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觉文化时代网络民族主义的“图像转向”

　　摘要：视觉文化时代，社会生活已被图像所包围，大众媒体借助媒介技术广泛传播图像符号，使网络民族主义呈现出“图像转向”的新样态。“图像转向”表明话语形式逐渐转变为以图像为中心，促使网络民族主义从以语言文字为中心的理性主义形态转向以图像为中心的感性主义形态。本文以“阿中”走红事件为例，分析其传播特点和传播动因，并试图探究网络民族主义“图像转向”变化背后的原因。

　　关键词：网络民族主义；“图像转向”；泛娱乐化；青年群体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21）03-0013-05

　　在“2019年十大网络流行语”中，“阿中”一词荣登网络流行语的第一位，“阿中”又叫做“阿中哥”“阿中哥哥”。“阿中”是社交媒体上饭圈女孩对她们共同的偶像中国的爱称[1]。2019年8月，“守护全世界最好的阿中”“球圈top阿中哥”等话题登上微博热搜，并迅速占领各大社交平台。在“阿中”走红事件中，网友利用大量图集、表情包等图像符号来表达“守护一个中国”的坚定决心。与此同时，该事件通过社交网络广泛传播，积聚了强烈的民族情感，掀起了一股网络民族主义热潮。本文试图分析“阿中”走红事件的传播特点及传播动因，并由此探究网络民族主义“图像转向”变化背后的原因。

　　一、网络民族主义及其相关概念

　　网络民族主义是网络和民族主义的结合，其本质仍然是民族主义。有关民族主义的定义有多种解释，总体来说，民族主义是一种对民族的认同感、荣誉感和归属感，是民族身份认同的重要方面。具体到中国现阶段，民族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文化民族主义”，任何认同中华民族文化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一员[2]。正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所言：“民族主义是一种文化的人造物，一旦被创造出来就会变得‘模式化’，可以被移植到各个社会领域，吸收各种政治和意识形态组合”[3]。可以说，民族主义通过不断吸纳新的内容和思想适应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使民族主义赋予了新的内容和表现形式——网络民族主义。中国的网络民族主义表现为：在互联网上，中国人显性或隐性地表达着民族主义情绪和思想，传播和制造着民族主义情绪和言论的行为，其出发点主要是为了宣扬和维护中华民族利益[4]。中国网络民族主义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1999年“强国论坛”的建立表明，中国网络民族主义有了正式的“根据地”，而“网络民族主义”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2003年《国际先驱导报》中。茅根红和蔡中华认为，中国网络民族主义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分别为：“韬晦期”，这一时期折射出的是民众强烈的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转轨期”，这一时期更多体现的是责任与担当意识；“崛起期”，这一时期中国崛起，民族自豪感增强，对于损害国家和民族利益的社会热点事件，民众往往抱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5]。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体如今已成为人们获知熱点新闻、了解世界动态的重要渠道，因其草根性、互动性、开放性等特点在网络上汇集了大量群体和这些群体的声音，尤其是涉及国家和民族利益的热点事件，能够迅速引发网友的参与和讨论，并集聚大量的民族和爱国情感，迅速引爆网络平台。可以看出，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塑造着民族主义的演变，无论是在其内容还是其表现形式上。

　　互联网时代，科技的进步不断催生出许多新的传播方式，也使得图像传播变得更为方便快捷。今天的社会已经进入了“读图时代”，把信息以视觉的方式传递给受众的做法，预示了视觉文化时代的到来[6]。简而言之，视觉文化时代，人类社会已经被图像所包围，从报刊杂志里的配图到卡通图书，从广告图片到电视节目，再到各种电子游戏等，图像已成为展示人物、事件、性格，乃至思想的重要方式，是当代传播中分享信息的重要途径。不得不说，网络民族主义的发展也深受图像传播方式的影响，从表情包、颜文字等图像符号的大量使用可见一斑。

　　视觉文化时代的这种变化引发了学者对“图像转向”的关注。“图像转向”也叫做“文化转向”“视觉中心主义”，它是对图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关注焦点的反思。“图像转向”（PictorialTurn）于1992年首次出现在《艺术论坛》中，是由美国著名图像理论家米歇尔提出来的。他认为，“图像转向发生在20世纪后期，它不是对摹仿和再现理论的简单延续，而是对图像的一种后语言学的、后符号学的重新发现，是一种视觉、机器、制度、话语、身体和比喻之间的复杂互动。没有纯粹的视觉或语言艺术，它们都是彼此混合和互动的”[7]。图像成为中心话题并不意味着图像完全取代语言（文字），而是和语言共存，只是过去以语言为中心的叙事方式逐渐转变为如今以图像为中心的叙事方式。并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图像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语言形式，图像语言的使用和普及改变了人们的话语方式和思维模式。正如安德森在谈到民族主义的文化根源时所说的那样：“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几乎完全以视觉和听觉来表现对现实的想象的世界”[3]。图像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人们完成了这种“想象”，而新的技术手段——互联网更是加速了图像的传播，强化了人们对民族和民族主义的“想象”，而“想象”的强化意味着民族情感的增强。强烈的情感借助新的传播手段深刻改变着人们的思维和话语方式，使人们更倾向于共时、面性、感性的表达方式，可以看出，这种倾向性在视觉文化时代正愈演愈烈。

　　二、“阿中”走红事件传播特点及其传播动因

　　（一）“阿中”走红事件的传播特点

　　在“阿中”走红事件中，网友利用专门制作的文案、图集、表情包等“血战”示威者账号，迅速占领评论区制高点。此次数量庞大的“远征军”高举“阿中”这面旗帜，涵盖了各式各样的图像符号，如国旗图案、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图案、Emoji表情符号、颜文字、漫画表情包、真人图片等，使得网络民族主义表达成为图文融合的结合体。

　　总体来看，“阿中”走红事件在传播过程中主要有两个特点。第一，图文融合成为传播的主要形式。此次守护“阿中”的网络出征行动利用各式各样的图像符号控评示威者账号，在舆论场上占据了绝对优势。专门制作的文案展现了文字与图像的结合：简洁的文字读起来朗朗上口，再配上Emoji表情符号等，更加形象直观，吸引眼球，在表达情感上也比纯文字更胜一筹。除了图文结合的文案，表情包也成为网友控评的主要工具，不同于一般的表情符号，表情包取材广泛，含义丰富，并且给人一种真实的在场感，能够直击心灵，唤起人的本能情感，因而更易获得网友的青睐，从而得到广泛传播。

　　第二，表达态度成为传播的重点。在“阿中”走红事件中，网友以“坚决维护一个中国”“香港永远是中国的一部分”等话语构筑了共同的中华民族的身份认同，并且这种民族身份的意义构建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图像符号来完成的。随着评论区的交锋与“论战”的升级，直接转发制作好的文案、表情包成为快速表达与发声的有力手段。与文字相比，表情包等符号不仅形象、生动、直观，而且容易一键保存与发送，在表达态度时比编辑文字更加迅速直接、简单方便，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提升观点传播的速度和广度，增强情感表達效果，并汇聚情感力量，所以，图像符号自然而然成为了网络民族主义当中表达观点和情感的最佳工具。

　　（二）“阿中”走红事件的传播动因

　　现如今，媒介技术的进步大大加强了社交网络的交互性和融合性，人们可以随时随地使用手机等工具浏览新闻、上网聊天、发表动态等。融合式的媒介加快了世界图像化的进程，不仅是照片、动图、表情包、短视频等，整个世界都在用图像语言进行互动与交流。在虚拟的网络世界里，人们除了是信息接受者，同时也是信息的参与者和分享者，网络匿名性的特点能够引发人们对热点话题的广泛讨论，而网络信息病毒式扩散的特点使得相关讨论可以以最快的速度聚合在一起，从而对网络世界、乃至现实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可以说，媒介技术使迅速且广泛的传播成为可能，同时也促使“阿中”事件走红网络。

　　除了媒介技术的帮助外，图像符号本身也具有明显的传播优势，其代入感强，更富感染力，能够瞬间抓住眼球，刺激人们的原始情感。视觉文化时代，人们对图像刺激的本能反应契合了大众识图的心理需求。图像给人一种直接的、真实的感受，比文字更具诱惑力和感染力，尤其是在媒介技术的帮助下，人们可以毫不费力地获取并传播图像。同时，图像符号的运用可以使人产生一种在场的真实感，满足了人们的视觉享受和心理上的情感体验，因此，在意义的构建、生产和交换当中，图像传播的效果比文字更胜一筹。在“阿中”走红事件中，网友通过制作或转发国旗图案、颜文字、表情包等图像符号来表达观点，增强了“阿中”意义传递的效果，直接激发人们心中的爱国之情，产生强烈的民族情感与参与热情，并迅速引爆各大社交媒体平台，得到社会各界的热烈响应。

　　三、网络民族主义“图像转向”的原因分析

　　图像与民族主义一直以来都有着密切联系，如地图、图腾、人物形象等，成为民族身份认同的重要符号象征之一。中国的网络民族主义发端于20世纪90年代，到如今经历了20多年的发展，从开始的民族情绪的简单发泄到如今更多的集群式的理性引导和客观发声，其表达形式也从早期以语言文字为中心逐渐转变为以图像为中心。尽管早期的网络民族主义主要依托文字来表达，但那时图像已成为网络发声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如1998年印尼排华事件中受害者照片在网络上广泛传播，激发了网友强烈的民族情感和爱国情感。

　　随着媒介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博客、微博等社交媒体迅速崛起，极大地提高了公民参与政治的热情，“网络民族主义也从20世纪以大学论坛、技术社区为基础的小部分精英人群，扩展到大众参与层面”[8]。对于涉及国家和民族的热点事件，以青年群体为主的网民纷纷表达意见和看法，其表达方式也日趋图像化。从2010年的反日大游行到2012年钓鱼岛事件，再到2016年的表情包大战，再到2019年“阿中”走红事件，图像越来越成为网络民族主义叙事和表达的重要方式。本文把网络民族主义“图像转向”定义为：逐渐转变为以图像符号为核心来表达和传递爱国情感，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结合媒介和当今社会发展状况，本文从“媒介形式偏好”“泛娱乐化”和“参与群体”三个方面来探究网络民族主义“图像转向”变化背后的原因。

　　（一）“媒介形式偏好”凸显图像传播优势

　　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中谈到：“媒介的形式偏好某些特殊的内容，从而能最终控制文化”[9]。尼尔·波兹曼认为，不同媒介所传达的思想是不同的，因而媒介的更替和转换会改变公众话语的内容和形式，并且这种改变是包括政治在内的所有公共事务领域，印刷时代的没落和电视的兴盛便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媒介转换使“文化正处于从以文字为中心向以形象为中心转换的过程中”[9]。倘若从电视时代开始，“图像转向”就已经在进行中，那么发展到如今以互联网为依托的视觉文化时代，“图像转向”可以说早已是不争的事实。

　　随着媒介技术的快速发展，民族主义以适用于网络媒介的表达方式去重新定义自身，并改变着人们的话语方式和思维模式。网络媒介不同于以往的传统媒介，除了具有传播范围广、速度快、交互性强等优点，还具有一个明显特点，那便是视觉感观性强。网络媒介作为一种多媒体传播手段，融合了图、文、声、像多种形式，传送大量的感官信息，更容易让受众身临其境，感受到真实、强烈的情感体验。这种偏好图像的网络传播形式逐渐改变着公众的话语形式，形成了一种契合网络媒介特点的新的叙事方式。网络民族主义的“图像转向”便是基于网络媒介传播的“形式偏好”，在视觉文化时代图像盛行的情况下，逐渐转向以图像符号为中心的话语结构。面对涉及国家和民族利益的热点事件，网友纷纷使用网络媒介表达观点，网络媒介为图像符号的制作和传播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方便其广泛传播。图像符号自身感染力强，情感力量强大，在民族情绪表达方面容易使人产生共鸣，从而在网络空间汇集大量的、集群式的民族情感，推动网络民族主义的“图像转向”。

　　（二）泛娱乐化促使图像传播成为主流

　　网络媒介为图像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舞台，在眼球经济和消费主义的驱使下，图像借助网络媒介放大甚至夸大自身，以增强传播效果，好让所有人都能尽兴，让所有人都参与娱乐。这种泛娱乐化形成了一场盛大的网络狂欢，无论是参与其中的受众，还是被谈论和传播的事件，统统都沉浸在狂欢当中。正如波兹曼所言：“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9]。公众话语的泛娱乐化表达已成为一种文化精神，与政治联系日益紧密，影响着公众的思维方式和话语形式。

　　在泛娱乐化的网络环境里，那些看似与政治无关的、日常的亚文化消费引发了网友有关民族身份和民族认同的政治意识[10]。近年来，网络民族主义被注入了戏谑化和非正式化的爱国话语和图像符号。正如“阿中”走红事件，网友亲切称呼中国为“阿中哥”“阿中哥哥”，把抽象的国家概念具象化、软化和拟人化，简洁的文字配合丰富多样的图像符号，让参与者在视觉感官的强烈冲击中增强民族认同感。网络媒介的互动性和低门槛性使所有网民都能作为传播主体发表意见、相互点赞与肯定，参与到这场网络狂欢当中，并形成观点一致的群体性集聚。泛娱乐化借助图像符号在网络媒体平台传播的巨大优势，使参与者感受到个人身份被认同和肯定的满足感，体验到群体仪式性互动的情感享受。反观这种泛娱乐化宣泄和满足的过程，又进一步推动图像符号成为参与者互动的最佳工具，促使网络民族主义的“图像转向”。

　　（三）青年群体倾向图像表达与图像传播

　　刘海龙认为：“对于以‘90后’为主体的网络民族主义者来说，网络技术与民族主义这两件过去不相关的事物在个人主体建构的过程中合二为一，这改变了网络民族主义的基本特征”[11]。的确，浸润在电视和新媒体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青年群体，“除了用文字表达情感外，互联网也延展了其情感表达的维度，表情包就是其中一类”[12]，图像崇拜和狂欢成为新一代青年群体的文化范式[13]。网络社交媒体给青年群体提供了多元、开放、互动的平台，他们可以在微博、微信、豆瓣、知乎等各大社交平台上发表见解，共享价值观念，并基于共同的兴趣爱好形成青年亚文化群体，完成对自我身份的认同。青年群体有其独特的话语体系，图像符号凭借代入感强、制作灵活、使用方便等特点深受青年人的喜爱，因而在话语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于是，大量表情包、颜文字、图片等图像符号的生产、交换和传播，成为青年群体表达情感、获得个人身份认同以及群体归属感的重要途径，尤其是在关系到国家和民族利益的热点事件当中，个人身份往往与国家和民族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青年群体利用丰富多样的图像符号坚决捍卫“一个国家”的立场，实现个人身份认同与民族身份认同的统一。青年群体作为网络民族主义的主要参与者，依赖社交媒体为其发声，并倾向于使用图像符号来表达和传播观点，同时，青年群体凭借巨大的聚集量在网络上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和影响力，深刻影响着网络民族主义的发展，推动网络民族主义的“图像转向”。

　　四、小结

　　视觉文化时代，图像早已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伴随着读图时代的进一步深入发展，网络民族主义的“图像转向”会愈发明显，以往以语言文字为中心的理性主义形态已经逐渐转向以图像为中心的感性主义形态。图像情感力量强大的事实不容忽视，因此，我们也要警惕网民情绪化可能导致的极端民族主义倾向。如何完善信息交流机制和舆论引导机制来防止极端民族主義的出现，是网络民族主义“图像转向”过程中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