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阿米蒂奇的“全球思想史”与“国际转向”

　　在世界范围内，历史学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一直没有停止追求自我更新的步伐。在现实政治环境、学科内部发展以及学科交叉作用等多种因素影响下，许多“转向”应运而生，它们不只停留于口号，而发生在历史学各分支领域实践中，带动一批新研究的出现，使史学变得更为多元和丰富。其中，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的“文化转向”（ the cultural turn） 和“语言转向”（ the linguisticturn） 堪称其中最具影响、最被热议者。

　　①而就在最近 20 年，一股“全球史”的浪潮又在悄然掀起，它试图打破以往史学中民族国家和特定地域的叙述界限，在空间上重新塑造历史学的眼光，其影响之大，亦有形成“转向”之势。

　　当然，近几十年来的“转向”多以“非替代性”为特点，着眼于对既往研究的整合与重构，并不会让历史学一夜变天、重起炉灶。但是，“转向”之所以能成为“转向”,也在于它大体上会在历史学各个分支领域（ 或称“次领域”） 内同时发生，而形成集合态势； 若只是限于某个次领域内的新观点，尚不足以成为“转向”.②思想史作为历史学中较为特殊的一个次领域，③也深受以往各“转向”影响，而在史学的“语言转向”中则是最早投入的生力军。

　　④近年来，欧美一些思想史家也在从事语汇、观念、文本、思潮等跨国家、跨地区流动甚至是“全球性”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响应“全球转向”.然而，迄今为止还很少有学者能像大卫·阿米蒂奇（ David Armitage） 一样提出鲜明的思想史“国际转向”（ the international turn） 的主张，对这种趋势本身进行理论化的反省和提升。我们需看到，无论是“国际转向”还是“全球转向”,都不仅旨在叙写一部能包含各文明、各国家思想的“全球思想史”,它们并不是简单地从空间上扩大思想史写作的范围，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替代性工作，而是希望对既往思想史书写的空间思维模式做一种反思，这使其本身具有极强的理论对话价值。

　　阿米蒂奇本人虽是研究近代早期的大英帝国和大西洋史出身，但作为“国际转向”的倡导者，他一直希望将此扩展到全球各地域的思想史研究，而东亚思想史学者已迅速地回应其观点。2013 年9 月在台北创刊的《思想史》学刊在第 1 辑中就开设专题论坛，刊发阿米蒂奇《思想史的国际转向》的中译文，①由五位从事东亚思想史研究的学者进行评论，②并请阿米蒂奇作回应。这期论坛激荡出许多思想火花，也证明包括东亚在内的全球各地域思想史研究，都能从“国际转向”中受益，对传统思想史书写进行反思。由于相关论说都于最近提出，还未引起国内学界太多注意，本文就旨在做介绍和评述，并结合“全球思想史”的大背景做些探讨，以期待更多新研究的开展。

　　一 阿米蒂奇其人与“国际转向”的提出

　　大卫·阿米蒂奇现为美国哈佛大学历史系劳伊德·布兰克费恩（ Lloyd C. Blankfein） 讲座教授。他出生在英国，1992 年在剑桥大学获博士学位，之后曾任教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阿米蒂奇勤于笔耕，着述丰赡，他已出版的着作包括《“英帝国”的观念溯源》等五种，③目前正在撰写《内战： 观念中的历史》（ Civil War: A History in Ideas） .而他主编的各类着作则有 11 种之多。

　　④此外，他还是诸种系列丛书的主编与编辑，其中就包括由他在剑桥的老师昆廷·斯金纳（ Quentin Skinner） 创立、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着名思想史研究丛书“语境中的思想”（ Ideas in Context） .阿米蒂奇出生于英国曼彻斯特以南的斯托克波特镇。他的父亲是英国海军工程师，常年在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服役，童年与父亲的交谈激起了他对大西洋和太平洋历史的浓厚兴趣，在他心中埋下了种子。但他并非一开始就研究思想史或国际史。阿米蒂奇刚进剑桥时，学习的专业是英语文学，直到博士阶段，在研究弥尔顿《失乐园》时才开始对思想史产生兴趣，而后他到普林斯顿大学访问两年，在埃略特（ J. H. Elliott） 教授引导下，选择近代早期英国思想史作为研究方向。幸运的是，他得到斯金纳的帮助，回到剑桥后转到历史系，并最终完成一篇有关“英帝国”思想的博士论文。

　　⑤博士毕业后，阿米蒂奇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十余年（ 1993-2004） ,在此期间他继续英国思想史研究。按其所述，当时北美的“英国史学”正面临着危机和转向，学者大多不满足于在既有论题中固步自封，而希望更多以“帝国”的眼光来重新审视英国史，关注英国的国际关系和英国历史的“全球”背景。

　　①阿米蒂奇本人正是这种转向的推动者，其成果即体现在他的两本着作《“英帝国”的观念溯源》和《“大”英帝国： 大西洋史论集》中。

　　在 2000 年前后，阿米蒂奇的研究开始转向“国际史”（ international history） ,当年他开始了名为“现代国际思想的基础”的研究课题。该课题首先产生了一个意外成果，就是《独立宣言： 一部全球史》一书。起初，研究“美国《独立宣言》文本的国际背景”只是他构想中书的一章，但后来哈佛大学出版社的编辑麦克德莫特（ Kathleen McDermott） 建议他增加内容，讨论《独立宣言》在世界各地的传播，扩展成书后单独出版。

　　该书出版后出乎意料地大受欢迎，短时间内就有了意大利语、法语、日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和汉语 6 种译本，围绕该书论点已召开多次研讨会，同时还受到了世界各地学术圈外许多普罗大众的关注。

　　②尽管该书关于《独立宣言》某些段落的观点遭到一些美国史学者的质疑，③但它仍不失为近年来有关“文本跨地区、跨国家传播”的一项示范性研究。它的出版和受欢迎促使阿米蒂奇重新规划原构想的着作，并思考国际思想史的理论基础。他所说的“国际思想史”指的不是“国际思想”的历史，而是“国际”的思想史。

　　④其中的理论探讨，即为后来出版的《现代国际思想的基础》第一章《思想史的国际转向》。

　　阿米蒂奇如此关注“国际”这一向度，部分缘于他之前对“大英帝国”的研究。当眼光聚焦于“近代早期”（ early modern） 这个时间段时，“帝国”是无法绕过的历史叙述对象，尤其是以英国为代表的跨大洋、跨大洲的殖民帝国。而在最近两个世纪，这些殖民帝国纷纷崩塌，各殖民地都开始产生独立意识，建立起以民族为主体的现代国家。这种政治局势变化，给各地区的历史书写都打上深深烙印，民族历史学者们希望摆脱之前由殖民者们主导的“大历史”叙述，逐渐自觉地以本民族国家作为叙述单位，以国族主义为方法论。思想史领域也受此影响，基于特定地区和民族、特定语言内的思想史书写纷纷出现。

　　正是立足于“帝国”的研究经验，阿米蒂奇不满足于现代民族国家史学，在他看来民族国家模式为思想史研究铸造了过于强硬的边界，从而产生了“固化”（ reification） 的危险，遮蔽了历史的许多面向。因此，他更希望思想史能转向“国际”.然而，思想史有其特殊性，不同于一般的“全球史”.思想史研究要转向“国际”乃至“全球”,遭遇的挑战更为复杂。从当下“全球史”研究的整体境况看，占主导地位的是“唯物”倾向，换句话说，研究环境和气候变迁，物品、技术、人口、资本的流动等问题占据主流，⑤而研究较抽象领域的思想观念、宗教文化则有所不同，它受制于语言和物质载体，与特定解释框架的关联也更为密切。

　　⑥在经历民族国家史学洗礼后，国族主义变得根深蒂固，有时难以察觉； 而从另一方面看，伴随着民族国家史学的盛行，思想史研究从方法上也在逐渐趋向“在地化”,这使得语言和地区的跨越对它来说愈发艰难。尽管从“帝国-民族国家-国际”这样的变化看，似乎让人有回归之感，但阿米蒂奇相当审慎，观念层面的“国际”研究不仅要超越民族国家界限，也要超越“帝国”遗留下来的心理边界，它面临的是全新的问题。

　　二 为什么思想史研究需要“国际转向”?

　　如果我们追溯“思想史”这种史学叙述的产生过程，那么在一开始，“国家”并不成为问题。在16、17 世纪，欧洲较早一批叙述“历史上的思想”的学者，都基于一种世界主义的眼光，其自觉问题也是普世的。

　　①在早期，这一眼光可能是一种延续已久的基督教普世主义所致。而到了 18、19 世纪，启蒙运动及其后的几代学者有意识地以超越国家和民族框架的方式对观念进行思考，他们论述的前提，往往就是观念乃人所共通，不分种族、阶层、性别、年龄等。这种普世的取向被阿米蒂奇称作是“非国家的”（ non - national） .

　　②但在最近的一个多世纪，尤其在所谓“非西方”世界的学者中间，由于政治以及其他各种因素的影响，国族化的思想史书写相当常见。如果仅仅以民族国家为单位来叙述思想史，那么对后者的普世性并不会构成太大挑战。但问题在于，这些研究“非西方”的学者仍然需要使用西方概念（ 比如各种“主义”） 来对本土思想进行描述。这种“本地的”思想史研究中始终贯穿着张力，既一方面要在西方概念的框架中对本地思想进行定位，另一方面则尽可能地强调本地思想的特殊性。

　　“本地的”思想史反过来又会强化民族国家的界限，当学者们建立起一套本民族的思想历史谱系后，它很容易固化，形成斯金纳所说的一套“神话”（ mythology） ,仿佛这些观念本来就如此存在。

　　③这样，非西方的思想史在将西方概念普遍化的同时，又在不断地营造着“特殊”的普遍概念，扩充原概念的内涵，甚至使后者看起来像是“分化”成了许多不同的概念，加剧了思想史的地区割裂性和碎片化。

　　以笔者较为熟悉的“人文主义”（ humanism） 概念为例，这一概念在世界各地区的传播，使学者们（ 西方和非西方的） 都倾向于以其为工具研究各民族思想，比如论述中国传统或儒家的人文主义在 20 世纪大行其道。现有思想史辞典在解释“人文主义”时，往往需要把世界各文明、各地区的“人文主义”都包容进来，而各种“人文主义”之间又颇有差异，形成碎片化的景况。

　　④“碎片化”和“多元化”不同，前者是“固化”的产物，它强行用“人文主义”之类西方概念描述各地本土思想，不但会频繁衍生出新的概念内涵，还可能抹煞本土思想原有的丰富性和活力。

　　1其实，以民族国家为单位来叙述思想史，其方法本身并无谬误。特定民族国家往往与特定语言相关，尤其对于那些由长期延续、稳定发展的文明转型而来的民族国家（ 如中国） 而言，语言及其产生的一整套文化，正是思想产生和演变的土壤，也是其独特性的来源。“后殖民”思想家法侬（ Fra-ntz Fanon） 的着名说法是： “说一种语言，就是在承担一个世界，一种文化。”

　　⑥从整体来看，这都可以都归结为思想产生的“语境”.按照凯利（ Donald Kelley） 的研究，西方的思想史研究中一直都存在着“内在理路”和“外部环境”这两种解释进路。

　　①前者注重思想本身的发展和演绎逻辑，而后者看重的是外部的政治、社会、甚至个人生活因素对思想产生的影响。而在最近几十年，尤其是以昆廷·斯金纳为代表的“剑桥学派”提出“语境”（ context） 一说后，②简单的“内∕外”区分被一种更具针对性、更富解释力的“语境”指向所涵盖。这种“语境”既可包括“语言语境”,也包括社会、政治的“语境”.

　　③无论是哪种“语境”,都会使思想在特定地区的形成环境被更多重视。葛兆光在评论中首先提到这点，并指出，传统中国/东亚思想史的最重要“语境”,就是国家/王朝作为政治背景，中国思想史的方方面面，都离不开这特定的政治语境。

　　④而“语言语境”带来的冲击则更大，在东亚思想史领域，以刘禾（ Lydia Liu） 为代表的学者质疑词汇和观念在跨语际的翻译过程中，两种（ 多种） 语言之间不言自明的对等性，而更强调在“主方语言”中的创造性。

　　⑤对“语言语境”的考量，客观上在不同语言的国家和民族之间划出了界线，跨越语境的思想传播不能再被视为简单的复制。

　　推动思想史研究走向“在地化”的，并不只有对“语境”的重视，还有观念研究领域普遍出现的“空间转向”（ spatial turn） .“空间转向”在近年来的欧美历史学界和人文领域中也是一个热门议题，它起源于 20 世纪 60 年代，最初发生在地理学和社会理论领域，而后扩散到诸如宗教、文学、人类学、艺术史等等学科。和许多类似“转向”一样，尽管各个学科中的“空间转向”都包含着对“空间”的关注，但它在每个学科中表现出的具体问题是不同的。

　　⑥在观念领域内的“空间转向”,实际上开始于科学史学科，科学史家们最先受到地理学领域的影响，开始质疑一种普世性的真理，而强调观念的本土性。也就是说，观念（ 包括科学观念） 都是从特定的空间中产生的。

　　⑦就思想史和知识史的研究来说，“空间转向”和对“语境”的追求是相呼应的，只不过前者更为强调空间、地理的一面。那么，这种种趋势相互合流，会不会愈发推动“全球的”思想史分裂成各自为营的一块块碎片？

　　阿米蒂奇对思想史的“在地化”有充分体察，在他看来，“语境”和“空间转向”都不是思想史转向“国际”的敌人。思想史当然可以专注于某一特定的地区，但它需要警惕的是一种“固化”的国族叙事模式。这种模式通过建立民族国家思想的历史谱系，在不同的国家间区分出不同的“思想原型”,这样，即使是那些名为“跨国”、“比较”的研究，也可能是在确认和强化这些“思想原型”,也就是强化国族界限。

　　李蕾（ Leigh Jenco） 尖锐地指出，“政治理论的全球化往往使民族主义疆界更为稳固”,因为政治思想的在地“固化”会使得人们忽视观念的流动性，“观念的空间化其实是限囿了，而非助长了思想”⑧事实上，这样的情况不仅在思想领域，在更为常见的“跨国史”研究，比如对环境、犯罪、流行病、跨国公司等的研究中都会出现。

　　⑨思想被“普遍化”的过程，反而使得思想本身的流动性被遮蔽、被忽视，这正是思想史需要“国际转向”的原因。

　　三 阿米蒂奇的“国际转向”与“全球思想史”之前景

　　作为斯金纳的学生和“语境中的思想”丛书主编，阿米蒂奇对思想史研究中的“语境”取向非常熟悉。而且，作为“国际转向”的倡导者，他主张一种更为灵活、更为宽泛的“语境”理解。在回应葛1同于“当时代的政治文化”,也不能完全由语言所决定。“语境”可以是文化的、宗教的、制度的、经济的，更重要的是，它不一定是语言的或者概念的，也可以是物理的或者空间的。也就是说，“语境”可以超出国族边界、语言边界，甚至它会处在不断流动变化中。

　　①如何理解这点？ 慕唯仁（ Viren Murthy） 在评论中提出了一个很有趣也很关键的问题： “为何有些观念（ 比如革命、民族自决等） 会在特定时间里，特别容易成为全球性的观念？”②这个问题是单纯的“民族政治语境”和“语言语境”所无法解决的。尤其在最近几个世纪里，跨国家、跨语言的全球“语境”和“在地”语境一样重要。阿米蒂奇研究《独立宣言》文本在全球的传播，即能最清楚地表明，民族革命、民族自决的观念是如何在不长的时间里迅速蔓延全球，尤其是蔓延至“非西方”世界，为这些地区的人们提供了一个“语境”,使之同样表达出自己的“独立宣言”.

　　其实，无论是“语境”取向还是“空间转向”,都可以被思想史的“国际转向”借助，来反对国族主义历史书写的“固化”模式。要冲破这一“固化”牢笼，最基本的态度是对思想流动性和对话性的充分强调。按阿米蒂奇的想法，英国的自由主义和印度的自由主义当然有差别，各自有其成长的“生态环境”,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就会分化成两个概念，事实上，“它们的立论并不忽视彼此，而是经由对话，考量当地接受条件、流通性以及论点的交互影响”.

　　③所以，正确的态度不是急于塑造出两种不同的“自由主义”发展谱系（ 英国的/印度的） ,而是具体分析它们相互对话、接受、彼此影响的特殊“语境”.只有这样，它们才不会被人为的国族界限所割裂，“自由主义”概念也能得以包容更多地区经验，在更宽广的思想基础上找到自己的定位。

　　普世取向是思想史的内在要求之一，但经历了 20 世纪民族国家诞生浪潮后，启蒙时代的那种简单的“非国家的”思想史已经很难再成立。在阿米蒂奇看来，目前需要的，是一种整合跨国经验的“超国家的”（ supra - national） 思想史。

　　④提出口号固然容易，在今天的情况下，要整合跨国经验、甚至全球经验的思想史，该如何使用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那些基础观念？

　　毫无疑问，在经历了这一波“在地”思想研究的热潮后，启蒙时代的西方思想家们勾划出的诸如自由、民主、人道之类的宏大观念，尽管其词汇形式没有变，但内涵已大不相同。在近几十年来的后殖民批判浪潮中，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已成为思想界的“政治正确”,这些宏大观念背后附带的权力运作，或者说“霸权”（ hegemony） ,已被充分曝露。学者甚至试图将生发了“现代性”的欧洲经验描述为一种“地方经验”,以此来实现对“中心”的消解。

　　⑤但消解之后，“无中心”或者“多中心”的状况，无疑使得“国际的”或是“全球的”思想史又面临着同一性的困难。

　　然而，无论是阿米蒂奇还是他的评论者，都极为看重以后殖民理论和“空间转向”为代表的取向对思想史研究的意义，如果不是它们带来的对启蒙以来普世观念的反思和对观念“在地”情景的充分考量，那么不同地区间的思想裂痕将越来越大，要寻求新的“超国家的”观念就无从谈起。所以，旧有“中心”的消解并不可怕，李蕾就提出，要重新考量思想传播中的“通用化”（ generalization,或译“普及”） ,即不能因为思想在新的环境中重新建构，就否认其“通用化”的一面。而考量这种“通用化”的核心，则是基于其相通的部分，作一种“中心重定”（ re - centering） .

　　①此外，阿米蒂奇也希望重新引入“长时段”（ Longue Durée） 视角。几乎在阐述“国际转向”同时，他也在思考“长时段”理念与思想史实践的融合。从“长时段”视角出发，可能会克服目光只聚集在短时间和共时层面时所导致的对“语境”的过分看重。

　　②整体而言，“国际转向”其实并没有它在字面上看起来（ 要达成“转向”） 这般野心勃勃。阿米蒂奇原本只是期望揭露思想史叙述中的过度“国族主义”倾向，并主张一种更大、更宽广、更灵活、更具空间性的“语境”理解。实际上，他并不讳言，“国际的”思想史要走的路还很长。若再进一步谈论“全球的”思想史，则他的态度更为审慎。

　　③要真正实现一种“全球思想史”,并不只是研究“国际”或者“跨国”思想史即可，它需要基于全球经验的观念基础。与整体的全球史研究一样，在当前，“全球思想史”只能更多地体现为愿景和方向，各国史学界在理论和实践等方面都未实现意见统一，④若强而为之，则只是空头大名，内里还是散落的地方或局部经验的拼合。比如弗雷德里克·库柏（ Frederick Cooper） 就提出，即使是目前出现的跨语言、跨地区思想联系的研究，也只能称之为“互相联系的历史”（ interconnected history） ,还不能构成“全球”.

　　⑤为什么说目前思想史研究所能提供的观念基础还不够宽广？ 这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从时间上看，由于对观念跨国、跨地区流动的强调，现有的“国际”思想史更多关注的是此类流动较为频繁的近几个世纪，然而，对于各文明相对独立发展的较早时间段，仍然需要有能真正突破各自文明“语境”的“中心重定”.第二，从空间角度看，“全球史”或者“全球思想史”关注的空间范围，应该包括整个地球，不仅是那些已经发展出高度现代文明的国家，也应包含那些尚未接受现代文明，甚至是还处于相对原始状态的地区。

　　⑥“全球”对思想史的空间视野提出了更高要求，而要完成这一目标，还需要思想史学科外的，诸如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帮助。

　　但无论如何，对大部分学者来说，民族国家还是现实的生存境遇。可以想见，除非在“帝国-民族国家”后，人类的组织格局出现新的变化，否则民族国家的历史书写仍将长期存在。但是，我们或许可以期待，经过这一轮的“国际”和“全球”转向之后，包括思想史在内的历史书写，将具有新的、更为宽广的眼光，而千百年来极大地影响了人类生活的一些思想观念，也会被重新加以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