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格马利翁》论赏

萧伯纳很关心社会伦理问题，但他不止于表现伦理道德上的冲突，对剧中人物关系的处-理也不只停留在伦理道德评价层面(易晓明61-75)，对他来说，现代社会的当务之急不再是所谓“明辨是非”(王小波1-7)的问题，而是要解决贫穷的问题：“贫穷是我们社会中最可怕的罪行。而我们超越一切的首要责任，就是做到不穷。”阅读《资本论》的经历也增强了萧伯纳的经济学视野，他真切希望通过知识改变个人和社会，提升个人能力，促进社会进步。跟易卜生、布莱希特一样，萧伯纳非常敏锐地感受到经济因素对社会生活的巨大影响，“在易卜生、萧伯纳或布莱希特等作家的剧本里，对于近百年来的许多社会问题，不仅是大声疾呼，而且提出答案”(艾思林13)。他的戏剧《皮格马利翁》于1912年问世后，获得空前成功，多次搬上银幕，1956年改编成音乐剧《窈窕淑女》在百老汇连演2717场，1964年改编的彩色电影《窈窕淑女》获得8项奥斯卡奖。因为它既体现了作家对社会伦理问题的关心，又突出了知识改变人的命运的思想，所以也持久地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力，“在戏剧里，寻求其真意所在，并对剧情和我们目睹的重大事件做出我们自己的解释，责任还在于我们观众”(艾思林107)。本文以该剧为例，探讨希金斯教授对伊莉莎的改造如何导致她社会伦理身份的困惑，而伊莉莎又怎样摆脱这种困惑，最终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方向。

《皮格马利翁》取自古希腊同名神话故事。古希腊神话里说，塞浦路斯王皮格马利翁亲手雕刻了一个美丽的象牙少女雕像，对她产生了爱情，最后得爱神阿佛洛狄忒成全，象牙少女变成鲜活女子(伽拉忒娅)并成为他的妻子。萧剧中，语言学家希金斯教授在街头遇到言语粗俗的卖花女伊莉莎，声称可在三个月内将她改造成上流社会的窈窕淑女;伊莉莎瞅准机会，主动上门学习，在辟克林上校支持下，经过一番魔鬼式训练，终于得遂所愿。训练过程中，希金斯教授与伊莉莎之间也是暗生情愫，但这方面并未成为萧翁关注的焦点。萧翁关注的是希金斯教授如此这般的做法，在不改变经济条件的情况下提升伊莉莎的社会地位，无端导致她社会伦理身份的困惑，伊莉莎将怎样摆脱这一困局，重新找到自己的人生方向。该剧通过卖花女的故事，反映了英国下层社会普通人社会身份改变及其调适的问题。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社会中上阶层人数还非常少，只占全部人口比例的10%-15%，下层民众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速度相当缓慢，不同阶层之间界限非常分明，要从较低的社会阶层上升到较高的社会阶层非常困难。无论从家庭伦理还是从社会伦理的角度看，伊莉莎因角色改变所导致的社会伦理身份困惑都非常严重。
本文按如下界定来运用伦理概念，“人与人相处所应遵循的道理，就是伦理。伦理又可因人与人关系的不同，而分成家庭伦理和社会伦理两类”(张凯63)。伦理是“作为人应该遵循的道路，以及人类内在的道德意识和建立在这种意识基础上的人类秩序的规定”(岸根卓郎276)。伊莉莎是来自下层社会的女孩，剧中未提及她从小受教育的情况。戏剧开始时，她大约18岁左右，早已离开父母，自谋生路。她父亲阿尔弗雷德·杜立特尔是个垃圾工，偶尔也做挖土52，他毫无家庭责任感，把女儿抛入社会，也不管她是否有危险，甚至不放过通过她搞到5镑钱的机会;伊莉莎的继母已是杜立特尔同居的第6位女人，除了让杜立特尔讨好她，给她多买礼物、多买衣服外，根本就不打算跟他结婚。他们都好喝酒，杜立特尔跑到希金斯那里要5镑钱，就是打算用来买酒喝，他们那样的人甚至酗酒成风，连治重感冒都是给病人灌烧酒(萧伯纳114)。因此，伊莉莎出场时是脏兮兮的，全无教养。她戴一顶黑色水手小草帽，沾满伦敦的尘土和烟煤，大概从来也没刷过，头发也跟灰老鼠颜色似的，操着浓重的伦敦东区口音，说话咋咋呼呼，举止大大咧咧，一点小事就大惊小怪。希金斯对她的初次印象：“一个说话口音这么难听的女人，在哪儿也不能待，根本就不该活着”(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