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金泽荣(1850-1927),字于霖,号沧江,别字韶濩生,原籍韩国开城府,韩国高丽王朝末期着名的汉学家、历史学家和诗人,一生致力于古文创作。在韩国,金泽荣经历了四十年之久的科举仕途之路
金泽荣(1850-1927),字于霖,号沧江,别字韶濩生,原籍韩国开城府,韩国高丽王朝末期着名的汉学家、历史学家和诗人,一生致力于古文创作。在韩国,金泽荣经历了四十年之久的科举仕途之路,同时与韩国当时的一些爱国文人结交并成为知己。1905年,面对韩国即将亡国的严峻现实,金泽荣不愿做亡国奴,转而选择于同年10月携妻女流亡中国,并长期客居南通直至去世,长达22年。这22年里,金泽荣与中国文人有了广泛深入的交往,而此时金泽荣与文人的交往心态较于在韩国时有了一些不同,但爱国的主调一致。现笔者对金泽荣流亡中国时期的交往心态试作考析,不揣浅陋与冒昧,以此文求教于方家。
金泽荣出身于官宦世家,自幼接受了良好的教育。科举是金泽荣前半生的主要经历,也使他有了较高的诗文创作水平、丰富的社会经历并结交了当时文坛和政坛上的优秀文人,而短暂的仕途生活使他认识到了国家的危机,激起强烈的爱国情感。伴随金泽荣一生的主要思想即爱国、报国、救国及为之不懈地努力,同时与其结交的文人也都具有强烈的爱国之心,深沉的爱国情使他们一见如故、成为知己。李建昌在《送于霖游燕序》中说:“余与于霖总角论交,历十年而后乃悉其底蕴”。黄玹(字梅泉)是金泽荣的知己好友,其在《岁暮怀沧江》中说“文章犹珍瑰,不许鱼目识。”在得知亡国消息后,黄玹极为悲痛,绝食六日,后又服毒以身殉国。殉国前他嘱托他人把自己的诗文稿交给金泽荣处理,1911年金泽荣于南通翰墨林书局刊印的《梅泉集》(七卷,续集两卷)就是黄玹的遗作。与金泽荣书信来往密切的王性淳(字敬庵)在《寄上沧江先生》信中道:“迢迢明月长淮色,漠漠飞云故国情。”李建昌、黄玹和王性淳等都是金泽荣的至交好友,他们的交往缘于诗文创作的交流,但更多的是内心的爱国情感所趋,使得他们在心灵上更加契合,更易于读懂彼此。
金泽荣前半生里交友很多,首先是因诗文创作交流与唱和所识,他们大多是当时韩国文坛上的优秀文人,金泽荣学习他们创作技法的同时也为他们对诗文创作的不懈追求所折服。其次是由仕途生活而结交一些爱国官员,他们大多以国家兴亡为己任。在韩国国势日渐衰弱的现实下,金泽荣与他们一样爱国情感日趋强烈。第三是多次游历高丽王朝遗迹过程中结交的一些文人游子,金泽荣饱览了祖国的大好山水,加深了其爱国情及自豪感。由上可知,无论金泽荣是由于何因结交好友,他与文人交往的心态都是以爱国思想为基石的,金泽荣与文人的诗文创作交流的过程也是彼此思想碰撞、技法熟练的过程,其目的在于以文章报国。
金泽荣深受儒家思想熏陶,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较强的认同感,同时与张謇的早年相识,都使他在亡国的现实下必然选择了中国。在中国,金泽荣继续其古文创作的同时也结识了很多当时中国的优秀文人名士,这些都使他生活充实、精神畅快。金泽荣与他们或诗文唱和、或书信往来、或游玩作诗,金泽荣客居南通,虽是流亡者身份,但还抱有复国愿望,同时想为保存韩国民族文化做出一点贡献,这使金泽荣在南通的生活丰富而多彩。
首先,挚友张謇当时已将南通成功地建设成了国内仅见的“模范县地”与“理想的文化城市”。金泽荣在这样的现实氛围下内心深受鼓舞,看到了救国强国的方式。在张謇的安排下,金泽荣在南通翰墨林书局工作,这既解决了金泽荣的生活问题,也能让其继续古文创作。金泽荣虽不能说汉话,却可通过笔谈的方式与他人进行很好的交流。由于生活工作的需要,金泽荣与书局同事及中国部分文人有了接触和交流,他们热情的帮助让身在异国的金泽荣备感温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