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乡村社会变迁与社会教育运动

[论文关键词]社会教育运动；乡村社会变迁；陕甘宁边区
　　[论文摘要]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教育运动，包括消灭文盲、改良卫生、反对巫术、劳动教育与“二流子”改造等内容。这一教育实践不仅改变了乡村社会的关系网络，而且改变了人们的认知、情感和意识。农民生活的中心由此从自家的场院转移到党所期望的集体行动框架中，从而为党的政治动员奠定了最广泛的社会基础。

    20世纪20年代以来，和中国其他地方一样，中国的西北地区开始活跃着革命的力量。但此时“陕西共产主义运动仅集中在学生和知识分子小圈子里，与工人和农民隔绝。”随着中央红军的北迁和中共战略重点转向陕北，这一格局很快被打破。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革命政权在这里构建了一个全新的社会秩序。这是一系列革命战略和政策实施的结果。本文选择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社会教育运动作为研究视角和切人点，来剖析这一区域社会生活所发生的变迁过程。
    一、革命前的社会生态
    陕甘宁边区地处“五路襟吼、边睡之郡”的“秦地要区”。这一区域因处在陕甘盆地，向有“山高河低、无由灌溉”的特点。在冬季朔风强劲时，风沙蔽天。独特的地形风貌造就了西北地区特殊的居所结构—当地人称之为“土窑”。民国以来，陕甘军阀割据称雄，这里一度成为中国土地最贫穷、地方最荒凉和人口最稀少的区域之一。
    这是一个典型的封闭世界。传统习俗主导着老百姓的生活:“一年四季吃冷水、常不洗脸不洗手，作饭不洗米，上炕不拖鞋”，“他们不愿剪指甲，剃头发。这里留辫子的人比中国任何其他地方都多。”妇女中没有剪短发的，很多人还缠足。这里的习俗还规定女子不能陪客人吃饭，她们“除了家庭缝纫造饭外，不事他事。’，在文化教育上这里是“地球上最黑暗的一个角落”。除了少数地主、官吏、商人，几乎没有人识字。文盲达到百分之九十五左右。学校稀少，知识分子更是凤毛麟角。由于生存条件恶劣，这里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很低。一项统计显示，在共产党进人陕北以前，边区一些地方成人的死亡率是3%，而婴儿的死亡率高达60% 。在这样的状态下，老百姓们普遍相信神和巫术的力量.它被当作可以治病的权威.因而存民众中享有普遍信仰，尤其“在缺乏卫生设备的乡村，几乎包办了民间的‘医药”，。“生病请巫神，不许说小孩子胖，有老毛病医治不好，或女人不生孩子，就要忌口或背上挂上一块布符。吃饭先敬神”。各种禁忌和习俗左右着人们的思想。巫婆神汉成为人们倚赖的对象。人们关注的也只是“自己那四面泥墙的小田地”，对思想、人类、文明并无兴趣。革命的力量进驻到这里时，面对的正是这样一块贫穷、封闭和被人遗忘的地方。
      二、社会教育运动与革命改造
      作为共产党进行社会改造的重要手段之一，社会教育运动在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时期就已有相当的发展。随着中共战略根据地的北上转移，从长征中走过来的老战士将江西苏区的经验和模式在陕北扩展开来，从而使这一江西时期更多停留在文本里的“工农教育”路线在延安具有了充分实践的空间。由于这一路线强调大众教育而非精英教育，扫除文盲、传播日常生活的基本技能成为其主要诉求。
      (一)普及教育，消灭文盲
    1937年4月，特区教育委员会提出“普及教育，，的口号，要求“扫除一切教育上的垄断和畸形发展”，给予“每个特区人民受教育的机会”。为了迅速改变老百姓的思想状态，边区政府在1939年制定了《普及教育三年计划草案》，提出强迫教育制度，来督促老百姓参加。一些区县利用自上而「的组织力式，利用各种办法来强制民众参与，包括限制人身白由(扭送基干班受训、接受组织批评等)和实物处罚(罚钱、罚油、罚柴禾等)等力.式。
    1944年，为了适应陕北分散的乡村环境和老百姓“照顾门户”的需要，共产党在社教运动中开始实行“民办公助”形式。具体来说，就是要求每村都有一个民办的村学。各村通过村学组织来开办冬学、夜校、识字组、读报组等。在课程的内容设定、教员的聘用、资金的筹措、学习时间的长短等以需要和实用为原则。比如从当地农谚、春联、歌词或报纸中选择教学内容，教他们如何种菜、纺织以及记账、写信、写路条、写契约、打算盘;避开生产时间、灵活采用集中或分散的方式进行等。这些举措直接针对成年农民而设计，容易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因而受到乡村社会民众的欢迎。

　　(二)改良卫生，反对巫术
    倡扬良好的卫生习惯，以科学方法接生，降低死亡率，促进民众身心健康是边区社会教育运动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党在边区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进行这一教育和改造工作。比如进行普遍的清洁卫生教育，从身体、衣着、住宅、饮食、便溺等各个方面规定了详细的卫生细则:不喝生水，食物防蝇，灭蝇灭蛆，修好井水窖，人畜分居，修厕所，开大窗，通烟筒，勤洒扫洗浴洗衣晒被等，以其改变人们旧的生活习俗，形成新的卫生习惯;还特别对家庭妇女进行妇婴卫生方面的教育和指导，让妇女了解卫生常识，以新生法接生，从而减少因不卫生而导致的婴儿死亡;同时，在各地开设卫生门诊，派医疗队下乡巡回医疗，培养医护人员，包括会新法接生的助产妇，改造巫神等;卫生教育普及很快成为边区群众文化运动的第一等任务，“救命第一”、“卫生第一”就是当时最响亮的口号之一。
    在提倡讲卫生，用科学方法治病之外，边区也进行了破除和改革其他旧习俗的努力，包括禁烟、禁赌、提倡放足、破除买卖婚姻等。比如在许多新秧歌剧中，直接以老百姓身边发生的故事、熟悉的人物作题材，采用当地的语言来创作或改编唱词和剧本，像《买卖婚姻》、《小姑贤》、《算卦》、《神虫》和《回娘家》等剧作就将当地老百姓婚姻生活中的童养媳制度、家庭生活中的家长制作法以及算卦敬神之类的旧习俗在舞台上展示出来，让那些顽固的坚持旧习俗的角色当众出丑，从而批判和谴责这些旧习俗。另一方面，将革新者塑造成代表正义和真理的高大形象，让老百姓在看戏中改进生活方式、废除不良习惯或转变看法。为开展反迷信运动，边区政府还发起反巫神运动和巫神坦白运动。“向群众暴露他们的罪恶，用群众的力量来斗争他，感化他，使他改邪归正，好好重新参加劳动，重新作一个对社会有用的好公民。”边区还展开了推广模范医生—崔岳瑞的运动，以巫神的敲诈害命和医生的治病救人的事实提高老百姓的觉悟，选择正确的健康的生活方式。
    (三)劳动教育与“二流子”改造
    在社教运动中，对劳动和生产的关注源于当时边区为克服物质匾乏和生存危机而开展的大生产运动。但也因此在边区树立起对劳动和劳动者的尊重。随着对“二流子”改造工作的开展，这一目标和诉求更加明显。为了强制“二流子”们的思想和行为转变过来，边区社会的各种力量都被调动起来。比如让小学生劝说他们身边的“二流子”戒烟戒赌，督促他们参加生产，变成好人;在黑板报、墙报等大众媒介上公开“二流子”们的恶性，或者报道“二流子”转变为劳动英雄的事迹，让其他“二流子”受到震动以改邪归正;或者让那些因受到感化而转变过来的“二流子”到冬学里来做讲演，讲述自己所看到的一切，自己所受的待遇，借以劝导其他“二流子”们参加劳动改造。
　　三、乡村社会的激荡与变迁
    革命政权在边区进行的社会教育运动和改革计划给乡村社会带来一股清新的空气。不仅乡村社会出现了许多新的事物，新的讯息，人们的社会生活观念、生活模式以及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在悄然发生着某些变化。集体主义的革命新观念在民众中也慢慢扩散开来。
　　(一)“村民公约”
    在1943年5月19日的《解放日报》上，刊登了一则来自绥德县延家川二乡张家村“村民公约”，其内容如下:
    一、全村人，勤生产，丰衣足食，生活美满。
    二、不吸烟，不赌钱，人人务正，没个懒汉。
    三、不吵嘴，不撕斗，邻里和睦，互相亲善。
    四、多上粪，仔细按，人畜变工，大家方便。
　　五、秋翻地，锄四遍，龙口夺食，抢收夏田。
    六、婆姨们，多纺线，不买布匹，自织自穿。
　　七、多栽树，多植棉，禾苗树木，不许糟践。
    八、识字班，好好办，不误生产，又把书念。
    九、抗工属，优待遍，吃的又饱，穿的也暖。
    十、公家事，认真干，公粮公款，交纳在先。
　　一十一、生产事，议员管，服从检查，接受意见。
    十二、好公约，要实现，谁不遵守，大家惩办。
    这些公约大多以通俗易懂，简洁明了的语言来表达，使老百姓一看就明白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随着这些新的公约、生活制度进人乡村社会，变工、生产、支前、读报、识字、卫生等行动便成为农民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新规范的大众化和乡村化弥合了乡村社会精英和普通民众的鸿沟，进而为开展乡村社会集体化运动奠定了基础。

 

    (二)“新式家庭会议”
    1944年，《解放日报》连续登载了几则有关家庭生活的报道。其中一个报道是这样的:一个曾经实行家长制的旧家庭，由于内部不团结，家庭成员生产情绪低。后来，在政府人员的帮助下，全家订立了生产计划，组织起来进行家庭改造。结果，家庭生活走向民主化:家庭实行会议制度，在家长决定家务事时征求全家人的同意。在生产上则实行家庭内部分工，各尽所能。他们还实行节约和奖励制度，因而全家亲密又团结。文章最后将这个家庭誉为“新民主主义农民进步家庭中优秀的典型”。
    在这些类似的报道中，我们注意到，改造旧式家庭的直接目的是促进生产，推动边区经济发展。在当时边区物质条件困难的情况下，这一点更为迫切。但同时，以家庭民主化为基础的新型家庭关系模式对乡村社会的秩序和改造带来了重要影响。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调整和改变了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家庭会议开得好，婆媳和睦了，两口子不吵架，打骂孩子的现象也少见了。”这种立竿见影的效果又进一步加深了乡村民众对共产党的认识。另一方面，家庭民主化的推行使得家庭成员包括妇女、儿童在家庭会议上都可以参与，可以发言和讨论。换言之，对边区社会的改造而言，家庭会议更为深层的意义可能还在于它“造成了一种智识活动和自由发问的空气”。它教会了人们如何组织、开会和讨论。许多新的信息、观点可以通过这一关系网络来传播、加工，然后得到理解。这是一个重要起点，它提供了一个政治启蒙和实验的场地。
　　(三)组织化的乡村生活
    在社会教育运动开展的过程中，边区社会律市起广泛的大众教育组织，如小学、冬学、村学、识字组、夜校、民教馆、读报组、黑板报、秧歌队、卫律小组等。这些文教组织和经济组织(如农会、减租会、变工队、妇纺小组、合作社、运输队)、军事组织(如自卫军、民兵、少先队及儿童团)将边区社会民众纳人一个组织化的生活世界。
    在这个生活世界，战斗、生产与教育融合为一体。由于个体处在社会关系网络中，新的信息、观点不仅会在那些最先受到感化的个体那里引起共鸣，随后也会通过各种组织和关系网络来传播和加工。因此，其他的群体或多或少也都会卷人其中。换言之，通过这些组织和关系网络，乡村民众的心理和意识被重新塑造，对于这一过程的意义和价值，毛泽东曾深刻洞察:“这种生产团体，一经成为习惯，不但生产量大增，各种创造都出来了，政治也会提高，文化也会进步，卫生也会讲究，流氓也会改造，风俗也会改变。”在这一过程中，农民不仅获得知识上的增长，也增强了对党的号召、政策的了解和理解，从而强化了对党的权威的接受和认可:“凡是有好的读报组和黑板报的地方，那里对政府政策法令和上级号召就容易贯彻，生产卫生教育各项工作就容易开展，而且可以少开多少会，凡是有好的通讯组织的地方，那里工作的情况和经验就容易了解，而且干部在政治和文化上就能得到迅速的进步。”在这种团体生活中，老百姓的眼光开始突破家庭的小天地，他们开始与国家政治联系起来。“使那些与世隔绝的乡村感受到了社会政治变革的浪潮”。
　　四、结语
    社会教育运动的基本诉求是扫除文盲，推广农业生产和卫生保健的科学知识，并改造旧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进而提高乡村民众的抗战热情。通过教育机会的大规模增加、基本医疗卫生设施的普及，以及形式多样的民间文化，并辅之以丰富多样的组织形式、各种灵活机动的方针策略，党的文教工作者在乡村社会掀起识字扫盲、学习新知识、改造旧习俗的社会变革热潮。这一浪潮推动了乡村社会的改造和变革过程，扩展了共产党在乡村社会的影响，推进了中国革命的进程。
    首先，社会教育运动改变了边区原有的社会关系结构，建构起普通民众，尤其是农民的革命主体地位。正如毛泽东所说:“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所谓扫除文盲，所谓普及教育，所谓大众文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④在边区开展大规模的识字运动，开展普遍的民众教育和开办许多训练班，所有这些，都被用来加强群众自己的至上权威服务⑤。这是一个新的群众时代。乡村社会民众在教育、文化等领域传统的边缘性地位的变化，是共产党对乡村社会农民的主体性建构的重要步骤之一。农民成为党所依靠的主要力量。在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理论和实践中，马克思主义的主题已然变奏。瞿秋白、毛泽东等革命领袖一贯强调要建立一个革命的文化，因为中国是个缺乏现代无产阶级革命主体的落后农业国家，必须创造一个革命主体。社会教育运动在乡村社会的展开成功地实现了这一点。
    其次，社会教育运动塑造了乡村社会民众新的价值观和认同感。对于处在落后封闭状态的边区农民而言，共产党进行的各项社会改革运动无疑于一场启蒙的过程。共产党不仅将许多新的事物、观念和制度引人乡村社会，还清除了常年积累在他们身上的旧习俗和风气。一套新的革命话语和价值观在边区乡村民众中逐渐传播和扩散，一种新的文化和哲学逐渐扎根于大众意识。当这些庄户人在党的宣传与号召下履行这些规范，当这些新的行为规范、道德标准日益渗透于乡村民众日常生活的时候，他们事实上已在接受共产党所传递的一套话语体系和价值观，接受共产党所宣导的理想和信仰。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党的权威体系在乡村社会中逐步得到确立与巩固。正如李孝梯所说，清末的启蒙者破除迷信，批判权威，伸张女权，攻击恶俗，基本上秉持的是一种自发的精神，少有政治力量介人。而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则是一种有组织的行动，内容也和现实政治有更紧密的联系。正因为如此，共产党的影响力就更为深刻和有效。共产党从思想、文化着手，使乡村社会经历着巨大的社会结构变迁，进而改变了乡村民众的世界观和价值体系，为新秩序的确立及巩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