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邵晋涵经史之学的考察

　　邵晋涵，字与桐，号二云，又号南江，浙江余姚人，清代乾隆年间的着名学者。邵晋涵一生致力于经史，他不光在经学上多有建树，而且治史成就斐然。他在经史方面的诸多成就赢得了时人赞誉，王昶称“二云学问，经经纬史，包蕴富有”,[1]116阮元称他“经学史学，并冠一时”.[2]325在邵氏学术中，其经学与史学存在密切的联系，他的史学成就正是在一个经学家的基础上精益求精的结果。可以这样说，邵晋涵经学和史学之间并非截然对立，互不统属。相反，二者息息相关，呈现出一种互通互融，相辅相成的关系。

　　一、邵氏经史之学的渊源流变

　　邵晋涵生长在一个“先世多讲学”的学术世家，幼年即在父祖的督促下课读经史，据他自述“晋涵少蒙义方，获受雅训，长涉诸经”,[3]430深厚的家学渊源和严格的家庭教育奠定了邵氏精深的经学根柢。邵晋涵能够在乾嘉汉学大兴的时代以经史之学卓然自立，这固然与他早年打下的学术功底有关。但要指出的是，一个人的治学路向与学术成就，往往受到某种学术传统和时代学风的影响，邵晋涵自然不会例外。

　　具体说来，邵氏受到浙东地域学术传统和乾嘉汉学的双重影响。

　　尊经重史，志在经世是浙东学术由来已久的传统，该传统可以追溯到南宋金华吕祖谦、永嘉叶适，永康陈亮三人。

　　他们为矫正当时理学家尊经贱史的风气，主张经史并重，叶适对经史关系曾有一番独到的见解，他说： “经，理也； 史，事也。《春秋》名经实史也，专于经则理虚而无证，专于史则事碍而不行。”[4]221吕祖谦也认为只有经史并重才能使学术“体统源流相承接”,[5]1653吕、叶、陈诸人的学术思想直接影响了浙东后学。清代浙东学派的开创者黄宗羲自觉继承和发扬了先贤的学术精神。黄氏一生勤于经学和史学，对经学和史学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看法，他提出“学必源于经术，而后不为蹈虚，必证明于史籍，而后足以应物。元元本本，可据可依”.[6]

　　为了突出史学的重要性，他还进一步指出“夫二十一史所载，凡经世之业，亦无不备矣”.[7]这种经史并重，志在经世的学术精神成为清代浙东学派的精华，后来的万斯同、全祖望、邵廷采等人都将黄氏的这一思想奉为圭臬。邵晋涵出生离与黄氏去世已过五十年，但他对经学和史学的重视，正是源于浙东先贤及黄宗羲诸人。邵晋涵对黄宗羲的学行极为推崇，他不仅继承了黄宗羲的学问，而且在精神上也与黄、万、全、邵（ 廷采） 一脉相承。这一点时人也注意到了，王昶说他宗仰黄宗羲并私淑其学，“欲 求 其 学 以 见 于 施行”,[8]252陈寿祺在论述邵氏学术渊源时明确指出“浙东自南宋以来，文献荟萃绵延五六百年……自梨洲季野谢山诸儒，皆旷代逸才，博洽强记，转相口授，以逮于先生”.[9]324邵氏在与好友吴衣园论学时说“经正则庶民兴，史熟则名臣出”,[3]476强调对经史要一视同仁，不可厚此薄彼。

　　如果说浙东学术厚重的传统在思想和精神层面指导邵氏学术的话，那么在具体的学术实践中他就不得不受当时学风的驱使。有学者指出，清代浙东学术虽不失专家之旨，但“到全、邵时代，已有一些考据色彩了”.[11]327众所周知，考据学肇始于明末清初，大盛于乾嘉时代。邵氏一生与乾隆朝相始终，自然无法抗拒这股学术风潮的冲击。从邵晋涵生平交游来看，他与当时众多考据名家往来密切，如钱大昕、朱筠、段玉裁、洪亮吉、汪中、王昶诸人，他与这些人在学术上互通生气，增益见闻。邵晋涵对汉学家治学方法及学术成果也多有肯定，他称赞洪亮吉“服习古训，精覆六书之学”,[3]431同时又对纪昀学问的“厚、远、精、博”深为折服。

　　[3]468在汉学鼎盛时期，学者之间往往以经学和博雅相矜尚，当时看重的乃是一个人在经学上的成就。基于这个缘故，邵氏也对经学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邵氏主张治经须从音声训诂入手，他说“训诂者，文字之本； 音声者，训诂之源”,[3]429邵氏这种以小学阐释经典的治经方法正好顺应了当时经学小学化的研究趋势。邵氏经学成就首推《尔雅正义》，在此书中他把笃于尊信、缀次古义、鲜下己见的治经方法发挥到了极致。除《尔雅正义》一书外，邵晋涵在经学方面还有《孟子述义》、《谷梁正义》、《韩诗内传考》，洪亮吉称三书“并足正赵歧、范宁、王应麟之失，而补其所遗”.[12]193邵氏的经学成就获得了当时汉学家的一致认可，以致当时人们“惟知先生之经，不知先生之史”,洪亮吉甚至认为“今之经学昌明，上之至圣天子启之，下之即谓出于君与戴（ 震） 君讲明切究之力，无不可也”.[12]192既然邵晋涵在经学上已经接受汉学家的学术思维和方法，他的史学自然不会例外。邵晋涵在史学上最令人称道的就是他任职四库期间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多种久已湮没的典籍，其中以《旧五代史》最为出名。四库馆作为汉学家的大本营，邵氏长期浸润其中，不可能对周围盛行的考据之风无动于衷。章学诚对邵氏当时所处的境遇有一番清晰的描述： “方四库征书，遗籍秘册会萃都下，学士侈于闻见之富，别为风气，讲求史学，非马端林氏之所为整齐类比，即王伯厚氏之所为考逸搜遗。”

　　[13]327邵晋涵对《旧五代史》用力颇勤，于辑本之外作了大量考证工作，正如杜维运所言，邵氏对《旧五代史》的整理，与当时考据家整齐类比、考逸搜遗并无二致。

　　[14]850事实上，考据还限制了邵晋涵史论的发挥，任职四库期间邵氏负责撰写史部正史类提要，而这项工作是在尊汉抑宋的考证基调下进行的，这使他对史书义例、修史原则、史书功用等问题无法畅所欲言，不得不花费更多笔墨去作史料考订、文字校勘、版本比较。如他对《史记集解》监本、坊本、毛本之异同优劣的比较，对《汉书》篇卷次第的厘正，对《宋史》疏陋讹舛的反复辨正，此类饾饤考证，不一而足。

　　二、考据范式下的通经绎史

　　乾嘉学者所标榜的“汉学”是一门征实之学，它讲究的是“言言有据，字字有考”.这种“征实”的学问实践起来往往是一个复杂繁琐的过程，汉学家以考据作为治学的主要手段。但考据一开始就不是治经的专利，这种治学手段同样适用于其他学术领域，清儒最初致力于群经的考辨，后渐及小学、史学、子学、与地、金石学的考证。在汉学鼎盛时期，汉学家往往兼有经学家和考据家的双重身份，考据无疑拓宽了他们的治学范围。尤其是对于深谙经史之学的邵晋涵来说，他不仅能把经学考据的思维和方法从容地运用在史学上，同时也能援史证经，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经史之间的互通互融。

　　当时的学者王鸣盛对考据范式下的经史研究有这样一番论述： “读史者不必以议论为法戒，而但当考其典制之实； 不必以褒贬为予夺，而但考其事迹之实，亦犹是也，故曰同。若夫异者则有矣： 治经断不敢驳经，而史则虽字长、孟坚，苟有所失，无妨箴而砭之……要之，二者虽有小异，而总归于务求切实之意则一也。”

　　[15]2王鸣胜把历史考据的对象集中于典制和史实，并且以征信求实作为其目的。邵晋涵显然认可王的观点，他说“史以征实，闻见异词，堪资互证。是非所在，因事考言。”

　　[3]469《尔雅正义》是邵晋涵唯一流传下来的经学着作，从中可以看到他作为一个汉学家严谨笃实的治学态度以及他对考据的熟练运用。作为乾嘉注经的先行者，邵氏治《尔雅》打破了前人“以经证经”的狭隘思维，而把治经的资料范围1注》文字“伪陋阙略”,因此他选择从校勘经文和郭注入手。

　　校勘必须有广泛全面的文献资料，而校勘的精准度也往往取决于对资料的甄别。邵氏“爰据唐诗经、暨宋椠本及诸书所征引者，审定经文，増校郭注”;[3]430在厘正经注文字的基础上，他本着“择善而从”的原则，“以郭注为主，无妨兼采诸家。分疏于下，用俟辩章”;[3]430在完成这一步后，他对着重对郭注进行考补，“郭注体崇矜慎，义有幽隐，或云未详。考齐、鲁、韩《诗》、马融、郑康成之《易注》、《书注》，以及诸经旧说，荟萃群书，尚存梗概……其迹涉疑似，仍阙而不论； 确有据者，补所未备”.[3]430在完成前面三项工作后，邵氏对《尔雅》中的诸多名物进行了考辨。众所周知，《尔雅》作为古代一部词典，不仅保留了大量的训诂学材料，它还包含大量与上古社会的典章制度、名物器具、天文历法、地理沿革、民情风俗相关的内容。由于去古已远，清人已经很难对此作出合理清晰的解释。因此邵氏在旁征博引，悉心甄别。当时的学者把通官制、精与地、辨氏族作为考史三大端，不可否认，邵氏对《尔雅》名物典制的考辨已属于历史考据的范畴了。《尔雅正义》成书表明，治经已经不再局限于对文字的厘正和疏释，它还必须进一步与历史考据结合。王国维曾有言“缘有清一代，考证之风大盛，穷经之方法既定，又得小学史学之助，故其于经学之成功，实非元明之所能及也”.[16]9王氏的话表明考据形态下的经学研究可以与史学结合进行。

　　邵晋涵湛深的经学功底，再加上高超的史学造诣，两两结合，从而保证了他经学上的成功。

　　邵氏自身的史学素养足以让他成为一个合格历史考据家，他最系统的历史考据成果要属他对《旧五代史》的考辨。

　　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分在各韵之下的《旧五代史》已属不易，更难得的是邵晋涵在辑本的基础上做了大量的考订辨误工作。如果说邵晋涵《尔雅正义》的成功是考经和考史共同成就的结果，那么他对《旧五代史》的整理完全沿袭了他治经的套路和方法。邵晋涵对《旧五代史》的考异也是从校勘文字入手的，针对辑本中字句脱落、音义舛讹之处，“据前代征引《薛史》之书……皆为参互校订”.[17]

　　其次，对于《旧五代史》中记载错讹谬误之处，“据新旧《唐书》、《东都事略》、《宋史》、《辽史》、《续通鉴长编》、《五代春秋》、《九国志》、《十国春秋》及宋人说部、文集与五代碑碣尚存者，详为考核，各加案语，以资辨证”.[17]邵氏考证的范围涉及史实史迹、人物职官、典制变迁、地理沿革等内容。为了尽可能的恢复《旧五代史》原貌，最后他对辑本存在的阙、略、脱、漏之处作了增补，“随文勘订，汇诸家以搜其放失，胪众说以补其阙残”.①正是由于邵晋涵为《旧五代史》作出的卓有成效的工作，才使这部书复为完书，重现于世。

　　通过对邵晋涵经史之学的梳理，不难发现乾嘉时期的经学研究不再局限于疏释经义，它还包括诸多历史考据的成分，史学不仅给汉学家治经提供更多的必要的材料，而且也在思维和视域上给予汉学家治经诸多启发，从而打破以往“以经证经”狭隘做法。而反过来，汉学家又能把治经的思维和方法用之考史，而使考据贯穿经史，梁启超曾指出“清学以经 学 为 中 坚”,而 学 者“皆 以 经 学 考 证 之 法 移 以 治史”,[17]79诚如梁氏所言，邵晋涵的的历史考据恰恰是在效法经学的基础上进行的。

　　三、会通汉宋与史学经世

　　江藩《汉学师承记》将邵晋涵纳入汉学家阵营，洪亮吉从汉学家的立场评价邵氏学术“推本求原，实事求是”.而一向以反汉学自居的章学诚却说邵氏“以汉诂推尊，不知宗主乃在宋学”,[13]329章的观点得到了同时代阮元的支持。可见在邵氏生前，时人对其学术就存在着截然不同的评价。然而邵氏学术既不能站在纯汉学的立场来衡量，更不可能全然以宋学眼光来评判。浙东学术历来以兼容并蓄、广采博取着称，吕祖谦调和朱陆，而辅以中原文献之传，黄宗羲“以濂洛之统，综会诸家”.[6]

　　邵晋涵自然继承了浙东先贤博通兼采的治学风格，主张治学无门户之见。他说“某等尝即班志阮录与夫郑马之着录考之，而叹学术之分鹜所由来有渐矣。”

　　[3]469因此他在学术上表现出极大的开放性： 一方面，他与当时的汉学家往来密切并亲聆其学； 另一方面，他又能绍继浙东学风，固守其专家之旨。有学者指出，汉学对于邵晋涵只是“激励其学，未能转移其学”.[14]848乾嘉学术研究的考据化不仅使经典本身的义理价值湮没不彰，甚至还丢弃了经术的经世精神。汉学家这种重考据、轻义理的治学方式在当时就遭到了不少学者的反对，他们批评汉学家治学“不出训诂小学，名物制度。弃本逐末，违戾诋诬，于圣人躬行求仁，修齐治平之教一切抹杀。”

　　②浙东学术自肇始之初就与宋学有深厚的渊源，章学诚指出“浙东之学，虽出婺源，然自三袁之流，多宗江西陆氏……梨洲黄氏出蕺山刘氏之门，而开万氏兄弟经史之学，以至于全氏祖望辈，尚存其意，宗陆而不悖于朱也。”

　　[18]523作为浙东后学，邵晋涵自然不会对程朱陆王的学说感到陌生，取法宋学以救汉学之弊就成为他必然的选择。因此他反对汉学家治经尊汉抑宋而主张汉宋兼采，他说“汉学宋儒本末兼该，指划归一，而不容以歧视也。”

　　[3]469他还进一步呼吁“汉宋未尝不出同源也……岂必判汉宋若鸿沟哉”.[3]434虽然邵晋涵对乾嘉考据多有取法，但他对经典的义理价值更为看重，他在与钱大昕论学时说“汉儒传经，远有端绪，名物象数，考覆精详； 唐人疏以阐注相辅而行……程朱以明体达用发明经义，析理之精，远胜汉唐 ”.[10]484邵氏这种会通汉宋的理念使得他能从容深入乾嘉堂奥而显示出与汉学家迥异的学术特色。

　　宋学注重对经典本身义理的探讨和发挥，这自然会带动哲学上的思考。胡适先生批评乾嘉学者专务考据而丢掉“哲学化”的能力，而邵晋涵恰好具备这种能力，这使他能于考证之外发汉学家所未发。张舜辉曾说“余尝谓乾嘉诸儒能为考证之学，多不能为考证之文，能兼之者，殆不数人，晋涵实其中之佼佼者矣。”

　　[19]228“文”正是对邵氏义理建树的肯定。事实上，邵晋涵不光在治经时重视义理的阐发，他的史学同样具有长于议论，骋于思辨的宋学特征，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与汉学家过从甚密的同时又与章学诚论史“契合隐微”.[20]327邵晋涵对宋学的取法更多的是出于对现实的关怀，他试图在“会通汉宋”的基础上构建其经世史学。如前文所述，经史并重，以史经世是浙东学术由来已久的传统，而浙东学术的经世与义理密不可分。章学诚论曾指出“天人性命之学不可空言讲也……近儒谈经，似于人事之外，别有所谓义理矣。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

　　[20]523浙东学人所探求的“理”却与理学家强调的“天命心性”不同，他们要发挥的乃是切于人事，有益世用的“理”,对此“理”的探求最终要通过史学来完成。

　　邵晋涵的经世理念也是围绕以史鉴今和资治展开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专注于对治“理”的探求。邵晋涵十分注重对历史发展过程以及历史经验的体察，他要求史家不能空言着述，必须明乎治乱原由，备述一代兴衰之迹，他赞赏《金史》能够“切中事机，意存殷鉴”、“明向背之义，识兴废之原”.[3]593而他对那些忽略治乱原由的史书则多有批判，他指责《晋书》“晋武之任冯紞而疏张华，有关之乱之源，而传不明言其故”.[3]575邵氏并不仅仅停留在对历史经验的思考和总结上，他还认识到社会风气往往关乎一个时代的兴衰治乱，为此他提出史学必须起到扶植风教，培育道德的作用。

　　为了实现史学的这一功用，邵晋涵要求史家因时立传，所谓“因时”,就是要衡量一个时代的社会风尚，从而实现史书教化作用。他说“东汉尚气节，此书创为《独行》、《党锢》、《逸民》三传，表彰幽隐，搜罗殆尽……然范氏所增《文苑》、《列女》诸传，诸史相沿，莫能刊削。盖时风众势，日趋于文，而闺门为风教所系，当备书于简册，故有创而不废。《儒林》考经传源流……深有慨于汉学之兴衰，关乎教化，推言终始，三致意焉。”

　　[3]574为了贯彻自己的经世理念，邵晋涵曾立志重修《宋史》，清代学者普遍对元修《宋史》不满，钱大昕曾向邵晋涵指出《宋史》“南渡后不如东都之有法，宁宗后又不如前三朝之粗备，微特事迹不完，即褒贬亦失实。”[20]686邵晋涵深以为然。

　　在他看来，《宋史》本身的疏陋讹舛、复沓抵牾使它无法明乎有宋一代治乱兴衰，更无法起到端正世俗人心的作用，邵晋涵曾自述“宋人门户之习，语录庸陋之风，诚可鄙也。然其立身制行，出于伦常日用，何可废耶！ 士大夫博学工文，雄出当世，而与辞受取与，出处进退之间，不能无箪豆万钟之择，本心既失，其他又何议焉。此着《宋史》之宗旨也”.[13]328从着述宗旨来看邵氏重修《宋史》目的与浙东学术历来主张的明体达用一脉相承，正如万斯同所言“尽取古今经国之大猷，而一一详其始末，斟酌其确当，定位一代之规模。使今日失而言者，他日可以作而行尔。”③可见邵氏着史不同于一般的空言着述，而是具有强烈的“察往知来”的意味，更是为了实现其力行求治，有益世教人心的目的。

　　通过对邵晋涵经史之学的考察，不难发现，邵氏学术的根基深植于浙东学术传统之上，他以经学为根柢，以史学为归宿。邵氏在经学上采纳了汉学家的治学方法，而他又打破经学的视域，将其运用于史学。尽管邵氏的经学和史学都染上了一定的考据色彩，但由于浙东学术传统的制约，他没有无限制地从事饾饤考据而丢弃对义理的认知。相反，他主张会通汉宋而实现对“理”的探求，而他的史学也在这种会通中超越一般的历史考据而以经世卓然自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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