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主体对史料运用的问题研究

　　史料是人类的遗产，"得史料之途径，不外两种：一曰在文字记录以外者；二曰在文字记录者"[1].笔者这里所说史料特指文字遗存。学界从主体认识的角度来探讨此种史料的相对较少①.笔者在他们已有的研究基础上，来继续深入探讨主体对史料运用的问题。

　　人类遗留下的史料由于时空情境别异、个人认知水平不同等，今人解读前人的文字遗存可能会存在差异，尤其是一些哲理性史料，如"初九：潜龙勿用；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九四：或跃在渊，无咎；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2]13-14等。此种史料具有深刻道理，是人类在数百年经验积累基础上总结出来的。因此我们在读原文的时候就可能得出不同的认识，故在理解、引用此类史料的时候，各凭自己的见解高低，可能会存在"断章取义"的解读。

　　然而对研究历史及史学的学者来说，对一些史料的断章取义绝对是大忌。严耕望认为，"断章取义地引用史料也是一种极常见的毛病，利用史学为政治服务的人们，故意断章取义，以成其曲说，自不必论。就是一般学人也常犯此病，尤其主观强而学力不深的学人更易犯此毛病"[3].他还举出很多典型的例子说明断章取义的危害。但笔者以为，一些史料可以"断章取义",只是运用的程度有差别，可能存在以下三种类型：一是史实史料，二是实理同一史料，三是哲理性史料。

　　一、史实史料型

　　史实史料就是人类历史上真实发生的事，被当时人或后人如实记载的材料。人类文明可作史实史料的很多，是组成历史骨骼的材料。但是，"我们所接触到的历史事实从来不是'纯粹的历史事实',因为历史事实不以也不能以纯粹的形式存在：历史事实总是通过记录者的头脑折射出来的"[4],它是"一种观念性的精神产品"[5].因此，笔者说的史实史料也是史家头脑中主观反映的存在，但他们记下这些尽量做到"尽其天而不益以人"[6]220.

　　然而，记载史实者可能会以当时的方式来传递文献，本来在当时人看来是史实，但后来史家解读此史实会因时空差异、文献传承局限、主体认知参差等，导致对该史料理解的迥异。

　　因时空差异导致史实理解存疑的有许多，如顾颉刚提出"孟姜女即《左传》上的'齐梁之妻'"[7],这本是个历史事实，可经过后人的追加却"从哭夫崩城变而为'旷夫怀征夫'"[8]110.这个典型事例反映出历史事实因时空差异的转变，以及后人对历史事实随意增删篡改等。若我们不明白这个事件的源流，就有可能理解有误，把后来误改看作真实历史事件。另外，有因文献具有局限，"在流传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在内容上往往会产生许多错误。这些错误中，最为常见的是衍文、脱文、讹文和倒文。"[8]85"近人章钰曾采用各种宋本校订《资治通鉴》正文，章氏自言校出了脱、误、衍、倒四者，盖在万字以上。内脱文五千二百余字，关系史事为尤大"[9],就是一典型事例。这样在原史料中，衍、脱等可能造成史实史料失真的典型还有《后汉书·郑玄传》记载郑玄在追述自己的经历，"言曰：'吾家贫，不为父母群弟所容'"[8]85.这里据"阮元及其弟子陈鳣利用碑文和元刻本《后汉书》进行校勘，才发现此句话中的'不'字为衍文"[8]85.一个否定词的增加完全改变史实，类似还有许多。主体尤其"史家往往从自己最熟悉最懂得的知识出发去理解历史"[10],如"高宗凉阴"这个史实。子张曾问："书云，'高宗凉阴，三年不言，何谓也'?"[11]159孔子回答为"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11]159.胡适根据古籍记载及推理考证，认为"高宗凉阴，三年不言",正是殷朝旧制"三年之丧"[12]18,也是"'儒'的丧礼"[12]18.

　　郭沫若早年学医，从医学角度主张"高宗凉阴，三年不言"是得了"不言症"[13]439,并且解释道"所谓'凉阴'或'凉闇'大约就是这种病症的古名"[13]439.胡适和郭老谁解释得符合原意，估计很难证实。笔者以为，绝大部分历史记载中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史实如严耕望坚持的不可断章取义，即不能因自己的好恶而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或者恶意曲解历史，但对有些史实史料的领悟，如"高宗凉阴，三年不言"的解读、诸葛亮躬耕在南阳还是在襄阳的辩论，以及国内外学者对"查士丁尼瘟疫"研究结论等，材料几乎相同，却观点各异，您说谁是在"断章取义"?这也是如今史家必须面对的客观事实。

　　二、实理同一史料型

　　实理同一史料就是事理寓于史实中。史料保存主要由文字符号起中介作用，叙述的同时，有可能掺进着者的价值判断。记载历史用词的不同就可能有深刻道理蕴含其中，因此一些史实史料中就有很多事理。白寿彝早在《司马迁寓论断于序事》中谈过，其实就是笔者所说的史实寓于事理中，"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14].白先生紧接着这一论断，以丰富详实的史料具体论证了司马迁寓论断于序事，如他认为"司马迁结合具体的史事，吸收当时人的评论或反映，不用作者出头露面，就给一个历史人物作了论断。更妙在，他吸收的这些评论或反映都是记述历史事实发展过程中不可分割的部分，他们本身也反映了历史事实"[15].

　　可知我国古代实理同一的史料是存在的，其实早在《尚书》《左传》等典籍中就有大量的史料体现着这一论断。如"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2]183,不仅述说商王的历史，还含有丰富的治国道理。再如《左传·宣公二年》"赵盾弑其君夷皋"[2]1866,记载的就是历史事实，只是用词差异来存事理。按照当时解读，"弑"体现赵盾以下犯上，有贬斥赵盾的地方，直呼君名"夷皋",也有批评君主不当的，说得很隐微。史料里蕴含有记载者大量的价值判断，或隐晦或褒贬，实际就是他们自己话语借助具体历史事实的体现。

　　中国史籍中有实理同一史料，西方历史材料中也有。如希罗多德在描述居鲁士攻打巴比伦渡过金德斯河时的情景，先写"当居鲁士试图渡过这条只有船才能渡过的河流时，在随他出征的白色圣马中，有一匹非常鲁莽的冲到河里去打算涉水而过，但是这匹马被水流卷住冲跑，因此给淹死在河里了。对于这条河流的暴虐无礼，居鲁士感到十分愤怒；他威吓说他将要打垮这条河流的威力，而使甚至妇女都能够不湿到自己的膝盖而容易地渡过去"[16].叙事中体现了居鲁士的很多特征：有性格上的，有反映以后胜利的。这样的史料还有很多，可见"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6]209,不仅我国如此，西方也是一样。

　　这部分史料可不可以"断章取义"?就拿"晋赵盾弑其君夷皋"来说，有的史家以此来说赵盾杀了其王，而有的史家以此说古人记载历史有史义在其中，一表一里，都是有道理的。《春秋左传集解》里"君子曰：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诗曰：'孝子不匮，永锡而类。'其是之谓乎?"[17]7.这里引《诗经》里"孝子不匮，永锡而类"与原文本意是不相同的，杜预注以为"诗人之作，各以情言，君子论之，不以文害意"[17]10.《礼记·乐经》中说："古知理乐之情者能作，识理乐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2]1530从原文看，本是古人说"乐"的，可很多人引用到说文章的高下之分，这能叫"断章取义"吗?

　　近人胡适曾在中央大学宴会上讲："今者北大同人，死者死，杀者杀，逃者逃，北大久不为北大；而南高经东大时期，成中央大学，经费较昔日北大多三倍有余，人才更为济济，我希望中央大学同人，担北大所负之责，激烈的谋文化革新，为全国文化中心云。"[18]121这里表面是说现在北大不如中大，中大要担负北大的责任，可他又说："中央大学宴会，他们又逼我作答词，我实在没有话说，便说了几句不很客气的话。"[18]121联系胡适以后在北大所为，可知这里他所讲所指其实都是反话，而引此文就可能会存在"断章取义".作者本意和文章表面意可能很难把握，没有日记流露出真相，引用文章表面意谁能说错?有日记帮助，知有他指，更能体现史家睿智。

　　笔者以为，关于实理同一的史料，分析其引用是否是"断章取义",应视具体情况而定：有的可以，而有的不可以。至于划分的标准也没有任何人去厘定，笔者认为也不必要，因为每个人见解高下各异，有的史家即使给他厘定一个标准，或许会因为主体领悟各不相同，制定的标准反而是树立障碍，不利于学术争鸣。这就看各自的史识高下了。

　　三、哲理性史料型

　　哲理性史料就是纯粹是或大部分含有抽象道理的思想材料。这样的史料也有很多。我们在解读前人这种史料时会产生很多龋差，约而分之为三大类："文章"解读类、理论类、得意忘言类。"文章"解读类。文即文字，章即篇章。中国文字，古今字形、字音、字义等有异。我们以今解古，就存在时空上理解的偏差。"语言只有在具体使用中，亦即词语只有在句子中，句子在上下文中，上下文在整个文本中，文本在特定社会（时空条件）语境中，才具有了解或才具有其'意义'."[19]

　　字形、字义时空上各异大家都很熟知。字形上如甲骨文与金文、籀文、篆体、隶书等的形体递变，希腊字母与拉丁字母、英文字母等的因袭；而中国与西方文字一个汉字一个字母，形体又大异。字义上有本义、假借、引申义等，古今义几乎没有不演变的。时变字义也蕴有新意，如贿赂、风骚等，并且空间不同字义也有差异，如"朝鲜谓儿泣不止曰喧，秦晋谓儿泣不止曰唴，楚谓儿泣不止曰咷，宋谓儿泣不止曰喑"[20].字音几乎每代都有演变，清儒及近人早已尽述，笔者只就重音位置举例略说。如老子《道德经》里"知不知，上；不知知，病"[21]178,我们在读"知不知"时把重音放在三个字不同的位子，会有三个意思产生。重音在第一个意思为"知，不知";重音在第二个意思为"知不，知";重音在第三个意思为"知不知".像此类史料还有许多，史家在理解这类史料时，就有可能因读音的重心转移来断其章而取其义的。

　　篇章上因错简产生或句读的划分而产生"断章取义"的就更多。中国先秦典籍如老子《道德经》据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甲乙本德在道上。我们今人看的《道德经》就可能有错简，以往遵道，如今也该重视崇德了。还有《道德经》里"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也可以读为"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21]1,两种解法看似只是多两个逗号问题，其实意思却相差万里，谁的是"断章取义"?估计解者不知、读者不知，唯有老子复活可知。

　　理论类，中外也有很多。中国古代传统的儒家十三经，很多就是哲理性史料，如《孝经》里"子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是则之'"[2]2545等，以致张之洞感叹"《尚书》之文，《春秋》之义不能尽解，《周易》则通儒毕生探索，终是解者少而不解者多"[22].至于诸子的文章，很多都是此类，如老子"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管子"不法法，则事毋常；法不法，则令不行"[23],韩非子"凡人主之国小而家大，权轻而国重者，可亡也"[24]等，都是微言大义。以后的《吕氏春秋》《淮南子》《春秋繁露》，佛家的《金刚经》《成唯识论》《坛经》等，以及宋明理学留下的很多史料和清代一些大儒的着作，还有近人章太炎、梁启超、太虚大师、李大钊等着作中都含有大量的哲理性史料。

　　西方古代理论类史料也有很多，如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等。近人的一些理论创获，无论自然的还是人文的都可以归入此类，如牛顿的力学成就、爱因斯坦的时空理论，以及康德与黑格尔的哲学、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哲学体系等，都可以看成哲理性史料。

　　笔者以为，我们的史学就是要以人类为研究整体，全面认识历史，即要包含有哲学、文学、物理学、化学、医学等。自从分科之学提倡以来，人类很多的认识就被局部化，很多人仅持一孔之见，就认为他理解了人类，认识了人，这是很荒谬的。我们的历史学把人类置于整体下考察，这是我们与其他诸门学科最大的不同。人活在世界上不仅仅为穿衣吃饭，还要学习如何生存及更好地实现人生价值等，这就用到很多知识，包括很多哲理性史料。这类史料每个人都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至于发表自己的看法对或错，估计只有原着者自己能够知道，或许史家对真理的认识正是在争论中诞生。

　　得意忘言类就是获得文意不重视或忽视言辞。"言以象尽，象以言着。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21]414古人读书讲"好读深思，心知其意",对表面的文字不太重视，因此"学者于古人之书，虽固经传之原文，贤哲之语，犹当平心静气，其意旨所在，不得泥其词而害其意"[25],也是说的同样道理。同时可能存在言不尽意的时候，如历史学者"写作中的迂回曲折或使用82黄河科技大学学报方法的来回摇摆，这些都给我们的作品打上了烙印，但就最终成品而言，这些东西隐而不露"[26].还有就是"历史学者的工作程序，这一般也不向读者公开说明"[26],可知文字只是我们交流需要产生的，文字之外，蕴意无穷。既然我们彼此明义，言就无关紧要，正如《六祖坛经》里所说："师自黄梅得法，回至韶州曹侯村，人无知者。有儒士刘志略，礼遇甚厚。

　　志略有姑为尼，名无尽藏，常诵大涅盘经。师暂听，即知妙义，遂为解说；尼乃执卷问字。师曰：'字即不识，义即请问。'尼曰：'字尚不识，曷能会义?'师曰：'诸佛妙理，非关文字。'"[27]可见，六祖也是深通此理。史家解读史料，多靠的是文字，现在连文字都可以忽略，直取其义，我们断其章而取其义又何妨?从以上笔者对史料的述说中，可以知道"断章取义"是有限度的，不是想"断章取义"就可以的。

　　但是，有时许多界限又是很模糊的，因为很多史料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能决然分开，可我们要知道最基本的史实史料，一定要客观对待，这是历史学的根基，并且对于有些史料如哲学性史料切忌不要绝对化，可以因人而异。天下很多事情都是这样，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或许有，也在寻找中。人类正是在摸索中前进，我们对史料"断章取义"的认识也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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