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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视野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来源:UC论文网2021-02-24 08:27

摘要: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一个基于整体史观、运用历史主义方法、具有长时段眼界的判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方法论。将新时代置于中国近代史的长河中,在宏观历史视野之下关照现实,才能深刻理解新时代的历史逻辑。新时代承继的是近代以来中国人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描绘的是一张现代化强国的蓝图,提出的是基于人类命运的整体发展思路,具有广泛而深刻的世界历史意义。  关键词:新时代;整体史观;...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一个基于整体史观、运用历史主义方法、具有长时段眼界的判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方法论。将新时代置于中国近代史的长河中,在宏观历史视野之下关照现实,才能深刻理解新时代的历史逻辑。新时代承继的是近代以来中国人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描绘的是一张现代化强国的蓝图,提出的是基于人类命运的整体发展思路,具有广泛而深刻的世界历史意义。


  关键词:新时代;整体史观;历史逻辑


  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党中央的这个重大的政治论断是基于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刻把握。目前学术界对新时代的性质、历史方位、历史意义等方面有较多的研究成果,大部分研究侧重于从历史进程和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角度展开论述,较少从历史学方法论进行论述。“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1]要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还需要用历史学的方法,整体史的视野、历史主义的态度、长时段的眼界。本文着眼于新时代这个重大判断所体现的历史学方法,并依托历史文本分析新时代的历史逻辑。


  一、新时代的判定:基于整体史观与历史主义态度


  十九大报告中有很多与历史相关的组合词,新时代是其中最耀眼的词汇;不仅如此,十九大报告本身是一个有着严密历史逻辑、理论逻辑的重要文件。因此,运用历史学方法去把握新时代的内涵和意义是势所必然的。


  整体史观侧重从历史的整体性和统一性考察历史,将人类历史视为一个从分散到整体的过程。历史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方法,毛泽东对此有精炼的表述,即“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2]简言之,秉承历史主义态度就是实事求是,以人为本,对研究对象既做微观的剖析,还要用宏观的视野进行考察。


  新时代是一个极富历史感的表达,它涉及历史和当下,现实和未来,生动的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观。从根本属性上说,新时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大时代”中的“小时代”。[3]邓小平认为中国要跨越这个“大时代”至少需要一百年的时间。当前的实践和理论都充分彰显了十八大以来的五年是这个“大时代”的重要历史节点。从时间轴上看,新时代自十八大开始,将延续至21世纪中叶。这是一个立足于历史,根植于当下,着眼于未来的判断,是一个“正在进行时”,因此,它又有别于历史学意义上“时代”“时期”的概念。正如十九大报告所说,新时代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


  正确判断中国当前所处的历史方向和位置,其作用和意义犹如历史学领域中关于“历史分期”的研究。“历史分期”的主要目的在于更好地把握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特征。传统史学以王朝更替作为历史分期的重要依据;马克思主义史学则依据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特征对中国历史进行了五种社会形态的分析。20世纪二三十年代,学术界对中国历史分期的热烈讨论,很大程度上源于知识分子的强烈现实关怀,即当时的中国到底处于怎样的发展阶段?当时的中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性质的社会?在当时,这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更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命题。判断社会性质的主要依据是社会主要矛盾,因而,这场社会性质论争的核心议题之一就是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


  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中指出,“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4]次年,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文章开始就表明其问题意识是“中国向何处去”。[4]这是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分析中国问题的典范。基于当时主要矛盾和中国社会性质的判定,毛泽东指出了“新中国”的历史方位——新民主主义社会,这个历史方位决定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前途和命运。


  习近平总书记说:“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6]新时代的判断,是基于当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而做出的,面向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对于身处当下的人而言,这种判定是一种把握现实的能力,更是对执政能力的一种考验。新时代,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再一次基于整体史观和历史主义态度对中国当前的历史方位做出的重要研判。


  (一)新时代是一个基于整体史观的判断


  整体史观强调普遍联系而不是孤立割裂,强调各个历史发展阶段所面临的经济、社会条件和地理、环境、资源等生态因素,强调历史发展进程中内部因素与外部条件的合力作用。


  2017年10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要注重理论和实践、历史和现实、当前和未来相结合的方法,要联系地而不是孤立地、系统地而不是零散地、全部地而不是局部地理解党的十九大精神。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上看,新时代与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一脉相承,但又有着极大的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未发展时期进入到了发展起来之后的时期。不仅如此,当前世界进入大变革大调整时期,近现代以来,中国人再次“面临千年未有之大变局”[7],如何在乱局中保持定力、维护发展,在变局中把握好各种机遇,努力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是基于这样的问题意识而做出的系统回答。新时代是最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发展历程看,从领导革命、进行社会变革,到改革开放,历经风浪,但初心不变,使命不改。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制定出切合实际的发展战略,描绘出最能够凝聚人心的宏伟蓝图。新时代就是中国共产党在面临的社会环境和现实条件发生深刻变化的条件下所描绘的新的宏伟蓝图,它代表了全体中国人民共同追求的国家理想。这个国家理想就是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现代化强国,这种理想和追求,承续了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对“新中国”的期盼。


  (二)新时代是一个饱含历史主义态度的判断


  “了解之同情”,是历史主义态度的形象表达,是一种科学地对待历史的态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曾经深刻反省和总结了曾经犯的错误,十一届三中至六中全会的重大贡献之一就是正确评价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改革开放以来,在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很多问题,这些问题的本质在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仍然没有得到完全解决,但是,在面对这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诸多方面有待继续改进的问题时,很多人的态度是“非历史主义的”,即完全不顾及当时的历史情境,割裂地、片面地、孤立地以今天的问题否定昨天的成就。


  新时代判断的实践基础,基于的是十八大以来取得的历史性成就,这些成就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改革开放以来的难题,正如十九大报告所说,“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7]这就是一种历史主义的态度,它在实践中的具体表现就是“敢于面对曲折,勇于修正错误”。[7]就这个意义而言,新时代将成为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历经艰险、攻克难关、再一次创造人间奇迹的时代。从旧民主主义社会到新民主主义社会,从过渡时期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从社会主义建设的酝酿期到改革开放新时期,从新时期到新时代,这些具有鲜明马克思主义史学特点的概念,反映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理论菁华。


  (三)新时代是一个具有长时段眼界的判断


  十九大报告中对新时代意义的重要阐述,主要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和人类社会发展史四个方面展开的。就新时代的内涵而言,它是一个短时段;就新时代的意义而言,它是将会产生重大影响的中时段;而新时代这个判断,则基于长时段的眼界,即把当前所处的时代放在更长的历史时段中考量。因此,理解新时代,需要关注十八大以来的五年;需要考察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年;需要纵观中国近代一百七十多年来的历史,结合当今的国内国际形势,对中国近现代史上不同阶级、党派在不同历史时期寻找国家出路的尝试进行真正深入、客观的审视;需要将其放在社会主义五百年历史进程中考察;需要将其放在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中,去体会其对人类命运的关怀。


  二、新时代的历史逻辑:基于文本的解读


  新时代这个重要的政治判断有强烈的历史感。用整体史观和历史主义态度去把握新时代,就是推开历史的镜头,从长时段的角度,用历史的穿透力去理解新时代的逻辑。新时代是一个历史方位,描绘的是一张现代化强国的蓝图,依托的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承继的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一)二十世纪初:“新中国”畅想与“中国梦”


  1902年,梁启超用政治小说的形式预言了“新中国”的诞生。在这本名为《新中国未来记》[10]的小说中,梁启超刻画了黄克强、李去病两个人物,分别代表着改良派与革命派的形象,也代表着当时保守与激进的两种社会思潮。在经历戊戌维新失败后,梁启超的政治理想一度在改良与革命、保守与激进之间挣扎徘徊。黄克强、李去病的辩论恰恰是梁启超矛盾心理的真实再现。革命与改良都是救国救民的尝试,失败的改良推动了革命的进展,而革命的破坏又反衬出改良的稳妥,故而,梁启超这种矛盾心理并非绝对的对立,而是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而产生的思想波动。


  今天,再读这本中国近代第一本政治小说,最让人吃惊的地方在于,梁启超甚至能够预见“新中国”诞生的时间。梁启超用自己惊人的把握历史脉搏的能力预言,这个“新中国”将于1912年诞生。回顾历史,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了。其实,早在1897年,在近代中国几近跌入谷底之时,梁启超就著文《论中国之将强》;1900年,又著《少年中国说》。梁启超曾用“三个中国”——“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来总结历史、预见未来。可见,梁启超对“新中国”的诞生饱含着极大的自信。


  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构想的“新中国”是以“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思想为前提和基础的。梁氏认为,中华的历史和现实情况是由边疆和内地不同族群构成,边疆是“新中国”的组成部分,边疆各族当然是“新中国”的国民,满、蒙、回、苗、藏是边疆的代表族群,是“中华民族”的当然组成部分。梁启超追寻的“新中国”是内地和边疆一体的现代国家,其提出的“中华民族”概念产生了强大的社会影响,并推动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实践。梁启超预见的“新中国”不仅是主权独立的中国,还包含着民族统一(人口)和疆域完整(领土),这种思想对于近代中国人实现“站起来”的理想有重要影响。


  1910年,生活在上海浦东的青年人陆士谔发表了题为《绘图新中国》[11]的理想小说。这是一部以“梦”贯穿的预言小说。小说预言百年后的上海有“很大的铁桥,跨着黄埔,直筑到对岸浦东”;浦东“兴旺得与上海差不多”;上海成为“地中掘空,筑成了隧道,安放了铁轨,日夜点着电灯,电车飞行不绝”的现代都市。作者还满怀期待的预言100年后,上海浦东将举办当时只有西方发达国家才能举办的万国博览会。惊人的巧合发生了,这位青年人的“中国梦”实现,2010年,第41届世界博览会在上海召开,这是由中国举办的首届世界博览会。


  如果说梁启超的“新中国”构想重在国家政治制度建设,那么,陆士谔的中国“梦”则是国家对经济发展、国际地位的畅想。二十世纪初的清王朝已经病入膏肓,但这个时候的知识分子精英并没有丧失自信,这是中华文明能够再度复兴的最大动力。


  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吸收了梁启超等人“五族共和”的思想,将此前狭隘的民族主义发展为各民族平等的“中华民族”这个概念,这对于凝聚各民族共同建设一个现代国家意义深远。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构想了中国社会经济建设的宏伟蓝图。修公路、建铁路、造海港、发展内河交通、水利、电力事业,发展农业、制造业、矿业等,其目标就是要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可以说,这是近代中国人最早在实践层面上全面而具体的阐发什么是“现代化”。孙中山最早给中国的“现代化”擘画了宏伟蓝图。孙中山的理想已经蕴含了这样的认识,中国的真正独立,需要顺应时代潮流求发展。


  孙中山曾明确强调其三民主义是“不愿君主一人专利”“不愿少数富人专利”“为众生谋幸福”,这种“基本于民”的三民主义是中国民主革命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三民主义学说中以民为本、民族独立、民主权力、民生富裕的内容,与现阶段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一脉相承的。这也是今天中国共产党高调纪念孙中山的重要原因。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发表讲话时,开门见山地提出要“缅怀他为民族独立、社会进步、人民幸福建立的不朽功勋”,并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忠诚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10]


  孙中山和梁启超都曾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体存在弊端。梁启超思想之所以发生变化,部分原因亦在此;孙中山在建国学说及实践中对西方“三权分立”的政体进行了改造,确立了“五权分立”模式,即增设“考试院”“监察院”。中国共产党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步骤之一是设立监察委员会,“制定国家监察法”,“实现监察全覆盖”,这是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的新举措,监察委员会是中国特色的国家反腐机构。尽管两者有很大不同,但从先进的中国人对于“现代化”的认识和实践层面而言,两者仍有继承和发扬的关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指出,“我们可以告慰孙中山先生的是,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10]


  (二)二十世纪中叶:“命运”的较量


  早在1940年,毛泽东完成《新民主主义论》,指明“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并指出其政治、经济、文化特点,这标志着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创立。1945年中国共产党七大上,毛泽东致开幕词,标题即为《两个中国之命运》;毛泽东在七大上做了题为《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可谓“新中国”的建国大纲。


  纵观历史,近代以来无论个人、政党的“新中国”畅想都饱含着对中华民族复兴的期待,其不同在于,对于如何实现这一梦想则有着不同的主张与政见。中国共产党的过人之处在于能够审时度势、高瞻远瞩,在以人民利益为本的前提下,相继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顺应时代潮流和人民意愿,实施改革开放,实现了从根本上扭转命运、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


  三、新时代的历史意义:基于世界历史的视角


  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观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从分散到整体的世界历史进程;工业化(现代化)在这个趋于整体化的进程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14]


  西欧率先实现工业革命,主导了整体世界的构建,成为世界的“中心”。从大航海时代开始,东西方的交往变得直接而频繁,在西方国家争夺资源、市场和霸权的过程中,落后地区沦为世界的“边缘”。二十世纪上半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殖民体系彻底瓦解,民族国家独立运动和现代化运动蓬勃发展。到二十世纪下半叶,两极格局形成继而瓦解,世界向多极化方向发展,进入整体性发展的新阶段。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世界历史上的发展奇迹,独具特色,别具一格。从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有着对人类整体命运的关怀意识,超越了阶级、民族、国家的界限,推动着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有效的方向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其意义不仅在于中国人富起来、强起来,还在于为世界上那些不仅希望加快发展,而且希望保持主权和领土独立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从而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即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卓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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