择校是否会影响学生的个人成长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个人的学校教育过程与经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今后的社会地位以及经济利益获得。 接受教育的层次、在每个教育层次所上学校的类型构成了个人的就学路径。 “八零后”是义务教育阶段“就近入学”政策背景下成长的一代人。

　　虽然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都是按照户口所在地就近入学的，但是通过特长加分、学习成绩选拔、买房、转户口、交纳共建费、捐资等方式择校的也并不鲜见，而择校主要是选择优秀的师资和良好的同伴群体(曾晓东，2010)。 家长希望通过择校，让孩子受到更优质的教育，接受优秀老师的指导，结交更好的同伴。 与家长的“择校热”形成对照的是，出于教育均衡发展以及减轻学生负担的角度，政府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着力解决择校问题”。从同伴的视角来看，在不同就学路径中成长的个体会处于不同的交往圈子之中，由此可能带来不同的同伴关系。 那么，这种朝夕相处的“圈子”通过同伴效应(peer effects)这样一种人际互动方式又将如何影响个人的成长和发展呢? 或者说，既然家长择校主要是选择同伴和教师，那么这种选择是否有效呢?为了更深入的了解学校教育中的同伴效应，特别是在中国义务教育阶段存在择校行为的背景下考察择校———同伴效应———个人发展之间的关系，本文通过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以北京市的 30 位“八零后”个体为研究对象，考察在不同类型学校就学的个体的同伴关系，以及这种同伴关系对个人成长的影响。

　　具体而言，我们试图通过一个小规模的个案研究，从微观层面了解择校是否形成不同的“圈子”并由此导致差异性的同伴效应。 本研究既从不同研究方法取向上审视同伴效应的影响机制，也期望拓展国内有关择校问题的研究视角。

　　二、择校与同伴效应

　　择校研究是国内教育学界的一个热点问题。 已有研究大多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择校对教育资源配置、教育机会公平的影响(邬凌羽，2010;吴遵民、沈俊强，2006)。 二是家庭择校方式、择校影响因素的研究。 研究发现，尽管在禁止择校的政策之下，但是仍然存在多种变相的择校方式(曾晓东，2010)，例如通过买房而择校(冯皓、陆铭，2010)、通过政治资本而择校(叶晓阳，2012)、通过社会资本而择校(周群力、陆铭，2009)。 调查表明，家长更偏好各种可以控制的选择学校的手段， 对完全无法控制的电脑派位入学最不偏好，并且在择校态度上存在家庭背景上的差异(曾晓东等，2014)。 第三类研究则关注如何解决、治理择校现象。 比如从国际比较的视野借鉴国外择校治理的经验(丁笑炯，2012;刘涛、范国睿，2011;曾晓东，2010)，或者对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入学机会分配政策进行解读，从政府行为分析、政府治理的角度研究择校问题的解决出路(董辉、卢乃桂，2010;刘大力、林小英，2010;曾晓东，2010)。 总体而言，尽管有关择校的研究很多，但很少有研究关注择校对学生在学校生活中的同伴关系、师生关系以及教育发展路径的影响。尽管同伴效应是国外教育学、社会学、经济学的一个持续热门的前沿问题，但是与作为热点话题的择校研究相比，此类研究在中文学术界非常少见。

　　国外学者有关此话题的研究大多使用定量研究方法考察个体的同伴构成(例如在社会经济地位、种族、地域、能力上的分布) 对其学业成就的影响 (Angrist andLang, 2004; Carman and Zhang, 2012; Ding and Lehrer,2007; Imberman et al., 2012; 曹妍 ，2013;杨钋 ，2009)。这些研究几乎都发现，同伴关系对个人的教育发展会产生显著的影响，并且对行为、价值观、身份认同的影响要大于对学业成就的影响(Sacerdote, 2011)。然而已有研究仅仅通过对同伴在某些特征上的构成或表现来度量同伴效应，缺乏对同伴交往方式、身份认同模式场景再现般的描述，而这些难以量化的内容恰恰是同伴对个体施加影响的机制。本研究认为，与电脑派位或者房地产改革之前的就近入学相比， 通过各种择校方式入学的学生在学校生活中的同伴圈子在家庭背景上更加同质化，这对于来自 “名牌学校”、“重点学校” 的学生而言尤其明显。 因此择校会加剧交往同伴按照社会经济地位划分的“群分现象”(sorting)。 而不同的同伴圈子又会因为异质性的同伴效应对个人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由于人和人之间的偏好、品位以及身份认同上的差异， 人们倾向于和自己拥有相近背景的人密切交往，由此产生了一个个内部开放但是对外封闭的“圈子”，也即拥有相似职业、社会经济地位的群体聚集在一起，这就是“群分效应”(冯皓、陆铭，2010;陆铭、张爽，2007)。 在每一个“圈子”里，人际互动的社会化过程又形成、改变或强化了“圈内人”的身份认同。 基于共同的身份认同，圈子内部的人互相影响，从而产生了“同伴效应”。在严格的“就近入学”政策下，如果不存在任何择校方式，就学机会就会完全按照初始的家庭居住地分配。 在住房尚未市场化的九十年代初期，居住空间的分布相对而言比较均匀———各种阶层的人往往混合在一起居住。 因此在同一所学校就读的学生更有可能来自不同的家庭背景， 其同伴圈子的多样性程度较高。 换言之，在不同学校就读的学生，其伙伴圈子的差异性虽然存在但不会很大。 但是，“就近入学”政策背景下仍然存在各种择校方式。 一个典型的方式就是“通过买房而择校”(冯皓、陆铭，2010)，这在住房市场化的九十年代后期尤为普遍。 在房地产市场与教育市场联动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下， 由此产生的一个结果就是， 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聚集在好学校周围，垄断性的占有优质教育资源，而普通学校的生源主要来自一般家庭， 由此产生了一种明显的群分现象———在优质学校就读的学生，其伙伴圈子明显的异于在普通学校就读的学生。 比如针对南京市的一项调查发现，重点小学和初中周边的学区房住户，其家庭的父母教育水平、职业地位和收入水平都显著高于城市其他地区住户(方长春，2011)。 在此背景下如果是就近入学的话，不同类型学校的同伴群体在家庭背景上存在明显的差异。 因此，择校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教育过程中的群分现象， 由此导致在不同的“圈子”中接受教育可能会面临不一样的同伴效应，从而对学生的成长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

　　三、研究方法

　　我们根据“目的性选择”的标准选择了 30 位(男生 12 名，女生 18 名)在北京就学的研究对象。 这 30位研究对象均是在北京出生和成长的“土著”，在北京就读小学、初中和高中。 出生年份为 1985-1991 年，其小学入学年份为 1991-1997 年，因此全部属于“就近入学”政策下的求学个体。 研究对象的家庭户口分布在东城、西城、崇文、宣武、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怀柔、房山等 10 个区。 父母工作单位以事业单位、政府机关、国企为主，也包括个体工商户、产业工人和无业者。在资料搜集层面，我们首先邀请研究对象填写关于个人求学路径的半开放式调查问卷， 共计回收 30份有效问卷。 问卷除了了解研究对象的个人和家庭背景基本情况之外，重点按照时间顺序询问了研究对象小学、初中、高中的求学路径，特别是受访者的择校情况、日常伙伴交往情况和学校内的师生关系。 对于择校情况，问卷通过“实际居住地”、“户口所在地”、“学校名称”、“就读方式”、“转学情况” 等问题进行考察。对于伙伴圈子以及研究对象的感知，问卷通过“对自家生活水平与同学相比较的感觉”、“关系特别要好的同学的情况”、“课余生活是怎样度过的”、“对学校环境的评价”、“毕业后是否频繁联系”等问题进行考察。然后，针对问卷当中主观感受性的问题，我们与研究对象进行访谈并记录访谈内容，访谈以结构性访谈方式为主，重点考察研究对象对就学环境中人际交往圈子的评价 (包括对老师的评价以及对同学的评价)、 对择校的态度以及伙伴圈子对受访者成长的影响等。 访谈主要通过以下问题得以开展：“评价老师对你的影响”、“说说同学或好友对你的影响”、“择校或非择校的求学路径对你产生了哪些影响”、“是否会考虑购买学区房以及原因”等问题。需要指出的是，在研究对象上小学的时期，北京市的崇文区、宣武区是独立的行政区。 同时，北京市还存在所谓的市重点、区重点学校名号，这些情况与现在有所不同。 本文以研究对象上学期间的实际情况为分析基点，所使用的区域划分、评价学校的级别、入读方式等，均以研究对象的回答内容为准。 另外，参考曾晓东(2010)的定义，本文所谓的“择校”包括特长加分、学习成绩选拔、买房、转户口、交纳共建费、捐资等多种方式。本研究所有研究对象在被充分告知研究目的的前提下自愿接受问卷调查和访谈记录，所有资料的使用均征得研究对象的同意并采取了匿名处理。

　　四、资料分析

　　(一)升学方式：多元化在小学就学阶段， 共有 21 位研究对象按照户口所在地入学， 其中有 15 位就读于所在片区内的普通学校。 在初中就学阶段，进入比北京市重点还难进的“超级重点” 学校有 2 位， 进入北京市重点学校有 7位、区重点有 6 位、片区内口碑较好的学校有 5 位。 在高中就学阶段，有 3 位就读于普通学校，1 位就读于薄弱学校，其他 26 位全部就读于各类重点学校，其中在北京市重点就读的共有 15 位。在小学阶段(也即房地产市场化改革之前的上世纪 80 年代后期到 90 年代前期)，9 位采取了各种择校方式入学就读， 其中有 4 位动用社会关系择校入学，有 2 位为了上理想学校， 将户口迁到亲戚住所从而“就近入学”，有 2 位通过独立考试入学 ，还有 1 位利用父母单位与学校是共建关系而入学。 这 9 位没有按家庭户口入学的人中，有 4 人是因为“人户分离”(也即家庭实际居住地与家庭户口所在地不一致)， 家长担心上学太远而进行择校的。 其他 5 位则是为了选择高质量学校而采取了各种择校手段。

　　(二)同伴构成：地缘抑或社会阶层缘?在住房尚未市场化的 1997 年之前 (也即受访者当中最晚的小学入学时间)， 研究对象的小学入学方式主要是“就近入学”，这意味着生源分布比较随机。“小升初”阶段的择校行为最为普遍。 通过择校进入心仪的优质初中，以期提高中考成绩，这也是为不受“就近入学”政策限制的“初升高”入学提前做好准备。 “初升高”主要是通过成绩作为“敲门砖”的。 因此，相对于小学阶段而言，初中和高中阶段同一所学校的生源会更多的来自家庭背景接近的学生。 在以家庭户口就近入学为主的小学阶段， 有 13 位认为自家的生活水平与同学差不多;在以各种方式择校入学为主的初中阶段，有 20 位认为自家的生活水平与同学差不多;在以考试作为主要入学方式的高中阶段， 有 18 位认为自家的生活水平与同学差不多。 由此我们认为，在小学阶段，研究对象的同伴圈子异质性较高，来自各种家庭背景的学生都有，伙伴圈子的形成主要来自一种基于居住地的“地缘关系”。 而在初中和高中阶段，研究对象的同伴圈子同质性较高，主要来自与自己具有类似背景的家庭，伙伴圈子的形成更多的是一种“社会阶层缘”。

　　(三)择友标准：趋同性抑或趋异性?在研究对象如何选择同伴方面，因为“家庭居住地接近而成为朋友” 的人数随着教育阶段提高而递减，小学、初中、高中阶段以此择友的人数分别为 21人、12 人、8 人。 与之相对，择友越来越看重“性格相投”这一原因的在小学、初中、高中阶段的人数分别为14 人、18 人、23 人。 此外，在各个教育阶段，因为爱好相同或者家庭背景相似而择友的人数基本保持稳定。社会学认为，个人在选择同伴时倾向寻找和自己特质类似的人，即为“趋同性交友”，而个人在择友时选择与自己特质不同的人， 则为 “趋异性交友”(McPherson et al., 2001)。 在种族、性别、年龄、宗教等特征方面，趋同性交友比较普遍;但是在教育、职业、社会网络等特征方面，趋异性交友比较普遍。 前者是为了满足交友过程中的情感表达需要，而后者则是在社会资源分配不平等的情况下，通过“差异性交友”作为一种交换， 获得某种工具理性上的收益 (陈云松，2012)。 我们的研究发现，尽管选择以家庭背景相似的同学作为伙伴是主要择友模式，但是随着教育阶段的提高， 某些特征上的趋异性交友方式越来越明显，特别是一种“向上寻求式”的择友模式———个人越来越倾向于选择家庭背景、 成绩优于自己的人作为伙伴。在小学、初中、高中阶段，分别有 2 人、5 人、7 人表示选择了家庭背景优于自己的人作为伙伴; 分别有 1人、2 人、4 人表示选择了成绩优于自己的人作为伙伴。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随着年龄增长，我们的研究对象越来越以一种工具理性的方式进行择友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是否意味着随着年龄增长，这种伙伴关系更多的是基于某种互惠的 “利益性需要”? 或者说，童年时期的伙伴关系相对于青年时期的伙伴关系更加“纯洁”?

　　(四)毕业后与同伴的联系研究对象毕业之后基本不再与小学、初中、高中阶段的伙伴联系的分别有 18 人、9 人、4 人。 也就是说，越久远的伙伴，毕业之后联系的可能性越小，这有可能是因为小学阶段各种通信工具不发达所致。 但是我们在访谈中发现，虽然有相当比例的受访者与小学和初中同学基本不联系了，但如果保持联系，则这种关系非常紧密，甚至超过与高中同学、大学同学以及工作同事的联系。 他们与小学和初中同学不仅使用网络等渠道进行联系，而且见面与“串门”的次数也相当频繁。 同时，与小学初中同学保持紧密联系的研究对象，几乎全部是在户口所在地的片区内就读的小学和初中，并且基本没有择校行为。 这表明，按照“就近入学”政策正常求学并且没有择校的研究对象，与同伴的联系更加紧密。 这或许是因为按照“就近入学”政策就读的研究对象，在小学初中时与同学居住在同一个或距离很近的居住区内，单位制社会结构和街坊大院的居住形态导致研究对象与其同伴的相处的时间比较充裕，而课业压力较小使得这一阶段的伙伴之间主要通过玩耍加强了友谊，这是一种单纯的、目的性不强的“玩伴关系”，这在下文会有进一步的体现。

　　五、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发现，小学阶段大部分研究对象以“就近入学”的方式进入户口片区的小学。 到了初中阶段，通过各种方式择校的比例大为提升。 是否择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个人的择友标准、同伴构成以及交往方式。 受访者小学期间的伙伴圈子主要按照家庭居住地远近划分亲疏关系， 而中学时代的伙伴主要基于兴趣、价值观等进行选择。 教育阶段越高，择校比例越高，同伴圈子来自相同家庭背景的比例也在递增。 尽管受访者大多表示毕业之后与小学同学几乎不再联系，与初中和高中同学仍然保持密切来往，但是在那些与小学伙伴仍然联系的研究对象当中，这种联系的强度更高。 尽管择校可能给个人带来不同的伙伴圈子，但是研究发现，这种异质性的“圈子”并不必然对个人成长发展产生差异性的影响，这个结论与当前社会中择校家庭的预期不符， 至少从同伴视角看来，出于选择同伴为目的的择校并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