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视阈的和谐管理
来源：UC论文网2015-11-25 17:44
摘要：
[摘要]置身和谐社会构建的现实背景下，中国企业的发展迫切需要有效培植和谐管理理念。中庸之道是儒家推崇的处世智慧，其实质以朱熹的话说是把握两极之间恰好的和谐智慧。儒家
[摘要]置身和谐社会构建的现实背景下，中国企业的发展迫切需要有效培植和谐管理理念。中庸之道是儒家推崇的处世智慧，其实质以朱熹的话说是把握两极之间“恰好的”和谐智慧。儒家以中庸为基本原则，对人与自然、与他人、与自身这样三重关系所给出的三大命题，即天人合一、人我合一、欲理合一，充分体现了其“恰好的”和谐管理智慧。它对如何打造和谐企业给出了非常具有“实用理性”的价值指引：天人合一作为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的中庸平衡之道，其理想状态是达到“天人和谐”的境界，它是现代企业追求和谐管理的基本决策原则；人我合一作为人与他人关系问题上的中庸平衡之道，其理想状态是达到“致中和”的和谐境界，它为现代企业追求和谐管理提供了最基本的管理伦理原则；欲理合一作为人自身内部欲望与理智关系问题上的中庸平衡之道，其理想目标是达到“中行”的内心和谐状态，它为现代企业经营者提供了最基本的修行原则。
[关键词]中庸之道；平衡智慧；和谐管理
一、问题的提出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和谐发展对社会和谐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当今，中国企业在迅速发展的过程中却存在着诸多不和谐的因素，诸如环境污染、诚信缺失、商业贿赂、忠诚度匮乏，以及生产安全等问题，极大地困扰着我们市场经济的有序运作。因此，置身和谐社会构建的现实背景下，中国企业的发展迫切需要有效培植和谐管理理念。这是我们讨论和谐管理问题毋庸置疑的现实语境和逻辑前提。
企业和谐管理理念的生成途径显然是多维的，但是，对传统文化中和谐思想和智慧的继承与发扬应该是我们在营造企业和谐管理文化过程中必须着力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事实上，正如许多学者已经论述过的那样，以儒家为“道统”的传统文化为我们今天的企业生产经营管理提供了诸多东方式的智慧启迪。
本文拟从儒家中庸之道的当代发掘角度对和谐管理问题作一论述。
二、中庸与和谐的内在一致性
中庸之道作为儒家推崇的处世之道，一直贯穿于“独尊儒术”的整个中国古代的文化之中。“中庸”一语始见于《论语》：“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但是，对于中庸的含义与具体内容，孔子在《论语》中并未作说明。按照后世儒家的解释，“中庸”的“中”有中正、中和、不偏不倚等含义，“庸”则是“用”的意思，“中庸”即“以中为用”之意。所以，中庸意即把两个极端统一起来，采取适度的中间立场，既不能过，也不能不及。
其实，从历史上看，中正平和的思想在孔子之前就已经被提倡。譬如尧在让位于舜时就强调治理社会要公正、执中；《周易》中也体现了“尚中”的观点。因此，它的中爻的爻辞大多是吉利的，亦即只要不走极端是不太会有不利的局面出现的。春秋时期，中正平和的思想进一步扩展到其他领域，譬如晏子就认为，食物、色彩、声音等以能使人们心平德和为善。
孔子及以后的儒者在前人的基础上，对中庸思想作了广泛的发挥。在政治上，依照中庸之道的原则，既不能一味宽容、宽厚，采取无为的态度，也不能使政策过于刚猛，刑罚过重，二者要相互协调，相互补充，以中和的态度处理治理方面的矛盾问题。在经济上，依照中庸之道的原则，要给予百姓实惠，但不能浪费；要使百姓勤于劳作，但不能过度压榨，使他们产生怨恨；要允许各种欲望得到满足，但不能鼓励贪婪，没有限度。在伦理道德上，中庸更是被视为最高的道德原则。只有遵循中庸原则的人，才能成为君子；行为过激的人，只能被看做是小人。在日常行为方面，依中庸之道看来，做事只考虑实际的质朴以致忽视了文采，就会显得粗野；而只考虑外表的文采以致忽视了质朴，又会显得虚浮。在处世态度方面，主观、武断而不留余地，自我中心，固执己见等都不符合中庸之道。在审美欣赏上，依照中庸之道的原则，可以追求美的享受，但不能沉溺于其中；可以有各种忧思悲哀的情绪，但要适度，不能伤害身体，如此等等。可见，在儒家那里，中庸与和谐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从儒家对中庸思想所作的如上发挥来看，它显然已涉及到和谐管理的诸多方面。
孔子曾简洁地以一句“过犹不及”来概括中庸之道。《论语·先进》曾有这么一段记载：“子贡问：‘师与商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曰：‘过犹不及’”这意思是说，子贡问孔子：颛孙师(子张)和卜商(子夏)相比，谁更强些?孔子回答说：颛孙师做事易过，而卜商则不及。子贡又问：是否可以说颛孙强一些呢?孔子回答说：过的危害和不及的危害是一样的。孔子这一句“过犹不及”后来被许多儒家学者所引用(如《荀子·王霸》、贾谊《新书·容经》)，它几乎成为古代思想家的一种理论共识。
中庸之道还被后世儒家进一步概括为世界的普遍规律，认为它不但体现了事物发展的运行规律，也构成了人们实践所必须遵循的普遍原则。所以，中庸之道成为“学而优则仕”的学问之道，被视为是一个成功的管理者所必须达到的理想境界。《礼记·中庸》把这种境界称为“极高明而道中庸”。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儒家的这一中庸之道并不是无原则的不偏不倚，而是遵循着“时中”的原则，以朱熹的话说是“中无定体，随时而在”。这就表明，儒家的中庸之道并非一些人所批评的那样是无原则的调和，也不是教人圆滑处世，恰恰相反，中庸所体现的是一种平衡的管理智慧。所以，有“宋代孔子”之誉的朱熹曾对中庸之“中”的含义作过这样的定义：“中只是个恰好的道理。”这里的“恰好”二字可谓精妙绝伦。
三、中庸之道对和谐管理的三大智慧启迪
可以肯定的是，儒家中庸之道的智慧有着多方面的开掘价值。我们在这里仅就其对和谐管理的智慧启迪作一具体的论述。如果进一步展开，那么我们或许可以把中庸之道对和谐管理的智慧启迪归纳为如下三大原则：
其一是人与自然关系上的中庸之道：天人合一。这是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的中庸平衡之道，其平衡的理想状态是达到“天人和谐”的境界。它应该成为我们企业追求和谐管理的基本决策原则。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中西文化的基本差异之一，就是中国文化比较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而西方文化则强调人要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才能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诚然，中国古代如荀子也有过“明于天人之分”和“人能胜乎天”的思想，但这种思想并非占主导地位。以儒家为代表的古代思想家一般都反对把天和人割裂、对立起来的观念与做法，而是竭力主张天人协调，天人合一。在先哲们看来，天与人、天道与人道、天理与人性是相类相通的，因而完全可以达到天人和谐统一的境界。
按照中国哲学史家张岱年先生的划分，在天人关系问题上，中国古代思想家主要有三种学说：一是道家的“任自然”之说，即庄子认为的“不以人助天”；二是荀子的改造自然之说，“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三是儒家的“辅相天地”之说，“天地交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儒道互补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方面，因而道家和儒家在对天人关系的观点上也基本一致，这就是强调天人合一的和谐之道。但是，从尔后历史发展的影响来看，道家的天人合一却往往容易走向消极无为。因为道家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而自然是无为的，因此“惟道是从”的人类也应该“自然”、“无为”。而儒家在主张“敬天”、“畏天”的同时又强调“平治天下”，以实现其“王道”理想。所以，在天与人的关系问题上，儒家与道家相比更体现出“恰好的道理”。作为儒家主要经典的《易传》对天人和谐的基本内涵曾作了如下的概括：“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时，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弗违，后天而奉天时。”。这亦即是说，人应遵循不违天的天人和谐原则。在“究天人之际”的如上诸家思想中，应该说儒家的解决方案最能体现智慧。
儒家把安身立命的理想目标立为“天人和谐”，其积极意义是明显的。近代西方尤其是16世纪开始发展起来的自然观，在“人定胜天”、“征服自然”等戡天思想的支配下，一方面取得了巨大的物质文明成就；但另一方面，随着工业文明的发达，生态平衡、环境污染、能源危机等令人忧虑的社会问题迭起，这无疑是破坏“天人和谐”的结果。正因如此，当代西方许多学者对中国儒家文化中“敬天”、“畏天”从而追求“天人和谐”、“天人合一”的思想开始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和向往。
在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要求在全社会形成有利于保护自然环境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思想意识与政策法规的当今社会，儒家“天人合一”的中庸和谐思想显然给我们的企业决策提供了重要的智慧启迪。它启迪我们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关注人与自然的良性平衡，否则我国的资源和生态环境将难以承受经济社会的发展，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也将因此无法得以持续地提升。
其二是人与他人关系上的中庸之道：人我合一。这是人与他人、与社会关系问题上的中庸平衡之道，其平衡的理想状态是达到“致中和”的和谐境界。它为我们的企业追求和谐管理提供了最基本的管理伦理原则。
在儒家那里，“人我合一”的管理原则一方面具体地体现在居上位的管理者要谨守“仁道”。对于“仁道”管理的基本要求，孔子明确将其理解为爱人。《论语·颜渊》里有如下一则记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儒家思想史上的后继者均继承了这一思想，譬如孟子说：“仁者，爱人”，“仁者，爱人之名”。
儒家认为，仁者爱人的基本点是视他人为自己的同类，即将别人看做是与自己一样的人。所以，《中庸》说：“仁者，人也”。意思是说，仁道首先是承认他人是人，将他人当做人来对待。有了这一前提，就能关怀、同情、尊重、体贴他人，这乃是仁道的基本要求。以孟子的话说就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所以，作为仁者的一种管理之道，儒家要求统治者“爱人”。其具体内容就是孔子曾一再希望的统治者应养民、利民、富民、惠民、教民、博施于民。汉代董仲舒曾这样形象地说过：“王者爱及四夷，霸者爱及诸侯，安者爱及封内，危者爱及旁侧，亡者爱及独身。”这就是说，统治者所爱之层面的广狭，直接关系到他统治范围的广狭和统治地位稳固的程度。因此，儒家始终劝勉统治者为政施仁。孟子就认为要“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并且认为“仁人无敌于天下”。
[关键词]中庸之道；平衡智慧；和谐管理
一、问题的提出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和谐发展对社会和谐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当今，中国企业在迅速发展的过程中却存在着诸多不和谐的因素，诸如环境污染、诚信缺失、商业贿赂、忠诚度匮乏，以及生产安全等问题，极大地困扰着我们市场经济的有序运作。因此，置身和谐社会构建的现实背景下，中国企业的发展迫切需要有效培植和谐管理理念。这是我们讨论和谐管理问题毋庸置疑的现实语境和逻辑前提。
企业和谐管理理念的生成途径显然是多维的，但是，对传统文化中和谐思想和智慧的继承与发扬应该是我们在营造企业和谐管理文化过程中必须着力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事实上，正如许多学者已经论述过的那样，以儒家为“道统”的传统文化为我们今天的企业生产经营管理提供了诸多东方式的智慧启迪。
本文拟从儒家中庸之道的当代发掘角度对和谐管理问题作一论述。
二、中庸与和谐的内在一致性
中庸之道作为儒家推崇的处世之道，一直贯穿于“独尊儒术”的整个中国古代的文化之中。“中庸”一语始见于《论语》：“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但是，对于中庸的含义与具体内容，孔子在《论语》中并未作说明。按照后世儒家的解释，“中庸”的“中”有中正、中和、不偏不倚等含义，“庸”则是“用”的意思，“中庸”即“以中为用”之意。所以，中庸意即把两个极端统一起来，采取适度的中间立场，既不能过，也不能不及。
其实，从历史上看，中正平和的思想在孔子之前就已经被提倡。譬如尧在让位于舜时就强调治理社会要公正、执中；《周易》中也体现了“尚中”的观点。因此，它的中爻的爻辞大多是吉利的，亦即只要不走极端是不太会有不利的局面出现的。春秋时期，中正平和的思想进一步扩展到其他领域，譬如晏子就认为，食物、色彩、声音等以能使人们心平德和为善。
孔子及以后的儒者在前人的基础上，对中庸思想作了广泛的发挥。在政治上，依照中庸之道的原则，既不能一味宽容、宽厚，采取无为的态度，也不能使政策过于刚猛，刑罚过重，二者要相互协调，相互补充，以中和的态度处理治理方面的矛盾问题。在经济上，依照中庸之道的原则，要给予百姓实惠，但不能浪费；要使百姓勤于劳作，但不能过度压榨，使他们产生怨恨；要允许各种欲望得到满足，但不能鼓励贪婪，没有限度。在伦理道德上，中庸更是被视为最高的道德原则。只有遵循中庸原则的人，才能成为君子；行为过激的人，只能被看做是小人。在日常行为方面，依中庸之道看来，做事只考虑实际的质朴以致忽视了文采，就会显得粗野；而只考虑外表的文采以致忽视了质朴，又会显得虚浮。在处世态度方面，主观、武断而不留余地，自我中心，固执己见等都不符合中庸之道。在审美欣赏上，依照中庸之道的原则，可以追求美的享受，但不能沉溺于其中；可以有各种忧思悲哀的情绪，但要适度，不能伤害身体，如此等等。可见，在儒家那里，中庸与和谐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从儒家对中庸思想所作的如上发挥来看，它显然已涉及到和谐管理的诸多方面。
孔子曾简洁地以一句“过犹不及”来概括中庸之道。《论语·先进》曾有这么一段记载：“子贡问：‘师与商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曰：‘过犹不及’”这意思是说，子贡问孔子：颛孙师(子张)和卜商(子夏)相比，谁更强些?孔子回答说：颛孙师做事易过，而卜商则不及。子贡又问：是否可以说颛孙强一些呢?孔子回答说：过的危害和不及的危害是一样的。孔子这一句“过犹不及”后来被许多儒家学者所引用(如《荀子·王霸》、贾谊《新书·容经》)，它几乎成为古代思想家的一种理论共识。
中庸之道还被后世儒家进一步概括为世界的普遍规律，认为它不但体现了事物发展的运行规律，也构成了人们实践所必须遵循的普遍原则。所以，中庸之道成为“学而优则仕”的学问之道，被视为是一个成功的管理者所必须达到的理想境界。《礼记·中庸》把这种境界称为“极高明而道中庸”。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儒家的这一中庸之道并不是无原则的不偏不倚，而是遵循着“时中”的原则，以朱熹的话说是“中无定体，随时而在”。这就表明，儒家的中庸之道并非一些人所批评的那样是无原则的调和，也不是教人圆滑处世，恰恰相反，中庸所体现的是一种平衡的管理智慧。所以，有“宋代孔子”之誉的朱熹曾对中庸之“中”的含义作过这样的定义：“中只是个恰好的道理。”这里的“恰好”二字可谓精妙绝伦。
三、中庸之道对和谐管理的三大智慧启迪
可以肯定的是，儒家中庸之道的智慧有着多方面的开掘价值。我们在这里仅就其对和谐管理的智慧启迪作一具体的论述。如果进一步展开，那么我们或许可以把中庸之道对和谐管理的智慧启迪归纳为如下三大原则：
其一是人与自然关系上的中庸之道：天人合一。这是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的中庸平衡之道，其平衡的理想状态是达到“天人和谐”的境界。它应该成为我们企业追求和谐管理的基本决策原则。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中西文化的基本差异之一，就是中国文化比较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而西方文化则强调人要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才能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诚然，中国古代如荀子也有过“明于天人之分”和“人能胜乎天”的思想，但这种思想并非占主导地位。以儒家为代表的古代思想家一般都反对把天和人割裂、对立起来的观念与做法，而是竭力主张天人协调，天人合一。在先哲们看来，天与人、天道与人道、天理与人性是相类相通的，因而完全可以达到天人和谐统一的境界。
按照中国哲学史家张岱年先生的划分，在天人关系问题上，中国古代思想家主要有三种学说：一是道家的“任自然”之说，即庄子认为的“不以人助天”；二是荀子的改造自然之说，“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三是儒家的“辅相天地”之说，“天地交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儒道互补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方面，因而道家和儒家在对天人关系的观点上也基本一致，这就是强调天人合一的和谐之道。但是，从尔后历史发展的影响来看，道家的天人合一却往往容易走向消极无为。因为道家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而自然是无为的，因此“惟道是从”的人类也应该“自然”、“无为”。而儒家在主张“敬天”、“畏天”的同时又强调“平治天下”，以实现其“王道”理想。所以，在天与人的关系问题上，儒家与道家相比更体现出“恰好的道理”。作为儒家主要经典的《易传》对天人和谐的基本内涵曾作了如下的概括：“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时，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弗违，后天而奉天时。”。这亦即是说，人应遵循不违天的天人和谐原则。在“究天人之际”的如上诸家思想中，应该说儒家的解决方案最能体现智慧。
儒家把安身立命的理想目标立为“天人和谐”，其积极意义是明显的。近代西方尤其是16世纪开始发展起来的自然观，在“人定胜天”、“征服自然”等戡天思想的支配下，一方面取得了巨大的物质文明成就；但另一方面，随着工业文明的发达，生态平衡、环境污染、能源危机等令人忧虑的社会问题迭起，这无疑是破坏“天人和谐”的结果。正因如此，当代西方许多学者对中国儒家文化中“敬天”、“畏天”从而追求“天人和谐”、“天人合一”的思想开始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和向往。
在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要求在全社会形成有利于保护自然环境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思想意识与政策法规的当今社会，儒家“天人合一”的中庸和谐思想显然给我们的企业决策提供了重要的智慧启迪。它启迪我们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关注人与自然的良性平衡，否则我国的资源和生态环境将难以承受经济社会的发展，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也将因此无法得以持续地提升。
其二是人与他人关系上的中庸之道：人我合一。这是人与他人、与社会关系问题上的中庸平衡之道，其平衡的理想状态是达到“致中和”的和谐境界。它为我们的企业追求和谐管理提供了最基本的管理伦理原则。
在儒家那里，“人我合一”的管理原则一方面具体地体现在居上位的管理者要谨守“仁道”。对于“仁道”管理的基本要求，孔子明确将其理解为爱人。《论语·颜渊》里有如下一则记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儒家思想史上的后继者均继承了这一思想，譬如孟子说：“仁者，爱人”，“仁者，爱人之名”。
儒家认为，仁者爱人的基本点是视他人为自己的同类，即将别人看做是与自己一样的人。所以，《中庸》说：“仁者，人也”。意思是说，仁道首先是承认他人是人，将他人当做人来对待。有了这一前提，就能关怀、同情、尊重、体贴他人，这乃是仁道的基本要求。以孟子的话说就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所以，作为仁者的一种管理之道，儒家要求统治者“爱人”。其具体内容就是孔子曾一再希望的统治者应养民、利民、富民、惠民、教民、博施于民。汉代董仲舒曾这样形象地说过：“王者爱及四夷，霸者爱及诸侯，安者爱及封内，危者爱及旁侧，亡者爱及独身。”这就是说，统治者所爱之层面的广狭，直接关系到他统治范围的广狭和统治地位稳固的程度。因此，儒家始终劝勉统治者为政施仁。孟子就认为要“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并且认为“仁人无敌于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