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民主制度在当代传媒中的启迪与困境

　　现代传媒在民主制度中的作用已被人们广泛认同。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凸显了传媒对于现代民主制度的根本性作用。对他来说，公共领域包括传媒是商议民主制度的基石。但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悖谬现象是：传媒也对民主制度构成极大的挑战。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的结构分析从一个角度说明了这种挑战，但这仍然是不够的。

　　一、现代哲学框架在认识上的不足

　　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现代哲学家们在重构现代性的框架中来分析传媒的反民主特性，由于他们无法有效地透视现代传媒所表现出来的后现代特征，因而也就无法有效地分析信息爆炸时代传媒对现代民主制度所产生的副作用。

　　根据现代政治哲学的传统，社会可以被区分为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而由传媒等构成的政治公共领域则介于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是一个意见交流的网络①。在哈贝马斯看来，政治公共领域“以公共舆论为媒介对国家和社会的需求加以调节”②。

　　按照他的分析，公共领域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制度产生的，而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在刚刚诞生的时候是独立于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它具有对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进行质疑和批判的精神。哈贝马斯指出，那些具有“批判精神的公众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矢志不渝地反对受上层控制的公共领域”③。这个从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中独立出来的公共领域对现代民主制度来说具有根本性的作用。按照哈贝马斯的看法，现代民主法治国家的合法性基础是政治公共领域。如果国家的法律是在公共领域的共同协商中形成的，那么这种法律就是正当的；如果公共政策是在公共领域的协商中做出的，那么这种政策就是正当的。显然，对哈贝马斯来说，现代民主法治国家的正当性基础是公共领域中的商议，而不是大众的选举或投票表决。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共领域中的意见交流是现代民主制度的基石。

　　然而，哈贝马斯发现，现代民主制度的这一基石当下被动摇了。这是因为，政治权力和金钱不断地入侵公共领域，扭曲了公共领域中的商议过程。当然，哈贝马斯也看到公共领域自身会存在一些问题，但这些问题可以通过公共领域的自我规范来加以解决。哈贝马斯试图把公共舆论和大众舆论区分开来，他认为，“使这种‘成束的’意见成为公共意见或舆论的，是它的形成方式，以及它所‘携带’的广泛的赞同。公共意见并不是某种在统计学意义上具有代表性的东西。它不是单个地被问、单个地回答的个人意见的总和；就此而言，切不可把它与民意调查的结果混为一谈”①。这就是说，那种简单的意见的结合，比如民意调查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共舆论，而只是大众舆论。哈贝马斯还提出一个标准来衡量公共舆论。他说：“一种意见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公共舆论，取决于如下标准：该意见是否从公众组织内部的公共领域中产生；以及组织内部的公共领域与组织外部的公共领域的交往程度，而组织外部的公共领域是在传播过程中，通过大众传媒在社会组织和国家机构之间形成。”②这就是说，真正意义上的公共舆论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是各种组织内部的讨论，二是各种组织外部的讨论，比如传媒中的讨论，而这两种讨论会发生相互作用。对哈贝马斯来说，只要我们小心地把公共舆论和大众舆论区分开来，只要我们借助于公共领域的自我矫正的力量，公共舆论战胜大众舆论还是有可能的。

　　关于大众传媒对现代民主制度产生的副作用，一些学者延续了哈贝马斯的思路：认为大众传媒中所传播的不是真正的公共舆论，只要有效地防止舆论被操纵，现代民主制度的基石就是稳固的。麦克切斯尼指出，传媒本来应该是民主的基石，然而在今天却成为民主的绊脚石，“成为一股明显的反民主的力量”③。当下商业至上的原则甚至渗透到现代新闻事业当中来④。由此，多数人统治的原则变成了少数 人 统 治 的 原 则。“对 民 主 而 言，这 是 一 剂 毒药”⑤。新自由主义强调，媒介应按照市场的原则来发展。而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为媒体的联合、兼并以及大规模的商业开发提供了合法性基础。它限制了民主制度，限制了媒体对于有关问题的讨论。由此，传媒能够操纵公共舆论，而它本身却不受公共舆论的控制⑥。与哈贝马斯对于理想的公共领域的建构类似，麦克切斯尼主张，社会应该重建具有公益性质的传媒，对传媒进行结构性改革。他主张，凡是涉及公共利益的问题，盈利性传媒机构的有关讨论要受到政府的控制。

　　当然，在讨论传媒对于民主制度所产生的副作用的问题上，人们也看到媒体的炒作对于政府决策的影响。比如，媒体把一些不太重要的事情炒得很热，从而逼迫政府予以重视。传媒中的民意测验常常会牵着“政府的鼻子”,迫使政府不断调整自己的行为⑦。对哈贝马斯等人来说，公共领域虽然会在一定程度上被操纵，具有“炒作”的风险，但是，如果我们把公共舆论和大众舆论区分开来，那么民主制度就会得到保障。

　　二、媒介即信息：意义传播的中断

　　哈贝马斯的批判模式仍然是在西方现代政治哲学框架中进行的。虽然他看到了公共领域从诞生的一开始就可能存在着某些局限：真相和谣言总是混杂在一起，但他坚信，真相还是可以找出的。实际上，黑格尔早就发现了这一点。他说：“由于在公共舆论中真理和无穷错误直接混杂在一起，所以决不能把它们任何一个看作的确认真的东西。”当然，对黑格尔来说，既然在公共舆论中真假无法区分，那么社会就要依靠“伟大人物”“找出其中的真理”⑧。哈贝马斯不同意黑格尔的“伟大人物”说，而是回到了康德的思路上。哈贝马斯把社会领域中的共识看作类似于真理的东西。不过这种理性共识并非像康德那样，靠个人的自我反思，而是靠公共领域中的自由讨论①。

　　然而，从传媒的现代发展来看，哈贝马斯的这个哲学框架显然已经不再适用了。按照鲍德里亚的思路，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传媒的性质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在早期资本主义社会，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是有限的。从通信、酒吧到报纸、电视的发展过程，就是不断拓展信息传输的媒介，从而满足人们对于信息需求的过程。然而，由于机械复制技术的出现，信息生产和传播能力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信息生产的短缺状况不复存在，而出现了信息需求不足的新问题。在此状况下，传媒就需要不断刺激人们对于信息的需求。电视台要不断地为自己的节目做广告，进而提高收视率。当电视台为提高收视率而努力的时候，电视台的信息生产的目的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此时信息生产不是为了满足人们对信息的需求，而是再生产人们对于信息的需求，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为了维持自身的再生产。这一状况如同物质生产领域中的生产过剩一样。对此，鲍德里亚说：“不论是对舆论而言，还是对物质财富而言，生产都已经死了，再生产万岁。”②当传播的目的不是为了提供信息，而是为了传媒自身的再生产的时候，媒介和信息之间的传统关系就不复存在了。对现代媒介来说，是否传播信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媒介自身的再生产是否能够得以维持。如果我们按照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商品再生产的公式来分析信息再生产，那么媒介和信息的新关系就一目了然了。对于简单的商品生产来说，商品和货币的关系是：商品-货币-商品，人们交换商品就是为了获得自己需要的商品。这种意义上的商品交换关系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就存在了。而在资本主义社会，货币和商品的关系发生急剧的变化：货币-商品-货币。资本家进行商品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剩余价值③，这与传媒的发展过程类似。

　　在传媒的早期发展过程中，传媒只是信息传播的媒介：信息-媒介-信息（公式1）。媒介捕获信息，并向人们传播有用的信息。而进入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阶段，信息本身变成了媒介（中介），而媒介自身的再生产才是目的：媒介-信息-媒介（公式2）。媒介根据自身再生产的需要而生产（在生产的本来意义上）信息。如果把公式2与公式1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发现，公式2中的媒介，实际上就相当于公式1中的信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媒介相当于早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信息。由此，麦克卢汉的名言“媒介即信息”就可以从媒介自身再生产的角度得到理解。

　　当媒介本身变成了信息的时候，公共舆论和大众舆论之间的区分已经不再可能。按照哈贝马斯的设想，公共舆论就是要探索真实的知识，寻求正当的规范或者表达真实的情感，即满足他所说的语用学功能。然而，在当代社会，公共领域本身不是把满足语言的功能性要求作为自己的目的，而是把自身的再生产作为目的。信息的目的不是要满足公众的需求，而是要“测试”公众④。对于信息的传播者来说，重要的不是信息的真假，而是信息是否具有刺激作用，是否能够引起公众的兴趣。在这里真假已经变得无法区分了。这不是说信息之中不包含真假，而是说真假无法区分。显然，如果其中没有任何真实的东西，那么媒介自身的再生产也就没有可能。

　　在现代社会，传媒的信息生产过剩了。这个时候，传媒需要刺激人们参与到传媒的游戏中来。虽然传媒也提出问题，但是，它所提出的问题与早期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在传媒中提出的问题的性质是不同的。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媒介自身提出问题，从而吸引大众参与到传媒中来。当然，这不是说，这个问题是假问题，是没有意义的问题，而是说，这个问题是为了吸引观众和读者而提出的问题。为此，鲍德里亚把这种问题称为“刺激的、仿真的、预测的问题”⑤。与人们日常生活相关的问题很多，传媒要根据是否能够产生轰动效应来设定议题。电视上经常有各种不同的辩论会。这种辩论会似乎就是一种民主讨论，实际情况却完全不是如此。电视台设计问题的时候就知道答案了，不过它需要收视率，所以会提出问题来进行辩论。这就如同现在许多杂志都要设置各种栏目，设计议题一样。它们不是根据学者们从研究中发现的实际问题出发，而是从是否产生轰动效应出发来设定议题。这样一来理论的探索、学术的研究、社会问题的思考都是由媒介自身来设定的。这些媒介需要相互竞争，在这里，人们无法把大众舆论和公共舆论完全区分开来。

　　如果说现代传媒中的讨论是仿真的讨论，那么有组织的讨论中是不是会像哈贝马斯所说的那样，是真正的民主讨论呢？组织内部的封闭讨论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受舆论干扰的，因此这种讨论具有真正的民主讨论的性质。比如，许多内部讨论不对媒体开放，于是讨论者不需要为争取观众或者读者而努力。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组织内部的讨论不可能完全不受大众舆论的干扰，传媒中所提出的各种问题有时也会干扰有组织的讨论过程。由此，现代社会中不是没有哈贝马斯所说的那种商议民主，不过这种商议民主是一种“仿真”意义上的商议民主。  

　　三、公众即大众：一股新势力的出现

　　在现代社会，人们把传媒所产生的势力理解为金钱和政治势力之外的第三种势力。哈贝马斯把它称为“交往权力”①。或者我们也可以把传媒看作是立法、司法和行政之外的第四种权力。现代网络在很大程度上扩展了这种权力。有学者指出：“总体上看，网络民意代表的是多数民众的意愿，代表着一种正义力量。”②在这里，由于公共舆论和大众舆论混在一起，以至于人们无法区分公共舆论和大众舆论，于是人们简单地认为，网络上的舆论就是公共舆论，它们代表了正义的力量。特别是当网络受到一些人操纵的时候，这种说法更应受到质疑。在这里，我们必须把“大众”和“公众”区分开来。社会学家米尔斯（C.W.Mills）就“大众”和“公众”的区分提出了如下标准。他说：“正如我们对公众一词所理解的那样，在公众（public）当中，（1）事实上有许多人既表达意见又接受意见。（2）公众交流是这样组织起来的，以至于公众所表达的任何一种意见都有机会立即得到有效的回应。（3）由这种讨论所形成的意见在有效的行动中，甚至在反对（如果必要的话）主导性权威系统时，随时可以找到一条发泄的途径。（4）权威机构并不对公众进行渗透，因此公众在其行动中或多或少是自主的。”③这就是说，公众是有组织的，相对自主的，即不受权威机构渗透的。在这个组织中，人们能够有序地就社会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

　　而大众则不同：“在大众（mass）中，（1）实际上，表达意见的人比接受意见的人少得多，因为公众群体变成了受传媒影响的个人的抽象结合。（2）占主导地位的交流过程是这样组织起来的，以至于个人很难或者根本不可能立即或有效地作出回应。（3）运转着的意见能否实现是掌握在那些组织并且控制这一运转渠道的权威人士手中。（4）大众无法从机构中获得自主性，相反权威机构的行动者渗透到大众中，从而削弱了大众通过讨论形成意见时的任何自主性”④。大众是受到传媒操控的人，这些传媒机构作为主导机构主宰了意见的形成过程，而大众不能进行有效的反馈。那么，按照米尔斯提供的经验标准，网络中的人们究竟是大众还是公众呢？

　　米尔斯的这个区分标准对于早期资本主义来说是合适的。但是，在现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情况完全不同了。在现代网络传媒中，许多人都能像公众一样参与讨论，在网络上发表意见。从表面上看，他们完全是自主的，甚至没有受到任何人的干扰。

　　他们对许多事情发表意见，甚至完全是中立的，是出于一种正义感。但是，这背后可能隐藏着网络大“V”.网络大“V”为了获得人气，而提供了一些网民们无法区分真假的信息。许多人看到这些信息就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在这里，他们如同那些娱乐节目中的粉丝，只是在盲目接受别人的信息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意见。在这里，我们无法区分，他们究竟是大众还是公众；我们也无法区分网络媒介中的力量究竟是正义的力量还是非正义的力量。

　　我们还可以把上述分析进一步扩展到其他形式的传媒。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知道，现代传媒的目的不再是传播信息，而只是关注自身的再生产。它需要凝聚人气，于是在传媒中不存在真正的讨论问题、表达意见的过程。在这种状况下，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那种公众就被不断地消解。而在传媒的影响下，人们仿真地讨论问题，仿真地思考问题。鲍德里亚曾做过这样的描述：“根据他们的想象性的再现，大众在被动性和疯狂的自发性之间游荡，但是他们始终是一种潜在的势力，一种社会性和社会能量的蓄水池。今天他们是沉默的能指，当他们明天大声说话的时候，他们就不再是‘沉默的大多数',而是历史的反抗者”①。在传媒的蛊惑下，他们是完全被动的接受者（大众），但是，他们又是自发参与的，没有人强制他们参与；而一旦他们参与其中，就会形成巨大的社会力量。于是，他们成为公众和大众的混合物；他们一会儿沉默，一会儿在网络大“V”的操纵下“大声说话”.他们形成一股巨大的社会力量，并开始就各种社会现象进行网络审判。在乌克兰、在叙利亚、在中国的香港，在各种颜色革命中，大众的势力充分显示了被动性、自发性、狂躁性和非理性。

　　那么，这些 “大众”（仿真的公众）为什么不会对传媒中的各种炒作和操纵提出质疑呢？笔者认为，这里有两个原因：从客观上说，现代传媒把真假结合在一起了，这种真假结合的统一体容易迷惑人，人们一般不会对它提出质疑。从主观上来说，他们缺乏真正的理性精神。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对德国法西斯主义产生根源的分析中，指出了工具理性所产生的巨大作用。这里所说的工具理性就是人们用来征服自然所具有的那种理性精神。“德国的新享乐主义者和战争贩子们就试图让人们失去欢乐。但他们在数百年的劳动压迫中学会了自我憎恨……自暴自弃深深扎根在自我持存之中，而后者正是在其培植理性，同时也是罢黜理性的过程中形成的”②。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说：“社会压迫总是表现出集体压迫的特征。这便是集体与统治的同一，而不是思想形式直接表现出来的社会普遍性和协同性。”③在传媒中，许多人也自愿地接受传媒的控制，而成为传媒所凝聚起来的集体，即“大众”.他们不可能有社会的普遍性和协同性。现代传媒中的力量就是这样一种统计学意义上的力量，而不是哈贝马斯所说的那种交往权力。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笔者并不否认现代传媒在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它直接就代表着一种正义的力量，它的作用都是积极的。

　　对于传媒所聚集起来的巨大力量，我们需要认真反思。当公众和大众无法区分的时候，“大众”就成为“公众”.他们放弃理性的思考，而乐于赶时髦、随大流。当我们批评这些人是被“忽悠”和操纵而凝聚起来的“乌合之众”的时候，这些人或许会反抗说，他们是“公众”,他们是在网络上“理性”发言的。仿真的“公众”（大众）获得了一种天然的正当性。在鲍德里亚看来，这些“大众”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既不是实体，也不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现实”④。在社会生活中，我们无法确切地指出，哪些人构成了大众，但是大众却无处不在。

　　社会是通过一定的秩序而组织起来的。如今大众瓦解了公众（社会秩序中的人），却又总是以公众的形式来伪装自己，把自己变成仿真的“公众”.比如，在各种网络审判中，他们对腐败干部进行各种形式的人肉搜索。从表面上看，他们的行动是正义之举。他们可以不顾个人的权利和隐私，甚至可以蔑视一切秩序。正如鲍德里亚所言，大众的真正敌人是社会性（the social），是秩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鲍德里亚把大众与恐怖主义加以类比⑤。

　　大众的“恐怖袭击”没有确定的目标，大众是一群乌合之众，他们今天袭击这个，明天袭击那个，任何一个无辜的人都可以成为传媒的牺牲品。与恐怖行动相似，大众的“恐怖袭击”不是要产生某种历史意义，也不是要具有政治革命的效果。正如鲍德里亚所指出的那样：“这恰恰不是历史之流中所产生的涟漪，而是关于历史之流的故事，是大众传媒中令人震惊的浪花。”⑥他们在传媒中讲故事，并追求一种轰动效应，从而引起全社会的围观。现代传媒本身改变不了历史，也改变不了社会政治结构，但它却能够凝聚大众的力量搅动社会秩序。

　　在由大众构成的集体中，我们会成为网络大“V”的盲从者，在理性公众构成的社会中，我们才有真正的民主。哈贝马斯把交往理性视为合格的交往者的条件。只有合格的交往者通过理性的商谈，商议民主制度才能真正建立起来。

　　四、普选即传媒：被腐蚀的民主

　　如果说选举是在商议民主的基础上发生的，那么这当然是一种民主选举。但是在现代西方社会，民主选举制度却发生了扭曲。

　　从表面上看，今天所进行的选举和早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选举是一样的，而实际上已经完全不同。

　　由于现代传媒，特别是电视、网络等介入选举制度，选举的性质就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虽然以前选举要阐述政见，现在也阐述政见，但是在当代西方发达工业社会，原来意义上的阶级对立消失了。当阶级对立消失之后，选举所面对的对象不是某些社会组织、团体，而是要面对大众。在面对不同的阶级和社会组织的时候，候选人要促使各个不同的团体接受自己的政治主张，要考虑不同阶级的政治利益。

　　在这个时候，候选人要用道理来说服选民接受自己的主张。而在当今社会，候选人所面对的是大众。

　　对候选人来说，重要的不是说服大众接受自己的政治主张，而是要让大众为自己“点赞”.虽然他也要演说，但其演说不是要让人们接受自己的观点，而是要凝聚人气。用鲍德里亚的话来说，“宣传和广告融合在物品和观念的相同推销中”①。这就是说，在后现代社会，生产出来的物品太多了，这就需要广告来推销。同样的道理，电视、广播、网络上的各种观念太多了，当候选人宣传自己的时候，也必须像做广告那样推销自己的观念。正因如此，在西方国家候选人在当选之后，甚至会直言不讳地说，那是选举语言。对于选举语言，人们不必认真对待。

　　鲍德里亚曾经引用过《世界报》中的一句话来说明现代民主制度中的问题：“许多人对传媒腐蚀政治感到遗憾，对电视按钮和赛马预测（民意调查）轻松地替代一种舆论的形成感到惋惜，这仅仅表明，他们完全没有搞懂政治”②。现代政治已经传媒化了，这是现代政治的特点。如果人们还指望现代政治建立在公共舆论的基础上，那么这就表明，人们没有搞清现代政治的根本特点。电视按钮和民意调查在现代政治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电视按钮和民意调查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共舆论，不是公共商谈基础上的理性思考，而是“统计学观赏”③。现代选举政治就是不断地制造这种“统计学观赏”来供人娱乐。然而许多人在看待现代政治的时候，把理性的商谈基础上的公共舆论与“统计学观赏”等同起来（这两者已经无法区分了）。对于许多人来说，民主制度就是玩弄“统计学观赏”,而“统计学观赏”就是公共舆论。对于候选人来说，只要能够凝聚人气，只要有统计学数据，他就是胜利者，至于自己的政见是否正确，是否得到有效的辩护，这已经不重要了。

　　在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群众是有阶级性的，这些经济利益对立的团体在政治立场上也是对立的。于是，通过统计，人们就能够知道不同的候选人受到哪个阶级的支持。然而，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间选民占绝大多数。这些人是没有明确政治立场的大众，他们的立场容易受到左右。而在现代传媒的操纵下，他们一会儿支持这样的观点，一会儿支持那样的观点。这个受操纵的群体本身就是不确定的，由此而得出的统计数据也是不确定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民意调查的统计数据既是真的又是假的。我们也可以说，（相对于早期资本主义社会来说）这是仿真的民意调查。在现代传媒的操纵下，现代西方社会中的商议民主制度也可以说是仿真的商议民主。它看上去也是在商议，而实际上是在操纵。

　　一个健全的民主制度需要有理性的公民，需要借助于理性公民的思考，而不是靠在传媒操纵下自发大众的统计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