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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科学是如何产生的--一种存在论的考察

来源:UC论文网2015-12-19 18:44

摘要:

摘要:科学史、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向我们展示出来科学产生的内在过程了吗?没有。本文试图以海德格尔的思路为基础,从存在论(是学)上考察科学产生的内在本己过程。 关键词

摘要:科学史、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向我们展示出来科学产生的内在过程了吗?没有。本文试图以海德格尔的思路为基础,从存在论(是学)上考察科学产生的内在本己过程。
关键词:科学 存在论 数学因素

Abstract: Have history of science,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sociology of science shown the intrinsic process of the coming into being of science? No. This essay tries to analyze science’s own intrinsic process of coming into being from the ontological viewpoint in accordance with Heidegger's thinking.
Key words: science ontology mathematical element 


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是指近代以来的实证科学,或者说近现代科学(modern science)。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讨论已使我们对近现代科学的产生过程有了相当程度的了解,但其中仍有许多难解之谜。“既然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如此发达,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这个广为关注的李约瑟难题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这说明我们对近现代科学的理解还远远不够。
详细了解科学史上的每一个事实并不能保证我们理解了科学史,从逻辑上严密精确地分析科学的理论结构、研究过程和认识方法并不能保证我们理解了科学,而对于科学的社会背景以及科学与社会的关系的把握也无法保证我们理解科学本身。
科学以万物为研究对象,同时又是人的特定的存在方式。科学体现着人与万物的一种存在方式,也是存在自身演历的必然结果。从存在论的视角考察近代科学是理解它的一种重要方式,而且是一种最为彻底的方式,因为只有这种方式才提供出对科学的内在理解,而其它的方式只是把科学作为一个外在的对象,对它进行外在的研究。
胡塞尔、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人虽然没有把科学作为他们特定的专题研究对象,却从存在论的层次深入地思考了科学。20世纪80年代以来,科克尔曼斯(Joseph J. Kocklmans)等美国学者沿着海德格尔等人的思路做了许多工作,他们把这类研究叫作“自然科学的解释学现象学”(hermeneutic phenomenology of the natural sciences)或“自然科学的解释学”(hermeneutics of the natural sciences)。在国内,吴国盛首先关注到对于科学的存在论研究,并把这类研究称为“科学存在论”(ontology of science)或“第二种科学哲学”1。由于现象学在海德格尔那里指的是思考存在问题的本源性方法,而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解释学也是存在论层次上的解释学,所以上述不同的称呼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对科学的存在论研究或科学存在论尚未引起学人的足够重视,但它是真正理解能够标志我们这个时代本质的科学现象所必需的。科学哲学作为对科学的哲学探讨应该推进到科学存在论领域。本文试图在海德格尔等人工作的基础上,从存在论的角度对近代科学的产生问题加以初步的考察。


一、古希腊哲学为近现代科学所做的最初准备

近现代科学产生的存在论根源可以上溯到古希腊哲学,那里发生的思想转变早早地为近现代科学做了最初的准备。
1. 古希腊早期的思想家对存在有一种源始的领悟。他们对于世界的开启、万物的敞开深有感触,原来处于掩蔽状态的神秘的万物竟然去蔽而公开出来,存在者存在着。早期思想家惊异于存在者的存在,纵身其中,应和着世界的显现。他们把这种开启、显现和公开叫作physis(自然),他们的主要著作均以“论自然”(Peri Physeos)为名。
后来,罗马人把physis译为natura。natura又被译为英语的nature、德语的Natur等。但今天人们理解的“自然”已与希腊早期的physis有着根本性的差异。我们把早期希腊哲学,即前苏格拉底哲学,叫作自然哲学,是有道理的。但那时的自然哲学还不是近代自然科学的低级形态,与近代视野中的自然哲学和自然科学有着本质的不同。
古希腊早期的physis不是后来那种与人对立的“自然”,它针对存在者整体,包含着人和神,也包含着政治和伦理。physis的基本意思是“生长”。但并非指量的增加,也不是我们所说的发展或变化。“生长”乃是涌现,即自行开启并驻立于自身,意味着进入无蔽境界,逗留于澄明之中,把自身展示出来。这是万物的现身。海德格尔在《形而上学导论》中干脆把physis与存在等同起来。作为存在的physis就是从遮蔽中绽出、公开而又持留、逗留,即现象,phainesthai,源始意义上的现象。作为现象的physis从隐蔽中走出,进入无蔽状态,这就是aletheia,真理,源始意义上的真理。
physis与存在的一致性能使我们很好地理解巴门尼德的《论自然》为什么以存在问题为核心。但是巴门尼德极力强调存在的不变性和永恒性。这一点为柏拉图所继承,并走向一个不同的方向。
2. 柏拉图用idea和eidos表示存在或physis。Physis,涌现,现象,这个涌现出来的所“现”之“象”不就是事物呈现出来的idea和eidos(外观)吗?事物的外观就是它赖以显示自身于我们面前的“样子”,它赖这个“样子”并以这个“样子”而存在,而现身,而涌现(physis)。所以,physis必然连带出一个外观,idea。通过idea可以把physis讲得更清楚,更易于理解。
然而,physis是自行显现,而idea是显现出来的外观,即显现的结果。当柏拉图用idea代替physis时,就用显现的结果代替了显现本身。显现本身被忽略了。另一方面,我们极有可能看到同一事物的不同外观,但只能有一种外观与事物本身一致。idea当指这种真实的外观,而且它未必就是眼睛所看到的。严格来说,真实的idea,即通常译为“理念”的idea,只能通过灵魂才能把握。这种idea是事物的本体(存在本身),感官所感觉到的外观则只是本体的分有或模仿,或者干脆是假的,总之是有缺陷的。可感世界是与作为本体的idea世界相对立的。在physis变成idea时,phainesthai也就成为与本体(存在本身)相对的现象。
更重要的是,在柏拉图的idea中,数的因素特别地突出出来。可感世界只是意见的对象,idea作为可知的世界才是知识的对象。对idea的认识形成知识。知识是永恒的、可教可学的。在希腊语中,可教可学的东西又叫作ta mathemata,数学因素。毕达哥拉斯已经把数作为万物的本原了,当柏拉图把idea作为本体时,数的因素也进入了本体(存在)之中。作为本体的idea是数学性的东西,数学因素是事物的本质,是“存在本身”。同时,数学因素也是我们的灵魂本来拥有的,所以我们才可以不依靠感官就能把握它。这样柏拉图就把数学因素当成了人与万物的共同本质,只有依靠它才能获得真正的知识。
3. 亚里士多德继续把追求知识当作灵魂的崇高事业。这种对知识的追求也同样改变了physis和存在的源初含义,不过与柏拉图有所区别。亚里士多德对存在和自然的考察过程是这样的:
⑴存在有多种意义,但最根本的意义是ousia,实体。
⑵自然(physis)有多种意义,但最源始的、最主要的意义是指,具有运动本原的东西的实体(ousia),自然就是某种ousia。
⑶ousia有多种含义:①是其所是;②普遍;③种;④hypokeimenon(载体、基质、主体、根据)。其中hypokeimenon最有资格充当ousia。Hypokeimenon可能是质料,可能是形式,也可能是质料与形式的结合,但它应该是内在于某物的形式。
这样,亚里士多德把存在和physis归结为ousia,把ousia归结为hypokeimenon。Ousia在亚里士多德时代既保留着存在和在场者之在场的意义,又表示在场者在其外观的是“什么”中。亚里士多德在上述所列的ousia的第一种含义可以体现出在场者之在场的意义,而后三种含义都已经是“什么”了,是经常的、现在的、永恒的东西,亚里士多德主要以hypokeimenon表示。
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和科学的任务就是研究原因,而原因可以归结为四类,即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其中后三类其实是一类,可以用形式因或目的因表示。Hypokeimenon就是内在于事物中的形式因或目的因,是事物最重要的原因,是根据、主体。
柏拉图把存在本身和physis的本质理解为idea(理念),亚里士多德则最终归结为作为原因的hypokeimenon(根据、主体)。随着physis变为idea和hypokeimenon,希腊人把握它们的方式也随之发生了同步的变化。这种变化就体现在logos一词的演变之中。
4. 希腊词logos的最初含义是指万物遵循的尺度、比例或平衡关系,是一方对它方的关系,是事物把各种关系和比例聚集于一身从而呈现自身。海德格尔据此把logos的源始含义理解为“采集”,并在对赫拉克利特残篇的解释中印证了这种理解。作为采集的logos不是杂乱的堆积,而是相互协调使之和谐地涌现出来,“是把纷然杂陈与相互排斥者扣入一种归属一体的境界中”2。所以,logos最初与physis具有统一的意义。Logos就是存在者的内在的集中和呈现,就是存在。
人在存在中建立自己的根基。人响应存在,与存在相和谐。所以人的本质就在于听从logos。听从logos就具有智慧。而听从logos就是以logos的方式行动,即以采集的方式行动。Logos据此也指人的采集。人通过采集而承纳存在,展示存在,归属于存在。这就是源始的思,noein。当巴门尼德说“思与存在是同一的”的时候,他的“思”就是这种意思。
由于logos就是聚集而呈现,就是人的存在方式,所以它又引申为语言。人与存在者以logos的方式存在,就是在语言中存在,“语言是存在之家”。人对存在的响应就是对语言的响应,也是对智慧的响应。这种响应即爱,philo。对于存在、语言和智慧的响应或爱就是philosophia,哲学。
但是,以logos(语言)的方式的响应或爱,总要表现为人的说以及说出来的话。这种说以及说出来的话还可以被重复。在重复中就有可能失真,即仅仅是人云亦云,而没有真正响应存在。另外,说出来的话也可能与存在本身并不一致或自身相互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语言的保真,需要挽救对存在的响应或爱。于是,原来与存在自然而然的和谐一致就变成需要有意追求的了。Logos在人身上成为一种有意识的东西。
当存在和physis变成idea和hypokeimenon,当philosophia由与智慧和存在的源始协调变成对知识的有意追求之时,logos就由采集、说话、语言变成了逻辑或理性。源始的思在这时就成为理性思维或逻辑思维。另外,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由于存在、physis成为ousia和hypokeimenon,对应着实体的种种状态、大小、关联等,即对应着实体和主体的种种规定和属性,logos也就成了种种范畴(kategoria)。
从古希腊早期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古希腊哲学的完成时期,原来相互统一的physis和logos分离成了相互对立的两种东西:一方是作为本体(“存在”)的数学性的idea或作为原因和根据的hypokeimenon,另一方是作为逻辑、理性或范畴的logos。原来作为响应存在的思(noein)也变成逻辑思维。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活动所引起的变化“是如此地具有决定性,以至于它表明了希腊思想的终结,同时这终结间接地为近代准备了可能性。”3 也就是说,这种变化从形而上学上为近代科学的产生准备了最基本的前提条件。

二、希腊科学(知识)的演变

1. 近代科学正是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所提供的视域之内逐步蕴育出来的。对于柏拉图,数学性的理念世界是要认识的对象;对于亚里士多德,原因和根据是要认识的对象。人的存在方式在这里突出地表现为求知,“求知是人的本性。”4 只有作为求知的人的存在方式才有可能创造出科学。
但古希腊的“知识”(episteme)与近代的科学(science)之间还有着本质的差异。尽管episteme已不同于古希腊早期的智慧(sophon),它“仍然以对存在者的希腊式的基本经验为基础。”5
episteme源于epistamenos,知其然的人,又指胜任、擅长某事的人。胜任即theoretike,能够思辨。思辨即theorein,指注视着某种东西并将所见收入眼帘。6 动词theorein的主词theoria,我们又译为“理论”。“理论”就是纯粹观照。亚里士多德把与存在者本身的关联称为theoria--纯粹观照。Theorein由thea和orao构成。Thea的意思是,在其中表现出某种东西的外观、外形、外貌,即柏拉图的eidos。Orao的意思是观看某物,看到某物,观察某物。两者构成的theorein就指观看到存在者在其中显现的外观,并保持对此外观的看。theorein和theoria具有神秘和高尚的意义,以theorein规定自身并献身于其中,就是一种观看者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就是观看存在者的纯粹显现。但是,这种观看、思辨的生活,就是最高的“做”。7
对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来说,知识和理论是与techne密不可分的。Techne不是功利性的技术,而是获得真理的方式。亚里士多德在取得真理的五种方式中,把techne列为首位。8 techne与知识、理论等都与实用没有任何关系,都是人的自由的求知,代表着人的完善状态,其中照射着诸神的在场。9 所以,从理论、知识和techne中仍可透露出人与显现的牵连以及人对显现的敬畏。它们与近代科学理论有着本质的区别。
罗马人以contemplari翻译theorein,用contemplatio翻译theoria,意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Contemplari意味着将某物划分成一块并在其中造起围栏,contemplatio则显示了切入、分割式的观看,针对眼睛所看到的东西所做的那种有安排的干预性过程在认识中得以突显。10 近代科学的理论则进一步加强了对实在的加工、干预和支配。理论就是对象化:把实在纳入科学的视野,使之成为科学的特定对象。实在作为对象化的对象,就与古代知识的对象有了原则性的区别。

 

2. 希腊时代以后,先是关注彼岸世界数学性idea的柏拉图主义在基督教世界中占居统治地位,后来亚里士多德主义逐渐代替了柏拉图主义。亚里士多德哲学更注重研究实际的事物,鼓励了经验的研究。但是,不断增加的经验知识又越来越与依附于基督教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发生冲突,摆脱基督教体系之内的僵化的亚里士多德主义显得越来越必要。这时已开始了文艺复兴运动。通过发现和研究更多的希腊文献,人们重新发现了柏拉图。柏拉图主义再次流行起来。但这时的柏拉图主义不再否定世俗世界和可感世界,而是在肯定它们的背景下,追求事物背后的数理结构或数学规律。它最终伴随着人的本质的变化而导致了自然的数学化和知识的数学化。
人的本质在古希腊早期体现为承纳存在,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体现为追求知识的神圣的生活方式,在中世纪则由上帝规定着。它们都不是以人为中心,由人自身决定,而是另有所“本”。然而,从文艺复兴开始,人的本质逐渐由人自身规定,人自身就是人的“本”。而且人自身还成为一切存在者的根据,人的欲望和需求是最高的目的,人的理性是衡量一切的准则。
普罗泰戈拉曾说过“人是万物的尺度”,但他的人是指具体的人的存在。人的具体的存在是对存在之无蔽状态的限制,这种限制性的“尺度”承诺“存在者的遮蔽性及存在者的在场或不在场面对任何决断都依然保持着的岿然不动性,也同样承诺持久在场之可见外观在决断面前的岿然不动性。”11 近代的人则建立起一切存在者的存在都必须服从的强硬的尺度。希腊人作为“尺度”表明了人的有限性和存在的无限性,而近代人作为尺度则表明了人的无限性和存在的受限制性。
人的无限性使人成为主体,存在的受限制性使万物成为对象。“主体”一词在拉丁语中是subjectum,它是对希腊词hypokeimenon的翻译,意指载体和根据。Subjectum可以指称一切存在者。任何存在者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它是subjectum,主体。但是,在人的解放的背景下,笛卡尔使人变成了唯一的主体。

三、笛卡尔哲学与近现代科学的产生

1. 我们如何确定自身与它物的存在呢?人的思维活动清晰明白地表明了人的自我的存在,思维和意识的存在是无可怀疑的,它保证了作为思维和意识的主体(载体)的自我的存在。自我这个subjectum首先被确定下来,它的存在和如何存在也构成了其它一切存在者是否存在以及如何存在的示范。因为其它存在者是否存在以及如何存在的标准就在于,它们是否象自我的存在及存在方式这样清晰明白,亦即是否具有自我这样的确定性。
人对其它事物的感觉是不可靠的,思维必须同时担当起确定其它subjectum的重任。在笛卡尔时代,思维早已不再是与存在共属一体的对存在的承纳和应和。思维即理性活动,亦即表象(representing)。表象不是对在场者之在场(presenting)的直接领悟,而是在场(presenting)的一种变式,是对在场者的把握和掌握,是把存在者限定到面前来并对之发动进攻,是从自身出发并以自身为根据向着被限定到面前的存在者领域的进发。在表象中,存在者不再是在场者,而是被限定到面前的坚固地站立着的对立物,即对象(object)。因而,表象就是进攻并控制存在者的对象化(objectifying)。“表象就以这种方式把一切共同逐入被如此赋予对象性的统一体中。”12
自我通过表象活动使一切纳入其视野的存在者对象化了,存在者在对象化中得以确定。在这种确定过程中,存在者的存在方式也同时被确定下来。存在者作为自我的对象而存在着。不具有对象性的存在者,即没有被对象化的存在者,因其没有被表象而不具有存在的特性,亦即是不存在的。这样,其它的subjectum 就不再是subjectum了,因为它们的根据不在自身,而在于自我。它们只能是对象、客体(object)。原来宽泛的subjectum现在专指作为自我的人。人成为别具一格的优越的subjectum,并因而成为唯一的主体(subject)。笛卡尔使subjectum分裂为 subject和 object,导致了主客的二分和对立。这种二分和对立既是近代哲学的特征,也是近代的时代特征,并同时构成近代科学赖以产生的基础。
2. 万物作为对象,由人确定其是否存在及如何存在,人作为主体就成为万物的中心和尺度。但只有存在者的存在及存在方式具有可靠性的情况下才能保证主体的中心地位。表象着的自我在实施对象化的过程中要求着可靠性,并指向可靠性,“这种可靠性就在于,有待表象的任何事物和表象自身一起被逐入数学性的idea的清晰明白之中并凝聚在那里。”13
自我作为主体在表象存在者时只有通过数学的计算才能使存在者的存在得以真正确定。只有预先计算出存在者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种种状态,才使存在者真正成为可靠的对象。计算是理性思维的本质所在,主体的表象方式就是去计算事物,表象活动的对象化过程就是数学的计算过程。如此这般通过计算思维而使存在者的存在在这种对象性中被寻求之际,就出现了近代科学。
近代科学把对自然的研究变为固定的程序,预先要求着一种基本的敞开区域。通过对存在者的筹划(projection),研究程序就依附于并固执于这个敞开区域。数学因素是这个敞开区域的基本特征,特定的时空观、物质观和运动观是这个敞开区域预先规定的基本框架。对于任何事物,都必须从这种数学性的基本框架出发加以认识。这种数学性的基本框架使得对自然的认识具有严格性和精确性,使得自然在测量和计算中被表象。
近代科学的敞开区域预先规定的基本框架决定了近代科学的方法本质上是一种数学的方法。我们常说实验和数学是近代科学的两大基础,但近代科学的实验本身就是数学的,它是在基本框架的指导下,由数学因素要求出来的,因而不同于古代和中世纪的“实验”。罗吉尔•培根的“实验”不属于近代科学,因为它不是数学性的。
数学因素的优势地位在17世纪正式确立起来,制造出主客二分的笛卡尔同时也赋予近代科学以数学本质。在笛卡尔那里,数学是指广义的数学理性或数学因素。它是普遍的、决定性的学科,“是一切学科的源泉”14 所以数学成为理性的代名词,理性就是数学理性或数学因素。它集中体现于对公理化知识的欲求之中。笛卡尔说:“方法,对于探求事物真理是绝对必要的。”15 而“全部方法,只不过是:为了发现某一真理而把心灵的目光应该观察的那些事物安排为秩序。”16 这种排序就是使之公理化,亦即首先确定最高的第一性的公理,然后从中引出各种事物的存在和属性,引出存在者的存在方式。
数学因素不仅仅体现于一般的科学方法之中,它注定要转化成实在的数理规律,成为人和其它存在者的形而上学规定。只有数学性的实在才是可以接受的真实的实在。主体对事物的表象因数学因素而使事物的对象化得以实现。
数学因素的本质就在于预先开启一个事物在其中现身的领域,在此领域中公理性地筹划出对事物的设定,敞开事物的基本轮廓,并以此为尺度界定所有事物的存在和存在方式,确定与自然打交道的方式。数学因素导致近代狭义数学的形成和发展,并使之应用于其它近代科学之中。实际上,“近代自然科学、近代数学和近代形而上学都是源出于广义的数学因素这个同一根源。”17
数学因素作为近代科学的基本特征,在伽利略那里得到最终的定形,在笛卡尔那里又获得形而上学的形式,在牛顿那里则发展出完整的科学形态。牛顿力学作为数学因素在近代科学中的首次完整体现,标志着近代科学的正式产生。在牛顿定律的发现以及被确立为基本定理的过程中,“包含着一场革命,它属于人类思想的最伟大革命”。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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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希腊思想的开端到近代,人的存在方式发生了两次重大的变化:从建基于存在者的自行公开、自身涌现,亦即与存在的源始协调,到“观看者的生活方式”,亦即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纯粹求知方式,最后变成主体性的生活方式,亦即主体以自身的数学理性表象事物的对象性生活方式。与此同时,事物或存在者的存在方式也发生了同步的根本性变化:从“存在”,physis, phainesthai到idea, hypokeimenon,再到被主体对象化的对象。这样的变化过程就是近代科学产生的历史。


注释:

1、吴国盛:“第二种科学哲学”,载《自然哲学》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96;又收入吴国盛《追思自然》,辽海出版社(沈阳)1998。
2、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商务印书馆(北京)1996,第135页。
3、5、11、12、Martin Heidegger, "The Age of the World Picture", in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Essays, Harper & Row, 1977, p143, p143, p147, p150.
4、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商务印书馆(北京)1991,第1页。
6、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上卷),孙周兴编,上海三联书店1996,第597页。
7、10、Martin Heidegger, "Science and Reflection", in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Essays, Harper & Row, 1977, pp163-4, pp165-6.
8、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92,第117页。
9、参见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一卷第二章。
13、Martin Heidegger,“The Word of Nietzsche:‘God Is Dead’”,in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Essays,Harper Row, 1977,p89
14、15、16、笛卡尔:《探索真理的指导原则》,商务印书馆(北京)1995,第16、13、21页。
17、18、Martin Heidegger, "Modern Science, Metaphysics, and Mathematics", in Basic Writings, London, 1993, p296, p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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