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基层政治建设中农民政治素质的现状

　　本文选取豫北地区具有典型代表性的五个村为调查分析样本。在研究方法上，以实证研究为主，采取抽样问卷的形式，并在调查过程中把问卷调查和田野访谈结合起来，以求获得第一手可靠而翔实的资料。在对调查问卷分析的过程中，借助spss分析软件，通过定量的数据分析来说明问题。根据政治素质的基本内涵，从农民的政治认知、政治心理、政治价值观、政治信仰和政治能力五个方面来具体分析。

　　一、农民的政治认知状况——渠道多元化下的渐进变革

　　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看，政治认知是“人们对政治体系、政治角色、现行政策以及政治输入输出所具有的认识及信念”^[1]。农民的政治认知水平主要是指他们对政治事务的知晓程度。由于受自身文化程度、心理结构等因素的影响，当代中国农民的政治敏感度还不强。

　　政治认知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认知渠道的多寡与通畅程度。在传统社会里，农民生活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对外界事务了解很少，缺乏接触和认知政治事务的机会和手段。现代社会的开放环境和先进的技术手段为拓展农民的政治认知渠道提供了条件。信息社会的到来，使农民对知识、文化、技术接受的渠道日益拓宽，“三下乡”活动倍受农民欢迎，希望工程、手拉手活动、一帮一助学工程、农民夜校及农民文化活动室等，成为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的有效途径。

　　调查发现，电视是村民获得时事政治信息的主要渠道，有效百分比为67.2%;其次是报纸和村民之间的闲聊，各占7.5%;再次是听收音机和上网，分别占6.3%和5%。可见，当今社会，村民获得政治信息的渠道已经逐渐多样化。电视、报纸、广播等大众传播媒介的政治影响日益增强。而且，有些村民开始接触网络这种最先进的信息媒介，虽然他们的主体是一些在外打过工的年轻人或学生。信息传播渠道的多样化导致村干部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通过垄断信息资源来控制村民。而且，随着“村村通”工程的顺利实施，大部分农村都通上了电话，开通了马路，村民对地方政府的“土政策”有什么不满，本村村委会干部有什么腐败行径等，很快就会传播开来。这无疑对增强村民的政治认知水平，进而提高他们的政治素质具有重要作用。

　　二、农民的政治心理状况——基层政权的信任危机

　　政治心理指政治主体在政治生活中对政治体系、政治活动、政治事件和政治人物等方面所产生的内心体验和感受，是伴随人的政治认知过程所形成的对于各种政治客体的好恶感、爱憎感、美丑感及亲疏感等心理反映的统称。政治心理作为社会心理的一种，受社会存在的制约，并直观底表现为政治情感。研究农村问题的著名学者曹锦清就十分重视农民社会心理的研究，他认为：“处于社会急速转变过程中的广大民众只有感觉、情绪与纷乱的识见。理论必须源于这些普遍的感受、情绪与意见，同时又必须高于它们”^[2]。而且在他看来，“社会心理比社会事件更为重要”^[3]。

　　“60年代我国遭遇巨大天灾，农民没有造反，困难在短短几年里就被克服了，当时靠的就是中国人民，尤其是中国农民在长期战争中形成的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政权的深厚情感”^[4]。在其后的20余年的集体生活中，农民生活总体上没有多大改变，但他们仍然不允许任何人有任何对党和政府及其领袖不忠的言论和行为。然而，乡村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以后，农民对党和政府的政治情感不再是盲目崇拜，而是转向理性认同。

　　对于当前农民的政治心理状况，要高度警惕他们对基层乡村两级政权的信任危机。在调查中发现，乡村干部的腐化、不合理地征用耕地、对环保的失望和赌博问题严重等成为农民诟病基层政权的主要问题。农民对基层干部信任缺失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他们不再把这些干部或农村基层政权看作是自己利益的代表，并表现出一种情绪上的对立。相反，他们对党中央和中央政府高度信任，说明单纯的民主选举并不能轻易增强村级公共权力的合法性。看来，怎样重塑乡村政权的合法性，让农民从心理上信任是下一步农村工作的一个重点。

　　三、农民的政治价值观状况——“合一分立”式的功利化变革

　　农民政治价值观念涉及人生价值观、物质价值观和精神价值观等内容。当今的农村社会，绝大多数农民已经认可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取得的成就，认可了市场经济的作用，认可了私有制的合理存在。同时，人们也看到了社会保障机制的羸弱、贫富差距的扩大和社会问题的突出[4]。

　　乡村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后，根据调查，农民在投票选举村干部时，首要条件往往是“能带领大家致富”。

　　农民的政治价值观正发生着“合一分立”式的变革。从“合”的角度看，农民的价值标准日益功利化、世俗化。从“分”的角度看，由于打工经济造成乡村的流动性，经济地位、从业经历等的不同，造成农民政治价值观的分立和多元。这也正好解释了调查中我们发现的一个明显问题，那就是对于同一个政治事件，不同年龄、不同从业经历的农民经常会给出截然相反的政治评价。

　　四、农民的政治信仰状况——基础稳固、偏差犹存

　　关于政治信仰,目前国内学者普遍认为,政治信仰属于政治心理、政治文化的范畴,指个人或群体对某种社会政治体系及其理论学说的信服、尊敬进而奉为言行准则的思想内容,是一种高级价值的信念。它由社会存在决定,是现实社会政治生活的产物。对于农民的政治信仰，总结的基本状况是基础稳固、偏差犹存。“基础稳固”指的是农村改革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农民树立对社会主义基本信仰的物质基础。调查的5个村，年人均纯收入由改革开放前的231元增长到2014年的7 455元。特别是新乡县的H村和F村，改革30多年间，年人均纯收入由190元增长到9 246元，增长了48.6倍。在收入增长的同时，农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从调查的5个村的情况看，90%以上的农户建了新房，其中二层楼房占比将近一半。耐用消费品，如电视机、摩托车、冰箱等户均拥有率很高。手机、有线电视也已广泛进入农家，有些农民还开上了小轿车。不少农民开始追求“吃讲营养、穿讲式样、用讲高档”的生活方式。改革带来的物质利益的增长，为农民树立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农民从内心认同了党的农村政策，更加拥护社会主义。

　　所以，对于当代农民，信党、信社会主义、信科学是主流。但农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也存在一些偏差，最典型的是注重物质追求，忽视精神追求。乡、村干部整天忙于“中心”工作和“政绩”工程，忽视思想政治工作，部分农村的群众大会、党员大会、文体活动、学习培训活动和经常性的管理工作只是形式或是一片空白。村民大会开的都很少，社会主义信仰教育就更谈不上了。另外，值得警惕的是一些农民对社会主义的信仰还不牢、信念还不强。

　　五、农民的政治能力状况——重选举、轻监管、待提高

　　政治能力是政治主体运用政治知识和政治经验参与政治决策、宣传政治主张、从事政治活动并取得政治绩效的能力。在广大农村，农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依法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自我教育的主要形式是村民自治。而“四个民主”，即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是村民自治法定和实践的基本内容。农民的政治能力也主要表现在实践“四个民主”的能力上。

　　农村民主选举的基本状况是轰轰烈烈中带着贿选的顽疾。经过二十年的村民自治实践，农民已经开始珍视自己手中的选票，具有授权意识，并懂得通过什么样的程序利用。但在具体选举过程中，有部分参选者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选票，对此问题，村民们态度各异。选择“在现在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这很正常”的农民占调查总数的22.7%，认为“这也是一种腐败，是不正之风的一种反映”的达到50.9%，而还有19.2%的农民认为“无所谓，和我没关系”，这说明超过一半的农民认为请客送礼拉选票行为是不正当手段竞争，应予以抵制。笔者认为当前最紧迫的工作就是要尽快完善和修改相关法律。明确竞选规则，以便于确定哪些行为是允许的，哪些行为是不合理的，甚至违法的。给群众以明确的判断标准，以利于监督候选人的拉票行为，从而为营造良好的选举文化打下基础。

　　当然，通过农民的政治参与，一大批思想好、作风正、有文化及真心实意为群众办事的人当选为村领导。但存在的问题也显而易见，那就是一旦选举结束，村民的政治参与使命好像就完成了，余下的事就靠村干部了。其实，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四者紧密相连，都是村民政治参与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重选举、轻决策、乏监管的事实表明，农民的政治参与能力还亟待提高。

　　六、余论：研究成果存在的不足或欠缺

　　在对调查问卷进行分析时，深感进行深入的数理统计分析的重要性。但由于课题组成员专业和能力所限，只能利用统计软件工具进行比较一般的分析。这是研究工具和手段的不足。

　　另外，通过前期的问卷调查与数据分析，对农民的政治知识、政治观念、政治态度、政治评价和政治参与能力等方面的内容进行系统地研究整理和描述性分析，着重就农民政治素质与基层民主建设两个主题进行重点梳理。但在研究中发现，由于中国农村地域广阔和非均衡性，要想比较全面地呈现当前农民政治意识与政治能力现状，还需要进行更广范围的调研和更持久的跟踪研究。所以，本课题研究结论有一定的局限性，也启示人们还需要就此问题继续进行深入持久的研究。

　　参考文献：

　　[1]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小G·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30.

　　[2]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5.

　　[3]闵琦.中国政治文化—民主政治难产的社会心理因素[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43.

　　[4][美]弗里曼、毕克伟、赛尔登.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