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投票的公民越多，网络愤青越少
来源：UC论文网2015-12-26 21:28
摘要：
内容提要: 不仅打仗要有破釜沉舟的精神，搞改革也要有这种精神。官方要减少对他们的需求，不要把他们的口腔当作网上水利工程的蓄水池来使用：要灌谁就灌谁，要怎么灌就怎么灌
内容提要: 不仅打仗要有破釜沉舟的精神，搞改革也要有这种精神。官方要减少对他们的需求，不要把他们的口腔当作网上水利工程的蓄水池来使用：要灌谁就灌谁，要怎么灌就怎么灌。对民主的需求和对愤青的需求正好成反比。投票的公民越多，网络上的暴民就越少。
最近读廖保平的《打捞中国愤青》一书，有些想法想一吐为快。
“愤青”是一种独特的现象，它就像飘在空中的云，你抓不到它，等你抓到它时，它就不再是云，而是水滴。它的存在靠聚集，会场，广场，战场，尤其是网络。比如，为爱国而骂人的那些匿名者，是网络愤青，一回到生活中，就是张三李四。
“愤青”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社会群体，而是一场一场唾沫飞溅的情绪暴雨，它通常下在匿名网络上，因而其存在具有三种特性：非个体性，非真实性，非持续性。
骂人涉嫌犯罪，诽谤罪或侮辱人格罪，既要谩骂，又不想承担罪责，所以，第一必须许多人一起骂，法不责众，很难追究；第二，必须手里拿着“圣旨”骂，奉旨讨伐，何罪之有？第三，自然是掩藏和匿名，这就是网络的非真实性。老子说，“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这也是愤青存在的非持续性。
没有内邪，外邪（病毒）难以入侵。感染“愤青”病毒的青年，一般都有“内火”，这些内火有些来自成长的烦恼，这是任何人在青春期前后都有的烦恼，精力和能量突然增长了，但倾泻这种精力的出口一时还找不到，于是精力过剩，心火大炽。
著名的反日愤青郭泉曾经对记者说：“我认为我的成长是没有教材的。我有我自己的抗战史。”他还表示，他是属于天马行空的那种性格，做事情从来不跟别人商量。不问可知，我们能从他身上看到谁的影子。这是狂傲的自大。
其实，这种自大是表面的，是肝虚；掩藏在下面的其实是自卑，是脾湿。和当了弼马温的“齐天大圣”一样，不少感染愤青情绪的青年，除了“天生我材必有用”的狂傲之外，还有怀才或怀情不遇的愤懑。这些人有的刚进入社会，有的甚至没有稳定的工作，吃了上餐不知下顿在哪里；这个月住在这里，不知道下个月住在哪里；想爱人，但找不到爱他的人，只好爱国。
杨鹏博士曾说：“人不是天生的愤青，还没有尽过起码的人生义务的年轻人，容易成为愤青。”确实，爱不仅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义务，没有在爱或爱过的人，不知道义务和责任为何物，就会经常处于愤青癫痫病发作状态。爱人，不仅要动口，还要动手，因为你可能要做早餐，要洗碗，要挣钱买房子，这是爱的义务；爱国呢，似乎只有权利（骂人的权利），没有义务，可以君子动口不动手，对国家的爱挂在嘴上，用谩骂他人寻求快感，所以被称作“口水爱国主义”。爱国从爱人开始，而不是从骂人开始。如果爱国就是骂人的话，那中国就不再是中国，而是“骂国”。只有在爱具体的人的课堂上，才能学到责任和义务。从这个角度，我可以给愤青下一个简单定义，所谓愤青，就是对自己的行为后果不负责任的人。
因此，感染愤青病毒的人，既是逃避自由的人，也是逃避自我的人，让自我迷失在临时性群体中。所以成群结队，要动一起动，要静一起静，静如乌云，动如蝗雨。自由是与责任对称的，不负责任的人，也逃避自由。这样的人在生活中很难成功，经常失败，社交困难。
愤青的“外邪”是“病态民族主义”，来自两个传染源：一是从腐烂的皇袍上滋生出来的本土专制主义霉菌，另一个从是溃烂的历史伤口里流出来的对外国的极端仇恨。
专制皇权既可能让人反感，也可能让人依附；外国侵略既可能激发你自强，也可能导致你自戕。对皇权是抵抗还是依附，对外辱是自强还是自戕，完全取决于你的头脑和能量。愤青往往仇恨所有比他们强大的东西，比如本国强势群体（也就是所谓精英集团）和世界列强，但对“朝廷”则抱有期望，希望国家干预生活，让福利向他们倾斜。在他们的未来规划里，除了靠国家吃皇粮，别的都不可靠，于是，眼盼“皇恩”，心怀国恨，甚至怀念大锅铁碗，敌视改革开放。这就是中国特色愤青：反贪官不反皇帝，爱国家等于爱“朝廷”，爱战争不爱和平，要民族不要民主，逢中必爱，逢外必反。
有趣的是，国外的“愤青”很少被这种病态民族主义所侵害，原因之一可能是，在西方，走在社会前面，能力超出社会需求，渴望引导社会潮流的人，成为愤青；而在我们这里，更可能是落在社会后面，能力或知识水平还不能满足社会需要，观念还留在过去的人，成为愤青。这是从权力社会向市场社会过渡的改革时代很容易发生的现象，由于走回旧体制的门还没有彻底关闭，走向世界的门并非对所有人开放，那些被关在市场经济和西方世界门外的年轻人，成为怀旧排外的愤怒青年是可以理解的。
因此，打捞愤青不仅是要把他们从骂人或爱国的口水里打捞上来，更重要的是，要把他们从还浸泡着他们下半身的旧体制的残汤剩水中打捞上来。留着退路，又退不回去，人们会逃避，会愤怒；不留退路，只能前行，人们会奋发。不仅打仗要有破釜沉舟的精神，搞改革也要有这种精神。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官方要减少对他们的需求，不要把他们的口腔当作网上水利工程的蓄水池来使用：要灌谁就灌谁，要怎么灌就怎么灌。依我之见，对民主的需求和对愤青的需求正好成反比。投票的公民越多，网络上的暴民就越少。
最近读廖保平的《打捞中国愤青》一书，有些想法想一吐为快。
“愤青”是一种独特的现象，它就像飘在空中的云，你抓不到它，等你抓到它时，它就不再是云，而是水滴。它的存在靠聚集，会场，广场，战场，尤其是网络。比如，为爱国而骂人的那些匿名者，是网络愤青，一回到生活中，就是张三李四。
“愤青”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社会群体，而是一场一场唾沫飞溅的情绪暴雨，它通常下在匿名网络上，因而其存在具有三种特性：非个体性，非真实性，非持续性。
骂人涉嫌犯罪，诽谤罪或侮辱人格罪，既要谩骂，又不想承担罪责，所以，第一必须许多人一起骂，法不责众，很难追究；第二，必须手里拿着“圣旨”骂，奉旨讨伐，何罪之有？第三，自然是掩藏和匿名，这就是网络的非真实性。老子说，“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这也是愤青存在的非持续性。
没有内邪，外邪（病毒）难以入侵。感染“愤青”病毒的青年，一般都有“内火”，这些内火有些来自成长的烦恼，这是任何人在青春期前后都有的烦恼，精力和能量突然增长了，但倾泻这种精力的出口一时还找不到，于是精力过剩，心火大炽。
著名的反日愤青郭泉曾经对记者说：“我认为我的成长是没有教材的。我有我自己的抗战史。”他还表示，他是属于天马行空的那种性格，做事情从来不跟别人商量。不问可知，我们能从他身上看到谁的影子。这是狂傲的自大。
其实，这种自大是表面的，是肝虚；掩藏在下面的其实是自卑，是脾湿。和当了弼马温的“齐天大圣”一样，不少感染愤青情绪的青年，除了“天生我材必有用”的狂傲之外，还有怀才或怀情不遇的愤懑。这些人有的刚进入社会，有的甚至没有稳定的工作，吃了上餐不知下顿在哪里；这个月住在这里，不知道下个月住在哪里；想爱人，但找不到爱他的人，只好爱国。
杨鹏博士曾说：“人不是天生的愤青，还没有尽过起码的人生义务的年轻人，容易成为愤青。”确实，爱不仅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义务，没有在爱或爱过的人，不知道义务和责任为何物，就会经常处于愤青癫痫病发作状态。爱人，不仅要动口，还要动手，因为你可能要做早餐，要洗碗，要挣钱买房子，这是爱的义务；爱国呢，似乎只有权利（骂人的权利），没有义务，可以君子动口不动手，对国家的爱挂在嘴上，用谩骂他人寻求快感，所以被称作“口水爱国主义”。爱国从爱人开始，而不是从骂人开始。如果爱国就是骂人的话，那中国就不再是中国，而是“骂国”。只有在爱具体的人的课堂上，才能学到责任和义务。从这个角度，我可以给愤青下一个简单定义，所谓愤青，就是对自己的行为后果不负责任的人。
因此，感染愤青病毒的人，既是逃避自由的人，也是逃避自我的人，让自我迷失在临时性群体中。所以成群结队，要动一起动，要静一起静，静如乌云，动如蝗雨。自由是与责任对称的，不负责任的人，也逃避自由。这样的人在生活中很难成功，经常失败，社交困难。
由此可以引出对愤青的另一个定义：他们是还没有完成社会化的人。伴随着他们的是失败、孤独，甚至是被遗弃，不招人待见。我的朋友许洋几年前告诉我，他曾经主持过一个网站，把评论区里风头最劲的网友请来开会，发现他们形容猥琐，言谈磕巴。可以想见，他们几乎不可能在社交场合获得成功，甚至患有社交恐惧症。这迫使他们躲进网络江湖，用谩骂的唾沫寻求最简单的认同和虚拟的成功，不需认证，就可以成为世界上数量最大、毁灭力量最强、党费（仅限于网费）最低的“政党”——“骂人党”党员。这个党的党员，可以在网络的江湖中用唾沫相互拥抱，相互取暖，但回到生活中呢，就像鱼儿上了岸，更孤独、更寒冷，生活更没有着落，甚至呼吸困难。
愤青的“外邪”是“病态民族主义”，来自两个传染源：一是从腐烂的皇袍上滋生出来的本土专制主义霉菌，另一个从是溃烂的历史伤口里流出来的对外国的极端仇恨。
专制皇权既可能让人反感，也可能让人依附；外国侵略既可能激发你自强，也可能导致你自戕。对皇权是抵抗还是依附，对外辱是自强还是自戕，完全取决于你的头脑和能量。愤青往往仇恨所有比他们强大的东西，比如本国强势群体（也就是所谓精英集团）和世界列强，但对“朝廷”则抱有期望，希望国家干预生活，让福利向他们倾斜。在他们的未来规划里，除了靠国家吃皇粮，别的都不可靠，于是，眼盼“皇恩”，心怀国恨，甚至怀念大锅铁碗，敌视改革开放。这就是中国特色愤青：反贪官不反皇帝，爱国家等于爱“朝廷”，爱战争不爱和平，要民族不要民主，逢中必爱，逢外必反。
有趣的是，国外的“愤青”很少被这种病态民族主义所侵害，原因之一可能是，在西方，走在社会前面，能力超出社会需求，渴望引导社会潮流的人，成为愤青；而在我们这里，更可能是落在社会后面，能力或知识水平还不能满足社会需要，观念还留在过去的人，成为愤青。这是从权力社会向市场社会过渡的改革时代很容易发生的现象，由于走回旧体制的门还没有彻底关闭，走向世界的门并非对所有人开放，那些被关在市场经济和西方世界门外的年轻人，成为怀旧排外的愤怒青年是可以理解的。
因此，打捞愤青不仅是要把他们从骂人或爱国的口水里打捞上来，更重要的是，要把他们从还浸泡着他们下半身的旧体制的残汤剩水中打捞上来。留着退路，又退不回去，人们会逃避，会愤怒；不留退路，只能前行，人们会奋发。不仅打仗要有破釜沉舟的精神，搞改革也要有这种精神。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官方要减少对他们的需求，不要把他们的口腔当作网上水利工程的蓄水池来使用：要灌谁就灌谁，要怎么灌就怎么灌。依我之见，对民主的需求和对愤青的需求正好成反比。投票的公民越多，网络上的暴民就越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