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哈利.波特》

《哈利·波特》是一部叙事性很强的系列小说，尽管总的叙事功能单元组合得非常简单，故事情节却波澜不断，高潮迭起，读来毫无使人厌烦之感。有评论认为这是由于它“在传统的叙事框架内运用了诸多现代叙事策略”(黎新华65)。每一部作品中大大小小的事件既相对独立完整又与整体大故事有机融合，密不可分，二者之间呈一种“核心事件与卫星事件的特殊组合”(王衡霞41)关系。而核心事件与卫星事件究竟是如何组合的?传统叙事框架与现代叙事策略如何融为一体?本文将借鉴普洛普的民间故事结构与格雷马斯的符号矩阵模式，探析《哈利·波特》系列的叙事艺术，解析其深层结构与表层结构的关系。

俄国学者普洛普(Vladmir Propp)在1928年发表的《民间故事形态学》一书中对俄罗斯100个民间故事进行分析后指出，这100个故事表面上看纷繁离奇、变化无序，然而它们实-质上受到一个恒定结构的制约。这一结构体现在按照严格的、不可改变的次序前后相接的31个“功能”中。依照普洛普的31个功能项对《哈利·波特》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它与普氏提出的民间故事结构几乎完全吻合。普洛普提出的第1个功能项是“一位家庭成员离家外出，外出的强化形式是双亲亡故”(24)，《哈利·波特》系列一开篇便告诉读者哈利父母双亡，寄养在姨妈家，被禁止谈论与父母及自身身份有密切关系的魔法(功能2)。经过一系列的机遇、矛盾与斗争，哈利最终打破了这个禁令(功能3-10)，前往霍格沃茨魔法学校(功能11)，在那里学习知识、经历磨难(功能12-16)，找到仇人，与之战斗(功能17-20)，最终胜利归来，获得幸福(功能21-31)。《哈利·波特》整个系列就是围绕这个宏大的善恶争斗主题展开叙事的，而每一部单部作品也同样遵循这样的叙事框架。在大结局到来之前，每一部结尾时哈利都要回到麻瓜世界的姨妈家，下一部便得以重复同样的叙事结构。

民间故事结构具有很强的隐喻性，是人类集体无意识的产物。荣格认为，人的心理是通过进化而预先确定了的，个人因而同历史联结在一起，不仅与个人的历史，还与种族的历史相联结。历史所造就的不只是个人的无意识，而且还有集体的无意识。集体无意识是联结作家与读者的纽带，为读者顺利成功地阅读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提供了潜在的可能性。艺术家所做的事情就是“抓住潜意识中的原始意象，把它们提升转换到意识层面，使之与审美价值相连，直到能被普通人所理解”(Jung 1002)。集体无意识提供的这种可能性为幻想活动划定范域，从而在艺术作品的成形材料中，作为一种有规律的结构原则而显现。《哈利·波特》系列这种隐喻性极强的民间故事结构，以及故事惩恶扬善的宏大主题和英雄人物形象，一起形成了对读者集体无意识的召唤，暗合了读者内心的心理期待，使阅读过程产生了很强的安全感与认同感。

普洛普发现构成民间故事基本结构的31项“功能单位”分布在7个“行动圈”内，包括对头、赠与者、帮助者、公主及其父王、派遣者、主人公和假冒主人公。在具体的故事里，一个人物可能卷入数种“行动圈”，而若干人物又可能卷入同一个“行动圈”(23-77)，这样故事情节便产生了变化。《哈利·波特》系列情节的跌宕起伏便源于这样的变化。但普洛普的研究没有深入下去，在很大程度上“停留在了经验总结层面”(Levi-Strauss 183)，未能发展成关于情节的符号科学，只是描述了叙事的表层结构，不能阐释叙述中产生的各种变化(Schil-Eifer 93)。法国理论家格雷马斯重新整合了普洛普的7个“行动圈”，将它们简化成6个互相对应的行动位，即主体/客体，发送者/接受者，反对者/帮助者，并建立了一个模型：　如此，民间故事结构便可表述为主体缺失了客体;发送者发出指令要求找回客体;主体在助者帮助下打败反对者，找回客体。后来，在《论意义》中，格雷马斯进一步研究了意义符号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具有普遍意义的符号矩阵模型，将反义关系、矛盾关系与蕴含关系融为一体，即

这个结构“不仅揭示了意义的存在方式，而且，它作为整合模型一旦被赋予实际内容，便可以被应用到许多不同的领域中去”，它可以用来阐释神话结构、民间故事时序的衔接形式，还可以用来阐释某些作家个人所创造的语义世界(格雷马斯，《论意义》142)。由此便将故事的深层结构与表层结构结合了起来：故事的深层意义源于对立的反义关系，而表层意义则通常由矛盾的双方来演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