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西方媒介文化批判流派、研究方法与热点

　　今天，以网络、手机等为代表的新媒介的到来，对社会与文化的影响是基础性、实质性和全局性的，对传播方式、传播效果及传播学既有范式、机制、规律的影响是革命性的。所以，新媒介研究（也称为媒介研究）顺理成章地成为传播学研究的前沿、焦点、热点，甚或中心话题。目前，媒介研究有批判研究和经验研究两大研究理路。宏观审视我国学界的现状，当下媒介研究呈现为经验研究“兴盛”而批判研究较为“衰弱”的局面。其中原因何在，媒介批判研究的发展空间如何，学界未作出有效的理论反思和回应，这为批判研究的深入提供了空间。当然，欲梳理中国媒介批判理论的发展趋势这一现实问题，还须深入历史，特别是要深入到西方批判学派媒介研究的理论历史。因为西方批判学派媒介研究理论历史悠远，且某种程度上是中国话语的一个重要资源。所以，弄清西方批判学派媒介研究理论的来龙去脉与发展状况有助于我们反观自身的理论状况和预知理论的未来发展走向。正是本着这一思路，我们进入到西方媒介批判理论的话题现场。

　　所谓“媒介批判理论”（critical media theory）,即采用哲学、历史学、文艺学、美学、政治经济学、语义学等方法，以批判的视角关注媒介现象和媒介文化的理论话语。“批判”（criticism/critique）通常发生在社会批判和哲学批判两个层面：一为批判社会，所用方法主要是社会学、政治经济学等；一为反思存在，系哲学的方式反思哲学的“存在”（being）,二者密切相连，后者为最终思考落脚的重心。

　　通常，概括性介绍某一研究课题不外介绍其研究主体（谁在研究，如流派、谱系）、研究客体（研究内容、研究领域）、如何研究（研究方法）、研究立场（研究态度）、学界热点等。虽然这些看似基本常识，但目前在媒介文化研究领域尚乏系统引入。本文拟从以上几个方面对西方媒介批判理论做以概要梳理。

　　一、理论谱系

　　对于西方批判学派媒介研究理论的理解，国内许多传播学教材往往局限在德英两国理论进行讨论。有人稍事放大，把法国理论囊入视野，如斯各特·拉什的观点：“在老一辈的人看来，批判理论就是指法兰克福学派的德国理论'……而对较年轻的一辈来讲，批判理论指的是法国理论.”其实，西方媒介批判理论可同时将德、英、法之外的北美学派（包括加拿大和美国的学派）摄入视野。这可能与学界现行说法发生分歧，比如，学界某些研究认为，加拿大多伦多传播学派媒介理论不是批判研究，而是经验研究和批判研究之外的“第三学派”.事实上，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还是偏于批判，从他晚期的一些文本看，批判色彩虽不甚张扬，但清晰可窥：一则从他对经验学派内容分析的批评中可以见出，另则从其关于技术的深层分析中可以见出，因为其技术分析的本质在于思考技术对存在语境和存在者自身境况的文化的和哲学的影响，而不仅仅是表层的现实影响，这一点，恰恰契合了批判研究的理论精神。由此，本研究拟以国别和研究方法为主要依据，整理出当代西方媒介批判理论的四大谱系①.

　　（一）德国谱系。德国谱系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被认为是最具批判气质的媒介文化研究学派。早在20世纪30年代，随着电影等新媒介的出现，法兰克福学派就曾作过细致的思考。该学派至今已历经三代，代表人物有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Adorno）、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于尔根·哈贝马斯（Juergen Habermas）等，人以及20世纪70年代之后崛起的韦尔默尔（Albrecht Wellmer）和奥非（Claus Offe）等。代表性理论着作有《批判理论》、《启蒙辩证法》、《单向度的人》、《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等。该学派多以哲学、美学的方法论分析研究当代媒介文化现象，常以“批判者”角色自居。

　　（二）法国谱系。该谱系主要指的是符号学与后结构主义，代表人物有罗兰·巴特、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让·波德利亚（Jean Baudrillard）,旁涉到美国的希利斯·米勒（J. Hillis Miller）、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二人受德里达和波德利亚的影响较深。代表理论着作有《神话学》、《信息方式》、《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拟像与仿真》等。该谱系以符号学、结构主义为方法论，多从语言学、符号学分析入手，进入到广阔的媒介文化意识形态批判现场，如罗兰·巴特的神话理论，波德里亚的拟像理论等。

　　（三）英国谱系。该谱系主要为英国文化研究学派，代表人物有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格拉斯哥大学媒介组、托尼·本尼特（Tony Bennett）和约翰·斯道雷（John Storey）、戴维·莫利（Davey Morley）、约翰·菲斯克（John Fiske）、格雷厄姆·默多克（Graham Murdock）、彼得·戈尔丁（Peter Golding）等。代表性着作有《电视：科技与文化形式》、《编码、解码》、《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导论》、《文化与社会》、《〈全国〉观众》、《电视文化》等。英国谱系综合了德、法两国理论传统，从大众文化现象的反思入手，本着表征的原理进入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学批判。该学派又被称为“英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学派”,在理论上明确了当代大众文化研究的合法地位，以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为旗帜，以跨学科的视野进入媒介文化研究领地，常带有“新左派”意味。

　　（四）北美谱系。以加拿大多伦多传播学派和纽约学派等为代表，主要理论人物有哈罗德·A·英尼斯（Harold Innis）、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及麦氏后继者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约书亚·梅洛维茨（Joshua Meyrowitz）、保罗·莱文森（Paul Levinson）、兰斯·斯特瑞特（Lancestrate）、林文刚（Casey Man KongLum）等。代表性着作有《传播的偏向》、《理解媒介》、《机器新娘》、《娱乐至死》、《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新新媒介》、《对媒介生态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等。北美谱系多从技术角度，从生态学层面进入到技术和意识形态关系的分析。北美谱系较多使用社会学方法，兼取社会研究与人文研究的特色，该谱系又被称为“媒介环境学派”（mediaecology）,或“第三学派”.

　　除此之外，西方媒介批判理论还包括其他属于宽泛的后现代主义领域但不易归类的学派或人物，如道格拉斯·凯尔纳（Douglas Kellner）、沃尔夫冈·韦尔施（WolfgangWelsch）、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弗雷德里克·杰姆逊（FredvicJameson）、迈克·费瑟斯通（Mike Featherstone）、居伊·德波尔（Goy Debord）、戴维·哈维（David Harvey）、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丹尼尔·贝尔、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大卫·里斯曼（David Riesman）等。他们的媒介理论均有一定程度的批判色彩，其方法上承继与杂糅了其他几个谱系的血统，在庞杂中建构起自己的理论特色。

　　在传播学领域各个派中，批判学派（Critical School）通常与美国经验学派（Empiricalschool）对比而言。今天，就文化研究而言，经验学派因其科学主义、实用主义和经验实证主义偏向，而与批判学派所关心的人文主义、终极价值和理论定性阐释的宗旨相悖。所以，严格来说，它不在媒介批判研究之列。但就媒介研究今天的发展现状而言，二者常相互借用，呈现出融合的趋向。

　　二、研究领域与热点

　　当代西方媒介批判研究主要围绕机构、文本、受众三大领域展开，与传统媒介研究并无太大差别。其原理与文学研究中围绕作者、文本、读者的道理相通，与经验学派拉斯维尔模式（Lasswell's Model）亦有内在的一致性。拉斯维尔模式谈到传播活动的几个构成要素：（1）“谁在说”（who）,（2）“说什么”（say what）,（3）“通过什么渠道”（in what channel）,（4）“说给谁”（to whom）,（5）“取得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这几个构成要素紧密地围绕媒介研究的三个领域展开。（1）、（3）两个环节属于“机构”这一领域，“谁在说”涉及媒介传播的权力控制问题，亦即媒体如何被商业和政治利用的问题，从而构成了媒介批判研究的政治经济学方向，如默多克、戈尔丁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媒介研究；“通过什么渠道”涉及媒介技术问题，从而构成了媒介批判研究的技术分析方向，如麦克卢汉的技术决定论。第2个环节“说什么”属于内容分析，即文本分析方向，文本分析方向主要研究文本的意义，以及文本意义的生成机制，其专注点往往在社会学层面或审美方面，如罗兰·巴特的符号学分析，波德利亚对电视广告的分析等。最后两个环节属于受众分析方向，主要考察媒介文化的接受者（观众、听众、读者）是如何解读媒介文本，媒介文本又是如何对其发生影响的，比如，法兰克福学派的消极观众论、约翰·费斯克的受众游击活动理论、戴维·莫利对积极受众的研究，以及女性主义理论对于妇女阅读肥皂剧的解读等。总体来看，机构、文本、受众这三个方面环环相扣，共同组构了一个完整的媒介文化活动。大体而言，每一个重要流派都会涉及到对这三个领域的论述，但不同媒介批判流派会有一些偏好，如英国文化研究偏好受众研究和媒介政治经济学研究，法国符号学和后结构主义理论偏好文本研究，加拿大多伦多学派和德国法兰克福学派则偏好媒介机构研究等。

　　近些年西方媒介批判理论的研究，多集中在主体、受众、权力、意识形态、终结论等焦点或热点问题的探讨上。比如，在主体的问题上，麦克卢汉认为，媒介是人主体功能的一种延伸，是生命借助无机体获得的一种延续，它弥补了生命不在场的缺憾，充当了人突破自身有限性的重要方式。其弟子莱文森也认为，人在与媒介的对话过程中始终处于主体地位，媒介的发展呈现出一种合乎人性的“补偿式”发展趋势.

　　与麦氏师徒对主体问题的理解不同，波德利亚则对主体在与媒介对话过程中逐渐反主为客式的被动地位深表忧虑，他认为，人类对于技术的发展越来越难以驾驭，客体的逻辑最终会取代主体的逻辑，从而导致“致命策略”的产生。受众问题也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法兰克福学派的“消极受众论”（以阿多诺等为代表）与伯明翰学派的“积极受众论”（以莫利等为主要代表）正好形成对比。权力和意识形态问题也获得了深入的探讨，其探讨角度已经从政治领域渗透到大众日常生活领域，从宏观角度逐渐细化为微观的探讨。终结论则是本世纪初年发生在本土学界的一场有关媒介技术与文学命运关系的学术争论，随着米勒和德里达理论的到访以及米勒文章《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在《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的发表，带来了犀利的论调：在特定的电信时代，随着电信技术的扩张，文学、哲学、精神分析学乃至情书的命运都在劫难逃.学界由此展开了文学在媒介的冲击下是否“终结”、如何“终结”问题的争论。

　　据中国知网数据，截至2013年7月21日，该文被引用447次,在媒介研究和全球化研究领域中高居榜首，从而成为一个引人深思的学理现象。眼下虽其热度弥散，其相关思考却已成为当下学界研究的基础性话题。

　　三、研究方法及态度

　　当代西方媒介批判理论的研究方法大致有符号学、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女性主义、精神分析批评等。符号学分析方法从媒介文化的文本（如影视节目、网络文化等）出发，旨在考察意义在文本中的生成方式，比如，电影就常常使用符号学方法分析文本，这种方法后来逐渐演变成一种独立的电影分析方法，即电影符号学。用符号学分析广告，产生广告符号学，诸如此类。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是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概念，如异化、霸权、意识形态、阶级冲突等应用到媒介分析的方法。它是一种典型的社会批判分析，其基本内容是将媒介视为权力操纵的工具，进而分析权力的操作机制。法兰克福学派、英国马克思主义学派、杰姆逊、波德利亚，甚至包括早期罗兰·巴特等人的媒介理论，均不同程度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社会学的分析方法是从社会学层面，而不是从权力和阶级斗争角度来关注媒介文化，比如，“皮下注射”理论、“使用和满足”理论等都是社会学视角下对大众使用媒介原因的探讨。社会学分析方法也从马克思主义那里获得过营养，所以，与马克思主义研究有一些重合之处。对该方法运用较多的是传播学经验研究。媒介批判理论在一定程度借鉴其合理之处。女性主义分析，严格来说，应该属于社会学分析，因之在媒介文化分析中影响越来越大，以至成为一种较为独立的研究方法，主要探讨女性在媒介文化中的形象、传媒对女性行为的影响、女性对媒介文化的接受以及性别话语权力方面的内容。精神分析批评则是运用精神分析学的一些概念来分析媒介文化的一种方法，它往往从文本中的一些符码入手，深入到人的潜意识和无意识心理深处，从中探讨出一些意识层面不易觉察、结果有趣但又常常富于争议的问题，如麦克卢汉在《机器新娘---工业人的民俗》一书中对广告的分析。以上我们介绍的这些方法在使用时要注意灵活运用，不可机械照搬，因为任何一种较为成熟的模式方法都存在有简单化的危险。

　　态度问题则涉及研究者的价值判断和价值诉求，涉及研究者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的方法思路，深层涉及到研究者史观问题。态度是一个无法避开的话题，凡研究者都要有自己的态度，无态度本身也是一种态度。所以媒介研究的态度问题需要我们重视。一般而言，媒介研究的态度有乐观、悲观、客观三种，媒介批判理论亦是如此：（一）乐观论（以英国文化研究莫利，以及本雅明、麦克卢汉、莱文森等为代表）;（二）悲观论（以法兰克福学派阿多诺、马尔库塞、霍克海默及德波尔、波德利亚等人为代表）;（三）客观论（如梅洛维茨）.乐观论基调昂扬，迎合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对新生事物也有一种包容心态，比如，麦克卢汉的“媒介是人的延伸”（the extensions of man）①理论、莱文森的媒介“人性化趋势”（anthropotropic）②理论，他们更多看到媒介对人主体性表面的张扬而没有看到对人主体性潜在的消解和破坏效应，只看到媒介文化的新生部分，忽视了其背后流失部分的价值。

　　这一点，恰恰是悲观论者密切关注的内容，但悲观论的错误在于它忽视了“发展”一词的基本含义，他眼中只有“消亡”、“终结”,而对媒介潜在的积极价值，却是一种漠视。两种态度针锋相对，虽各有所囿，但也各有说辞，各有道理。

　　“只要人类把机械看作异己之物，同时又对它有着某种认同，那么人类就将继续表现出对技术的矛盾感情。”

　　某种程度上，客观派正是同时看到了媒介的正负效果，所以，认为很难对其效应做出价值评价。客观论不轻易表明自己的态度，显得较为“明智”,但给人以明哲保身之感。

　　当然，每一种态度有其合理之处，也有不合理之处。我们要做的不是因其有弊端而去避开态度和价值判断。相反，我们需要站在宏观的历史学视野，认清问题的来龙去脉、因果关联，对当下文化观念既要有包容心态，这样才能避开先入为主的成见偏见，同时又要有批判立场，如此才能在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关系中作出正确的定位与调整。

　　余论

　　西方媒介批判理论在今天是一个亟待深入发展的学术领域，特别就本土学界而言。其原因与其重要的学术意义相关。

　　从现实层面观察，首先，媒介批判理论从哲学和理论层面反思社会文化方方面面的深刻变革及内在文化观念的嬗变机制，对此机制的把握虽不是具体的策略研究，但却可以为策略研究提供方向，提供更深层的理论支持。从这一点来说，关于媒介批判理论的深层批判可以为政府文化决策提供理论参考。其次，媒介批判理论从深层解析了当代传媒文化现代性观念变革的脉络，有助于思考传统的和经典现代主义的文化观念变迁的机制和原因。对此深层原理的把握如能落实到传媒行业的实际工作中，必然会有助于媒体行业对自身文化运作机制的合理化调整。再者，媒介文化批判中的“批判”意味着反思的觉醒，本着“批判”的反思精神，媒介批判理论可能会帮助当代人从理论反思和形而上学的层面认知社会、文化与人生，从而在网络化、媒介化的技术栖居中作出合目的性的调整。

　　从学理层面来看。经验研究与批判研究的发展需要平衡。我们需要具体可感的现实生活，同时也需要有对此生活的超越；我们需要有针对经验生活的策略研究（对策研究）,同时也需要那些对我们存在境况、存在质量进行根本性反思的哲学研究。今天，我们的文化与社会发展中有许多亟待策略研究解决的经验问题，所以，学界整体状况偏于经验研究。但当眼前问题的解决变得不再紧迫的时候，传播学研究必然转化和升华到对更高层面理论，也即对理论的理论（元理论）的期待和转向。本着这一历史发展的宏观视野，媒介批判研究必然有一种远比当下更为广阔的空间。目前，学界还没有专门针对西方媒介批判理论发展脉络的历史研究，当然，也没有从国别谱系角度进入西方媒介批判理论的专门研究，另外，在史料上，针对西方媒介批判理论内部各谱系间论争及批判理论与经验研究之间论争的史料工作还没有人系统梳理。这就给我们提供了探索的空间。这一探索必然会有益于本土媒介批判研究以及传播学的学科反思和学科建设，此系本研究的醉翁之意。

　　每一种理论都建基于经验实践。今天，媒介技术的发展速度已经超出了人类对它的接受和适应速度，我们很难对技术的未来作出切实的预测。这就要求我们时时保持对现实的敏感、警惕，以此为基础，我们需要不断提高理论水平以与现实达成尽可能平衡的对话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