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汇发展的解读

　　摘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几千年历史发展的积淀，马克思主义作为外域文化要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就必须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融汇发展。新时代背景下，要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汇发展，必须坚持融会贯通、不断创新、互补互通、相互借鉴、共同发展的原则，深刻分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融汇发展的可行性、现实问题、基本理念和时代价值，才能够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做好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汇发展工作。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汇发展；解读

　　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0475（2020）10-082-0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始终站在时代前沿。”[1]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和发展方向，也为马克思主义在全球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并提供了可行的借鉴。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汇发展不仅促进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与时俱进，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世界性的开放体系，需要在吸收其他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实现创新发展。

　　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汇发展的可行性

　　人类社会在不断地发展，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汇发展的认识，要回到马克思主义原著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经典文本中去阐释，通过对文本的研读和对实践的探索，寻求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汇发展的可能。研究证明，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传播、生根、开花并结出丰硕的果实，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着许多相通之处。

　　（一）从两者的集体观来看，都涉及个人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个人力量由于分工转化为物的力量这一现象，不能靠从头脑里抛开关于这一现象的一般观念的办法来消灭。而只能靠个人重新驾驭这些物的力量，靠消灭分工的办法来消灭。没有共同体，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2]199社会分工瓦解了人与人之间依赖的集体，产生了个人分化和社会关系泛化的矛盾，只有集体主义才能解决这种社会困境。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一文中，马克思阐述了“人并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3]1。人是社会中的人，个人不能脱离社会关系而独立存在，个人只有存在于一个联合体中才能获得自由生存和发展的条件，成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完整的个体。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提出关于人本质的重要论断：“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135也就是说，人作为“类存在物”具有社会性，只有融入社会才能满足其生活所需、实现其存在价值。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提倡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思想讲求人要在遵循自然准则的基础上追求个人的发展。《老子》中有“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的表述，展示出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庭关系从属于政治领域的为国忠诚。《礼记》中的“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从家庭伦理出发，讲述了涵盖天地万物的思维模式和行为准则。儒家文化中提倡的“有家才有国，国破而家亡”“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思想，都要求处在社会中的个人要有强烈集体荣誉感。《韩非子·忠孝》说：“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将个人、家庭与国家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每个人相对于社会整体而言，如身体之细胞、高山之一尘、沧海之一粟，强调个人与集体之间的情感表达，这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沉淀，也是马克思主义集体思想的现世情怀。

　　（二）从两者的思维方式看，都包含丰富的辩证法思想

　　辩证法认为，矛盾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存在于一切事物发展的始终，是一切事物运动、变化、发展的动力。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提出了一个著名命题：“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4]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使用这个命题来说明黑格尔哲学中的革命性。按照黑格尔思维方式该命题就变为：凡是现存的，都一定要灭亡。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说：“现代唯物主义本质都是辩证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2]400他认为马克思借助唯物辩证法揭示了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的秘密，才使得无产阶级斗争成为可能。马克思在其《资本论》中指出，社会是处于变化之中的有机整体，社会生活各要素之间相互联系、有机互动。人类社会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不断实现发展，只有社会各方面协调发展，人类社会的发展才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揭示了事物发展的本质和规律，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运动思想相互契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各家各派思想的集大成。老子在《道德经》中写道：“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祸福相依，祸中有福，福中有祸，说明了福和祸作为矛盾的双方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周易》中“一阴一阳谓之道”“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通过阴阳相生相克来看待人生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社会发展的变化特点及宇宙的运行规律等，要求人们用辩证的思维看待问题的好坏与事物的发展。此外，战国末期邹衍将阴阳五行学说总结为“五行生胜”，《周易·系辞下》中写到的“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孙武在《孙子兵法·虚实篇》中论及的“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这些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古代朴素辩证法思想的集中体现。中国传统朴素辩证法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相似之处，使得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被广泛认可。

　　（三）从两者的社会理想来看，都追求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

　　在《共产党宣言》中有这样一句话：“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3]422这句话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阐释了人类要想实现真正的解放，就必须建立一个能够使人自由发展的联合体，这个联合体就是共产主义社会，在这里人人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和平共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将共产主义描述为“共产主义社会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正如埃·弗洛姆所指出的：“他（马克思）对收入平等的关心不是第一位的。他关心的是使人从一种毁坏他的个性、把他化为物的奴隶的劳动中解放出来。”[5]马克思以人的价值作为考察角度，揭露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异化劳动，将实现人真正价值的共产主義社会作为人类社会的终极发展目标。

　　这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表述的大同社会的精神内涵有着很大相似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在《礼记·礼运》中，孔子设想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理想社会蓝图，以追求“天下大同”为目标，使社会整体达到和谐状态。

　　（四）从两者的价值取向来看，都具有相同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创造着具有人的本质的这种全部丰富性的人，创造着具有丰富的、全面而深刻的感觉的人作为这个社会的恒久的现实。”[6]88人通过自己的创造力实现人的主体地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题，马克思的理论以人为出发点、以实现人的目的为最高价值标准，人的解放、自由和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观点。马克思强调：“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总体的人，占有自己全面的本质。”[6]85此外，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等著作中无不强调人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尤其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通过揭露资本丑恶的本性，使人们认识到自己在社会生活中所处的不利局面，从而促使他们意志的觉醒，开始为自己的权益展开斗争，使社会向着更高的、更加和谐的方向不断地发展。

　　人是社会中最基本的生存单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为，人生意义和价值的实现源于不断的追求和探索。《论语·子罕》中的“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告诫人们要坚定信仰，矢志不渝；《周易》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喻示君子处事应如天一般力求进步、如地一般容载万物；《孟子·滕文公下》中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警示人不能因金钱而腐化，不能因贫穷而失志，不能因权势而屈服；“人皆可以为尧舜”出自孟子《告子章句下》，鼓励人性向善、有所作为；《论语·宪问》中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提倡人要通过自己锲而不舍的追求精神，争做有益于社会和人民的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对于人生观和价值观的解读，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激起人们奋发向上的主观愿望，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解放的学说有着相似之处。

　　（五）从两者的行为方式来看，都具有强烈的实践精神

　　马克思与以往哲学家不同的地方就是具有强烈的实践精神，马克思与恩格斯用大量的笔墨阐述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3]158马克思认为，人的一切实践都是从生产物质生活资料开始的，实践作为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性活动具有直观现实性，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指出：“对思辨的法哲学的批判既然是对德国迄今为止政治意识形式的坚决抵抗，它就不会专注于自身，而会专注于课题，这种课题只有一个解决办法：实践。”[3]9理论对理论的批判不具有现实意义，只有通过实践的方式才能将理论转化为物质力量。“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批判的武器”是指革命的理论，它需要通过“武器的批判”这一革命的实践活动达到无产阶级反对暴力统治、夺取国家政权的目的。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强调：“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3]140解释世界是手段，改造世界才是目的，只有实践才能指导人类实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最终目的。实践是理论形成的基础，理论是实践基础上的整合，正确的理论又指导着实践的进一步发展。

　　在注重实践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注重经世致用，强调实践对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功崇惟志，业广惟勤”出自《尚书·周书·周官》，意为“取得伟大的功业是由于有伟大的志向，完成伟大的功业在于辛勤不懈地工作”，旨在要求世人勤恳做事，成伟大之志，立伟大之功；“积土而为山，积水而为海”的典故出自《荀子·儒效》，指辛勤的实践劳动是成就大事的前提和基础；明代理学家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核心之义就是言行一致、不可分割，强调知与行之间相辅相成的辩证统一关系；《荀子·修身》中的“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意为“路虽近，不走不会到达；事再小，不做不会成功”，强调笃行的重要意义。由此可见，无论马克思主义，还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它们的实践精神都是激励人民不断前进、开拓创新的动力支撑，是民族发展、国家兴盛的力量源泉。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汇发展的现实问题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差异依旧存在并会长期存在，这就使得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汇发展也会遇到许多现实的问题。

　　（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成的历史背景不同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的西欧，工业革命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陆续完成，机器大工业促使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的提高，社会生产总值极大增加。这一方面确立和巩固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但另一方面也使得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激化，导致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工人失去了谋生基础，社会发展趋向于两极化，社会秩序不安定。如何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矛盾、揭示资本的本质和投资规律、代表工人阶级进行发声，成为这一时期思想理论创新的研究课题。中国历史悠久的农耕文明孕育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封建专制统治的血缘宗法制的伦理社会长达几千年，传统观念根深蒂固，自上而下的严格管理体制使民众思想保守，固有传统形成固化思维不愿变通。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工业，尤其是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和技术的创新。但这种体制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以完整保存下来，为个人发展、社会进步及国家治理提供了丰富且有价值的思想借鉴。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产生于两种截然不同的背景之下，成为融汇发展的难点，影响了早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处的阶级立场不同

　　马克思主义是资本主义矛盾激化和工人运动发展的产物，代表最广大无产阶级的利益和诉求，主张消灭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和阶级剥削，推翻压迫人的资本主义旧社会，建立每个人自由而平等发展的新社会。正如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正是他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7]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彻底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描绘了未来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蓝图，主要目的是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引导无产阶级开创社会历史新局面。中華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所提倡的思想有所不同。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无论道家、法家还是儒家，是为了维护封建伦理社会的统治，实现社会的和平与稳定。如，孔子因“礼崩乐坏”而提出要恢复周礼，向往人民安居乐业的大同社会。他的理论重心不是阐述如何通往这个理想社会，而是维护当局的封建统治，实现社会和谐与安定。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出了“无为”思想，“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主张“不尚贤”“使民众无知、无欲”，从而使人们回到一种“无为”的境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国家治理中注重用“礼”去约束和规范人的行为，以达到国家统一、安定有序的局面，而马克思主义则更主张用革命的手段彻底改变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由于其立场不同，处理问题的手段和方式有着很大的差异，也是两者在融汇发展中面临的一大难题。

　　（三）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结构和表述方式不同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内容结构和表述方式上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在内容结构方面，马克思主义是在前人的理论思想基础之上建构起来的，以完整的理论形式出现，内容明确，结构严谨，注重语句之间的逻辑关系。马克思主义三大重要组成部分之间相互联系，使得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一个整体，将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和全人类的解放作为思想发展的主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儒家强调实行“仁政”，要求统治阶级体察民情，反对苛政；老子崇尚“无为”，主张顺其自然，合乎天理，否定有神论；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主张“严刑峻法”，用严酷的处罚压制人民的不满。马克思主义则是以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为主要内容，探寻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模式和规律、普遍真理和必须遵循的原则，主张推翻旧社会，建立新社会。在表述方式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重以象取义，讲求对于语句的心领神会，以及语言之外的表达用意和字面之下的深层次含义，特别看重当时当下的语境对于语言的辅助作用。无论从宏观的内容结构还是微观的表达方式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在两者融汇发展的路径选择上具有非常大的挑战性。

　　三、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汇发展的基本理念

　　在21世纪的今天，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进一步融汇发展，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焕发出时代新气象，同时也要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自身的创新和发展。

　　（一）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气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几千年历史文明的积淀，具有自身独特的魅力。马克思主义作为产生于欧洲的外域文化要在中国发展，就必须要与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不仅是中国社会发展的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自身发展的需要。马克思认为，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共产主义社会中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保证。马克思主义将满足现实中人的需要作为其内在主线，用人的需求满足程度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一项指标，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终极目标。激发新时代人民群众的无限潜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文化发展逻辑的统一。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们，要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为马克思主义注入新的活力，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理论体系与社会实践上的新飞跃。在未来的实践中，要不断消化和吸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和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融汇发展，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马克思主义在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汇发展的过程中带有中国气质和中国色彩。

　　（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坚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蕴含着许多优秀的成分，如“仁义礼智信”“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吾善养浩然之气”“仁者爱人”均为中华文化之精华。自古至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得中华民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素养，涵养了特殊的中华气质，对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延续奠定了基础，对形成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提供了动力源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提倡要坚定文化自信，但这种“坚定”并不是要全盘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不是要用孔孟思想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而是要始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原则，正确看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发展中的价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8]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文化根源，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的激荡浪潮中能够站稳脚跟，是因为具有强大的精神力量和优秀的文化基因，我们要坚定这样的文化自信，突出中国文化的千年优势。

　　（三）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实践，推动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

　　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发展实际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9]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直强调，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教条，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马克思主义刚传入中国时，由于共产国际代表和党内一些人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将苏联经验模式化，使党走了许多的弯路。之后，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指导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使我们党走上了一条正确的道路。无论在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还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马克思主义都是中国社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强大力量。总的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充分证明了辩证统一地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逻辑关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科学指导，不断发展和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极生产有利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汇发展的高质量文化产品，才能使“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如期实现，才能使中国社会的发展既有灵魂又有内涵。

　　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汇发展的时代价值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代，党和国家提出了一系列符合新时代的发展要求、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新战略和新思路，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创新并发展了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汇发展的最新成果，有助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深层次的理论支撑，有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事业的稳步发展。

　　（一）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魅力

　　“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10]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汇发展的过程中，我们要坚持正确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合理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交流和互通，既要坚持优秀传统文化、坚定自身文化的特色，又要积极容纳和吸取外来优秀文化的精华。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讲话中提出：“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此句虽成于古，但成效于千秋。当今瞬息万变的世界，只有顺应历史发展的大势和潮流，积极主动求变，才能稳中应万变，才能与世界发展同步。只有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才能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能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魅力和价值。

　　（二）以传统文化为基石，彰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风采

　　传统文化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表达方式，使马克思主义更加适应中国人民的语言习惯和思维逻辑。“离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就会失去在中国生长的土壤，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会成为空洞的教条，失去鲜活的生命。失去生命力，也就不再能够成为指导实践的思想武器。”[11]这句话证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会贯通的过程。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中，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促进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汇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对世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起到重要的影响，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在坚持传统文化发展价值的基础之上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息，才能使马克思主义焕发出时代新气象，展现出时代新风采。

　　（三）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熏陶下，培育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历史发展的经验告诉我们，抛弃自己的文化之根是发展不起来的。新时代背景下，社会发展对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学校是教育工作的主要场所，承担着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优秀人才的重任。教育要扎根传统，面向未来，新时代的教育要培育符合新时代社会发展要求的时代新人，就要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理論教育。要引导学生深入了解经典的国学文化和传统艺术，感受中华文化中超时代的极大智慧和优秀传统文化几千年的积淀之美，保证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的特性，增强理论自信。同时，也要加强对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教育，使其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研读，增强青年学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使新时代的青年学生成为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化因互鉴而丰富，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是增强本民族自信的重要条件。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之根，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民族之魂，二者之间的交流和融汇是根魂结合、大势所趋。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要着力构建符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象、气质与内涵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体系，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理论层次上的深度融汇，凝练出根植于中国国情和现阶段发展实际，能够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长足发展的强大思想。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汇发展是时代发展的需要，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现实要求。未来的发展要密切关注时代问题，聚焦时代主题，促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时代化，树立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自信，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积极回应时代之问，解答时代之疑。

　　【作者简介】窦娟芳（1993—），女，甘肃定西人，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李含琳（1956—），男，甘肃庆阳人，中共甘肃省委党校（甘肃行政学院）经济学教授，国家“万人计划”首批入选人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研究方向：政治经济学、区域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