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刘兰芝的人格魅力

  论文关键词:刘兰芝　人格尊严　道德规范
    论文摘要:《孔雀东南飞》的女主人公刘兰芝是一位符合汉代妇女道德，同时又具有独立人格的女性形象。她视人格尊严高于一切，做好了该做的所有事情，可就是保不住自己的婚姻。因叱，她以死拒绝再嫁，既是合人性的情感追求，也是在矛盾冲突中对女性道德规范的悟守;是“从夫”与“从父”两难道德中合情合理的选择。这正是刘兰芝可贵的地方，是一个弱者和被压迫者光辉;人格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最美的表现。
    《孔雀东南飞》的女主人公刘兰芝，不是一般的受到封建家长制迫害的不幸的古代妇女形象，而是一位在“忠于家庭义务方面达到悲剧美的最高峰”的古代妇女的典型。是一位既体现封建时代完美“妇德”，又闪烁着人格光辉的妇女形象。但是，长期以来，对刘兰芝形象的评述仅限以“勤劳善良”“聪明能干”的劳动妇女等词语，而忽视了刘兰芝的人格魅力。本文试从道德层面对其作一粗略分析，以期更全面发掘这一形象及作品的典型意义。并从人物的性格、心理角度对人物形象，发表一孔之见。
　　一、视自尊高于一切
    刘兰芝精于纺织，工于剪裁，勤劳善良，这确实体现了古代劳动妇女的特点和品德。但我们并不能据此而将刘兰芝的形象框定在“劳动人民品德”的范围内。在汉代乃至整个古代社会，男子因贫富的不同，有或耕或读之别;女子则无论贵贱，都理当“专心纺织，不好戏笑”(班昭《女戒》)。因为这不仅是劳动妇女的生产活动，也是所有古代妇女道德的重要内容。从焦家境况看，刘兰芝“夜夜勤作息”决非为生计所迫，而由“大人故嫌迟”可知乃焦母有意折磨。刘兰芝独守闺户终日机杆，亦足以见其“行无偏斜”。事实上，焦刘两家虽非高门巨户，也决非瓮墉绳枢之家。刘家“承辑有宦官”，焦仲卿身为“贵家子”而“仕宦于台阁”，房中“箱奋六七十”，被遣回家的车马相送，太守迎亲的繁华场面，虽有夸饰之嫌，但也足以说明刘兰芝是一位集大家闺秀、小家碧玉于一身的女子。她的家世和经济条件，使她比贫苦劳动人家的女子更多地受到统治阶级思想的束缚和影响。开篇女主人公白白:“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笠摸，十六诵诗书。”以及篇中的刘母诉说，正是《礼记》“女子十年不出”、“妇人先嫁三月”这一长期教养和婚前训练的写照，其内容，无非诗书礼乐和“教以妇德妇言妇容妇工”。
    如上所说，古代妇女的生活空间很小，仅局限于家庭。为此，在她怎样处理自己与家庭成员的人际关系和立身行事言谈举止两个方面，足以展示她的道德风范。也更能显示她光辉的人格。
    第一，在处理家庭人际关系上，刘兰芝“谦让恭敬，先人后己”，未违“三从”之教。当刘兰芝待字闺中时，便“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茎模，十六诵诗书”，履行封建社会对女子的“妇工”要求了;一旦出阁作嫁，就“鸡鸣人鸡织，夜夜不得息”，“昼夜勤作息，伶愕萦苦辛。”承担了媳妇和妻子的角色;在对待丈夫的态度上，可谓忠贞温顺。她对焦仲卿恩爱始终，生死相依，夫妻情深。这不仅是因为焦仲卿给予了她应有的理解、同情，甚至到死，也未放弃对她的爱。一个人能获得另一个人全身心的爱，这不能不说是刘兰芝高尚人格的魅力。作为妻子，刘兰芝一直烙守着为妻之道。在丈夫身为府吏“相见常日稀”的情况下，刘兰芝“守节情不移”，面对婆婆的专横刁难，她日夜纺织，奉养无差。如此忠贞贤淑，温顺勤劳的妻子，焦仲卿怎能不倍加珍惜?既然夫妻如此情深义重，刘兰芝为什么要自请遣归呢?我们看一看刘兰芝提出“遣归”的理由:“君家妇难为”、“妾不堪驱使”。既然婆婆失了恩义，刘兰芝可是聪明人，她不肯再在奴役和羞辱中苟且度日。俗话说:冷茶冷饭好吃，冷言冷语难受。在生活中，苦点累点不算什么，只要人与人之间是独立平等的，能维护作为一个人的尊严，而不受别人的歧视，甚至奴役，这样才能活出人的价值，人的尊严。翻开历史看看，如此光明磊落、挺直腰杆的人，即便是男子，又能有几个?更何况刘兰芝一柔弱的女子呢?这正体现了刘兰芝视自尊高于一切的可贵品质。另一方面，刘兰芝主动请遣，并非无情，而是对焦仲卿孝子角色的成全。试想，焦仲卿刘兰芝的爱情至死不渝，当焦仲卿在刘兰芝自遣后提出“还必相迎娶”，并对刘兰芝表明心迹“誓天不相负”。这些都使刘兰芝无限感激。换句话说，如果刘兰芝不是自请遣归的话，焦仲卿则不会主动开口遣归刘兰芝，如此只能使焦仲卿陷于更深的两难之中，一头是母子亲情，养育之恩;一头是夫妻恩爱，山海之盟。无论放弃哪方，都会使他的人生天平发生偏斜。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成全自己丈夫的孝道，不伤害焦家母子的骨肉亲情，刘兰芝作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举动—主动请遣。刘兰芝明明知道，这样主动请遣，哪有“不久当归还”?更不用说“还必相迎娶”?她和焦仲卿的美好生活将会随着“驱谴”而不复存在，夫妻二人将是“于今无会因”。这是她的内心难以接受的，她更料想到了回家以后的生活情景，“我有亲父兄，性行暴如雷，恐不任我意，逆以煎我怀”。未来生活，前途黯淡，内心煎熬，难于言表。但为了心爱的丈夫，这一切她都认了。如此宽容大度，如此克己奉献，怎能不让人油然而生敬意。这也足以显示刘兰芝是那种为了自己所爱的人甘愿牺牲自己的幸福、闪烁着人格光辉的人。再者在对待长辈的孝顺方面。刘兰芝两头均已丧父，但她对焦刘二母的态度亦足见孝顺之德。自古以来，婆媳关系就是一个比较敏感，较难处理的关系，更何况焦母对儿媳“已失恩义”。在她眼中，刘兰芝是“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刘兰芝“三日断五匹”，而她却“故嫌迟”。一个“故”足以显示焦母的蛮横作风。对儿媳的埋怨更是子虚乌有。如此独断霸道之母，刘兰芝仍是温婉顺从，礼节得体。尤其是她在焦母平日的刁难虐待下，仍不忘“供养卒大恩”;被遣前焦母的“褪床大怒”和堂上拜别时焦母的冷酷，都说明婆母以“义绝”“驱媳”，但刘兰芝告别焦木母时并没有恶语相加，却礼貌得体，言语周全。这不仅表明了她对“曲从舅姑”道德规范的遵守;另一方面，她对别人甚至对伤害过自己的人的尊重，也使她自己更加高贵。表现了一个普通人的人格、人性的高尚。
    第二，刘兰芝的言行举止，完全合乎“四德”要求。先闻其言:诗歌记刘兰芝求遣之辞，义正言婉;拜别之辞，贬己自责;密誓之辞，情真意重;谢媒之辞，颇有分寸，皆能依对象处境的不同而有别。“受母钱帛多，不堪母驱使。”是不忘长辈之善、不言他人之过的措词。“本自无教训”、“生小出野里”是严于律己，示卑弱以让人。“儿实无罪过”，仅此二句，在回复亲娘的责备追问中，吞下了多少委屈和苦衷。这些足以说明，她的言行是合乎封建妇女应遵循的“三从四德”的。但她并不盲从，也不屈从，而是自觉的选择，她时时刻刻维护和拥有着自己的尊严。她对焦仲卿“磐石”“蒲苇”之誓，取譬于《诗经·邺风·柏舟》，又足见其习于诗书之教养。次察其容:汉代对妇容的要求有二:一曰“不必颜色鲜丽”;二曰“沐浴以时，身不含垢”。从焦母对刘兰芝的指责和对“东家有贤女’，的夸讲看，大概刘兰芝平日忙于家务，纺织之事而无暇打扮。这在焦母这个以儿子为“贵家子”的俗气之人看来，似乎有失体面，但刘兰芝所为，却未失妇容。一旦被遣，依汉礼仪，应着嫁时之装以“大归”，她“事事四五通”严装而出，令人有“精妙世无双”之叹。虽然被驱遣让一般人难以接受，也是当时的人们认为屈辱的事。她却要体体面面的回去，在婆婆面前不流下一滴眼泪，表现出一种坚强的个性，这是一位何等要强的女性。比起那些在“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值”的人来说，刘兰芝身上所闪现的人格光辉，使多少有血性的人在内心深处找到了一点平衡。临别前对房中什物的检点交代，可说明其平日操持的稳重和临乱不苟;拜别焦家的礼节和言行，足见其虽内心痛苦而容止安详。这是何等的自尊和坦然大度，一个精神上的强者形象已跃然于读者眼前，让人叹服。再考其“妇工”:专心勤苦，则“鸡鸣人机织，夜夜不得息。”功效极高，则“三日断五匹”、“朝成绣夹裙，晚成单罗衫。”她身上所著之衣，房中所用的红罗帐，绿碧青丝绳等物，正是其妇工妇德的物化形态。

 

    从妇女道德的两个方面来看刘兰芝其人，在日常生活中，她是一位规范的淑女、贤妻和孝顺的儿媳，而且她还是一位富有血性、自尊、自爱、超凡脱俗的女性形象。实际上，正是她作为一个人的优势，决定了她作为一个女人，作为焦家的媳妇而与世俗不合，为焦母所不容。
　　二、独特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
    那么，如此坚贞刚烈、富有血性的精神贵族—刘兰芝为什么不为爱情捍卫到底而答应再婚?这是否背叛了她长期倍守的妇德规范呢?其实，我们应该看到，她的再嫁想法合乎那个时代的妇女道德规范。她的死，是殉情，是“从夫”与“从父”两难道德冲突中合情合理的选择。
    第一，在兄长令其出嫁的决定作出之后，刘兰之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是顺从兄长之意，嫁太守家以求终此一生，或可得到荣华富贵;一是谨守与仲卿之约，宁为玉碎，不求瓦全。前者谓之“从父”之德，后者谓之“从夫”之义。在情与义都处于两难的人生选择中，刘兰芝选择了后者。这种选择既合乎“愿得一人心，白首不分离”的妇女生活理想，也合乎“从一而终”的封建妇女道德信条。刘兰芝被谴回家，让娘家蒙羞。刘兄固然势利，但在兰芝看来，他要求被损的家庭尊严得到补救并非不合理，兰芝只有再嫁。这是那个时代的规则，也是她个人的悲哀。她知道自己的处境，也明白自己应该怎样做，虽然万分悲苦，但又很冷静、很理智、很坚决地去做。于是刘兰芝用自遣悍卫了自己的尊严，用允婚修补娘家的体面，用殉情回报仲卿的爱情。在当时的具体情况下，这是刘兰芝所能采取的反抗手段。虽然以死殉情的消极抗争，动摇不了封建家长制给安排的命运，但她的勇敢的挑战，焕发出的忠于爱情的人性光辉，激起后来许许多多的青年男女为争取爱情婚姻而继续反抗、斗争。这正是刘兰芝形象在具有深刻社会批判意义的同时所具有的美学理论价值，也正是刘兰芝的人格魅力所在。
    第二，刘兰芝以死抗争是未违背封建道德的。其实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个体的道德实践，源于自身的道德信念;而个体的道德信念，乃是一定时代和社会的道德原则和基本规范化的结果。或许有人会说，兰芝是不是太理想主义了，她和焦仲卿及小姑的关系都很融洽，一家之中唯有与婆婆有点别扭，为什么几句话不和谐便要自请谴归?为什么不作一下努力，以求得家庭的美满幸福呢?我们认为，兰芝在这方面是作了很大的努力的。因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虽然女子被谴，是为社会所认可的，但是毕竟不是一件光荣的事情。据汉代风俗，妇女畏弃(不论公婆谴归还是丈夫谴归)，带有很大的普遍性。生活在这样的封建婚姻文化氛围中，一般的妇女不可能脱俗。从这个角度看，刘兰芝自请谴归的一番话，从特定的环境和氛围上看，应是她的气话、难过话、寒心话。原本不是要回去，而是借焦仲卿之口，引发焦母的眷眷之意，进而将怜子之心移情于刘兰芝，达到留下来的目的。因而，从语言的目的和性质看，刘兰芝的一番话乃是“矫言”，矫言又岂能作真呢?分析人物形象，就要把握对人的心理现实性的探求。刘兰芝自请谴归，是要表明“儿实无罪过”(没有犯“七出”的任何一条。古代休妻黝媳有七种理由:无子、淫逸、不事舅姑、口舌、盗窃、妒忌、恶疾)，是在为自己鸣不平，决没有要离开焦家的意思。从叙事诗中看:“往昔初阳岁，谢家来贵门，奉事循公姥，进止敢自专?……谓言无罪过，供养卒大恩”。实质上是通过对美好婚姻的回忆，表达不忍分离的苦衷，进而婉曲地恳求焦仲卿说情于焦母。这是第一次表明自己原本不想回去。即便到了与焦母及小姑作别时，刘兰芝仍然希望出现转机，想通过“今日还家去，念母劳家里”的肺腑之言，打动焦母;通过“勤心养公姥，好自相扶将”的叮嘱，感动小姑，为其说情。这是刘兰芝又一次表明原本不忍离去，自请谴归乃是“矫言”。可结果仍是“出门登车去”，直到与焦仲卿“俱会大道口”，刘兰芝方有所觉醒，被谴已成事实，与焦仲卿分手不可避免。但善良的刘兰芝仍不放弃最后一线希望—“不久望君来”。这是再一次表明原本不是要离去，自请谴归乃是“矫言”。由此看来，“望君来”，“复来还”和“相迎娶”才是真言所在。如此，从刘兰芝的内心深处来看，她是一直能够成为终于合乎汉代“三从四德”规范的贤惠的妻子、孝顺的媳妇的。偏偏是因微妙的婆媳心理、婆媳关系及其末枝细节的生活小事，便是焦母自己也说不出个所以然的似是而非的罪名而导致了一个聪明美丽、多才多艺、勤劳善良的媳妇“举身赴清池”的悲剧结局，增强了作品的悲剧意义。我们只有从人物心理的现实性去分析，才能更好地去理解人物行为的动因，也才能更深地挖掘人物形象的人性光辉。刘兰芝的悲剧是真正的悲剧，它震撼了历代读者的心灵，激励人们去尊重爱护美好的人性，去培养宽广博大的胸襟，活出尊严，活出价值。这也是读者对于刘兰芝这个人物形象给予了更多的同情的原因所在。
    为什么一个体现封建妇女道德规范的妇女长期以来甚至到今天仍为人们亨爱?为什么从刘兰芝遵循“三从四德”的道德实践中，人们仍能感受到什么是善良、坚忍呢?我们认为，这也是刘兰芝人物形象的意义所在，是她独特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