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分析

　　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文艺中出现的反现代性现象以及对其所作的批判，正是现代性自身的悖论及其潜力的反映。

　　现代性及其演变现代性问题受到文化界的关注，已有10多年了。

　　在我看来，所谓现代性，就是促进社会进入现代发展阶段，使社会不断走向科学、进步的一种理性精神、启蒙精神，就是高度发展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就是一种现代意识精神，表现为科学、人道、理性、民主、自由、平等、权利、法制的普遍原则。欧美学术界围绕现代性问题已谈了几百年，在其演变过程中，大致形成了各种马克思主义学派的、韦伯式的自由主义思想学派的以及保守主义思想学派的现代性观念，发展到近期又有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的现代性理论派别。

　　欧美等国家在不断追求现代意识、现代性的情况下，建立了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但是由于现代性自身固有的内在矛盾性，在理性精神的不断地实现过程中，也造成了种种失衡，使理性精神变而为只讲实用的工具理性。科技的飞速进步与物质生产的高度丰富，显示了人的无限潜能，但又形成了人的物欲的急剧膨胀，造成了物对人的挤压与人的精神的日益贫困，并使人在精神上时时陷入生存的困境之中。而在另一方面，近百年来具有锻铸、宏扬人文精神的社会科学，在提供多种知识，扩大人对社会的认识，加深人对自身了解的同时，在不同的人群、集团手里，又使理性变为反理性，并且走向反动，酿成了种种危机与动乱，给社会与广大群众制造了一场又一场的几近毁灭的灾难，从而不仅使自己的权威丧失殆尽，而且也不断加深了人的精神危机。

　　20世纪的不少欧美哲学家、诗人、作家按照自己对现代性的理解，对上述现象或进行解释与批判，或进行诗意的反抗，揭示资本主义、科技发展和即将到来的信息社会下的种种矛盾。他们对技术至上、工具理性的全面胜利发出惊呼与警告，对人文精神的日益衰落深感忧虑，他们的呼声充溢了人类的悲剧意识。小说家们使用荒诞的手法，显示人的生存中的荒诞现象甚至生存本身的荒诞，艺术地展现人的价值，在物的阴影的覆盖下，不断地被消解与毁灭。现代性的发展，逻辑地从自身酝酿了反现代性的方方面面，并且愈演愈烈，形成了反现代性的思潮，同时这种反现代性方面又遭到现代性自身的批判，特别是人文的、哲学、美学方面来的批判。自然，这并非反对现代性自身，而是批判由于现代性的“偕越”而带来的消极的东西，即批判工具理性、伪科学所产生的反现代性所表现出来的方方面面。这种批判表明了现代性本身所具有的科学、理性精神的强大潜力。这种批判性也正是现代性自身所有的特征。

　　西方学者把20世纪最后几十年前的社会精神、学术思潮的现代性，定位于现代主义，把现代主义看成了现代性的最后形式，把现代主义的危机当成是现代性的危机①。标举现代性原则，批判现代性自身无节制的扩张，批判现代性因自身的反向异化而走向堕落，确实是近百年来的现代文化思潮的主导倾向，特别是本世纪的批判哲学，其针贬尤为激烈。不过，现代化的弊端，现代主义以前的非现代主义哲学、美学、文艺流派，都早就有所发现，并进行了一定的批判，所以也不好说，只有现代主义才体现了现代性。我们总不能把批判现代性消极面的多种哲学、美学、文学，都归入现代主义，纳入那代主义的轨道。当语言论哲学、特别是解构主义和与其密切相关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兴起之后，现代主义成了批判的对象，人们原有的思维与叙事模式普遍地遭到解构，人的价值与精神进一步遭到解体。当后现代主义宣布替代了现代主义，于是现代性也就被宣布为过时了。然而，我们知道，针对那些反现代性现象所进行的多方面的文化批判，并未停止。要是完全把现代性定位于现代主义，那么对于反现代性的多方面的批判，还能存在下去吗?如果存在什么批判，那是否又一定就是后现代主义的批判了?恐怕未必如此。例如，我们事实上也在对现代性的消极面进行着批判，但这是一种现代文化的批判。

　　自然，可以说后现代主义就是一种批判。

　　不过，从后现代主义观点出发的文化批判与现代性的文化批判，是并不一致的。现代性的文化批判仍在探索积极的因素，维护人的存在所需要的普遍价值原则与普遍精神，以便使价值与精神在被破坏中获得重建，这里的批判是为了丰富与更新;后现代性的批判，则是在颠覆了旧有的价值之后，说要重新塑造人的“自我形象”，往往是很聪明、机智地数落了现代性的种种不是，并把它们视为现代性的全部内容，进而把现代性加以否定。

　　“我们可以，而且应该抛弃现代性，事实上我们必须这样做，否则，我们及地球上的大多数生命都将难以逃脱毁灭的命运。”②其实，即使在欧美，如果要使社会获得正常发展，那么现代性以及现代性建立的意识、话语权威，即使一部分过时了，而其基本原则、精神还是常新的，是人们的生存须臾不能离开的。在这方面，也许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性是个未竟事业的观点，似乎更有道理些③。

　　而反对现代性的后现代哲学，确是看到了人们旧有思维的局限，提出了一些调节人的关系的新观念，它们可以用以说明后现代社会的某些现象以及诸多消极现象产生的原因。

　　在我看来，可以将这些积极因素作为现代意识因素，融汇到现代性中去，丰富现代性，但难以排挤掉仍在起到支配社会生活的现代性。把现代性从现实生活中驱逐出去，无疑会使现实生活的进展失去指向，即使进入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也无疑会遭到社会正常发展需要的极大的反抗，受到人文、哲学、美学的批判。现今的所谓全球化，就是通过国际金融资本、信息技术的联合与组织，在全球国与国之间形成一种紧密联系、相互制约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它使得全球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上走向形式上的同一化与一体化。但是对于政治、经济、文化不发达的国家来说，全球化就是一种参与意识，在积极的参与中发展自己。因此，它们心目中的现代性与发达国家所主张的现代性并不是一致的。至于在未来，现代性的内涵可能会有所变化或变得复杂起来，但其原则与精神，无疑还会长期存在下去。

　　对于我们来说，我想体现了现代意识精神的现代性，是不会过时的。一百多年来，我国社会的现代化的道路十分曲折。我国社会发生过多次巨变，我们可以加速现代化的进程，但是社会的现代发展阶段看来是路途漫漫，难被超越。我们过去早就想超这超那，一绒而就，结果这些盲目的跃进，却给人们造成了无数物质的与精神的伤痛。我们痛感于一部写于20年代初俄罗斯的反乌托邦小说《我们》，竟有如此巨大的预言力，而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现代性的原则与精神看来也是如此。

　　现代性遭到多次歪曲，现今需要新的整合。就目前来说，广大的人群在物质上尚未呼吸到充分现代化的生活气息，在精神上也是如此。为了使社会进入现代，国家走上现代化的道路，我们过去有过不少人、现在又有多少人都在塑造各自的现代性。在20世纪里，有的学者把西方社会的现代性，当成我国的现代性加以宏扬，也即寄希望于全盘西化。但是早在19世纪下半期，西方的现代性就已暴露了它的另一方面的种种矛盾，至今更是危机重重。“五四”后一些人照搬照抄，但是这种学风一直受到人们的非议。另一些人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加以传播，并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使中国社会开辟了新时代。但是到了50年代，又预设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并且化成了一系列群众运动，一有不同意见，就进行政治消除，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典型的照搬。由于现代性被盲目的主观性所替代，由于根深蒂固的东方习尚并未寿终正寝，致使科学沦为现代迷信，理想被扭曲为早就被批判过的乌托邦，人祸连连，从而使现代性走向“文革”的封建法西斯性，走向了反动，使社会发展遭到了极大破坏而濒临崩溃的边缘，人的精神家园几乎败落为一片废墟，并且至今未能使人们在精神上走出其阴影。这已经成了几代人的铭心刻骨的时代感受，无疑，这必定会受到思想史的长期清理。

　　80年代改革、开放的时代，一些人痛感于自己的落后，目光紧盯现代的西方，以为西方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以为这就是现代精神，于是再度掀起了西化的浪潮，这在我们思想界、学术界都有广泛的表现。就以文学研究来说，不久前读到钱理群的短文④，谈及80年代他与同行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的观念。这一观念不在于文字表达本身，而在于对其所作的阐述。倡导者对这一观念的解释，在后来文学史的编写中发生了众所周知的影响，但是在学界是存有不同意见的。

　　80、90年代的现实生活逼人反思。短文作者认为，这一概念本身无需改变，但是根据20世纪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现今必须对其涵义做出新的阐述了;同时承认这一观念的提出，正是受到当时“西方中心论”影响的结果。对于一个学者来说，修正自己观点是常有的事，有的公开申明，有的暗中进行，有的暗中修正了还得表现自己是一贯正确的。

　　短文作者要修正自己的观点，这已是实事求是的表现，但还和盘托出了思想来源，特别是承认受到西化的影响，却是要有勇气的。说实在，我读完这篇短文后，深为作者坦诚的学风所感动。西方中心论，在我看来，就是这位学者在80年代所理解的现代性，而今对现代性有了新的认识。西方一些学者说，当代西方社会已进入后现代社会，现代性已经过时。80年代中期，此说传到了我国。到了90年代，我国一些年轻学者把西方学者的理论搬过来就用，高唱在我国的文化、文学中，已走向“现代性终结”。其实，这是又一种西化论的搬弄了，或是一种真正的“抄袭”、“模仿”了J警惕、批判与避免现代化带来的破坏性后果，跨越它的陷阱，我以为这并不会导致现代性的终结。我们要分析西方学者对于现代性的不同的解释与批判，但又不能局限于他们对现代性的所作的阐述。同时，我们也不能重蹈现代迷信所制造的现代乌托邦，来构筑我们所需要的现代性。

　　从现代性的历史进程来看，现代性是一种被赋予历史具体性的现代意识精神，一种历史性的指向。在各个发展阶段，现代性的内涵有着共同之处，但又很不相同。一些学术思想问题，在彼时彼地的提出，看来有违那时现代性的要求，而不被重视，甚至还要遭到批判;而在此时此地，则不仅与现时现代性的要求相通，而且还可能成为现代性的基本组成部分。例如，对于“五四”后的多次学术思想的争论评价，我们从现时的现代性要求出发，可以说与“五四”时期的要求在总体上是一致的，但又是不完全相同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辛亥革命的一次深人，文化上的真正革命。这场运动，意在进一步摧毁封建制度，击溃旧的文化传统，走向更为彻底的现代化。其批判的准则，则是民主主义、科学主义思想，部分则是刚刚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这些思想形成了“五四”时期的现代意识精神，其指向表现为这一时期的现代性。这时期的任何文化现象，在新文化运动面前，在“五四”时期的现代性面前，都将陈述自身存在的理由，而受到检验与被取舍。提倡白话文，是我国文学叙述的一个转折;而当时的国学研究的倾向，与其时倡导的科学精神、人文精神相悖，妨碍了新文化运动的推进。稍后的《学衡》派、《甲寅》派，继续反对文学话语的改革，他们保卫旧文化，批判新文化，声称白话文学不算文学，对改革派极尽嘲弄之能事。毫无疑义，他们自然是时代的落伍者了。

　　“五四”运动的功绩在历史上彪炳千秋，当时对旧文化所采取的激进态度，从促进历史进步来说，实属必要。但是也正是由于其激进性，绝对性，使得新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横亘一条裂痕，这也是事实。一些学者不承认有什么断裂，认为继承得很好，这也是一种意见。我们一面为要赶上时代的发展，摆脱落后愚昧的局面，觉得只有从外国人那里寻找榜样与药方，否则似乎就难以自立。另一方面，特别是在“五四”运动几十年之后，由于我们中断了与传统的联系，总是使我们觉得在文化传统上飘零无依。说是我们有几千年的优秀文化传统，但又不断挞伐古代文化以致焚烧古籍，让人看不见、摸不到的优秀文化传统不知究竟在哪里，从而造成人们文化、精神的贫困。这就是我们近百年来特别是近50年来的心态，虽然近20年来的情况有所改善。

　　在20世纪即将告终之际，百年来发生的种种事件，今天以历史的整体面貌出现在我们面前，这无疑可以使我们获得一种历史的整体感。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历史的评价已可以不囿于一时一事，可以在历史的联系中了解它们，而成为一种整体性的评价。现代性也即现代意识精神，具有了更为宽阔的视角、宽容的气度。对于过去革命的文化思想的方方面面，将在历史的整体中受到重新的评价与审视，即使在过去被认为是保守的文化思想也是如此。一切有利于当今文化发展的因素、成分，都将被我们采纳、吸收;一切不利于当今文化发展的因素、成分，将被搁置起来。原有进步的现象，可能在与多种其它现象的联系中，由于消除了一时一事的孤立性，显出历史整体的敞亮而发现其中的消极因素，甚至可能见到其走向反面的原因;某些一直被认作是消极的历史现象，同样可能由于消除了一时一事的孤立性，在整体的相互的联系中，因历史面貌的敞亮而可以发现其积极因素。这种现象，我想可以叫做历史整体的去蔽现象。《学衡》派对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攻击固然不足为训，但今天看来，其研究学术的宗旨，却具有了新意。它自称，“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对于国学研究，其态度是“明其源流，著其旨要，以见吾国文化，有可与日月争光之价值;而后来学者，得有研究之津梁，探索之正轨，不至望洋兴叹，劳而无功;或盲肆攻击，专图毁弃，而自以为得也”。又说“本杂志于西学则主博极群书，深窥底奥;然后明白辨析，审慎取择……兼收并览，不至道听途说，呼号标榜，陷于一偏而昧于大体也”⑤。

　　自然，这些宗旨，提倡者其实并未能真正实行，也难以实现，况且走到岔路上去了。但是就这等主张而言，现今抹去其灰暗的历史尘灰，则显出了其现代意识的精神;我们经过几近一个世纪的曲曲折折，今天求索的也包含这种精神与主张，无疑，它们可以成为当今现代性的一个组成部分。历史中存在大量的“盲肆攻击”，大量的“专图毁弃”，这也是事实。盲目的滥肆攻击与随之而来的种种反理性的毁弃，都被历史发展的现实需要所毁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