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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安徽文化特色

来源:UC论文网2015-12-11 14:14

摘要:

文化最直观的表述 文就是知识的结构性积累;化就是教化与人。组合起来的文化含义,是最通俗的,又最容易直观形象表述。在形式上表现为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

  文化最直观的表述
  文就是知识的结构性积累;化就是教化与人。组合起来的文化含义,是最通俗的,又最容易直观形象表述。在形式上表现为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人的人格及其生态的状况反映。因此文化的主体是人与自然,所以其具有鲜明的地域特点和民族特点。
  安徽的地域特点形成的民风特点
  横贯安徽的两大水系将安徽一分为三。皖南是山水相依,青山碧水,物阜民丰。由于 南部的山岳和自然条件不适合古时的大规模战争,因此受战争的破坏很少,长期以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造就了当时的社会和谐和徽商的兴盛,传承到今日,就是民风淳朴、商业发达。
    安徽北部地处黄淮平原,自古就为兵家必争之地,连年战乱,殃及人民,在以农耕为主的封建社会,受自然灾害的影响也比较严重,洪涝、干旱等时有发生,造成了人民不停的迁徙,原居民减少,外来人口居多,造成了偏向中原和北方的民风习俗,为人大都比较直爽、热情,容易冲动,在皖北酒文化大行其道。
  安徽文化的特点
  安徽文化有一大特点,就是三条水系孕育了三种文化。长江、淮河两大水系恰巧从地理上把安徽三等分,分为皖南、江淮之间、淮北。淮河孕育了淮河文化,有老子、庄子、建安文学等;江淮之间就是皖江文化,桐城派是典型的代表。再有皖南山区的新安江水系,孕育出新安文化,也就是大家都熟悉的徽文化。
  一·皖江文化
  “皖江文化”是以安庆、桐城为中心,由安庆土著的古皖文化和来自江西徽州移民的朱子信仰碰撞和融合而形成。
  皖江文化自先秦以降,从未中断,源远而流长。皖江文化涌现出大量文化世家,有的绵延数代,名人辈出。由于移民和交通的便利,皖江文化开放程度高、创新意识浓、文化辐射力强,在许多方面使部分文化内容从区域文化范围上升到主流文化圈。有的专家认为,皖江文化比较注重以文载道、以文救国、以文济世、以文乐民,比较完整地体现了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比较系统地整合了文学、政治、宗教和艺术的精神力量,因而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有的专家认为,皖江文化特点鲜明的文化品格,主要表现在以明代方氏学派“坐集千古之智”的治学胸襟为代表的兼容并包的文化襟怀,以桐城宋学“士”的精神为代表的刚毅进取的人生品格,以《新青年》杂志早期作者群为代表的变通开放的世界意识。从文化比较的角度看徽州文化与皖江文化有着的不同特质:在文化品格上,徽州文化体现出“山”一样的凝重、厚实,文化遗存多,积淀厚;皖江文化则犹如“水”一般飘逸、空灵,感染力强,召唤性强,文学艺术成就尤为卓著。  
  皖江文化范围广泛、内容丰富、底蕴深厚、流光溢彩,至少包括实用文化、艺术文化、思想文化三个维度,涉及宗教、文学、戏曲、书画、政治、经济、科技、旅游、生态、民俗等众多领域。  
  (一)文学方面。桐城派的兴起是皖江地区文学乃至清代文学的最大成就。桐城派秉承程朱道统,宗崇秦汉及八大家散文,别立门户,自成一派。它以方苞倡导古文“义法”为标志,始于康熙年间,中经刘大櫆的拓展,到乾隆年间姚鼐时逐步兴盛。桐城派“清澄无滓”、“元气顺畅”的风格和形成与其深受禅宗的影响分不开。桐城派创始人方苞的民本思想,对中后期作家“经世致用”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也是桐城派历百年而不衰的主要原因之一。姚鼐在文学理论上集大成的贡献,认为他合“义理”、“考据”、“文章”为一的文学主张不但是对桐城文论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整个中国古代文论和文学创作经验的总结。  
  (二)戏剧方面。皖江人在戏剧方面最突出的成就是戏剧表演,它开创和丰富了几个有影响的剧种,如傩戏、青阳腔、徽剧、京剧、黄梅戏等。贵池山民跳傩的文化心态,体现了山民崇拜自然、乞求福祉、崇佛崇道崇巫的迷信心态,但也契合了山民疗治心灵痛楚的心理需要,折射出山民追求幸福的人生观。黄梅戏的艺术特色,暗含深刻的中国戏曲韵味,唱腔清秀、细腻、深情、优美,音调特色浓郁,旋法丰富考究,结构陈述严谨有序,唱腔独特。徽班进京历时百年而最终奉为国粹,是因为“京剧之父” 程长庚 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怀、鲜明的时代感、博采众长、革新超越的艺术追求。  
  (三)佛教方面。皖江地区最有影响的宗教是佛教,皖江地区也是佛教禅宗传承的重要地区。九华山的佛教文化有其不同于原始佛教的文化,而是吸纳儒家、道家、海外和世俗文化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儒、释两家共同创立、发展九华山佛教文化,僧侣、乡民、香客共同推进九华山佛教文化兴盛。牛头禅所创立的“天柱境”、“天柱家风”在上承达摩、下通慧能所起的重要作用。唐代池州南泉院普愿的禅学特色及在禅宗史上的重大影响。  
  二·淮河文化
  淮河文化以流域地区界定。分水岭内,东至黄海;北至沂蒙山和黄河南堤;西至伏牛山、桐柏山,南至大别山和皖山余脉,河两岸和凡是流进淮河的支流地域生存的文化,均可称之为“淮河文化”。由于淮河流域面积广袤,有着华夏“天中”的优越地位,域内与各方接壤的地区出现文化交融。其东北连齐鲁、西北接中原、西南接荆楚、东南通吴越,因而融合了这些地区的文化精华,形成了古文化多元性、丰富的一大特色。淮河文化包括了商周时代的东夷(包括淮夷)文化、涡淮两岸产生的老庄文化、先秦时期荆楚文化、吴越文化以及两汉和北宋之后南移的中原文化、明清之际兴起的淮扬文化。因此,淮河文化的定义应是以流域内自然地理环境为生存条件,在淮河主干流地区,以楚、明文化的底蕴,兼容中原文化而形成的区域文化。
  淮河在我国东南部南北分界的地理区位,自然赋予了淮河文化鲜明的地域特色。以淮为界,北称“黄淮”,南称“江淮”,淮河文化正是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数千年融合的结果。它主要体现在淮河干流两岸空间范围内,反映出南北过渡、兼容并包的特色。
  淮河虽然是居黄河与长江之间的南北界河,但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却是融而不阻的中间地带。南方人说它是北方,北方人说它是南方。“骏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景观,均反映淮河两岸以淮为界,分出平原与丘陵的地貌;旱粮与水稻的农耕方式,南米北面的生活习俗,南茶北酒的饮食习惯,寨与山村的居住群落;南舟北车的交通方式,南蛮北侉的方言区划。北方人的豪放刚烈,南方人的柔宛秀丽,皆能融合于淮河两岸人民的秉性之中。
  先秦时期就有“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的说法,自然地理上的分界,使淮河两岸又成为地域文化融合过渡地带。杂糅、融合,南北文化在这个特定的地理环境中,自然融会贯通。北方刚烈,雄浑、苍劲的风格,南方宁静、柔婉、轻盈。秀丽的风采,经过融合兼容,使淮河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 
  南北交融的民俗文化,蕴藏着无比丰富的民间文化艺术。
  (1)地方戏曲种类丰富。淮源山区流行着行走便捷的皮影戏;而广阔的淮北大地,水陆交通两便,分布着河南豫剧、淮海戏、泗州戏等十多个剧种。由于淮南地区属于江淮方言区域,风格委婉细腻的庐剧、黄梅戏则在被淮河南岸流行。显然,淮河在地方戏曲风格上也成为“南蛮北侉”的过渡带。特别是在淮河岸边形成的泗州戏、推子戏,今天已经成为具有代表性的地方剧种,受到保护得到传承。最为值得称道的是,清代以经营淮盐的徽商,在扬州组织四大徽班进京,诞生的影响我国近现代的京剧艺术。
  (2)独具魅力的歌舞艺术。以花鼓灯为代表的民间歌舞,是我国至今保留较完整的汉民族的舞蹈艺术,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已经走出国门,名扬海外,成为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源于明初凤阳的双条鼓,明清两代流传祖国南北,据最新研究考证,清代随着凤阳人闯关东而带入双条鼓,而后成“东北二人转”的原型。
  (3)中原武术汇聚之地。淮河流域自古就是历代兵家逐鹿中原之地。奴隶社会的军旅武术走向民间后,民间武术与宗教、体育相结合,武术已经开始社会化。从春秋时期孔子设私学,传授“射”术 ,到东汉华佗在亳州创五禽戏,五代后周时期陈抟创六合八法拳,都使武术在民间得到了发展。颍河之源的嵩山少林寺,因十八棍僧救唐王,使少林拳名扬天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淮河中游蚌埠成为皖北大商埠后,河南、山东等的武术门派相续南下蚌埠,又在这里形成了多种门派,使武术在现代城市开始传播。今天,淮河流域的北部地区,尤其在涡淮一带,各家以培养武术人才为宗旨的学校开始兴办,使武术流派得到传承,习武之风历久不衰。
  (4)丰富多彩的民间工艺。缘起于原始崇拜的淮阳泥人,已被专家们称为现代“真图腾”、“活化石”,在国内外享有声誉;淮北地区的面食塑艺术则是民间祭祀及生活习俗中不可缺少的情趣。凤阳凤画,朱仙镇的年画,灵璧钟馗画都已经成为民间艺术的珍品。此外,还有制陶、仿古玉器、青铜器、编织、剪纸等工艺流传至今。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风情育一方文。 一部数千年的淮河兴衰史,民俗文化贯穿始终,影响较大的有秦始皇捞鼎、徐福买药、水漫泗州、收伏巫支祁、小白龙探母、九牛二虎一只鸡等。特别是大禹治水的神话传说,流行于整个淮河流域,而其地域特色特别明显。淮河中游凤台峡山口、荆涂山峡、下游盱眙甘泉山与圣人山之间的圣山湖、禹王河,均有颇为典型的故事为印证。
  “临淮自古多名士”。淮河流域的经济发展和历代的政治变迁,造就了一大批杰出人物。除产生许多叱咤风云的农民起义领袖外,还出现了许多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科学家、军事家和文学艺术家。如管仲、孔子、老子、孟子、庄子、刘邦、项羽、韩信、蔡文姬、曹操、诸葛亮、朱元璋、施耐庵、吴承恩、孔尚任……,特别是新中国的开国总理周恩来也诞生于此,可谓群星灿烂,光照千秋。
三·徽文化
  徽文化,即徽州文化,包括:新安理学、新安志学、新安医学、新安建筑、新安朴学、新安教育、新安画派、新安艺文、新安科技、新安工艺、文房四宝、徽菜等。是徽州(古称新安郡)人,在历史进程中创造的物质精神财富的总和。徽州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有三大学问家:朱子(婺源)、戴震(休宁)、胡适(绩溪)。有汪华、朱升、程大位、郑复光、程晋芳、陶行知、赛金花等等。黄山山麓一条小溪---九龙瀑,一沟三状元、三丞相,是程元凤、曹文植、曹振镛,形成显赫的文化沟。东汉、西晋、唐末、北宋四次北方强宗大族的南迁,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中原文化,生产力逐渐发达。徽文化,是对中原文化的包容整合。作为极富特色的区域文化---徽州文化,崛起于北宋后期,“东南邹鲁、礼义之邦”于南宋,鼎盛于明清时期,已约800年之久。90年代后,徽学与藏学、敦煌学并列为国学三大地方学科。
  徽州文化的内涵十分丰富。徽州人在文化领域里建树、创造了许多流派,这些流派几乎涉及当时文化的各个领域,并且都以自己的特色在全国产生极大影响。主要内容有:
  1、 新安理学。这是程朱理学的正宗流派,奠基人程颢、程颐及理学集大成者朱熹,祖藉均系徽州篁墩。它从南宋前期到清乾隆年间,在徽州维系了600多年,对徽州社会经济文化都有很大的影响,新安理学核心是伦理纲常,同时也倡导"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的重学思想,"天理为义,人欲为利","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理不计其功"的思想和"修内政","攘夷狄"的节义思想;朱子提倡读书,认为穷理之要,必在读书,促进了徽州读书好学风气,缙绅之家往往自编教材,由父兄率子弟诵读、理学家对理欲、心物、义理、天人等概念的意义、关系的追问和逻辑论证,提升了徽州文化的理性思维,培养了深厚的理性主义传统、新安理学家格守朱熹的义利之辨,反复颂扬“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思想,学子以之为书院学规、士夫以之为立身处世的教条,徽州商人“贾而好儒”,以“仁义礼智信”为商业伦理。宋元明三代,徽州出了不少民族志士表现了坚贞不屈的气节,也与朱熹和新安理学分不开。但是,理学的核心是纲常伦理,新安理学讲究忠君孝亲、男尊女卑、丧制礼服,修祠续谱,建坊树碑。大批的“贞女烈女”、“孝子贤孙”为传统礼教而殉身,这是理学在程朱桑梓之邦结出的恶果。[
  2、 徽州朴学。也就是徽派考据学。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婺源县的江永和屯溪的戴震。它作为乾嘉学派中的皖派,直接继承了汉古经学,把经学研究从纯考据的藩篱中解救了出来;
  3、 新安画派:开先河的为元代的程政,明朝开始形成新安画派风格。明末清初,江韬(渐江)、查士标、孙逸、汪元瑞"海阳四家"异风突起,有力地冲击了王时敏、王鉴、王翠、王原祁"四王" 画派在中国画坛的统治地位。他们主张师法自然,寄情笔墨,大胆创新,给明末清初画坛带来新的生气。近代的黄宾虹,主张"先师古人,再师造化,而以自然为归",丰富和发展了新安画派;
  4、 徽剧。徽州人善歌舞,东晋时新安歌舞就已蜚声海内。 明代徽州人对戏剧的嗜好尤甚,各地族社每借祭祀仪礼、婚丧喜庆之际,聚众演戏,甚至在诉讼之后也有罚戏的习俗。徽州在外埠的富商,常以声伎相随,列歌舞、宴宾客。由于徽州戏剧活动较为普遍,观众主要是村镇平民,艺人在演出时,对曲词中那些高深典雅的戏文,往往予以改造,力求通俗。因而,逐步形成徽州戏剧独有的特征。 
  明嘉靖间,徽州艺人在吸收弋阳腔的基础上,形成徽州腔,是为徽剧的先声。徽州腔在寓意较深的曲词中,增加了大量的解释曲文,联缀曲辞,发挥剧情的“滚唱”,形成通俗易懂的“新体曲文”。并注意增加便于理解曲词的道白,如净丑间的戏谑语,彼此的设问、对答等,给观众以更多的戏剧性,扩大和增强原作表现生活的能力。明万历间,徽州、旌阳戏班上演目连戏,把民间杂要融入剧中,蹬桌、翻梯、飞叉、滚打、走索、跑圈、窜火、窜剑等,成为表演武戏的特殊招式,并运用火彩、幻术等特技,逐步形成徽剧的特殊风格。 
  明清时期徽州艺人在吸收弋阳腔和西秦腔等的基础上,经过衍变形成的,到清代中期,徽剧风靡全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唱、念做、打并重的完美剧种。"四大徽班"由扬州进京,把徽剧推向顶峰。道光年间,徽剧与汉剧结合,产生了京剧。当时活跃在城乡的徽剧社班有47个,大的社班有艺员180多人,可谓声势浩大,繁荣昌盛;清代后期,京剧兴起后,徽剧艺人纷纷改学新腔(京剧),徽剧日渐衰落。但是,徽州部分农村仍然盛行徽剧,“夜不唱京”,凡庙会祭祀,都请徽班演出。 

 

  5、 徽州刻书。它始于中唐,盛于明,万历年间达到鼎盛。至崇祯年间,徽州刻书跃居全国之首。徽州刻书有坊刻、官刻、家刻和书院刻。著名的坊刻有歙西鲍宁耕读书堂,于天顺年间所刻的《天原发微》5卷,现存北京图书馆;著名有家刻有歙县汪启淑的飞鸿堂,刊有自撰的各种图书12种,近300卷。家庭出版社在古徽州各县都有;
  6、 新安医学。"肇自北宋,盛于明清,从宋代至清末,涌现著名医家543人,撰、辑医籍460多部,其中部分医籍东传朝鲜、日本"。(徽州地区简志)著名的有宋代张杲撰写的《医说》10卷,这是我国现存最早载有大量医史人物传记和医学史料的书籍,也是第一部较完整的新安医学著作;祁门汪机撰《石山医案》3卷,"学宗的丹溪之医理,临床不拘一格,精于望诊、切脉;""歙县江辑《名医类案》12卷,搜集上自扁鹊、仓公、华佗,下迄元明诸名医验效医案,内容十分丰富,是我国第一部汇集历代名医医案之专蓍。"(徽州地区简志);
  7、 徽派建筑。它集徽州山川风景之灵气,融风俗文化之精华,风格独特,结构严谨,雕镂精湛,不论是村镇规划构思,还是平面及空间处理、建筑雕刻艺术的综合运用都充分体现了鲜明的地方特色。尤以民居、祠堂和牌坊最为典型,被誉为"徽州古建三绝",为中外建筑界所重视和叹服。它在总体布局上,依山就势,构思精巧,自然得体;在平面布局上规模灵活,变幻无穷;在空间结构和利用上,造型丰富,讲究韵律美,以马头墙、小青瓦最有特色;在建筑雕刻艺术的综合运用上,融石雕、木雕、砖雕为一体,显得富丽堂皇;
   8 、徽菜。南宋年间发端于歙县,是全国八大菜系之一,菜系的形成是经济、文化发达的结果。徽菜重(讲究)油、重色、重火功,而且选料精良,制作考究,尤其注重原料的产地、季节、鲜度、部位、品种等,擅长炒、炸、烧、炖、溜、焖、,加上火腿佐味,冰糖提鲜,料酒除腥引香,使徽菜的风味更加鲜明。名菜有:火腿炖甲鱼、红烧果子狸 、清蒸石鸡、虎皮毛豆腐、凤炖牡丹、红烧划炎、香菇盒等。一九四九年以前,烹调之乡的绩溪县,到外地开饭店有222家,如上海的大中国、大中华、大富贵,武汉的大中华等皆是。
  9、 徽州茶道。徽州茶道讲究以茶立德,以茶陶情,以茶会友,以茶敬宾。注重环境、气氛,以求汤清、气清、心清,境雅、人雅、器雅。近年来黄山有关部门把古代饮茶的礼规编成一套程序,进行“茶道表演”,深得游客的青睐。这种表演有四个或八个姑娘进行,大致分以下几道程序: 1、静气,即排除杂念,静下心来,营造一种安详的气氛;2、烹汤,即取泉水(或河水)烧沸烹气一般用瓦器、锡壶,要洁净无异味,火须旺炽无烟,文武相宜;3、焚香,敬茶圣陆羽,4、涤器,洗涤 茶盏,茶盏要用白瓷,洁净无瑕,洗后用干布擦干;5、烫盏,用开水汤一遍盏,以荡祛寒气;6、赏茶,察茶色,观察形,闻茶香;7、投茶,用三指在茶筒中取茶,投入盏中,一般每盏以3-5克为宜;8、洗茶,用一沸水少许浸润茶叶,而后将头汤倒去,使茶叶湿润涨发;9、注汤,用三沸水,提壶急水下冲,但茶汤要均匀,水至七分,加盖少顷;10、敬茶,举案齐眉,以茶敬客,以茶会友;11、闻香,约三分钟,将茶盖轻轻揭开一缝,使香气溢出,沁人心脾;12、观色,绿茶已青翠为胜,观之汤清叶绿为上品,浑黄者次之;13、品味,轻啜一口于齿颊间灌漱,再徐饮慢品,俟甘津潮舌,始得茶之真味。以上"茶道"即可配乐表演,亦可亲身试验,必定会从中得到乐趣,以益身心健康。
  10、徽商。徽商又称新安商人、徽州商人或“徽帮”,它是旧徽州府籍 (歙县、休宁县、婺源县、祁门县、黟县、绩溪县)商人或商人集团之总称。徽人经商,源远流长,早在东晋时就有新安商人活动的记载,以后代有发展,明成化、弘治年间形成商帮集团。明嘉靖以降至清末民初,徽商渐趋衰落。作为中国商界中的一支劲旅,徽商曾活跃于大江南北、黄河两岸,以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和葡萄牙。其商业资本之巨、从贾人数之众、活动区域之广、经营行业之多、经营能力之强,都是其他商帮所无法匹敌的,在中国商界称雄数百年。徽州素称“东南邹鲁”,生于斯、长于斯的徽商,一个显明的特点是“贾而好儒”、“贾儒结合”。徽商的本质是儒商。
  11、 徽州方言。 徽州方言,又名“徽州话”或“徽语”,与闽、粤、苏、浙四大方言并列。这与中原地带人类种群迁徙的联系十分密切,形成了以皖南为中心,包括浙之衢州,赣之饶州部分区域。徽州方言,跟闽、粤、苏、浙诸方言一样,都萌芽于中原古语。但由于历史的环境差异,它与其它方言间的差别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来愈大,且更多地保留了远古的口头语辞和形象表达习惯。这种方言,至今仍是“徽州一府六县”的主要地方方言。徽州方言实际上是指歙县话、绩溪话、休宁话、黟县话、祁门话、婺源话,至于解放后曾划归徽州地区的旌德县、太平县、石台县,其语多属下江官话,一般不列入徽州方言。由于历史上歙县长期为州治、郡治,统辖休宁、绩溪等地,所谓徽州方言当以歙县话为代表。可是抗日战争时期,沿海及外地人纷纷迁入屯溪,于是屯溪人口激增,曾有“小上海”之称。解放后屯溪又长期为地区所在地,是徽州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所以屯溪话就成了当代徽州方言的代表。因此,徵州方言可分为屯溪话、歙县话、绩溪话、黟县话、祁门话、休宁话、婺源话等七个次方言区。而在每一个次方言区内,又存在着“五里不同俗,十里不同音”的情况。如绩溪话,以徽岭为界,又分为岭南话与岭北话两大子区域。子区域中,又分若干土话圈。如岭北有坦头话、大源话、临溪话、上庄话。土话圈中又有核心区、缓冲区、扩散区。尤其是徽州边沿地界,方言交互重迭,错综复杂。方言的形成,有着复杂的政治因素、地理因素、文化因素。徽州方言,是以徽州人和徽州区域为主要对象的。这些当初生活在中原地带的家族举家南迁,最为明显的信号是引起了语言的种属分化。徽州历史上经历了三次大的人口迁徙,先后有七十八个大姓落户定居,并在此繁衍生息。当外来种姓反客为主,成为当地最大种姓时,外来语言就占据了主导地位。而古老土著人的语言,退而求次。因此,徽州方言语种的主要来源,正是基于战争引起的人口集中迁徙。战争这种人为外力冲击,打乱了当地山越人语言的平静和纯洁。生活社区重组,促进了人群的流散和语言交流的速度,导致了新的语言社区整合。另一方面,徽州东有鄣山之固,西有浙岭之塞,南有江滩之险,北有黄山之隘,是典型的封闭山区。隔山不便交流,隔河难以来往。相对独立且偏僻的地理单元,半封闭的山居方式,阻止了居民与边缘地界外来语言的同化,阻碍了语言自身的发展。反过来,也促进了徽州方言特点的形成和定型。一些古语古词并及其原始表达方式没有被淘汰,语言环境的相对闭塞起了十分紧要的作用。徽州方言的顽固性,基于徽州人聚族而居的习性。这种群居习俗,不仅在政治上形成了强大的宗法自治体系,而且在语言上,也形成了自己的独立王国。正是这样的语言环境,造就了徽州语言的个性,使得中原地带古语音古语言和土著山越语言的保存,成为客观可能。区域语言自身的特点,使得这种方言很难溶入其它语系并发展。文化的同源性,语言的同一性,又使得区域语言自身产生了一定的膨胀作用。 
  徽州方言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可以挖掘出许许多多远古文明的信息,更会给深层次地探索徽文化以全新的启迪。从某种意义上说,徽州方言区域的界限,既是一种生活圈的界限,也是一种文化圈的界限,更是一种经济圈的界限。随着方言固有阵地的开放,方言群落的人为萎缩,方言自身也在发生着无法预料 的变化。
  此外,还有徽派雕刻、徽派盆景、徽州漆器、徽州竹编、文房四宝(徽墨、歙砚、澄心堂纸、汪伯立笔)、徽州民俗等,这些都是徽派文化的重要内容。
  这些文化的内涵,不仅体现了中国最正统的儒家思想,也受到了释家、道家思想的深刻影响。因此,徽州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反映,徽州是儒家、释家、道家文化的一个厚实的沉淀区。
  总揽安徽文化,带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其地跨江淮,北接中原,南联吴越。中原文化与吴越文化在此碰撞、 对接、 融合,并滋生、 发育、 成长,我们权且定义其为江河文化。这种文化如江河之水,不择细流,兼容并蓄,而成滔滔之势;这种文化如江河之水,新潮叠涌,始终引领于时代的潮头,倡一时之风气,勇为天下先,立万世之经典,效千秋之垂范。
  当人类社会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随着城市化进程脚步的加快,人类不同族群的迁徙和交流成为可能,文化的多元已成为必然,甚至融合诞生出新的文化现象,文化的消亡和没落也不是个别现象,但是毋庸置疑,这种带有地域特点积淀数千年的特色文化,依然影响并深深根植于这片神圣的土地,并赋予其勃发的生机和与时俱进的时代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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