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诗学体系与建安风骨之关系

论文关键词:建安风骨　诗学传统　关系
　　论文摘要:建安风骨作为文学史上特异的景观，历来引起研究者的广泛关注。但研究者往往关注于建安诗人与时代风气之关系，而忽略了文学系统内部之间的一种延续性。其实，建安风骨的形成在极大程度上是文学内部的一种演变，是孺学诗学体系、骚学诗学体系和庄学诗学体系相互融汇的结果。
　　在中国传统的诗学话语系统中，有三支系统一直是分足鼎立的。这三个系统分别是以《诗经》为核心、以《乐府》为支撑的儒学诗学体系;以屈原作品为主体、宋玉景差等人之作品为羽翼的楚骚诗学体系;以及以《庄子》为旗帜的道家诗学体系。儒学体系历来以其积极的现实主义精神，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而影响后世;楚骚诗学则以其九死不悔的人格、悲怨的激情、缥缈恍惚的境界、精彩绝伦的词藻之美和富于比兴的香草美人象征手法而被后代所推崇;庄子诗学体系则以它放旷的气质、诗化的人身哲学、独立的人格魅力及对万事万物饱含深情的悲悯情怀而衣被后世。
    在整个中国的诗学话语中，诗人或承续一系，或以一系为主而辅之以另一系。如李商隐继承了楚骚诗学的精髓，他的诗歌用极为精致的语句营造着一个个缥缈恍惚的意境;而诗圣杜甫则以儒学体系为主，在此基础上又转益多师，形成了以沉郁顿挫、慷慨悲凉为主，清新俊逸、自然平和、婉转流丽为辅的多样风格。虽然杜甫或多或少地也受到庄学的影响，但其主要的风格还是来源于儒学体系和楚骚体系。能够融三个系统为一体，三种体系在某个诗人身上表现的并驾齐驱，在中国的诗坛上寥寥无几。陶渊明、李白、苏轼三者可以说是融三系为一体的典型。在他们身上，既激荡着对现实的强烈关注、对万物苍生的浓浓深情;又有着对现实疏离后的诗化人身，在一片浊世中保持着自己香洁的人格。阳刚与阴柔、愤怒与平淡、优美与壮美奇妙地统一于他们的番中;在如梦如幻的诗境中充满了对现实的关注，而又自能高蹈能隐逸。作为诗人个体能够融三系于一体尚且之少见，作为诗歌流派则更为罕见。建安诗人身处于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殊的时代和身份使他们不仅充满了建功立业的热情和对天刁生的关注;同时也使他们对命运的不可捉摸、人生的短暂比俄体会的更为深刻。但是对于这样的人生、这样的社会，他们近身居高位，也常常感到一种无能为力。于是，只能进人一种玄的世界中去寻找解脱之境。因此强烈的现实主义、人生短暂白叹、突出的个性表现、浓郁的悲剧色彩便体现在每个人的诗作形成了建安诗人的流派风格。刘舞《文心雕龙·时序》论建多学:“观其诗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硒长，故梗概而多气也”充分说明了建安诗人们的上述特而这些特征与三种诗学话语系统都是有充分联系的。
    一、建安诗歌与儒学诗学体系之关系
    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是建安诗人的一个突出特征。无钱“三曹”、还是“七子”，他们大多数的诗章是直面社会人生的。对苦难的世界，他们往往心怀优愤。然而他们把这种优愤之催抒写消融于一个个具体场景的描写或事件的续写。正是这微之境的刻画使他们的诗歌具有一种更为现实的意义，从正才有可能使它们具有“史”的性质。从美学上来说，这样的也才使这些诗作具有一种与情感疏离之后的美，诗歌才保持了更为动人的情态。也因此才说建安诗人的作品深受儒学诗学体系的深广影响:它们不仅具有了儒学积极人世的现实主义之表，更具有了其温柔敦厚之里。曹植的诗歌就具有上述特点。
    钟嵘《诗品》评曹植诗云:“其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词才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卷上。对此，张戒在《岁寒堂诗话》中评道:“钟嵘《诗品》以古诗第一，子建次之，此论诚然。观子建‘明月照高楼’‘高台多悲风’‘南国有佳人’‘惊风飘白日’‘渴帝承明庐’等篇，铿锵音节，抑扬态度，温润清和，金声而玉振之，辞不迫切而意已独至，与‘三百五篇’异世同雄，此所谓韵不可及也。”川卷上胡应麟亦道“子建《杂诗》，全法十九首意象，规模酷肖，而奇警绝到弗如。”川内编卷二。

    不论是钟嵘，还是张戒、胡应麟，他们都深刻地体认到曹植与儒学诗学之代表“诗三百”与“十九首”之间不可分割之关系。张戒的“温润清和”、“辞迫切而意已独至”更是极中肯地指出曹植诗歌继承了儒家诗学的温柔敦厚的传统。
                西北有织妇，绮窗何缤纷。
                明晨秉机杆，日员不成文。
              　太息终长夜，悲啸入青云。
              　妾身守空闺，良人行从军。
                自期三年归，今已历九春。
                飞鸟绕树翔，激激鸣索群。
                愿为南流景，驰光见我君。
    这是一首描写织妇相思之苦的诗篇，是一篇现实主义作品。首词“西北”二字道出了女子所处之位置，“西北”这个方位在中国的诗歌中素给人以荒凉孤寂之感，因此起句便给诗定下了一个凄苦的基调。但这种基调却并不是通过一些愁苦之言惨淡之景来完成的，而是巧妙地运用“西北”这个语码来实现。这正是“诗三百”温柔敦厚之精髓所在。诗歌情感的起伏跌宕也与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有着紧密的联系。次句写到太阳已经走过了一个轮回，可女子的手中活却并未完成多少。如果把前两句的感情基调定为标准的话，那么第三句有了明显的高扬。女子的情绪有了明显的流露，她深重的思君之情通过终夜的叹息、高亢的悲啸表现得淋漓尽致。但诗人并没有让这种泛滥的情感毫无节制地抒发下去，而是立马用两句叙述性的语句“妾身守空闺，良人行从军”“自期三年归，今已历九春”把感情宕下去。而诗人显然还嫌宕得不够，又用“飞鸟”的意象来表现自己的感情，这样使整个诗篇的情感便跌到了基准线之下。而最后一句，诗人又让女子直接出现来传达情绪，诗歌又扬起，超过之前定的标准。总之，整首诗的情感含而不露，完全处于一种节制之中，正是(诗经》“好色不淫”、“怨徘不怒”的极好注解。
    二、建安诗歌与楚骚诗学体系之关系
    建安诸诗人除了有积极的人世精神，渴望建功立业的强烈愿望外，同时又对世界人生充满悲怨之情。无论是“三曹”还是“七子”，他们的诗歌中都有着一种发自内心的凄切。他们把对现实的不满、人生的失意化作一篇篇哀音，在作品中最明显的表征就是孤寒意象的大量出现，如“浮萍”“悲风”“秋夜”“孤雁”……
    钟嵘《诗品》称:“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下卷唐元棋在《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志铭》中亦说:“曹氏父子鞍马间为文，往往架赋诗，故其遒壮抑扬、冤哀悲离之作，尤极于古。”二人的评论都精辟地道出了建安诗歌悲凉慷慨的这一特点。确实，曹操的《篙里行》、《燕露行》、《苦寒行》等诗无不写得悲情凄切。现录《篙里行》一首如下:“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栽。淮南弟称号，刻玺龄北方。恺甲生蛆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赞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这样的诗句晓畅明朗，但读之令人不胜其悲。

 

    以曹操的胸襟气量尚且如此，曹氏兄弟及王桨诸人更不用说。曹王性本悲观，曹植人生失意，王集诸人亦命途多外，故其诗作多悲怨难绝。像曹王的《杂诗》、曹植的《赠白马王彪》、王粟的《七哀诗》、刘馄的《重赠卢湛》都写得“凄厉”“悲凉”，为“揪枪之词”“凄怨”之言。
    建安诗人不仅在诗作情感上回归了楚骚的悲怨传统，在艺术手法上也极力模仿。最突出的即是他们对楚骚香草美人寓托手法的学习和运用。
    在曹氏兄弟的作品中，有描写女子相思及闺怨之情的。可以单纯把曹王的这类作品看作是代人立言，如《燕歌行》;也有因为极富感发力量，让读者领略其言外之重旨，味外之重味，如《秋胡行》:朝与佳人期，日夕殊不来。嘉肴不尝，旨酒停杯。寄言飞鸟，告余不能。俯折兰英，仰结桂枝。佳人不在，结之何为?从尔何所之?乃在大海隅。灵若道言，贻尔明珠。企予望之，步立脚橱。佳人不来，何得斯须。这是一首祈盼佳人的诗作，但作者却是贵为帝王的魏文帝曹巫。仔细推测，天下哪个女子敢跟皇帝开“朝期日夕不来”的玩笑?很显然，诗歌中的“佳人”是有所寄托的。究竟所知何物，却不得而知。但正是这不可确指的“美人之喻”，才使诗歌具有了一种感发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曹巫的“香草美人”不仅是对楚骚的继承，更是一种超越。因为屈平笔下的“美人”大多是可以实指的，故而限制了诗歌提供给读者的想象空间，使读者不能获得智力满足感(西方有文论家认为，阅读是作者跟读者的一场智力角逐，阅读的快感来源于读者能够全部领略作者的意图)。另一方面，曹植却是屈原香草美人之喻的忠实追随者。身世的相近，人生遭遇的雷同，使曹植更易于向屈原学习。“桂”“兰”“茱英”“雀”“莺”“虫离”“美女”“佳人”等一组组与楚骚极其相似的意象充斥于曹植的诗篇中，他们大多是曹植自况，有的用来突出自己美好的德行，有的象征自己失去自由的苦闷，无不形象动人、感人肺腑。

    对于为何中国文人爱用“美人”来喻“臣子”，叶嘉莹先生认为，这是因为在古代中国，妇女和臣子地位十相近，都处于一种被动的被选择被处置的位置，对自己的人身命运难以把握，一旦遭人抛弃，不免悲悲切切。虽然这种地位的近似自古就存在，但在诗歌中作为一种艺术手法的出现，却是楚骚为其源，建安扬起波的。
    三、建安诗歌与庄学诗学体系之关系
    庄子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诗意的存在。一提到他，就会想到一位或垂钓于江边或背着个葫芦酒壶驼着背懒洋洋漫步于大道上的老头。但是，这样的逍遥背后，体现的正是一股文人独立不迁的人格。陶渊明的不为五斗米折腰，李白的“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篙人”，乃至近现代蔡元培的坚持辞去北大校长职务正是这种精神的延续。然而，汲极于功名的建安诗人也会有这种坚贞的个性，也会有庄子似的逍遥。
    当一一考察建安诗人特别是三曹时，会发现他们个性极其鲜明，不以外界身份地位的变化而变化。曹操以相王之尊而“挟天子以令诸侯”，然他的诗歌却无丝毫骄纵之气，仍然保持自己“悲凉慷慨”之本色;曹巫贵为帝王，但诗歌中仍充满着“哀怨”之音;曹植更不必说，他的一词一句都显露着自己独特的个性，抒写着只属于自己的人生篇章。总言之，他们不管面对怎样的人生境遇，都保持着自己活泼的心灵和生命中最珍贵最真诚的情感，并真正做到了我手写我口，我口言我心。
    建安诗人的逍遥则主要体现于他们创作的游仙诗中。曹操的游仙诗有《秋胡行》、《精列》、《气出唱》等;曹植有(五游咏》、《远游篇》、《升天行》、《仙人篇》、《苦思行》等四首。在这些诗章中，诗人营造了一些缥缈恍惚的意境，诗人自己也不再是凡夫俗子，而是可以腾云驾雾、披霞袭霓的飘飘之仙。他们与众神同列，与天地齐寿，真正达到了随心所欲的逍遥。
    值得说明的是，以上的论述把很多诗歌进行了剥离的分析，其实，很多诗歌本身即是多种质素的融合，是无法这样截然区分的。如游仙诗就不仅体现了建安诗歌与庄学诗学体系的密切联系，从语言上又可以看出他们与楚骚诗学体系之间千丝万缕之关系。
    结语
    建安诗人作为一个时代流派融合了前人三种不同的诗学体系，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建安风骨”的流派风格。而这种风格的形成却不仅是他们个体因素的产物，更是那个动荡年代的产物，二者缺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