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对未来的中国新闻传媒的发展期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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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漳南一邺

  1、新闻媒体自由地享受对界人士新闻权的同时，必须履行保护界人士人格权的义务。
  任何权利的享受都不是无和无节制的，权利和义务的平衡是法治社会的基本原则。新闻媒体可以报道新闻，甚至也可以报道他们的隐私和绯闻，但从法律的角度考虑，这种隐私和绯闻必须符合这样的要求：这些隐私或绯闻与他们的演艺活动有关，由于他们比其他社会公民更多地享受了成名权，所以应该放弃一部分隐私权来求得与成名权的平衡，这是出于受众“公众兴趣”的需要；或者，这些隐私是他们主动曝光的，即主动告知新闻媒体的。隐私权的特点之一，即隐私权的可使用性，放弃隐私（即自曝隐私）是他们行使隐私权的表现方式之一，就像名人常在自传中大曝自我隐私一样。除此之外，新闻媒体在报道新闻时，不该非法侵害界人士的隐私。
  2、新闻媒体报道新闻时，不应放弃对高尚道德理想的追求。
  新闻媒体负有自身的社会义务，必须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在市场经济时代，市场的需求、受众的需求应该得到尊重，但这种尊重也不是无和无节制的。受众那些与主流社会道德理想相左的需求，不应在我们的新闻媒体中得到满足。对此，我国的《宪法》和其他法律以及《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都有规定。对这些规定的违反，不仅是非道德的，也是违法的。
  3、防止界人士利用新闻媒体实现个人利益。
  我国的社会制度保障着每一位公民都有权依法行使言论自由的权利，保障着可以借助媒体成名的权利，但是，这种权利的享受应以不侵害社会的和其他公民的权利为前提。一些界人士借助新闻媒体炒隐私和绯闻，从社会权利的角度分析，是过度侵占媒体的行为，如果任由这种局面存在，将严重地影响媒体的地位，最终会造成社会权利的失衡。从公民权利的角度分析，界人士恶炒隐私和绯闻，会造成受众接受的信息单一化，影响其获得多样化的其他信息，最终会造成社会其他公民社会知情权的失衡。
  4、用法律手段结束（平衡）新闻报道中的权利和义务博弈。
  在张铁林易案中，新闻的当事人是以起诉并最终胜诉的方式，结束了一场权利和义务的博弈。这是在无可奈何的状态下，求得的一种比较理想的结局。这样的结局，可以阻止周璇们借助媒体的炒作来获得法外的权利（未有更多付出而获得更多的知名度）。当然，这样的例子比较少见。在大多数情况下，恶意的炒作大多不是以法律的方式作结，而是用不了了之的方式作结的，这也是界人士敢于一次次“博出位”、“炒绯闻”的重要原因，根本的解决方法，还得借助法律的力量。
  从法律的角度分析，新闻媒体面对炒作时可供选择的方法有：
  方法之一：保持沉默。恶意炒作追求的主要结果是媒体报道（不管是正面还是），只要“混个脸熟”就行。面对界人士及其经纪人的恶意炒作，保持沉默是媒体最有风度，也是最有力的自我保护，法律保护媒体的这种沉默权。
  方法之二：主动评论。面对恶意炒作，媒体不应“有闻必录”，而应主动评论，激浊扬清，让居心不良者的计谋大白于天下。黄健中录音带发生后，《扬子晚报》除了先后报道张钰、黄健中双方的声音外，还发表了《某些人该补廉耻课了》的评论，对演艺圈“以性博名”的不良做法提出了一针见血的批评，表达了媒体的社会责任感。这样的做法，也符合权利和义务平衡的法律要求。
  方法之三：还原事实。保持沉默并不是对新闻不闻不问，而是在恰当的时候 ，推出还原事实本来面目的新闻，揭露恶意炒作者的手法，使这些屡试不的手法失去效用，从而维护新闻媒体和新闻记者的尊严。报道事实，这是法律赋予新闻媒体和新闻记者的主要功能，我们必须认真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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