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悲惨世界》看西方文学中的悲悯情怀

　　摘要：西方文学受宗教文化影响巨大，作品常常表现博爱、悲悯、忏悔、救赎等思想情怀和人道精神；《悲惨世界》作为世界文学中的经典作品，即以描写社会底层人的生活为素材，表现了作家雨果博大的悲悯情怀。

　　关键词：雨果悲惨世界悲悯情怀文学观念

　　雨果是法国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的领袖。浪漫主义思潮在西方的兴起，其背景是对18世纪已趋于僵化的代表贵族利益的古典主义文学的批判。浪漫主义思潮从18世纪末兴起，到19世纪达到高潮，浪漫主义的核心内涵，直接继承的是14至16世纪西方文艺复兴所倡导的人道主义的人文精神，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学思潮，浪漫主义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时代风气。雨果在他的名著《克伦威尔·序》中集中阐述了浪漫主义的文学主张，提出作家的天赋和灵性对文学创作的重要性。他创作的《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海上劳工》《笑面人》《九三年》等著名小说成为法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宏大景观。

　　一、文学写作中的“悲悯”情怀与泄愤情绪a

　　悲悯和泄愤是人类两种不同的情感表现形式。悲悯人人都会有，但往往很难表现出来，“悲”就是慈悲，东方国家信佛的比较多，讲慈悲，悲就是对人间的苦难有一种感同身受的情感，虽然没有身处苦难，但能同情苦难中的人；悯就是同情，对苦难中的人不轻视。悲悯两个词放在一起，折射出的是一种博大的情怀。雨果的伟大，就在于他的作品主要写的都是底层的人，而且都是苦难中的人，他用文学之笔，去拯救这些人，给他们以博大的爱。

　　与悲悯情怀相关的是泄愤情绪：泄，即宣泄，是个动词；愤，常常和心理动词“恨”或“怒”组合，如愤懑、愤恨、愤怒。“泄愤”，就是宣泄心中的愤怒，或者愤恨的情绪。所以比较“悲悯”和“泄愤”这两个词，前者是人类的一种高尚的情怀，是人类精神层面的表现，而后者往往是一种条件反射，是一种情绪表现，带有生理反射的特征。

　　那么“悲悯”和“泄愤”的文学意义是什么？在西方文学里，“悲悯”和“救赎”“原罪”等概念往往联系在一起，西方被基督教文化洗礼千年有余，心灵受基督教信仰净化，所以文学里写救赎感、原罪感的作品非常多，我们都熟悉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写的就是俄狄浦斯情怀，有一种原罪感。我们读西方的作品，特别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读完以后，那种原罪感，那种救赎感，确确实实让人的心灵受到巨大的震撼，所以西方的文学作品常常用悲悯来揭示文学作品的价值；中国文学作品里面也有悲悯情怀，像《诗经》里就有，杜甫的诗歌里也有，但是相比较而言，中国文学作品里更多的是写忧伤的情绪，或者写怨恨，写悲愤的比较多。

　　悲悯的美学意义更浓厚一些，它是作家的人道主义情怀在文学作品中的表现。泄愤则经常被用来揭示作家创作的动机，比如屈原《九章·惜诵》“发愤以抒情”（董楚平，1998：126），他先被楚怀王疏远，又遭楚襄王放逐，所以写出了《离骚》；司马迁写《史记》，因受李陵事件牵连而受宫刑，他忍辱负重，发愤著书，终于完成了这部巨著。《诗经》在汉代以前叫“诗三百”，这“诗三百”怎么来的？司马迁认为“《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刘盼遂、郭预衡，1980：361），作者都是些圣贤之人，他们心中有了块垒，有了郁积和不平，发而为诗。

　　《悲惨世界》描写的时代从1815年到1832年，期间有拿破仑对俄国的战争，有滑铁卢战役，有巴黎起义和巴黎共和党人起义；但《悲惨世界》更是一部悲天悯人的作品，描写了法国社会底层人的苦难，表达了雨果博大的悲悯情怀，这种悲悯情怀超越了人类一般的泄愤情绪，从而使这部作品具有了强大的人文精神和经典意义。

　　二、《悲惨世界》的“悲悯情怀”

　　雨果为什么要写《悲惨世界》？他在另一部小说《海上劳工》的序中说：“宗教、社会、自然，这就是人类的三种斗争。这三种斗争同时也是人类的三种需要。人必须有信仰，从而有了宇庙；人必须创造，从而有了城市；人必须生活，从而有了犁和船。但是，这三种答案包含着三种战争。人生神秘的苦难便源自所有这三种战争。人类要面对迷信、偏见和自然元素这三种形式下的障碍。三重的命运压在我们身上，亦即教理的命运、法律的命运和事物的命运。”在《巴黎圣母院》一书中，笔者揭示了第一种命运；在《悲惨世界》中，笔者指出了第二种命运；在这本書中，笔者阐述了第三种命运。

　　在桎梏着人类的这三重的命运之中，又交织着内心的命运这一最高的命运，亦即人类的心灵。（陈筱卿，2000）

　　这篇序文表达了这样的思想：人生下来不是为了拖着锁链，而是为了展开双翼。人类有三大枷锁：宗教、法律和自然，人类要获得解放，就要砸烂这三大枷锁。为此他写了三部伟大的小说。1831年出版的《巴黎圣母院》，就是批判宗教的虚伪。巴黎圣母院的副主教克洛德，身份显赫，内心却极为卑鄙，他收养卡西莫多，目的是为他的邪念所用，他对吉卜赛女郎觊觎已久，当卫队长弗比斯与爱斯梅拉达幽会时，他妒火中烧，从窗户外面伸出匕首刺伤弗比斯，又嫁祸于爱斯梅拉达，当卡西莫多冲向广场把爱斯梅拉达救进巴黎圣母院，克洛德竟然乘机要占有爱斯梅拉达。雨果认为邪恶的人进入宗教，就会给人类添加一大枷锁。克洛德这个副主教看起来道貌岸然，实际上内心是最邪恶的，所以这部作品在很大程度上批判的是宗教的虚伪性。1866年出版的《海上劳工》，体现了人与自然抗争的思想，作品主人公吉利亚特为了爱情，在大海里和章鱼等海怪搏斗，最后战胜各种困难，把汽船寻找回来，表现了人在自然面前的勇敢和无畏。

　　（一）《悲惨世界》是批判法律的不公正性

　　小说的故事很简单，主人公冉·阿让偷了一块面包被判入狱，服五年苦役，他觉得不公平，就不停地越狱，结果十九年后才出狱。释放犯的身份又让他无处可归，无意之中来到米里哀主教的教堂里，主教和他一起吃饭，给他铺雪白的床单让他睡觉，他一生从来没有享受过这样一种作为“人”的待遇。但是十九年在牢房里面积压的愤怒仍然驱使着他，他睡到半夜，把教堂六副值钱的银器装到兜里，跳过后院的篱笆墙跑掉了。第二天，警察把他抓回来对主教说：“大人，他偷了你的银器。”冉·阿让万万没想到的是，米里哀主教竟对警察说：“不是他偷的，是我送给他的。”接着，米里哀还从桌上取下两个银烛台送给他。作品描述道：“现在”，主教说，“您可以放心走了。呀！还有一件事，我的朋友，您再来时，不必走园里。您随时都可以由街上的那扇门进出。白天和夜里，它都只上一个活闩。”

　　这时冉阿让像是个要昏倒的人。

　　主教走到他身边，低声向他说：“不要忘记，永远不要忘记您允诺过我，您用这些银子是为了成为一个诚实的人。”

　　冉阿让绝对回忆不起他曾允诺过什么话，他待着不能开口。主教说那些话是一字一字叮嘱的，他又郑重地说：“冉阿让，我的兄弟，您现在已不是恶一方面的人了，您是在善的一面了。我赎的是您的灵魂，我把它从黑暗的思想和自暴自弃的精神里救出来，交还给上帝。”（李丹、方于，2016：108-109）

　　雨果不相信法律是公正的，他让米里哀主教用善行感化冉阿让，这正是他所要宣扬的只有善才能拯救世界的思想的具体反映。米里哀是善的化身，他在迪涅区任主教后，首先把华丽的教堂和旁边的医院置换了，国家给他15000法郎的俸禄，他只用1000法郎，剩下的全部资助当地的穷苦人，当地政府给他3000法郎的巡视车马费，他也全部捐赠了。米里哀主教一心只为穷苦人着想，他说：“我的生命不重要，就是为了拯救大家的。”十九年的牢狱生活把冉阿让变成一个有恨的人，米里哀主教的慈悲却感化了冉阿让冰冷的灵魂，作者以传奇之笔，让受到感化的冉阿让来到一个偏远的小城市，通过改革玻璃制品成了一个富翁，他到处救助穷人，并被选为这个城市的市长。冉阿让命运的传奇性，既体现了浪漫主义文学的独特性，也表现了雨果博大的悲悯情怀。

　　冉阿让第一个救赎的人就是芳汀。芳汀长得很美，有一头秀发和一口洁白的牙齿。然而她的命运却很悲苦。十五岁即遭到一个贵族青年的玩弄，怀上孩子后却被抛弃。为了抚养孩子，又不断被开小店的德纳第夫妇盘剥，为此她丢了工作，卖了秀发和两颗牙齿，沦落为娼妓却被绅士欺辱，最后竟被探长沙威抓去监禁6个月。在《悲惨世界》里，芳汀的命运是最悲惨的。

　　作品写沙威这个人，实际上是要揭露法律的冷酷。沙威是一个苦役犯看守的儿子，出身卑微，在牢房里长大，成人后却成了一个国家机器的工具。他当了警察，忠于职守，固执地坚持自己的观念，他认为政府的一切都是对的，底层的一切都是错的，只要你犯过罪，一生都是恶的。他一生主要的事情就是追查冉阿让。他原本在巴黎任职，来到南方小镇就是为了侦查马德兰市长的来历。当他费尽心思抓住“冉阿让”时，他就急于向他一直怀疑的马德兰市长道歉，并要判这个假冉阿让终身监禁。面对此情此景，冉阿让非常矛盾，他想到了米里哀主教，他的内心再次得到净化，他决定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并要求沙威给他三天时间，等把珂赛特接来以后自己就去坐牢。冉阿让的果敢，使无辜者得到了释放，沙威却强行抓走了冉阿让，而冉阿让在路上又神奇地逃脱了，因为他要去解救珂赛特。他来到了德纳第夫妇所在的小镇，花1500法郎，把小珂赛特救走了。不幸的是，重病的芳汀却被沙威吓死了，冉阿让只能带着珂赛特去过一种隐居的生活。

　　雨果为什么要写冉阿让，写芳汀，写柯赛特？他在《悲惨世界》的序文里做了说明：“悲悯胸怀的呈现，只要因法律与习俗所造成的社会压迫还存在一天，在文明鼎盛时期人为地把人间变成地狱并使人类与生俱来的幸福遭受不可避免的灾祸；只要本世纪的三个问题——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还得不到解决；只要在某些地区还可能发生社会的毒害，换句话说，同时也是从更广的意义来说，只要这世界上还有愚昧和困苦，那么，和本书同一性质的作品都不会是无益的。”（李丹、方于，2016：1）

　　这篇短短的序文，揭示了雨果写作《悲惨世界》的真实意图：第一，《悲惨世界》的写作，就是为了呈现“悲悯胸怀”，作者要绘制的就是那个时代中穷人悲惨生活的画卷。第二，雨果不只是为了写小说，他是要用小说来主持社会正义，用善和爱来与人世的邪恶做斗争。第三，雨果和西方许多作家一样，他不仅是小說家，更是一个思想家。

　　（二）《悲惨世界》充满了博大的悲悯情怀和人道主义精神

　　这在小说着力描写的几个主要人物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如果说冉阿让的苦难是社会的冷酷和法律的残忍造成的，那么芳汀的苦难是谁造成的？是社会“习俗”。具体说，在作品里就是同处社会底层的德纳第夫妇这种恶人作恶的结果。冉阿让和芳汀的关系是什么？芳汀原是他的工厂里的工人，因长舌妇的告发，冉阿让误解并开除了芳汀。因此，芳汀沦为娼妓被抓后的凄惨处境，让冉阿让深感罪责，他毫不犹豫地为芳汀辩护，是要在芳汀身上忏悔自己的罪恶；同时，他又要用自己后半生的行动去解救珂赛特，让她过上幸福的生活，以此来弥补他对芳汀的过错。芳汀和幼年珂赛特的苦难，都是德纳第夫妇造成的。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看这篇序文就不难理解，造成社会的一切不公，其根由一是法律，二是习俗，特别是生活中像德纳第夫妇这样的恶人，给芳汀母女带来一次又一次的苦难。

　　芳汀死了，珂赛特接续了她的悲剧。她在德那第夫妇家一直寄养到八岁，她没有衣服穿，赤着脚，干各种家务，还要去树林里提水。直到冉阿让救了她。作品的故事很清楚，米里哀救赎了冉阿让，冉阿让拯救了芳汀，又去救助珂赛特。作品为什么还要写马吕斯呢？因为马吕斯是革命的共和党人。雨果认为除了用善改造社会以外，还要通过革命。马吕斯由开始受贵族保王主义影响，最后转向拥护共和，并成为青年革命的领导人，最后再和珂赛特成为恋人，这个作品的故事就基本结束了。因此写马吕斯，雨果还是在阐述他的社会理想，即社会改造最终要通过革命来完成。

　　《悲惨世界》的结尾写沙威，他混进了起义队伍，被革命者识破并抓住，起义军决定把沙威交给冉阿让去处置。冉阿让来到塞纳河边，看着害了他一辈子的沙威，却把这家伙给放了。冉阿让的以德报怨，再次把作品的悲悯情怀展现得淋漓尽致。冷酷无情的沙威最后对天鸣枪，跳塞纳河自杀，这是恶的消亡，是善的胜利。作品完成了从米里哀到冉阿让，从冉阿让再到沙威的人性转折，这样一个悲悯情怀的终结，令人心灵震撼不已。因此，《悲惨世界》是一部充满博大的悲悯情怀和人道主义精神的不朽作品，雨果是用悲悯的胸怀，来揭示那个时代穷人的悲惨生活。这是雨果众多的小说里的一个重要主题。雨果不只是在写小说，而是用小说来主持社会正义，用善和爱来与邪恶做斗争。

　　三、结语

　　《悲惨世界》是法国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的高峰，它以表现社会底层人的生活为素材，表现作家博大的悲悯情怀，这与西方文学受宗教文化的影响密不可分，在西方文学作品中，经常表现博爱、悲悯、忏悔、救赎等思想情怀和人道精神。首先，西方文学受宗教文化影响巨大，作家就是社会的良知，他们把小说当作批判社会的武器，要发出正义的声音，作品中常常能够感受到博爱、悲悯、忏悔、救赎等博大的思想情怀和人道主义精神。其次，西方文化崇尚个人奋斗，小说中个人的力量往往被拔得很高，《悲惨世界》就是冉阿让的传奇史，米里哀主教感化了他，他又去拯救芳汀和珂赛特，救赎沙威。第三，西方文化认为人性第一，尊重人权，特别尊重女性，作品里的女性命运悲惨，却常令人怜悯且生爱意。

　　作者：张嘉瑶，西安外国语大学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语言学与西方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