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化对汉语“黄色”内涵的重构

　　【摘要】文化对人类形成关于颜色的认知中具有重要的作用，黄色作为中国传统的五正色之一，在中国人的颜色认知中由代表高贵和至高地位的象征色彩词，演变为具有低俗淫秽之义的负面词汇，归因于近代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碰撞和互动，在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过程中，分别从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层面进行了对黄色的新的建构。

　　【关键词】西方文化；汉语；黄色

　　【中图分类号】H3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6-8264（2021）15-0053-03

　　颜色是一种自然属性，附着在人类可以经验到的每一个实体上，从人类认识发展史来看，人对颜色的认识过程是一个从经验到观念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颜色的范畴化过程。

　　颜色的范畴化是颜色由感官经验抽象到概念认知的一个过程，根据心理学家们在20世纪70年代的研究，颜色范畴化主要依靠的是颜色中的焦点色来进行区分，但在焦点色的处理上，特定文化对其起到了选择作用。

　　在特定文化和社会价值的作用下，颜色又演变出了以特定社会文化为基础的符号象征义，在这个层面上的颜色，就有了自己的“文化义”，作为范畴的颜色则是颜色的“本体义”。

　　在对黄色的内涵进行讨论时，主要是针对黄色的文化义，也就是在现实社会中的黄色，而不是本体论意义上的黄色理念。

　　一、“黄色”词义在中国的变化

　　黄色在中国的语言文化中，拥有及其悠久的历史，在甲骨文中，就已经发现了黄色的单音字。关于黄色在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解释，可以参考《说文解字》卷十三黄部，“黄，地之色也”。在黄色的文化义产生之初，就与农耕文明中视为万物之母的土地联系在一起，可以想象，在早期极度依赖土地提供物资的古人心中，黄色就具有非同寻常的地位。

　　随着古人关于世界的认识的增长和丰富，黄色被赋予了更多的文化义。先秦的正色观中，黄色属于直接从自然界的物质中提取的颜色，是正色之一，地位高于由正色调和而成的绿、紫等闲色。

　　作为正色的黄色在古人朴素的物质观中，象征着纯正和尊贵；五行观也对黄色的内涵起到了重要的塑造作用，《春秋繁露·五行对》中提到“五色莫盛于黄”。黄在五行中与土配列在一起，在五个方位中与中位相对应。《周礼·考工记·画绩》中记载：“东方谓之青，南方谓之赤，西方谓之白，北方谓之黑，天谓之玄，地谓之黄。”因此，在古人尊中尚黄的宇宙观和世界观里，黄受到先民的尊敬和崇拜。

　　除了先民出于一种朴素世界观对黄色形成的文化观念，社会制度和规范也对黄色在古代社会中的象征意义塑造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汉书·律志》中记载：“黄者，中之色，君之服。”黄色作为君主的服饰的装饰色，是最高权力等级与其他等级的区别，成了君权的一个符号，象征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同时也是权力的象征，是高位权势之色。

　　综合以上观点，如果结合中国传统语境对黄色进行分析，黄色的内涵主要包括两个。一个是將黄色视为尊贵之色，在这个层面的黄色，受到人们的尊崇和追捧；另一内涵将黄色视为至高无上的君权符号，代表着神圣不可侵犯的君主。

　　但是到了近代，根据已有的资料可知，黄色的内涵发生了质变，传统文化中的黄色文化义受到了巨大的冲击，黄色由一个高贵且受人崇拜的颜色，堕落为低俗、淫秽的代称。

　　这样颠覆性的变化是内外因综合作用的结果，既有当时国民在面对先进西方文化，对传统文化产生了自卑和否定心理的内因，也有西方文明入侵对中国传统文化造成巨大冲击的外因，不论是内因还是外因，都离不开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矛盾。

　　二、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黄色内涵的冲击

　　进入近代以来，中国长期的文化隔绝状态被打破，传统文化和观念面临着巨大挑战，社会中充斥着东西方文化、新旧观念的碰撞。

　　当黄色观念从西方文化语境中移植到中国社会土壤时，不可避免地带着西方的观念和内涵，这些新内涵从不同角度重新建构了黄色的词义，借助大众传播，逐渐以新的黄色内涵取代了黄色传统的象征和文化义。

　　最早中国人对黄色的文化感知产生动摇的是作为人种学分类中的黄。黄种人的分类于19世纪借助文学在西方人的认识中形成了普遍观念，通过传教士传到中国，在西方视角下，黄种人并不是一个具有积极意义的评价，黄种人的出现更多是代表着一种威胁和竞争，这种威胁体现在海外日本对西方殖民地的瓜分，以及在西方本土（特别是澳大利亚和北美）勤劳的华工对当地劳动力形成的压力和竞争。

　　尽管如此，中国依然坦然接受了自己的黄种人分类，针对这一问题，有学者认为是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黄色观念使得中国人天然地对黄种人这一身份具有亲切感，并在尚黄理念的影响下赋予了其积极含义，对黄种的分类产生了认可，认为黄种人是尊贵，优于其他种族的人种。

　　但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加深，中国人对白种人的认识越来越深刻，同时也发现了自己黄种人身份在理念中与现实中的冲突。

　　面对来自白种人的侵略和殖民，黄种人和黄在中国知识分子鼓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下，蒙上了一层阴影，黄色不再作为至高无上的象征，而是与国家实力的没落联系在一起，中国传统的尚黄文化在此时第一次受西方文化影响，被迫纳入了负面内涵。

　　西方的黄色观对中国传统黄色观产生的根本性冲击发生在20世纪初，随着中国大众文化的不断发展丰富，社会对大众文化相关的产业和专业知识的需要也不断增加，由于本土的相关研究起步较晚，西方文化这时又成为我们学习的对象。

　　在中国引进的新闻学教材中，提到了“黄色新闻”的概念，黄色新闻指的是在报道方式上过分追求报道内容的趣味性而大量地使用插图；在报道内容上，多以揭发隐私、猎奇等内容为主的，为了迎合民心的新闻。“黄色新闻”中的黄色，直接对我们今日所使用的黄的淫秽内涵产生了影响。

　　“黄色新闻”概念在中国生根发芽之际属于一个学术术语，并不具备价值判断，更像是对一种新闻现象的描述，在20世纪30年代，这一新闻现象在国内成为一种流行趋势，彼时部分的中国报刊甚至出现了以“黄色新闻”冠名的专栏，专门刊登戏曲演员的生活花边，以男女关系、暧昧感情为报道的主要内容，“黄色新闻”越来越让人产生情色方面的联想。

　　至此，“黄色新闻”的外延已经摆脱了其作为学术概念的本意，“黄色新闻”里的黄色，也成为汉语中黄色低俗之义产生的主要推手。

　　三、西方文化对汉语“黄色”内涵的重构进路

　　不论是黄种人还是黄色新闻中的黄色范畴，都是西方文化对汉语传统语境下的黄色内涵的否定，但西方文化中的黄色观念究竟如何鸠占鹊巢，取代了正统的黄色文化义，成为当前为人们普遍使用的黄色概念，是本文关注的重点。

　　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黄色概念的重构首先体现在大眾对黄色的文化感知上，根据颜色认知研究的折中理论，颜色认知既包含物理、生理成分，也包含文化成分，人类对颜色的认识即是生物事件，也是文化事件。

　　“黄色”内涵的重构是因为自近代以来，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人们对本国文化的不断改良，从洋务运动的器物层面经戊戌维新的政治体制层面，最后集中于“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对我国封建以来的传统文化进行了根本上的否定和改革，自此走向了“全盘西化”的道路。

　　在传统文化缺位的情况下，西方文化在此时为新颜色观形成的提供了土壤，在这一时期在西方甚嚣尘上，旨在污蔑丑化中国和日本的“黄祸论”也随着中国人对黄种人身份的认可漂洋过海来到了中国，把传统的黄色概念从至尊正统的高位拉到了象征丑陋、邪恶的低地。

　　但黄祸论和黄种人概念的冲击并没有对传统的黄色文化义造成根本性的转变，究其原因在于，尽管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彻底的否定和批判，但这场运动的影响仅局限于知识分子所代表的精英文化，没有在全社会起到文化启蒙的作用。在黄祸和黄种人概念传到中国后，只有少数知识分子敏感地注意到了西方这种人种分类对传统文化的贬低，大多数民众都自觉接受了黄种人这一分类。

　　西方文化对中国黄色内涵的真正重构主要依靠国内大众文化的发展。对黄色低俗义产生直接影响的“黄色新闻”象征义的质变主要发生在中国本土，西方语境下的“黄色新闻”与低俗淫秽并没有直接联系。“黄色新闻”在国内表现形式每一个阶段变化的背后都是对西方“黄色新闻”概念外延上的补充。

　　黄色被发展出淫秽色情词义，并大规模借用到社会文化其他领域的现象发生在1940年代中后期以后。黄色的淫秽色情内涵之所以在这个时间节点得到大规模扩散，是大众文化的必然结果。

　　当时人们刚刚从长期战乱的紧张和动荡的生活中纾缓过来，逐渐萌生了享受生活的念头，这种追求享乐的心态近乎一种报复心理，享乐的需要超过了社会稳定的限度。在上海和广东等大城市，享乐至上甚至成为一种社会风气。此时的大众文化充斥着以黄色命名的淫秽色情文化。

　　精英阶层和知识分子们对这种风气虽然颇有怨言，进行了激烈的口诛笔伐，但是面对百废待兴的社会现实以及五四后传统文化的缺位，理论上的批判并不能阻挡黄色文化扩散的趋势。大众文化接受了黄色的淫秽色情的内涵，标志着西方文化真正渗透到中国文化中，完成了对黄色内涵的重构。

　　西方文化中的不同黄色概念对汉语黄色内涵的两种重构路线其实是相对的，一条是从知识分子精英文化中进行重塑，另一条则是从市民阶层大众文化中进行重塑。起决定作用的第二条路径，实际上是在大众自发自觉的状态下完成了对黄色概念的重构，是一个自下而上的建构过程。

　　汉语黄色在西方文化的渗透中能够轻易改头换面，除了西方文化本身强大的影响力和建构能力外，更根本的原因是汉语黄色在近代已经丧失了其原本文化义产生的文化土壤，后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没能成功构建出新的中国特色文化，才给了西方文化可乘之机。

　　综上所述，西方文化对汉语黄色内涵的重构是在传统文化缺位的前提下，借助人种学和“黄色新闻”两个概念中的黄色内涵，通过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两个维度对汉语黄色概念进行的二次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