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西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流派
来源：UC论文网2015-12-17 16:48
一、引言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同时蕴含着生态思想和女性主义批评视野。西方现代生态主义思想渊源已久，从卢梭（jearl jacques rousseau）、梭罗（henry davidthoreau）到利奥波德（aldo le
一、引言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同时蕴含着生态思想和女性主义批评视野。西方现代生态主义思想渊源已久，从卢梭（jearl jacques rousseau）、梭罗（henry davidthoreau）到利奥波德（aldo leopold）等，具有理性良知和自然爱心的知识分子，已经清醒地意识到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即将给人类带来的毁灭性灾难。其中，卢梭是现代自然主义发起人，主张简朴自然的生活，以在丛林中居住的实际行动宣告回归自然；梭罗是生态中心主义创始人，拒绝现代工业文明的物质主义，赞美田园牧歌式的自然生活，作品《瓦尔登湖》（walden）以诗意的语言描写了他在瓦尔登湖融入大自然的恬美；利奥波德提倡建立生态保护区，作品《像山一样思考》（thinmnglike a mountain）和《土地伦理》（the land ethic）认为土地不应该仅仅被视为人类的财产，土地的使用也不仅仅是社会经济问题，要在人和土地之间建立和谐的伦理关系。
这些人积聚起来的反工业文明的生态意识和自然伦理传统发展到美国作家蕾切尔·卡森（rachelcarson），终于开启了一场世界范围的生态保护运动。1962年，卡森发表了《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以大量无可辩驳的数据和事实，揭露了自然生态遭受人类严重破坏的恶果，在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引起震动，现代生态主义运动大规模兴起。此时，正直欧美大陆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二次浪潮，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在人类社会中的遭遇正如自然母亲在人类社会中的遭遇一样，充满了父权文化的压迫和暴虐，于是很快把自然生态问题自觉地纳入自己的批评范围。wWw.11665.COM西方的生态运动和女权运动共同催生了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二、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主要流派
1.社会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致力于改变人类传统看待女性和自然的方式以及文学书写方式，由此影响人们的思维观念，并进一步改变人类生存的世界。持社会生态观点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大多批判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实践理论，把自然活动和女性生育同样看成是一种人类的社会生产。美国的克里斯汀·维瑟（christian r.weisser）和西德尼·多布林（sidney i.dobrin）是著名的女性生态学家，她们在生态写作的批评方面颇有建树。在《自然话语：走向生态写作》（natural discourse toward ecocomposition，2002）里，她们指出：“不管一个人如何沉浸于对荒野的迷恋，整个自然环境都是由人类的话语来建构和认定的。”她们站在文学创作和审美实践的角度上，把马克思关于自然世界是人类对象化的存在即人化自然的观点融汇进生态女性主义书写。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人类正是通过自己的生产实践来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人类的活动从来没有离开过自然，人类的写作同样也没有离开过自然。诚如爱德华·怀特（edward m.white）在《自然话语》的序言里指出的那样：“我们最早的写作就有着人类与环境的交织：亚当夏娃伊甸园里贪吃背井离乡，奥德修斯顶风破浪千里返乡，诸如此类。‘生态写作’（ecocomposition）可能是个新词，但是它论述着人类最古老的关注话题。”虽然人类一直关注自然，但是社会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致力于新的人文创作理念和叙事方式，著名的社会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家有凯伦·沃伦（karen waren）、薇尔·普鲁姆德（val plumwood）、范达娜·希瓦（vandana shiva）、玛丽亚·米斯（mariamies）、珍妮特·别尔（janet biehl）等人，他们的目标是消除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地域歧视以及一系列造成等级次序的非正义不平等状态。他们注重批评与社会实践相结合，除了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还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等学说的影子，主张文化主体多元化，力求建立一种公正合理的社会制度。
澳大利亚的普鲁姆德的著作《女性主义与对自然的主宰》（feminism andthemastery of nature，1993），在理论建构上独具体系，从柏拉图的死亡哲学、笛卡尔的人类权力梦想，直到机械理性的利己主义等构成的父系社会文化逻辑延续发展的深层脉络展开了分析批判，深刻系统地揭示了女性与自然的他者命运，成为社会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的经典著作之一。该著作既有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又有新历史主义的视角。社会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家在对具体的文学作品进行批评时，比较钟爱这些作家作品：英国女性主义作家弗吉尼亚·沃尔夫（virginia woolf）的《海浪》，德国当代著名女作家克里斯塔·沃尔夫（christa wolf）的《卡珊德拉》和《美狄亚声音》，美国女性作家托尼·莫里森（toni morrlson）的《宠儿》《秀拉》和《最蓝的眼睛》，爱丽丝·沃克（alice walker）的《紫色》和《子午线》，薇拉·凯瑟（willa cather）的《啊，拓荒者！》，加拿大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的《浮现》《可以吃的女人》《使女的故事》，克莱尔·山下（clare tei yamashita）的《脐橙的回归线》（tropic oforange），尼拉·拉尔森（nella larsen）的《流逝》（passing），以及男性作家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的《头盔》，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的《老人与海》等。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关注这些作品中由于性别、族裔、出身等多重身份和社会经济发展、社会环境恶化等给女性带来的生存体验。 2.精神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精神生态女性主义是另一支重要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流派，经常被视为激进派，致力于彻底颠覆父权文化根基，建立新的宗教伦理秩序，恢复并发扬母性信仰传统。生态女性主义运动是一次多元化主体向权力话语中心移位的解放运动，既有社会身份地位的解放，又涉及到精神世界的自由与解放。女性主义政治学家温迪·布朗（wendv brown）认为：“解放主义充满了带有自我在建中的个人主体性……但是资本、种族、性属、性别这些因素构成了民主体系中的个体位置。”精神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的目的，就是打破权力对主体建构的压抑，无论个体具有怎样的经济社会地位、种族民族、性别及性属，都能够拥有文化政治主体的位置。首先他们致力于在文化根基上，解放女性的精神世界，还原女性的主体意识，不再容忍男性社会的压抑。这点在精神生态女性主义的认识里格外重要。
精神生态主义继承了精神女性主义对大地母神的热衷。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英国考古学家詹姆斯·梅拉特（james mellaart）在土耳其查脱户耶克的考古中，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母系社会，这是一个女性神祗倍受尊崇的，没有暴力、战争、杀戮的原始乌托邦社会。随着考古发现的大量女性神像的出土和女性原始乌托邦社会的发现，女性主义者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精神鼓舞，在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异神教运动高潮，很多后来的生态女性主义者参加了这一运动。女性主义第二次浪潮、异神教运动和生态运动一起催生了精神生态女性主义。主张去父神化的统治，重回大地母神，实现女性精神自由等。1971年伊丽莎白·戴维斯（elizabeth davis）发表了《第一性》（the first sex），1973年玛丽·达利（mary dalv）发表了《在父神之外》（beyondgod the father），1976年墨林·斯通（merlin stone）发表了《当上帝是女人时》（when god was a woman）。她们认为如今社会的几乎所
有问题都源于父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剥削和统治，在这样的统治中，父权神教起到了帮凶作用。这些人后来成长为精神生态女性主义者，主张人类出现的社会危机和生态危机都源于父权社会对女性和自然的双重压迫、剥削和统治。
1983年罗斯玛丽·卢瑟的著作《性别主义与上帝言说》（sexism and god-talk：toward a feministtheology）发表，文笔优美流畅，塑造了天堂女神的动人形象，既是一部理论阐释性的著作，又是一部难得的优美散文。其著作中展现出来的文学想象和意象设计十分成功。在书的前言中，她明确指出：“现在，对于生态女性主义来讲，反对生态恶化的斗争与反对父权统治的斗争是连在一起的。”精神生态女性主义注重文学的社会行动能力，发起和组织各种社会活动，批判男性文化的一元中心主义，推崇大地母神崇拜，认为女性与大地的关系就是有机的生态关系，一荣共荣，一损俱损。在文学创作和批评实践中，精神生态女性主义者多喜欢隐喻的使用，像罗斯玛丽那样，将生态系统化身为自然母亲，赋予优雅亲和的女性意象。罗斯玛丽的多部作品都是精神生态女性主义的经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典，除了上面提到的《性别主义者与上帝言说》，还有1994年的《盖亚和上帝：拯救地球的生态女性主义神学》（gaia and god：an ecofeminist theology of earthhealing）、1996年的《以我们自己的声音：美国女性宗教书写四百年》（in our own voices：four centuriesof meriean women’s religious writing）、2005年的《生态女性主义全球化与世界宗教一体化》（integratingecofeminism globalization and worm religions）等等，不断致力于生态女性主义神学理论的建构。
精神生态女性主义另一位倍受尊崇的大家是斯塔霍克（starhawk），她是精神生态女性主义大地神学派的最重要人物，集作家、理论家、评论家和社会活动家于一身，提倡大地母神信仰，反战反核，投身妇女运动、新异教徒运动、环保运动、和平运动和反全球一体化运动。早在1979年斯塔霍克就发表了《精神之舞：远古大地母神的新生》（the spiral dance：a rebirth ofthe ancient religion of the great goddess），是精神派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的经典作品之一。1982年斯塔霍克的《梦想黑暗：魔法、性和政治》发表，长时间以来被认为是她最成功的作品，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探索了宗教及其仪式对人类生存的影响。1993年斯塔霍克发表了小说处女作《第五元素》（the fifth sacred thing），是一部生态女性主义生态乌托邦小说，借鉴了东方古老的五行智慧，认为地球是一个有机的有意识的生物世界，除了空气、火、水和土，还有更为神圣的第五元素。该作品获得了朗姆达文学奖（lambda literaryaward）中的最佳科幻小说奖。
目前，斯塔霍克新的作品是2010年出版的《最后的绿野女巫》（the last wild witch），一部女性主义生态寓言作品，获得了鹦鹉螺图书奖（nautilus bookaward）。她的作品充满神秘的、魔力的、震撼的力量，大地母神宽忍而厚重，事物既有灵性的内在，又有彼此灵性的关联，当过度此消彼长、平衡不在的时候，生存危机就会发生，只有选取相互关爱的生活方式，才能重建和谐世界。她在作品中所阐释的精神信念无异于就是精神生态女性主义的宣言，她说：“所有的人、生物都是地球的一部分，都是神圣的。我们中没有哪个比别个更高或更低。只有正义才能确保一切的和谐；只有生态平衡才能维持自由。而只有自由了，我们唤为‘精神’的第五元素才能充盈。敬重神圣，就是为食物、生计、居住、知识、自由和美留下繁荣的空间，敬神就是使爱成为可能。”这也是精神派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要旨所在。
3.绿色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绿色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另一重要流派，其现实影响力更为直接而长久。从绿色环保运动到深层生态学思想，绿色生态女性主义者主张爱护自然、保护动物、关爱地球、物种平等。她们积极投身社会活动，反战反暴力，反污染反资源滥用，反食肉反虐待动物，维护世界和平、两性平等和倡导自然无国界和素食主义。在生态有机伦理观的影响下，绿色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们，主张站在生态万物的角度上，通过移情（empathy）的艺术手法，以女性的或各种动植物的眼睛和心灵来感受和述说这个世界。事实上，热爱大自然和保护动物的思想由来已久，文学史上对自然的审美曾经成为古典文学或浪漫主义诗歌的一部分。如山林池沼成就了荷马、但丁、斯宾塞、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骚赛、雪莱、席勒、济慈、艾略特等大诗人笔下的诸多诗篇，也增添了莎士比亚、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哈代、海明威等人作品中的景致，但是在这些文学作品中，自然的美丽或多难都是以人为中心的，自然本身并不是人格意义上的存在，不具有审美主体性。
正是在审美主体性这点上，被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加以重新解读，她们认为自然是人类文化的他者，一如女性是父权统治的他者一样，遭到了人类一元中心主义文化的统治、压迫和剥削。所以，绿色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主张用自然的视角，去审视文化中的自然。为此，她们发现了女性作家笔下自然表现的不同，如多萝西·华兹华斯（dorothy wordsworth）、弗吉尼亚·沃尔夫、玛丽安·摩尔（marianne moore）、苏珊·格里芬（susan griffin）等人笔下的自然更是自然本身，具有某种意义上的独立审美品格。多萝西·华兹华斯是威廉姆·华兹华斯的妹妹，多萝西同他哥哥一样，也写作了一些湖畔诗歌，绿色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发现了这些诗与其兄长诗歌对自然不同的审美；弗吉尼亚·沃尔夫《到灯塔去》第二部分的自然笔触更是具有自然本身视角的叙述张力；玛丽安·摩尔的《章鱼》《跳鼠》等更是展现了自然界生灵的世界；苏珊·格里芬的《女性与自然》更是以优美流畅的自然笔触而著称。除了对自然叙述的视角不同，男性作家海明威们对自然描述的话语的立场，也受到了绿色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批判。他们认为正是由于父权社会视自然为人类的仓库、人类的狩猎场、人类的战场，不断对自然的横征暴敛、肆意践踏，才导致了森林锐减、草场退化、土壤流失、沙漠泛滥、河水污染等等无数人为的自然灾难。
近年在绿色生态女性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一些绿色生态女性主义文学作品被创作出来，并迅即进入绿色生态女性主义的批评视野。作家玛尔妮·穆勒（marnie muller）的小说《绿火：骚扰伊甸园，一部厄瓜多尔雨林的小说》（green fire：assault on eden，a novelof the ecuadorian rainforest），一出版就获得好评。该作品展现了帝国主义殖民公司对厄瓜多尔原始雨林的破坏，土著居民赖以生存的美丽家园正在被殖民经济吞噬的可怕景象。苏珊娜·安托内特susanne antonetta的小说《身体毒素：一部环境的回忆录》（body toxic：an environmental memoir）同样引起批评家的关注，回忆录以充满田园诗意的语言，记录了恶化的环境对人类身体健康造成的伤害，书写了在环境恶化影响下，一个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美国梦的破灭。其文笔颇有当年卡森的功力，因而受到如潮好评。可以说，苏珊娜以文学的形式对当今环境问题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女性声音。芭芭拉·金索瓦（barbara kingsolver），美国小说家、诗人和散文家，她的神话小说《毒木圣经》（thepoisonwood bible）描述了一个传教家庭在环境恶化的刚果的遭遇，提出了生态正义与环境的问题。文学批评界对这些作品以各种奖项的形式来作为肯定、鼓励和回报。《绿火》最初发表于1994年，在1995年就一举获得了全美图书奖、玛利亚·托马斯优秀小说奖（maria thomas award）、纽约图书馆最受青年喜爱图书奖。
绿色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还十分注重挖掘整理绿色文学的传统，寻求一种源远流长的理论命脉，以此来增强自身的合理合法性。其中，最显著的文化史建构就是保护动物的素食主义运动。霍华德·威廉姆斯（howard williams）1883年出版的专著《饮食伦理》（the ethics of dief）成为动物保护女性主义批评的重要著作，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leo tolstov）因为撰写了1892年该书的俄文版前言以及他曾经一度宣扬印度圣雄甘地的非暴力不抵抗思想，也被一并迎入这一阵营。此外，彼得·辛格（peter singer）发表于1975年的《动物解放：我们对待动物的新伦理》（animalliberation：a new ethics for our treatment of animals）中的理论更是被纳入到绿色生态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渊源中。
对动物保护生态女性主义贡献最大的两位批评家是玛蒂·黑尔（marti kneel）和卡罗·阿丹姆斯（carol j.adams）。玛蒂·黑尔于1982年同蒂娜·弗里斯克（tinafrisco）一起创建了“生态女性主义者联盟之动物权力女性主义者组织”（far），以结束对女
性和动物的虐待为行动目标，这个组织现在已经成为动物保护生态女性主义社会活动和文学活动的重要阵地，该组织创办了以自己名称命名的学术期刊《动物权力女性主义者》（feminis for animal rights）。2007年玛蒂·黑尔出版了《自然伦理》（nature ethics：an ecofeministperspective），理论性地阐述了生态女性主义的素食主义，提醒人们关注动物被囚禁的问题，以及男性社会力图对动物生殖及物种衍化的人为统治，这是一部她本人思想的集大成式的著作。她在书中说道：“作为一个完整体的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在我看来，不应该只是一种思潮，它更应该是一种生活方式或是一种引领我们负责任的意识模式。”卡罗1990年创办了《肉食的性政治》（the sexual politics of meat：a feminist-vegetarian critical theory）期刊，继续建设动物保护女性主义的理论领域。除了前后撰写了一百多篇动物保护论文，卡罗还于2003年重新评论出版了霍华德·威廉姆斯的《饮食伦理》，最终把它打造成为动物保护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的经典著作之一。时至今日，素食运动正在成为人们饮食的新模式。
动物保护生态女性主义是绿色生态女性主义里目前最活跃的分支，它甚至促使整个生态女性主义的重心转向动物权力保护和绿色素食运动。很多生态女性主义者事实上都是动物保护的支持者，她们撰写了很多知名著作与文章，宣传动物权力，重新议定人类、女性、自然与动物的关系，动物伦理学如今已成为显学。格里塔·伽德1993年出版了《生态女性主义：妇女、动物和自然》（ecofeminism：women，animals andnature），书中精选了格里塔本人和马蒂·黑尔等人的文章，以动物伦理为主题编写的这部生态女性主义文集，被文学批评界认为是一部具有新意的独特著作；1997年又出版了《生态政治学：生态女性主义者和绿色世界》（ecological politics：ecofeminists andthegreens），更是把生态女性主义的现实运动和理论建构结合起来，综合阐释了生态女性主义的发展及其面貌。1997年，凯伦·沃伦编辑的《生态女性主义：妇女、文化和自然》（ecofeminism：women，culture andnature）发表，除了阐释生态女性主义理论、文学批评实践，还涉及了女性、动物和文化的关系等许多现实问题。
三、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新热点
如今，由于生态女性主义影响力的日益普及，不但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家在创作小说、诗歌、散文和报告文学等，而且更多的人加入进来，把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创作思想和理念加入进文化研究、电影制作、动画制作、新闻报道、广告设计等诸多领域，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已经走出单一文字文本的传统模式，而进入超文本的巨制之中。相应地，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已经走向大文化批判的路子，越来越将文化的因素和影响力融合进自身的文学批评实践中。很多传统的生态女性主义文本也因此得到重新批评，很多新出版的文学作品，在好评如潮的情形下，甚至被很快地改编成影视作品，而迅速走人千家万户。尤其是生态女性主义科幻作品，无论是乌托邦的还是反乌托邦的，因为其思想内容的伦理深度，而深受电影制作公司的青睐。其实，在生态女性主义运动蓬勃发展，生态女性主义思想深入人心之际，电影等新兴媒体也不可能不受到影响，所以即使不是生态女性主义性质的作品，也不乏有生态女性主义的思想因子在其中。
在这样的情形下，生态女性主义科幻作品批评异军突起。美国女作家厄秀拉·勒·奎恩（ursula le guin）及其作品成为倍受批评界欢迎的佼佼者。近年来她的作品接连被拍成电影并获得空前成功，一时间成为非常成功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家，引起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界的格外关注。其实，早在1995年，美国著名的批评家帕特里克·墨菲就对奎恩及其作品进行过生态女性主义批评。2010年评论家艾米·克拉克（amyclarke）更是出版了一本专著《厄秀拉·勒奎因的后女性主义旅程》（ursula k.le guin’s journey topost-feminism），专门评论奎恩的后女性主义文学创作，认为厄秀拉在七十年代出现的后女性主义转向是其作品不断获得成功的原因，并对她的生态女性主义理念给予了肯定。厄秀拉是一个融汇了东西方哲学思想的女性主义作家，值得中国学人注意的是，她不但自己翻译了中国的《道德经》，而且把道家阴阳两极相辅相生的神奇理念注入到自己的系列作品中，万物一体这种神奇而古老的东方智慧，引起了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共鸣，促使她的作品不断获得生态女性主义解读。奎恩的科幻代表作《地海传奇》（talesfromearthsea，2001），精心打造出一个灵性四溢的虚拟王国，表现出生态万物彼此相依相生的道家意识，和生态女性主义的有机生态整体观达成一致。她的《黑暗的左手》（the left hand of darkness，1969）被评为女性主义科幻经典，在这里厄秀拉为人们描述了一个两性同体、相辅相成、看重原始生命动力、没有性别歧视和生态压迫的神奇世界。厄秀拉以其女性特有的对大自然的热爱和深刻的女性主义思考，为人们描绘出了一个与人类文化迥异的两性和谐相生的社会，她的作品因而带有强烈的生态女性主义乌托邦色彩。
相对于乌托邦小说，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同样关注生态反乌托邦小说。批评家格琳尼斯·卡尔（glynis carr）认为，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要不断扩大挖掘自己的绿色经典范围。墨菲本人在自己的批评实践中，就身体力行地开拓着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疆域，他对雨果奖作家吉姆·斯坦利·罗宾逊（jimstanley robinson）热销的火星科幻三部曲进行了生态女性主义解读。这些作品呈现出的是反乌托邦色彩。由于人类对火星的殖民，造成火星居民不断面临人类科技带来的基因变异、动物变种、战争威胁，致使原地性灵系统失衡……其星际美丽的不再，就是地球未来的写照。显然，墨菲认为这类反乌托邦作品，对世人更有警醒作用。为此，墨菲对乔娜·拉斯（jonnaruss）1997年发表的反乌托邦小说《我们将要》（we whoare about to……）给予了极高赞赏。该作品描写了人类要对一个不知名的星球进行殖民统治的故事，女性主人公拒绝将人类的野心和霸权实施到这个生机盎然的外太空，认为人类无权入侵破坏当地的和谐生态。墨菲认为这是一部非常重要的生态女性
主义小说，不仅表现了男性中心主义的灾难，更表现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灾难，对二者均进行了解构和批判。
四、结语
虽然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理论上不乏矛盾之处，如对自然的态度，是坚持卢梭的朴素自然观，尽量维护自然的原本样态；还是坚持约翰·穆勒（johnmill）对自然的理智开发观？这涉及到人类如何利用资源的问题。显然，在资本主义经济高度发达的时代，叫人们完全放弃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而实现生态女性主义的观点，那就只能是一种生态乌托邦的梦想了。整个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在一些矛盾没有解决之前，其影响所及应该是导致人类文化的自我批判和修正，而并非如激进精神派生态女性主义所希望的那样，成为彻底的人类文化重塑。随之而来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当然也离不开人们思想的渐进转变和生活方式的渐进变化在文化上的表现。但是，无论如何，生态女性主义的行动能力应该得到肯定，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对现实审美的指导意义同样不容忽视。可以说，理论上的悖论并不影响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对生态伦理建构的现实影响力和行动力，在这一文学批评领域，文学的道德伦理功能才是关键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