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意识形态比较《麦田里的守望者》两个中译本

　　杰 • 戴 • 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是一部脍炙人口的佳作，对 20 世纪美国当代文学中创作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堪称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经典。小说自出版发行以来就深深的影响着海内外的众多读者，在我国也获得了众多读者和译者的追捧。我国著名的文学翻译家施咸荣于1962年以“黄皮书”的形式首次出版了《麦田里的守望者》中译本，此译本主要用于重现和批判，译者使用了异化、直译为主的翻译手法 ;2007 年文学爱好者孙仲旭出版了另一个版本，与揭露和批判相比，显示自我、张扬个性成为此译本更大的目的。传统的翻译研究更多的将注意力放在语言层面，而 70 年代后随着文化学派的兴起，使得其视角主要聚焦于文本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安德烈 • 勒菲弗尔是翻译文化学派的代表人之一，他认为翻译是对原文的重写，它无法百分之百的还原原作，是一种语义间的跨文化交际活动，不可避免的要受到三种因素的影响，即 ：赞助人、诗学和意识形态，这三种因素中意识形态的影响是最主要的。本文的论述也将以意识形态为主，主要从国家、赞助人以及个人三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入手，分析其对翻译《麦田里的守望者》的影响，从而试图探寻究竟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对文学翻译过程的影响最深刻广泛。

　　一、国家意识形态的操控

　　国家意识形态对文学翻译有着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它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发展的标准和模式，用以阐释真实世界，旨在一个国家或民族范围内建构和组织某种操作规范。《麦田里的守望者》是 20 世纪 60 年代被施咸荣首次翻译成中文并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个时期社会主义政权在中国被新建立起来，与此政权相一致的是一种摆脱了封建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这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一方面否认并批判了西方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和价值，另一方面在限制诸如先进的，革命的，英雄主义等文学主题的前提下通过文学作品的翻译来弘扬共产党的政策和精神。然而，由于意识形态和写作方法与主流文学作品相冲突，很多杰出的美国作家如海明威，福克纳等的作品被边缘化。由此可见，作家的政治党派和他们作品中所反映的意识形态成了翻译选目的首要标准。在这样的背景下，1963 年《麦田里的守望者》第一次以“内部发行”的“黄皮书”的形式被引进中国。到了 21 世纪，以前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文学服从政治的意识形态渐渐淡化了，在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的外国文学专家越来越多的将注意力放在了当代外国文学作品上。与此同时，将优秀文学作品翻译成中文的周期也明显缩短了，欧美等国家的译作越来越多，出版物的形式也逐渐多样化。因此，国家意识形态的确会对译者的翻译产生影响，20 世纪 60 年代的施咸荣译本的内容较 21 世纪的孙仲旭译本略显保守。

　　二、赞助人意识形态的操控

　　赞助人是另一个操纵着文学翻译过程的重要因素。用勒菲弗尔的话说，翻译不是一帆风顺的，总会受到一些来自其他翻译家、教师、学者、评论家等的限制，另外翻译还受到来自文学系统外部的赞助人的限制，多指拥有促进或阻碍文学阅读、写作和重写权力的人或机构，他们不仅在整个译本的流通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还影响着源文本以及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随着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的出版系统经历了巨大的变化，非政府的出版机构被重组，一些出版社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然而，由于当时社会背景的复杂，国家相关部门对于出版社的审查仍旧十分严格，只有极少数的出版社被允许出版并翻译文学作品。这个时期的文学翻译是被提升到国家的战略层次上的，文学翻译的出版及相关赞助机构都是被国家统一掌握着，其中若有不符合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的，则不能通过相关机构的审查。《麦田里的守望者》这样一本不符合当时国人审美需求并且在国外也曾一度被列为“禁书”的书，要想翻译出版，译者必须对其进行一定程度的改写，并只允许作为“黄皮书”在“内部发行”。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中国逐渐从文化大革命的余波中振作起来并在政治和文化上都有所发展，经济的改革也促进了出版系统的重建，意识形态对文化产品的操纵力量越来越小，作为赞助人的出版机构在翻译选目和出版形式的选择上的地位越来越突显。但是，这也意味着出版机构不得不努力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存活，而成功的秘诀就是广大读者们的接受。可见，如今市场或者说经济效益已经成为赞助人需要考虑的首要问题。

　　三、个人意识形态的操控

　　译者的个人意识形态也是其翻译行为及结果的重要决定因素。不同的译者由于生活经历、教育背景、个性等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是操纵整个翻译活动的主要力量。1949 年施咸荣就读于清华大学外语系，1950 年开始发表他所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大学毕业后，他作为一名外国文学的编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长达二十八年，期间翻译了大量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那个时期大多数中国人将美国视为“纸老虎”，对西方文学知之甚少，施咸荣深深感到消除这种文化隔离的必要性和紧迫感，于是选择翻译当时在美国非常受欢迎的小说之一《麦田里的守望者》。得益于英语专业的学习背景，施咸荣对当时的西方社会和文化背景相对熟悉，同时这部小说的叙事技巧和主人公独特的语言风格都吸引着施咸荣，这些都为后期译本读者的广泛接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由于受传统儒学思想的影响，施咸荣在翻译的过程中对语言的选择会下意识的往“礼”的方向靠近，而由于经历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也使得他更加谨慎，翻译中多采用回避或委婉的表达方式。另一位译者孙仲旭出生于 1973 年，受过新时代的洗礼，从事文学翻译多年，至今已经翻译出了多部作品。他认为《麦田里的守望者》是对他的人生有重大影响和意义的一部小说，所以完全出于喜爱来翻译它，并尽量保留原文语言风格，不作任何净化处理。由此可见，译者的个人意识形态对翻译过程的操纵主要体现在译者对于源文本和翻译策略的选择上。

　　本文结合勒菲弗尔有关意识形态与翻译的关系理论对《麦田里的守望者》施咸荣中译本与孙仲旭中译本的差异进行了比较分析，此二者对于源文本语言的不同处理都体现出了个人意识形态的操控，而这种个人意识形态则是由译者所处的不同社会环境、个人经历、性格、受教育程度等综合决定的，另外译者也会受到来自赞助人和所处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因此，我们不难得出国家意识形态在社会中是最为重要的，它同时影响着赞助人意识形态和译者个人意识形态，而从意识形态角度出发的翻译研究也使我们对于翻译的过程和本质有了更清晰和深刻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