学思想不仅有整体性，还有思想的个体、细节和局部。所以，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想史研究的整体概括和理性分析力度应更为强劲和凸显。

　　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想史，是以文学思想的制度要素，作家主体的观念认知、生命体验，以及语言文本和理论批评而建构的阐释体系，是拥有中国特色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首先，它拓展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扩大了研究理论和方法视野。从文学思想史角度，重新审视文学现象、形态与规律，其意义远不止于文学对象的扩大，而是丰富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视野、理论与方法，为其注入了新的思路与活力。文学史，只有当其还原为时空并置而交融的思想图景时，才有可能充分重现其相对完整的总体风貌，因此，文学思想史就是对文学思潮、文学批评、文学观念研究的拓展与深化。其次，它力争还原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想的丰富性与独特性。文学思想史是对中国文学进行的“思想还原”和“生产复原”。文学思想是一个具体鲜活、丰富多彩的文学世界，拥有丰富的文学思想“场域”与“过程”，它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存在十分紧密的关系，也与作家作品有着内在关联。文学思想的生产与流变，是立体而多元的，是个人与社会、传统与现代、理性与感受相互交融的文学世界，这也就是文学思想史研究的精髓所在。再次，它有助于推动中国现当代文学与古代文学和其他学科的互动，建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新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就其性质而言是中国现代社会的文学，它是在中国现代社会的广泛联系中发生和发展的文学，它的存在和影响与整个现代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包括与现代个人、民族、阶级和国家的普遍联系。中国现当代文学不同于西方文学和中国古代文学，不仅是在内容和形式上所显示的现代性和本土性，而且也在于它与中国现当代社会思想和作家思想所建立的内在联系。由此，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想史，需要借鉴或整合其他学科知识，重建“文学与思想”“形式与内容”的思想意义，推动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语言文体和理论批评的整合与互动，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及研究提供更加坚实的学术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